附：独裁者的文艺范儿——为牡丹峰罢演事件而作 杨光，《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4期

   在宪政民主国家，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是律师，这有统计数据为证。比如，美国的总统、国会议员、部长、州长以出身于法律职业者为最多。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宪政民主国家都是法治国家，政治人物的一切公务行为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之内、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手段去行使，“法无授权不可为”，所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与其他职业者竞争政治职务，其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面，自然占了不少的便宜。
　　在独裁专制国家里，最适合于从政的群体似乎是文人——虽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文人这个称谓比较笼统，此处特指“文艺工作者”——这是按共产党的职业分类学。中国古代的情形不必细说，因为科举取士考的就是作文章、“代圣人立言”的本领，有文学天赋者，文字表达技巧比较高超的人，在公职竞争中当然会有更大的个人优势。唐代的诗人埋怨“怀才不遇”，那可不是埋怨他的诗作无人欣赏，而是责怪皇帝没有赐予他与其文才相称的官职。古代文明尚未分科化、专门化、职业化，文化程度较高者大体都有一些文学气息，文人做官，倒也正常。而到了近现代，文化分科越来越繁杂，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隔行如隔山，诗人、作家、文艺家早已不再是文化程度高的象征，作文之道更与治国理政之道殊途而异归，文艺职业者仍然成为一个国家主要的、甚至首要的政治家来源，则就不那么自然而然，而是专制独裁国家特有的现象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用了专门一章来分析“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首要的政治家，其后果如何”。他发明了“文学政治”这一术语，并对其嗤之以鼻：“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他告诫说，“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他指的是耽溺于热忱与梦想、自我中心、不切实际、夸大其词、文过饰非等等东西。但他认为这只是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激烈、惨痛与“文学政治”现象高度相关。
　　二十世纪至今，人们早已发现，文艺与政治的恶性关联并非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法兰西的特殊国情。其实这是一个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共性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象。比专制国家文人当政、“文学政治”更加引人深思的一个现象是：大独裁者似乎都有些文艺细胞，甚至颇有文艺范儿。
　　希特勒是画家，曾以画风景明信片谋生。若是当年希特勒满怀梦想所报考的维也纳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稍微降低一点录取标准，也许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三流艺术家，而少了一个“伟大的元首”，世界历史或会重写。
　　斯大林是诗人，年轻的时候在格鲁吉亚的小报小刊上发表过大量的诗作，他的诗写得怎么样现在已经很难考评，但他成为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慈父般的领袖”之后，还亲自写过一本语言学专著，可见其自视为语言文字方面的行家高手。
　　毛泽东据说也算是诗人，有的人认为他还不是一般的诗人，而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虽然他的旧体诗词在押韵、用典上不尽工整，将“屁”啊“屎”啊不雅词汇写入旧体诗里，也让方家难堪。抗战结束国共谈判之际，毛一首《沁园春·雪》曾让陪都重庆的旧式文人激赏，却让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们大惊失色。
　　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之中，萨达姆和卡扎菲都是言情小说家，前者著有长篇小说《扎比芭与国王》，后者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卡扎菲小说选》。据说这两位曾经不可一世、后来下场很惨的独裁者对自己的小说成就还都颇为自负，《卡扎菲小说选》的外文版本就是作者本人基于对自己文才的极端骄傲而采用外交手段向全世界隆重推出的。
　　至于这些人是做稳了独裁者之后才比一般人更有政治必要或更有闲情逸致而参与文艺、爱好文艺，还是原本就是爱好文艺之士，在担任最高职务之后更适宜于创建与维护独裁体制，二者并不太好区分。弗洛伊德曾分析诗人、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小说中的美女总是爱上男主角，英雄人物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自我”，好的文艺作品往往是以伪装和变形方式呈现出来的“白日梦”。诗人、作家都是自己作品的独裁者，他们生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用“白日梦”统治自己作品中的世界，如果他们不幸在专制体制下从了政，且登上了顶峰……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精神分析学解释呢？
　　中共当今掌门人习近平原来也是文艺青年出身。以前，人们不太知道他这一层身份，因为习近平的正规教育只上到初一，上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大学生学的是化工，参加工作之后走基层路线，从来没有进过文艺单位，除了第二次婚姻迎娶了一位唱歌很出名的漂亮老婆之外，可以说他一向与文艺并不沾边。直到去年，习近平突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仿照毛伟人向一大群术业有专攻的方家教训“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人”，顺便列出来一大堆文学书单，他的文学青年形象才得以凸显。今年，习近平出访俄国、美国、英国，向各国媒体公开发布其读过的各国书单，其中，文学作品占了绝大多数。习主席终于让人刮目相看了，他是不是假博士暂且勿论，但他文学青年出身、文学素养深厚，这一点似已无可争议，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他亲自发布的书单为证。
　　毛泽东是诗人，江青是演员、摄影家、戏剧家、八个革命样板戏之母，这一家子的高级文艺范儿令人谈虎色变。如今，人们既已知道习大大的文学爱好之强、文学素养之高，又惊悉著名歌唱家、中国首位声乐学博士彭嫲嫲亲自指导的新编红色革命歌舞剧《白毛女》已经隆重开张，抚今追昔，这种结构的第一家庭组合还真是让人有些不寒而栗。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希特勒斯大林也好，萨达姆卡扎菲也好，毛泽东习近平也好，谁若胆敢与北朝鲜金正日、金正恩父子比文艺范儿，人家金家父子还真不当回事儿。金家父子都有超乎常人的文艺情结，不仅宏观指导作家写文章，还要微观指导女演员唱歌、跳舞、扮角色，简直为朝鲜的文艺事业操碎了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父子二人都非常热爱文艺女青年，不仅老婆找的是文艺工作者，女友、情人、舞伴，也通通只在文艺圈里找。金正日爱看外国电影，也爱“指导”本国电影。十万人参演、创世界之最的巨型团体歌舞操《阿里郎》凝聚了金正日的心血，送到中国巡演的新编歌舞剧《红楼梦》也由金正日亲自“指导”。朝鲜是当今世界举办阅兵式最多的国家，朝鲜的阅兵表演亦颇有金正日特色——那都是金大帅亲自调教过的啊，尤其是女兵出场，正走几步，倒走几步，再转着圈儿走几步，人家秀的诚然不是肌肉，而是“艺术”。据朝鲜媒体说，金正日是“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朝鲜人民的艺术天才”，“伟大的画家、音乐家、摄影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写过《论摄影艺术》、《论歌剧艺术》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光辉著作”。
　　金正恩更是青出于蓝，继承其父之志，一边造核武，一边看歌舞，一边搞政治，一边搞文艺，政治搞得风声鹤唳，文艺搞得歌舞升平，可谓暴恐、娱乐两不误。十月份中共刘云山访问朝鲜，金正恩龙心大悦，当即恩准特派牡丹峰女子轻音乐团、功勋国家合唱团赴华献演。这两支乐队，牡丹峰由金正恩亲自挑选年轻美貌的音乐女子组成，其妻李雪主亲自指导，其前女友玄松月现场指挥，演出水平果然不凡，被外媒称之为朝鲜“国宝级”乐团；而功勋合唱团则由其父金正日组建，两支队伍都堪称宫廷倡优、皇家水准。金正恩的音乐能力大概也不全是吹的，因为出身高贵，他从小就与世隔绝，除了听听音乐，搞搞文艺，别的爱好也搞不下去。在瑞士隐姓埋名留学期间，正值青春反叛期，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却又不准与保镖之外的人有所接触。为了排遣寂寞，其父为他派去一个小型的轻音乐团贴身伺候，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当然也就有了管理乐团的知识，也有了自己的文艺范儿。
　　金正恩的御用乐团在北京罢演，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这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诱因。在笔者看来，牡丹峰罢演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什么原因，两国最高层敲定的一场用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演出竟然不能排除具体障碍而于众目睽睽之下公然罢演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可以提醒中国的民众，独裁者的文艺和文艺范儿的独裁一样，唱腔、身段虽然也可以很美，但它很不靠谱，没有多少欣赏价值；尤其是可以提醒中国的当政者，用文艺的思维搞政治，跟用政治的手段搞文艺一样，偶尔也有效，但常常会演砸，甚至会闯出大祸来。独裁与文艺的恶性联接可以休矣。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u/3843/201601/245793.html#sthash.diiJhbzv.dpuf

在美国，有钱人才能享受低税率 creaders.net 16-01-07 09:56 纽约时报

  【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近百年来最严重的程度。在1993年到2012年的20年间，作为初次分配，前1%的富人收入增长了86.1%，而后1%的穷人收入仅增长了6.6%。除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作为二次分配的税收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也令贫富差距雪上加霜。由于股票等投资收益的税率低于工资收入的税率，富人的非劳动所得变得成本更低，将依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甩在了身后。
　　尤其是处于收入分配金字塔顶端的那些超级富豪，他们所享有的税率甚至在2012年之后已经不再公开。但即使在有据可查的年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不大的群体的税率变化轨迹。合理避税是个常见的现象，但这个群体的能量不止于此，他们已经利用庞大的资本，将影响力扩展到立法和司法等领域，打造了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私人税收制度”。本文原载于2015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马力全文翻译。】

有人称其为“收入保卫行业”，从业人士包括要价不菲的律师、个人资产规划师、游说人员以及一些反对增税的活动人士，这些人不但可以将极度复杂的避税手段运用自如还极力维护这些手段。当然，对于中低收入的纳税人来说，这些人是派不上用场的。
　　近年来，对于那些富有的美国人来说，这种机制已经成为一种最有效的避税手段之一。无论政治派别，这些人包括罗布、科恩这些给了共和党大笔捐款的富豪，也包括一边呼吁对富人增税，一边却在利用税收漏洞确保自己财富免受损失的自由派的乔治·索罗斯。
　　这些人组成的圈子并不大，正是他们为2016年总统选举提供了大部分的早期竞选资金。
　　通过在税务法庭上援引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以及与美国国内税务局私下协商，富豪们避开大众视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稳步削减了政府对自己征税的能力。结果，他们创造了一种私人的税收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仅服务于几千个美国人。
　　这对他们财产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二十年前，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根据国内税务局的统计，400位全美收入最高的人将他们收入的27%缴纳了联邦税收。而2012年，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时，这个税率已经降到了不到17%，仅仅比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高一点，而且税率对两者来说都是计入工资税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仅仅为这些纳税咨询服务付了几百万美元，却少缴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税金”，在西北大学研究经济领域精英人物的政治学者杰弗里·温特斯说。
　　当前最有影响的几个减税运动都是由几位2016年总统参选人的捐款大户发起的。这些人包括对冲基金投资人同时也是共和党捐款人的罗伯特·默瑟、民主党捐款人詹姆斯·西蒙斯，以及期货交易人杰弗里·雅思，他同时也是一位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共和党捐款人。
　　杰弗里·雅思的公司正在就数千万美元漏缴税款与国内税务局打官司。由詹姆斯·西蒙斯建立、罗伯特·默瑟负责运营的对冲基金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目前在接受国内税务局的调查，参议院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支基金利用漏洞偷逃税款达68亿美元。同样是这些人还付出大笔资金给反对向富人增税的保守派组织。
　　奥巴马政府2013年提出对富人增税，这也是20年来的第一次。国内税务局也希望通过打击富人逃税行为来确保高税率得以实行。目前这两个税收举措还成败难料，同时富豪捐款人在激烈的总统选战中所体现的影响力也在接受着考验。
　　诸如伯尼·桑德斯、希拉里·克林顿这些民主党人已经宣称要对富豪增税，而几乎每位共和党人心中都有复杂的减税方案，某些情况下可以将纳税占收入比降到10%。
　　与此同时，大多数共和党参选人都支持取消遗产税，这将方便那些新老富豪毫无损失地将自己的财产传给下一代，并将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财富差距传递给下一代，固化未来的经济鸿沟。有人甚至提议对本已很低的投资收益税再大幅削减甚至给予免除，投资收益低税率是对富人最有利的。
　　“有人认为，那些富豪可以花钱买通政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买到对己有利的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这就是那些可恶的税收漏洞存在的原因，也是那些漏洞难以消除的原因”，拜登副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贾里德·伯恩斯坦说，他同时也是有左翼倾向的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中心高级研究员。
　　家族办公室
　　2012年（这是有据可查的最近一年），对于全美收入最高的400个人来说，人均所得3.36亿美元。如果像普通美国人那样，这些钱主要是工资的话，那他们交的税可能翻一番都不止。
　　其实，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关系错综复杂的合伙企业和高端的投资基金，还有些来自不透明的家族信托基金和国外的空壳公司，这些都是税务部门监管的空白。
　　发明这套私人税收制度的专家们都拿着高薪，在大牌的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或鲜为人知的高端专卖店工作。
　　但是减税策略的关键在于所谓的家族办公室（观察者网注：一种为富裕家族管理财富的私人机构。它通过全球性的财务咨询、税务规划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教育专家、健康咨询师等顶级的专业顾问团队，为富裕家族量身打造私人定制的全方位服务），这是一种提供按需定制的个性化财富管理方案的机构，服务于身家数亿或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富豪们。
　　这种家族办公室出现于19世纪末，由洛克菲勒家族首先发起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流行开来。但是数量激增却始于十年前，原因是超级富豪的地位和财富规模在这十年间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大量的财富，所以产生了对家族办公室这一行业的需求”，行业招聘顾问斯里·阿里米利说。
　　很多家族办公室都用来管理和保护某个家族的财富，业务范围涵盖从投资策略到慈善行为等很多领域，但缴税方案策划才是它的核心功能。虽然某些特定的避税技巧非常复杂，但他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些简单的方法，例如把一种收入转化为另一种税率相对较低的收入。
　　例如，罗布先生曾投资了一家百慕大群岛的再保险公司（也就是一家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公司），而这家再保险公司转而将这笔钱打到了罗布的对冲基金账户上。通过这种方法，罗布把税率为40%的短期市场投资利润，转化为一种名为资本收益的长期投资利润，而这种利润的税率仅为20%左右。这还让罗布先生享有了额外的获利，因为通过不确定期限地推迟对其征收收入税，他的收入可以利滚利，财产实现了更快增值。
　　这家百慕大再保险公司在2013年公开上市，罗布先生设立这家公司不只是出于避税目的，它的确在保险市场上非常活跃。但科恩先生和培根先生近年来放弃了这种利用保险公司的避税策略。“我们投资Max Re公司并非出于避税的动机，我们希望利用类似于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观察者网注：美国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业务是以直接的保险金和再保险金为基础的财产及灾害保险，该公司还持有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以及中美洲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那样高度动态的投资组合，进行一笔真正考虑投资人利益的明智投资”，领导着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培根说，“对冲基金只是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摩尔资本的产品线更是这种投资组合的很小的部分”。罗布和科恩均对此不予置评。
　　建立一个合伙企业，就其业务本身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某些供富豪们获得收益的合伙企业甚至可以公开募股，也就是在保留企业控股权的前提下，使套现更容易。但是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缴纳公司收入税，合伙人们只是各自缴纳自己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这点个人所得税还经常因资产折旧等原因获得大幅度减免。
　　最近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于大型的私人合伙企业，“国内税务局经常难以判定它们是否存在避税行为，纳税程序很不规范”。国内税务局无权向这些合伙企业直接追缴少纳的税金，甚至向那些有几百个合伙人的企业追缴也不行。它必须向每位合伙人本人追缴，这无疑要耗费国内税务局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富豪们还可以采用一系列难以为人察觉的个性化的减税措施，与此相比，以办公住宅（观察者网注：在美国，使用自己的住宅来办公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名义作假或隐瞒一笔客户招待费简直不值一提。另一种志在必得的策略是，将收入投资在一支慈善信托基金上，以抵消该项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而这支信托基金可以购买一份所谓的私募人寿保险，该保险再转而将钱投向多支对冲基金并获得免税待遇。因此，在这支慈善信托基金每年花掉一些钱做几件善事之后，该富豪的继承人便可以免税拿到剩下的钱，而且通常是一大笔钱，损失很少。
　　很多此类避税策略都是经过精心盘算的，而且富豪们表示使用这些策略是自己的权利。而另一些策略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边界是由富豪们与国内税务局之间博弈的结果来决定的。几乎所有避税策略的价格都超出了普通纳税人的支付能力。
　　“在税务律师和会计师中，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往往从这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中获利颇丰。老实说，以国内税务局的理解能力和办案条件，完全无法应对这些避税手段”，不久前还在领导国内税务局这家税务监察机构的凯伦·霍金斯说。
　　制定税收政策的高昂成本和其中的复杂性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税务专家说。无论国会设定怎样的税率，那些富豪都会利用其不计其数的优势使实际的税率最终降低。
　　自2012年底奥巴马就任总统开始，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没有变过（工资税除外）。但是高收入的千分之一美国人的税率从20.9%下降到17.6%。与之相比，收入在前1%的美国人（非常富有的那千分之一除外），其税率从不足24%却上升到比24%稍高。
　　“我们确实有两个不同的税收制度，一个为普通人制定，另一个为那些有能力为深奥难懂的避税咨询付费的人制定。在收入分配的金字塔顶端，实际税率是偏低的，这与累进税制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圣迭戈大学研究税收政策与不平等关系的法律系教授维克多·佛莱舍说。
　　低调的防守
　　既然已经成功建立了另一套税收体系，美国富豪们对于保卫这一体系就会非常积极用心。
　　例如，代表那个百慕大群岛保险公司（由罗布协助设立的）利益的贸易集团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跟国内税务局交涉，认为国内税务局修补对冲积金保险漏洞的规定是难以执行的。
　　代表私人普通股权基金的那些主要行业协会每年都花费数十万美元就附带权益（观察者网注：指风险投资基金经理从基金的投资利润中分得的部分，一般是在投资者收回全部投资后，按资本增值的20%计算）、华尔街金融行业税收巨大漏洞之类的问题游说国会。通过这些游说，基金经理们可以按资本收益率而不是更高的标准税率为收入的主要部分缴纳税金。
　　今年10月国会通过的预算案第一次允许国内税务局向大型合伙企业按照有限公司水平追缴少付的税款，这大大降低了国内税务局的追缴难度，还是多亏了一项条款，立法者在那些游说人士动员起来之前的最后关头顺利批准了这个预算案。但是这些新的规则相对来说还是无力的，有限公司仍然可以让合伙人来缴税，而且这些规则要等到2018年才会生效，这给了富豪们大把时间进一步削弱这些规则。
　　该条款通过后不久，托管基金协会，一个代表主要对冲基金（诸如D. E. Shaw、复兴科技、Tiger Management、Third Point）的行业协会开始接触国会议员讨论一份调整清单。这些基金的创始人都曾经给2016年总统参选人捐赠了至少50万美元。在奥巴马任期内，该行业协会已经发展成为华盛顿最有实力的行业协会，每年在游说上的花费超过400万美元。
　　富豪们的游说力量一般是通过行业协会和律师来实现的，有些富裕家族还联合起来以更直接的手段促进自身利益。
　　在此过程中，遗产税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目标。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家族办公室的经理帕特丽夏·索达诺开始代表富有家族为减免税款进行游说，这不仅会给他们省钱，还有利于让家族企业代代相传。这种想法激怒了很多态度强硬的体力劳动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遗产税仅仅与最富有的美国人有关。但是索达诺女士的努力（部分受到玛斯和科克家族的资助）为2010年一整年的减税奠定了基础。
　　这项税款现已恢复征收，但目前仅适用于给后代留下超过1100万美元的夫妇，比索达诺女士开始游说时120万美元的起征线已经提高了很多。去年，被征税的家庭还不到5200个。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现在能取得这么大成绩，我是不可能相信的”，索达诺女士在采访中说。
　　然而，某些最重大的胜利在富豪和他们的财务经理圈子之外是鲜为人知的。
　　2009年，国会开始要求对冲基金之类的投资合伙企业向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注册，这样监管者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它们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
　　早期的法律条文要求即使单独的家族办公室也要进行注册，这将那些遮遮掩掩的机构暴露在监管机构面前，而这是他们的客户极力要避免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给国内税务局提供一些建议和技巧，这在国内税务局办理不利于富豪们的某些征税案件时颇有帮助，而且通常这也更利于对避税行为进行监控。
　　2009年夏天，一些家族办公室经理组成了名为“私人投资联盟”的游说团体，要求撤销单独的家族办公室也要进行注册的规定。该联盟在2010年的杜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中赢得了税收豁免的成果，然后在2011年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说服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采纳他们对“家族办公室”的定义。
　　他们的游说成功了，结果税收漏洞更加扩大，索罗斯麾下24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因此大大受益，在将资金返还剩余的一般投资人之后，该对冲基金变身为一个家族办公室。而对冲基金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这位索罗斯的前合伙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通常支持民主党的索罗斯家族已经承诺拿出100万美元用于2016年总统大选，而支持共和党的德鲁肯米勒则拿出了30万美元支持三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在2013年“私人投资联盟”年会的幻灯片演示中，他们将成果归功于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国会公务员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多次会谈。“我们保持低调，不但得到了想要的，而且还有意外收获”，幻灯片中如此阐述。
　　跛足的监管
　　无论是税收漏洞还是游说活动，政府向富豪阶层征税遇到的最后难题却是国内税务局自身的危机。
　　奥巴马总统已经把打击富人逃税行为列为优先事项。2010年他还签署了相关法令，此后无论哪个美国人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或去开曼群岛避税，监管者将很容易发现此类情况。
　　国内税务局还组建了全球高收入产业组织，通俗地讲，就是“富豪猎杀小组”，用于监控年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看他们的资本回报如何。
　　上述措施已经帮政府追回了数十亿美元税款，但此时该机构却要面临丑闻、政治压力和预算削减的困扰。在2010年（这一年年底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和2014年之间，按实际价值计算，国内税务局的预算被削减了约20亿美元，也就是下降了15%。据该局介绍，由于预算不足，他们不得不削减约5000个高阶执法岗位，而他们一共才有约23000个此类岗位。
　　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群体的审查率在“富豪猎杀小组”组建的最初几年里一直很高，但随后却一直在降低。
　　此外，国内税务局面临的政治挑战在2013年变得尤其严峻，因为该机构承认在审查免税政治活动过程中曾单独挑出保守倾向的非营利组织给予格外关注。（该事件引起很大争议。此后，一些高级官员辞去了职务。）
　　几位国内税务局的前官员，包括马库斯·欧文斯这位负责对免税机构进行审查的部门领导，都说这起事件严重打击了他们对其他纳税人的调查积极性，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们部门以外的同事。
　　在某些领域里，“国内税务局的执法工作不是被削弱就是完全缺位”，欧文斯说，他自己曾就职的部门主要负责监管慈善团体和非营利机构的资金流向，而这个部门的职能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类似“自由万能”（观察者网注：该组织的口号是“少收税、少监管、多给自由”）和“税务改革派”这样的组织都多少获得了富裕家族和大公司的资助，而且他们还曾提出弹劾国内税务局的局长。另外，他们还获得了类似“增长俱乐部”（观察者网注：减税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这种有钱的游说团体的支持。而这个“增长俱乐部”还支持共和党内部的反增税阵营对支持增税者进行挑战。
　　2014年，“增长行动俱乐部”（观察者网注：该机构是“增长俱乐部”下属财务独立的政治部门）的基金筹集了900多万美元，大多数都花在抨击国内税务局的参选人身上。该基金有超过60%的款项来自12位捐款人，其中就有罗伯特·默瑟，他仅在过去五年里就捐赠了200万美元给该基金。默瑟先生和他的直系亲属还向支持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一位公开批评国内税务局的总统参选人）的其它几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助了1100万美元。
　　另一位著名捐款人是杰弗里·雅思，他正参与经营一家叫做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的贸易公司。今年9月，他为“增长行动俱乐部”的基金捐赠了10万美元。雅思先生目前还在卡托研究所（观察者网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智库，使命是“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的董事会任职，他看起来是支持“有限政府”的观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捐赠行为。
　　杰弗里·雅思希望削弱国内税务局的想法未必是一时兴起，萨斯奎汉纳国际集团眼下正在与一项国内税务局的决议相对抗，该集团的一家下属公司2007年开始成功地将超过3.75亿美元在爱尔兰和开曼群岛子公司的利润转移至美国，造成的拖欠税款金额十分惊人。（该下属公司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利润转回美国，而税金是按照分红的标准缴纳的。国内税务局认为应该按照普通所得税税率来缴纳，也就是说还应该多缴数千万美元税金。）
　　今年6月，雅思先生捐赠了超过200万美元给支持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的三家财务独立机构，而这位兰德·保罗曾呼吁以14.5%的统一税率对所有收入征税。这项税务改革如果成功，像雅思先生这样富有的支持者将少缴税金达数百万美元。
　　兰德·保罗也是一位总统参选人，他的建议更加过分，他不但把国内税务局称为“流氓部门”，还在2013年散发一份请愿书，呼吁进行体制改革，来作为对所缴税金的补偿。请愿书中提到：“我们兹决定发表如下声明，在此署名的所有人都强烈要求立即废止国内税务局这个机构”。
　　即使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这些富豪纳税人还是会继续享有与我们普通人无缘的各种优惠。
　　对于这些超级富豪来说，“我们的税法就是个滴漏的油桶”，民主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首席税务顾问托德·梅特卡夫说。“除非你把每个洞都堵上，或者干脆换个新桶，否则油会继续漏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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