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人类十大怪病:笑死病源于吃死去亲人风俗

盘点人类十大怪病:笑死病源于吃死去亲人风俗(组图) 科技世界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obliterative bronchiolitis）患者肺部呼吸道阻塞，组织出现颗粒，引起严重的呼吸困难。



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协会将这种状况称为运动神经元疾病，最终会导致全身肌肉萎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夫□霍金便患有这种疾病。



据《英国医学杂志》介绍，营养不良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epidermolysis bullosa dystrophica）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皮肤病，患者身上起疱，愈后留有疤痕，食道受阻。



软骨发育不全（Achondroplasia）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是引起侏儒症的主因。英国软骨发育不全协会（Achondroplasia UK）称，每2.5万个新生儿中，大概会有一个患上这种疾病。

北京时间9月30日消息，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先是疯牛病，后是非典，现在又是甲型H1N1型流感，不时冒出来的疾病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现在，全球有许多人患有非常罕见的疾病，其中很多怪病我们可能闻所未闻。从可能激起刘易斯·卡罗尔灵感的“爱丽丝奇境”综合症到可能让一名英国国王疯掉的疾病，这些怪病听起来不可思议，也困扰着医学界。

　　1.莫吉隆斯症

　　据莫吉隆斯研究基金会的资料显示，有近14000人患有这种疾病，患者会感到有寄生虫一类的东西在自己的皮肤下爬行蠕动，有叮咬和刺痛感，皮肤会渗出奇怪的蓝色、黑色和红色纤维物质。这种病常伴有疲乏无力、短期记忆缺失、关节痛和视力改变。2002年一位女士把这种疾病叫做莫吉隆斯症，她相信自己2岁的儿子患上的就是莫吉隆斯症。这一名字来自17世纪在法国发现的一种皮肤病，儿童在长出“黑毛”后就会死掉。但是，这种疾病是否真的存在一直存在争议。

　　2008年3月，《皮肤病治疗杂志》报道，大多数医生相信这是一种幻觉，患者错误地认为自己感染了寄生虫。因此，皮肤上的纤维是脱落后的痂子后留下的痕迹，痂子可能是常见的湿疹或疥疮留下的。因为公众的疑问增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宣布将调查对这种病进行调查。

　　2.早衰症

　　早衰症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它意味着在胎儿时期就存在缺陷或者损伤。患者出现早衰症状，但是他们死亡的平均年龄为13岁。患者从9到24个月之间开始推迟生长，他们的面部发育异常，脸小得不成比例，眼睛突出，下巴发育不完全。2岁时，头发，眉毛和睫毛脱落。美国国家罕见失调症组织称，患者的皮下脂肪最终消失，动脉血管壁的弹性缺失，导致90%的患者因患心脏病和中风死亡。

　　3.水过敏症

　　迄今为止这种病只发现30例。水过敏症或“水源性荨麻疹”极其罕见，但是美国医疗评估理事会证实这种病确实存在。患者似乎对水过敏。水过敏症通常发生在成年后，经常与生育后荷尔蒙不平衡有关。今年4月在英国出现一例水过敏症，一位21岁的妈妈不能喝水或者下雨天不能被雨淋，因为她的皮肤与水接触后会起大片红疹，疼痛而又有灼热感。每周淋浴时间最长10秒钟，她只能喝减肥可乐。严格地讲，它不是对水过敏，而是对非蒸馏水中的离子极度敏感。

　　4.外国口音综合症

　　外国口音综合症患者奇怪地发现自己竟然说一种不被认可的语言，目前这种病只有60例。刚开始时，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病，但在2002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这类患者都存在大脑缺陷，这一问题导致他们说话语调发生改变，元音拖长和其他错误。据《神经语言学杂志》报道，严格地讲，外国口音综合症患者的新语音不是外语口音，而是说话语调发生了变化，听起来有点像另一种口音。1941年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挪威一名妇女身上，她突然讲出了奇怪的德国口音，并因此遭到家乡人的驱赶。

　　5.笑死病

　　笑死病也叫苦鲁病，这种病只发生在新几内亚福尔部落。这种病的特征是患者突然大笑，上世纪50年代这种病曾占据媒体头条，吸引了全球医生的注意力。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医生发现，无论男女，患上这种病的人会肢体摇晃，休息一会儿症状会减轻，但是，1个月到3个月后，患者开始摇摆，走路蹒跚，站立不稳，眼睛斜视，说话不连贯，最后死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院报告，对死者的尸检发现，导致他们死亡的是大脑中突然出现小洞，后被称为“瑞士奶酪”。

　　美国医生卡勒顿·雅杜塞克最终功课了这一医学难题，他发现，它是由当地的一种风俗引起，当地人习惯吃下死去亲人的肢体，结果导致感染病毒。这种风俗被禁止后，这种怪病就消失了。1976年，雅杜塞克因为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图片中的小姑娘名叫劳拉，来自于芬兰。《道兰氏医学词典》对肢体畸形的解释是天生肢体缺陷。据统计，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大约1人患有肢体畸形，症状包括缺肢、多肢或者畸形



图片中的小姑娘名叫伯格拉卡，来自于匈牙利。根据欧洲罕见疾病组织的描述，染色体2q紊乱症是指第二节染色体中的部分遗传物质被删除。



图片中的小姑娘名叫尤丽娅，来自于乌克兰。英国慈善组织詹妮弗基金表示，肌肉萎缩症是一种影响连接大脑和肌肉的神经细胞的遗传性障碍。脊肌萎缩症患者存在爬行和行走困难。

　　6.进行性肌肉骨化症

　　1938年，5岁的美国男孩哈利·伊斯特雷克的腿骨折。因为骨折没有处理好，他的臀部和膝盖变得僵硬，更奇怪的是，大腿肌肉里的骨骼却在生长。到25岁左右的时候，他背部的椎骨开始长在一起。1973年，39岁的他去世时，他唯一能动的只有嘴唇。伊斯特雷克患的就是进行性肌肉骨化症，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发病率仅为200万分之一，患者身体的腱和韧带发生诡异变形，变成骨骼。

　　这种病是先天性的，疾病特征是患者一出生就有畸形的大脚趾。伊斯特雷克把自己的遗体捐给科学家用于科学研究，现仍陈列于费城穆特博物馆。进行性肌肉骨化症国际学会仍在研究这种极其罕见的疾病。

　　7.爱丽丝奇境综合症

　　据临床医学牛津手册介绍，爱丽丝奇境综合症患者看到的物体比实际的要小得多。这种也叫做“视力显小症”，这种病还影响患者的听觉、触觉和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感觉。这种病同时伴有偏头疼，疾病名称来源于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境记》，在小说中，爱丽丝遭遇许多神奇经历与患者所产生的幻觉相似。有记录显示卡罗尔本人常患偏头疼，所以有人猜测，可能是疾病激发了他这一创作的灵感。

　　8.卟啉症

　　紫色的尿液和粪便让卟啉症变得出名，18世纪疯疯癫癫的英国王国乔治三世可能患的就是卟啉症。卟啉症导致患者无法生成亚铁血红素，亚铁血红素是一种对红血球至关重要的蛋白质，影响着皮肤和神经系统。疾病发作时，患者会感到腹痛，胃痉挛，恶心，呕吐和便秘。美国国家罕见疾病组织还列出了其它症状，如对阳光越来越敏感，瘙痒和浮肿。还有可能前额的毛发生长加快。

　　无法生成亚铁血红素产生的毒素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尤其是在日晒后。有时牙齿和指甲会出现红色。毒素让患者的尿液和粪便发黑。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文森特·梵高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可能都是卟啉症患者

　　9.异食癖

　　患上“异食癖”的喜鹊什么都吃，异食癖患者也如此。患病人群常为孕妇或者儿童，患者会突然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如油漆、粘土、石膏或者泥土，或者是别的更常见的食物成分，如生米，面粉或盐。

　　只有异食习惯持续一个月以上和患者过了吃这些东西是合适的年龄才被认为是患上了异食癖。虽然有医学研究人员把异食癖和体内缺乏一种矿物质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国家罕见失调症组织的专家仍未确定这种怪病的真正致病原因或者治疗方法。

　　10.莫比斯综合症

　　莫比斯综合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患者的面部神经彻底瘫痪，无法闭合眼睛，无法控制眼球的转动或者产生脸部表情。还经常伴随着肢体畸形，如棒状脚和手指短缺。据莫比斯综合症基金会的资料显示，大多数病例是单独出现，不存在家族史，患者还能过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患者的家庭成员经常学习识别肢体语言、手势和发音来与患者进行情感交流，他们称有时他们会完全忘记这个人患有面部瘫痪。

中国家庭的未来价码：百万元宝贝的成长账本

6个家长共同投资“独二代”

未来价码：百万元宝贝

坦白地说，我相当讨厌婴儿经济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母亲，我非常抵触被人描述或自我定义为一个随时等待被不知什么人当头敲一锤子的小猪扑满。我骄傲于自己的理性、清醒、不受商业宣传蛊惑的强大免疫力。我坚持不给我儿子补钙吃进口辅食，也从来没带他去游过泳参加什么早教亲子班。

然而，在听从我家育婴师的建议，为儿子建了本“变天账”后，我渐渐开始习惯，每个月底，被求和那一栏里庞大的数字吓上一跳：迄今为止，这个只有8个月大的小孩子，最少的一个月花了3788.5元，最多的一个月，9505.25元。

正因如此，几星期前，当《49万养大一个孩子》的新闻标题出现在我浏览的网站首页时，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那怎么够？

果然，追根究底的结果，发现这条新闻的源头，是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对746户家中有 2004年前出生的30岁以下未婚子女家庭的子女养育成本的调查。且不论5年前的物价指数与今天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别，单从这一调查的样本选取看，被调查子女分别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100个以上样本。这便决定了，最终获取的结果必然是一个综合平均值，而且很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30年前，我上幼儿园的费用为零；20年前，我读小学的学费每学期只有5块钱；即使在10年前，我上的大学，每年学费也不过700元，住宿费400元，每个月500块钱的开销在宿舍中已经可以算是中等小富婆。而从徐安琪的调查中可以看到，2004年时处于幼托期的孩子，每年学杂费的开支平均高达4600元，支出6000元以上的占26%，最高的达2.3万元以上。世易时移，今时今日的父母，在这一项上的预期开支，只有更多。

一位学前教育专家在和我聊天时建议，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的营养政策与宣传中心(Center for Nutrition Policy and Promotion)每年公布的《家庭育儿开支报告》(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对于像我这样生活在中国大城市中的白领家庭来说，可能更具有参考意义。“有的项目上中国人可能花得比较多，另外一些项目上美国人可能开销比较大，加加减减，总数应该相差不多，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北京、上海的非户籍中高收入人群。”

根据公布于2009年7月的这份最新报告，2008年，对于年收入在56870美元到98470美元的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将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17岁，各项费用综合统计，平均要花221190美元。

按照当前汇率，这相当于151万元人民币——尚且不算大学的学费。

有没有搞错？从头到尾将这份报告看了3遍后，我笃定地对我儿子的父亲说，美国人的确算错了。

这份报告计算的是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花费——由于许多大件耐用婴儿用品如车、床、服装、玩具等可以被重复利用，一般而言，养育第二个孩子的成本要低于第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养一个孩子要花掉收入的27%，养两个孩子时上升到40%，养三个孩子就只需47%。以个体计，独生子女的养育成本比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高出 25%。

这项研究也并未将一些家庭可能要面对的医疗费用和私立学校的学费计算在内。平均的意思就是，即使你守着计算器算计每一分开支，你每年账本上的数字也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浮动。而且，因为研究截至17岁，大学的学费还不包括在内。何况，因为生了个儿子，我已经荣升为“建设银行行长”——在很多人眼里，我似乎很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考虑为他将来买房做准备，虽然我如今依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此外，它也没有计算身为父母可能必须面对的收入损失。如果一方选择在几年中放弃工作专心照顾孩子，不只是目前的收入会减少，未来的收入预期因为职业生涯的中断也会受到影响。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一些人会选择一些收入相对较低但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付出的是隐性的机会成本。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之后，我将得到什么？■

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

欢迎加入婴儿潮

鲁猫猫，我的儿子，出生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住的医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整个晚上，我似乎都听见庆祝元旦的礼炮在耳边炸响，墙壁也仿佛被烟花渲染得流光溢彩。他的爸爸说，这一幕只存在于我的想象——天很冷，门窗关得很严，窗帘拉得很紧，外面的声音和光线不可能进得来，而且，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昏睡。

但我坚持相信，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奥运会之后的北京被描述为一个“被塔吊和婴儿车重新定义的城市”。这是迄今为止，在我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正在经历的新一轮生育高峰的文字中，最诗意的一种说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公报数据，鲁猫猫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内地一共诞生了1608万个婴儿。在这之前的2007年，数字是1594万。

这几乎是近10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曲线第一次出现较大幅度回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控制，中国的年出生人数从1992年之后便开始迅速下跌，1997年还保持在2038万人的规模，10年间便减少了400多万。但从2005年起，这一趋势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人口稠密、流动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大城市，体现得格外突出。根据新华社2007年3月16日的一篇报道，2004年，北京市各医院中出生的新生儿总数约为10万，此后以每年1万的速度递增。在中国最富裕、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仅在2008年前9个月，就有100万婴儿出生，其中有25万为外来流动人口所生。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了7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生育率近期趋势研究项目负责人陈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四次婴儿潮。“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以后结束。虽然全国各地区进入婴儿潮的时间有先有后，但是总体上差别很小。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婴儿数目很可观，大概每年为1600万到1800万。”

上世纪5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到 70年代初、80年代后期，这是目前人口学界公认的前三次中国婴儿潮。在跨越六七十年代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中会生育的孩子数量——平均保持在6到7之间，一年出生的婴儿高达3000万。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迅速降低，到80年代已经降低至2.5左右。但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80年代后期，第二次婴儿潮开始时出生的女孩进入生育年龄，由于育龄女性人口基数庞大，导致出生人口也表现出周期性的增长，形成第三次婴儿潮。

在陈卫看来，如果和前面几次婴儿潮相比，现在正在经历的生育高峰严格地讲，其实称不上真正意义的婴儿潮，不过是第二次、第三次婴儿潮的余波震荡。与此同时，“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每年死亡人数在900万到1000万左右。生死相抵消，人口新增量并不多”。正因如此，陈卫认为，从人口数量的角度看，“这次婴儿潮的影响很小”。

但是，与学界相对冷静的观察与判断相对照，整个社会对这次婴儿潮的关注度与回应度，却前所未有地高。生活在城市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是办公室里越来越多身着防辐射服走来走去的女同事，也可能是闪入眼帘的汽车后挡风玻璃上颜色图案各异的“Mammy in Car”或“Baby on Board”的招贴，还可能是小区里每到傍晚就蔚为壮观的婴儿车长龙，甚至，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某个人的父亲或母亲。

一次莫须有的婴儿潮，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一个数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分析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2005年，北京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8.83岁。

另一个数字：32%。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目前的13.3亿中国人中，32%是出生于1962年到1980年间的“中国婴儿潮一代”。这个如今28~46岁的人群，是举世瞩目的中国财富制造者和消费者主力。

当数目如此庞大、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消费实力和消费意愿的中国人开始拥抱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开始为人父母时，变化，不可避免。当一个生命呱呱落地，他们要吃，要喝，要穿衣服，要在家庭中拥有一个自己的物理空间，在生命的前几年中，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需要有人照顾。围绕着一个孩子的诞生，编织着一张巨大的需求之网。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的城市中以4∶2∶1为主导的家庭结构，使得“独二代”们一出生，理论上便拥有他们之前至少两代人积累所得的可支配财富。

一位投行专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种财富漏斗状集中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属少见。通常而言，在总体经济状况景气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增加，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2007年金猪年的生育热——对于新一代中国人，生肖的力量未必比收入增长和房市、股市大涨长红带来的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乐观预期更重要。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一项小规模调查，已婚家庭生育意愿的波动曲线几乎与上证指数保持一致。在“5·30大跌”后，近半数此前表示准备生育子女的家庭做出了“再等等看”的决定。然而，“好年景”做出的生育决定，当孩子出生时，形势却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独二代”的特殊性，却使得第四代婴儿潮中的宝宝们，拥有无比强大的“逆市消费潜能”。小到洋奶粉和纸尿裤的纷纷提价，中到月嫂育儿嫂工资和幼儿园园费的一路走高，大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比预期中迅猛得多的反弹。现象万端，指向一个源头——孩子的钱最好赚。“1个人吃饭，旁边守着6个人抢着买单。你说饭馆老板能不想方设法向你推荐燕鲍翅，还老老实实地只卖炸酱面吗？”

投资未来的经济学

鲁猫猫出生前后，我曾找来许多作家或名人写给小孩子的文字看。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居然只有两句。一句来自王朔的《致女儿书》：“孩子使人伤心，本来已经放下的，又要转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另一句出自我喜欢的一本美国杂志《返璞归真》(Real Simple)的主编克里斯汀·范·奥格特鲁普(Kristin van Ogtrop)之口。她说，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什么孩子是快乐、孩子是希望、孩子是活在当下、孩子是未来救星，所有这些，都可以是陈词滥调一派胡言。但是，“每一个我们带到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小孩子，都是乐观主义的终极象征，证明未来还值得去投资，值得为之坚持”。

投资，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是：在一定时期内，期望在未来能产生收益而将收入变换为资产的过程。这样一个冷冰冰带着铜板气息的词语，同生育这件本应该是最古老、最本能、最感性的事情发生联系，初看上去，未免有些煞风景。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医学上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半个世纪来的突飞猛进，让一个现代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拥有的主动权和操控性，并不亚于一名专业操盘手之于他操作的股票。区别只在于，前者决定的是在什么时候生孩子、生几个、怎么养，而后者决定的是买哪只股票、买多少、长线或短线。

美国经济学家、“价值投资理论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曾说过，只有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才能算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按照这一标准，传统社会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理念，更像是众多不可控风险因素下一种懒人的投机。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迅速显得过时，尤其对于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的双薪家庭。考虑到养一个孩子在大多数现代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孩子长大自立之前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注，说他是下定决心去做父母的两个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应该并不夸张。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利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便开始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用分析来研究家庭的生育决策问题。他认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所谓经济理性，就是说人们做事情时要考虑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或效用)的关系，只有当产出大于投入时，才会做出投入的决策；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越大，投入的规模也就越大。以往，这一理论更多被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意愿生育率的降低。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总体趋势上，人们想要养育的孩子人数在减少。近期关注度较高的富人超生，其实只是小部分人群的极端现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下，不符合“双独政策”——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结为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人群为满足对理想家庭结构期望(在人口学中，每个女性生育2.2个孩子是人口自然更替的理想水平，一对父母加上两个孩子，也被普遍认为是最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构成组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近年来在北京、南京和上海的调查显示，对于那些满足双独条件、可以合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大城市独生子女来说，他们的理想子女数——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下，对终身生育子女数目的期望——分别仅为1.04、1.21 和1.1个。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马小红2006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94%的双独家庭知晓“双独政策”，但只有1/4的家庭明确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独二代，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结构的主流。

在这一背景下，利本斯基的理论或许更适合从另一个方向解读。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孩子的花费在整个家庭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都在急速攀升，并不独以中国为然。在衡量成本与收益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重质而不重量的重点投资——在生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推迟生育年龄，在收入和职业较为稳定的时候才生育子女，在一个或两个子女的身上实现投入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养孩子的成本分析，成为主导人们做出“生不生、生几个”决定的重要因素。

百万宝贝诞生记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个孩子的诞生，将如何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

美国2008年《家庭育儿开支报告》与中国众多关于育儿经济成本分析报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将住房开支也计算在内。而在此前国内的其他计算中，这部分相对隐性的开支很少被考虑在内。但事实上，添丁进口是促成人们改善住房条件的重要刺激因素，对于中国人，这一观念只有比美国人更强，而且，中国隔代育儿的传统，使得生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一个屋檐下至少要突然增添3个家庭成员：一个孩子，和两个帮忙照顾孩子的老人。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 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消费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中国房地产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这批人是构成住房刚性需求人群的中坚力量。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暖，甚至蹿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第四次婴儿潮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有了或准备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买房；买了小房子的人要换成更大的房；住进更大的房，装修、家具、水电、取暖、物业各项开支都要相应增加；在房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空间的需求，只能牺牲距离，住得越来越远，由此又催生对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这理所当然地构成育儿费用中最大的一笔开支。在美国，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住房开支累积占到育儿总支出的32%，相当于48.32万人民币。这意味着，以17 年为限，每个月在住房上的开销要多花2368.6元人民币——事实上，对于许多咬紧牙关贷款买房的中国家庭，实际从口袋里掏出的钱，只有比这更多。

在美国家庭育儿开支中列第二位的，是食物。添个孩子不过是添一张吃饭的嘴，这样简单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母乳喂养和家庭制作食品为主的婴儿喂养方式在工业革命后遭遇到巨大冲击，在过去的100年中，由荷兰人马丁纽斯·范德哈根于1901年开创的婴儿食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大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政策与宣传中心的调查数据，美国家庭花在孩子食物和营养上的开支约占12%到18%，而且会随着孩子长大、对营养需求的增加而逐年递增。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食物相对便宜，开支本应较低。但是，对于那些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而选择用进口奶粉和辅食喂养小孩的父母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以在中国和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上销量最大的美赞臣奶粉为例，一罐400克安婴儿A+奶粉在美国超市中的售价与中国零售价相比，最多可以便宜30%。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纸尿布、玩具和其他用品。价格差异的存在，催生了淘宝网上数以千计的美国和日本婴儿用品代购店。小艾，一家主营日本代购奶粉和纸尿裤的淘宝双皇冠卖家，一个月可以卖出500多包花王纸尿裤，加上运费，依然比国内主流的几个品牌的同级别产品便宜10%左右，而质量却要好得多。我儿子的推车和安全座椅，在纽约曼哈顿的Babies R US旗舰店，一套价格是399.99美元，在北京新光天地，单个童车的标价就高达6500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想要消费同等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保守估算，中国家长可能要比美国家长至少多花15%。

如果说到美中育儿开支上最大的共同点，或许就是教育费用的激增了。不包括大学费用，美国中等家庭在子女17岁前投入到教育上的费用在20670美元到77130美元之间，约占家庭总收入的 13%到21%。这个数字在过去的40年中经历了飞速上升。回到1960年，子女的照料和教育费用，仅占美国家庭育儿开支的2%，而那时美国父母把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养到17岁所需付出的代价，换算成2008年的购买力，相当于183509美元，与如今相差并不太大。这个上升的幅度，与中国家庭过去30年中在子女教育费用上的开支增加，基本保持一致。

但是，账，细算起来，差别却相当大。

根据徐安琪的研究，在2004年，对于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幼儿园托儿所的费用便已占到占子女总支出比重的30%。在其他国家呢？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李辉引用中央电视台一组报道中的数据分析道：在美国，幼儿园1岁以下幼儿每周收费200~250美元(家庭平均收入在7000美元左右)，但到了2~4岁时，政府资助的Head Start项目或其他项目会覆盖大部分幼儿园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几乎是免费的。到了5~7岁的学前教育阶段，则全部免费。在法国，幼儿园的一般费用不超过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个人平均月工资为2000多欧元)。在德国，多语种的幼儿园每月收费500~550欧元(个人平均月工资为3000 欧元)，即使是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过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6%。

这意味着，中国的家长在幼儿园费上的开支，按收入比例计算，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

昂贵背后的未来博弈

“依我看来，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这固然难怪，外国货哪有便宜的？既然样样仰赖于外国，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是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以为这是哪个愤怒的家长在某个育儿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感想？错了。说出这番话的人是陶行知，时间是1926年10月。

在陶行知看来，当时中国幼稚园昂贵的原罪，在于中国学前教育从一开始就作为舶来品，作为培养殷实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性的蒙养院而来，而非满足民众内在需求的慈善性福利机构。让陶行知80多年前的讲话在今天听起来格外发人深省的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幼儿教育在满足慈善福利需求这一领域做得相当出色，而在课程模式和教育理念上，因为遵循苏联的相对刻板的三学六法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被反思批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描述的情景。

然而，当改革开放国门再度打开，西方主流的幼教理念和课程模式一拥而入后，钟摆又偏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红遍大江南北的贵族化的蒙台梭利幼儿园，便是这个极端中的极端。

玛丽亚·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女医学博士，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在担任罗马国立心理矫正学校校长期间，蒙台梭利针对智障和低能儿童的问题，将当时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应用到这些儿童的教育中去，并研制了一系列教育工具。1907年，在罗马优良建筑公会的资助下，蒙台梭利在罗马的贫民区设立了专门面向贫苦但智力正常儿童的“儿童之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教具和教学法，完善为如今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20世纪早期，在伦敦、瑞士和荷兰等地，采用蒙氏教学法的蒙台梭利学校纷纷设立，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罗素，就曾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蒙台梭利学校中去，并对其间对儿童心智、自信、教养和独立能力的启蒙和培养大加称道。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蒙台梭利教学法早在“五四运动”前后便被引进中国。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就设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商务印书馆还仿制发行了蒙台梭利教具。1916年，美国的巴士弟夫人更是携带全套蒙台梭利教具来到中国，亲自表演介绍了蒙氏教学法的操作过程。不过，因为和当时盛行的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在一些主张上意见相左，而且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不合，早期的蒙台梭利幼儿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反响。50年代，蒙台梭利教育更是被扣上“唯心的、机械的、体现资产阶级儿童观和自由主义、将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直接应用到正常儿童身上的不实用的教学法”的帽子，打入冷宫，遭人遗忘。直到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重新推介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的理念，1994年，与台湾蒙台梭利启蒙研究基金会合作，在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和北海幼儿园建立蒙氏教育实验基地，蒙台梭利教育才再度复苏。

不过，这一次复苏后，蒙氏教育在中国的火，却令当初主导引进的人都 “始料不及”。到2004年，遍布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千家公立和民办幼儿园均开设了蒙台梭利实验班，人们不但不再怀疑训练弱智儿童的方法适用于正常儿童，反而寄希望于借助蒙氏昂贵的教具和教学法，让自己的孩子“跑赢在起跑线上”。

在李辉看来，蒙台梭利教育的中国热，从生态系统理论的层面考察，是因为它契合了多方面的需求。“在宏观上，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儿童的教育，愿意花钱，不惜一切代价。在消费者层面，蒙氏教育强调秩序和工作，而这种价值观经历了‘文革’后被摧毁得很厉害，作为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建立起这一理念。从幼儿园层面，蒙氏的教具摆在那里，看得见，摸得到，气势上先就吸引眼球，而且又有一整套已经形成体系的操作规范。”正因如此，在众多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外国教育模式中，蒙台梭利教育可以独领风骚，反倒胜过了在幼教学术界受到大力推崇的瑞吉欧教育模式。而蒙氏幼儿园的贵，因为有专利教具的掩护，来得格外理所当然，“事实上，在美国，蒙氏幼儿园也很贵，属于高端幼儿园。这么多孩子上蒙氏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如果把中国幼儿教育的贵都归因于蒙台梭利幼儿园的燎原效应，在北京小橡树幼教中心创办人王甘眼里，也是不公平的。“过去我们有企事业幼儿园、街道幼儿园等，社会各个层面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家庭补助，这可能产生一些缺陷，比如有的单位把一些老弱病残亲戚之类安置到幼儿园，使得幼儿园专业素质不高，不思进取。但是现在大家都甩开包袱了，把这些幼儿园关了，国家又没有把这个包袱接过来，结果都需要年轻父母自己去掏腰包，压力一下子变得特别特别大。”

对于这个问题，李辉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率领的研究小组在香港倡导实行了学券制度，从2006年起，香港政府每年增加20亿元幼教经费，以学劵形式为每个幼儿每年提供1.3万港币的学费资助(其中3000港币作为对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费用)。在这一制度施行前，香港幼儿园月收费的中位数在1300港币到 1500港币左右，发放的学券基本上可以负担起中下层所有家长的开支。李辉认为，以内地人口基数之大，或许无法一下子企及香港的投入规模，但如果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商业化过程中起到一点推动作用，现在围绕学前教育而生的种种激烈矛盾，将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福利性的国家补贴或许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却是，即使在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发达国家，总体趋势上，中产阶级的父母也倾向于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子女的学前教育上。上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幅照片，曼哈顿的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幼儿园门前，家长们焦急地排着长队，争夺有限的空缺，而与此同时，同一社区的公立日托中心却门可罗雀。在中国，即使在北京，一些优质幼儿园被踏破门槛的背后，也有许多幼儿园因为招不上生而关门大吉。

在我儿子出生前，我对自己说，一定竭尽所能，不要妄图在下一代身上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已经足够。然而，如果说健康和平安都可以求到固定的解，快乐的答案，却实在太过多元。怎样才能快乐？我压根儿不相信什么起跑线的说法，正如王甘所说：“人生的目的不是在赛跑，我们是要帮助孩子做到最好的自己，找到最恰当的位置。”但是，我喜欢的作家龙应台也对他的儿子说：“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个人的方向……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后，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这又何尝不是我的心声？

在我们认清这个世界又平又热又拥挤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开始意识到，对于优质资源的竞争可能要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即使他只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

从事幼儿教育产品开发的美中智通产品发展总监陈翔伟表示，幼儿教育产品体系的演变，根源于成人社会对“成功”的想象的变化。在强调确定性、唯一性、规范性的现代主义体系中，“学好数理化”可以是成功，“考上名校”可以是成功，“出国留学”可以是成功。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所有这些都被颠覆了。现实多元，观点多元，答案多元，解决方案也多元。在层层竞争压力向下释放的背景下，也许，一切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本质上都是廉价的。

于是，我也许会继续打开我的钱包，将我所有的钞票和爱，奉献给我亲爱的宝贝。■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玩具箱”——专访Leapfrog学习研发组总监吉姆·格雷

跳跳蛙，成立于1999年，是美国最大的儿童教具研发公司之一，他们研发的教具多次在美国国际玩具展上获得最佳教育玩具奖。

吉姆·格雷(Jim Gray)在跳跳蛙领导学习研发组，监督每个产品的“学习”过程的设计，确保最大化儿童的参与度、趣味和学习。吉姆·格雷是美国哈佛教育研究院的博士，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设计与技术”项目担任顾问，并在罗切斯特技术学院担任互动媒体设计的讲师。

记者◎陈赛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样的玩具，才配贴上“教育玩具”的标签？

吉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任何一种东西，哪怕是一根棍子，或者一个盒子，都能让小孩子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种基本的玩耍模式，再加上一层技术元素，让它变成一种新的玩法。我们经常会求助于一些经典的玩法，早在玩具公司出现前，孩子们就一直喜欢玩的东西，比如积木、过家家、扮大人。

目前玩具界的一个趋势是高科技化，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喜欢模仿父母，玩大人的东西，比如iPhone、PDA、相机，全是电子产品；另一方面，父母希望孩子玩与自己年龄相衬的玩具，最好还有教育价值，这就给跳跳蛙留出了很多设计空间。比如我们有一款玩具叫Text&Learn，就是为3岁以上的孩子设计的幼儿版PDA，既能认字母，还能通过玩“预约”和“发短信”，学一些简单词语。还有我们正在设计的一个新玩具，叫Chat &Count电话，是给18个月以上的孩子玩的，可以学数字、计算和打电话。儿童茶具、玩具车，其实都是一样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科学家认为，儿童自由地玩耍，比任何有结构的、有监督的玩具或者玩耍方式更好，您认为呢？

吉姆：我们相信，一个孩子应该获得各种各样玩的体验，有些是技术驱动的，有些是更传统的，比如七巧板，或者角色扮演玩具，比如洋娃娃。我一直认为，儿童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玩具箱”，装满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工具，能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感觉参与，一边玩一边学。

事实上，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是，儿童到底是如何参与那些编排好的、或者自定义的电子内容？比如一个毛绒玩具发出的声音，或者一个角色扮演的道具，是如何刺激儿童的想象游戏的？这种玩耍方式又如何影响了儿童的创造力、执行能力、认知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设计一款玩具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吉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希望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玩具学到什么，某种概念或者技巧？在跳跳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发孩子对学习的爱，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有哪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创造这种体验？第三，怎么抓住一个孩子的想象力和玩的自然欲望？

三联生活周刊：就益智玩具而言，父母最为困惑的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益智功能。很多自称能提高儿童IQ的玩具，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支持自己的论调。你们的玩具真的能提高儿童的智力吗？

吉姆：一个孩子的生活很复杂，他们一天有许多活动，所以很难测量某个单一的玩具对他们的智力所产生的影响。但我们每设计一个玩具，都会有内部调查，评估它的内容质量和孩子的参与程度，并根据这些指标来决定是否推出这个玩具。另外，我们经常会在幼儿园或学前班做一些实验，比如一组孩子使用Leapster，另一组孩子不用，一段时间后比较各自的学习效果。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毕竟是一小部分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学习路径”(Learning Path)。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会跟踪和记录一个孩子使用某个玩具时的基础数据，比如读书的频率和时间、游戏的进阶情况、最喜欢的游戏和活动是什么等等，这些数据本来是仅限于内部研究使用的，但从去年开始，我们推出了许多联网的玩具，比如Tag Reader、Leapster2、Didj、Crammer，数据的共享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所谓“学习路径”就是一个网络资源库，一个孩子只要拥有一个跳跳蛙的联网玩具，他每次玩这个玩具时的数据都会上传到网络，这样，家长就能跟随孩子的学习轨迹，清晰地看到他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下一步应该学些什么。而且，家长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流。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技术渗透到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他们玩和学习的过程。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你们设计教育玩具的方法？您对这种技术在玩具中的泛滥有任何的怀疑吗？

吉姆：作为一家儿童教具设计公司，Leapfrog有三个基本支柱：玩，学习，技术。我们希望利用一切可行的技术创造多感觉并用的学习体验。

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小孩应该接触数字技术吗？YouTube上有一个视频，一个1岁的孩子用iPhone看家庭照片，并与他的父母以某种方式交流，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在促进他的早期语言和读写能力。我认为，“两岁以下的儿童不要接触屏幕”在这个时代未免过于僵化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有一款产品叫Clickstart，是帮助3岁的孩子学习电脑，他们真的需要这么早就学这些吗？

吉姆：模仿大人是一个孩子最原始的学习方式之一。在一个不断充斥着信息和交流技术的世界里，孩子们希望接触这些工具的愿望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适度，不至于让他们沉溺其中。当然还有安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多花一点时间和你的孩子一起玩这些东西，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反应，问问他们自己的感觉，然后再选择什么样的玩具最适合他，比如他们喜欢玩蜡笔，你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到数字画板。

有人管这一代人叫第一代“数字土著”，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他们世界的一部分，幼儿园、学前班，到处可以接触到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我们和很多父母聊过，他们大都希望孩子早点学会用计算机。他们希望孩子在学校成功，在未来的人生中成功，任何能帮到这一点的，他们都愿意尝试，教育玩具只是这个公式中的一个元素而已。但孩子就是孩子，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些电子玩具永远无法取代公园散步、餐桌前的谈话、积木、过家家。■



新商业模式的拥趸：“80后”父母群

只多一点点：两个幼教机构，一个崭新阶层

在美国的时候，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的董事周炜从数字上早就分析出中国婴幼儿教育是个数百亿资金的市场，大有可为。“在美国习惯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散漫态度，许多美国家长只要孩子健康长大就可以了，只有华人家长群，对孩子教育的态度要积极很多。很多华人家长买房子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要挑选学区，父母亲对孩子教育愿意付出很多。”

可是，回国后眼前的现实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幼教机构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流行了很多年可还是很管用，只要幼教机构把这句话说出来，很少有家长不点头赞叹的。”而这句话背后，往往就是一年数万元的婴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点不比一个大学生所需的费用低”。

从婴儿抓起的教育

周炜的爱人从胎教阶段就开始寻求相关机构的帮助，而他本来是不相信这套的，可是孩子几个月之后，感觉“他比同样大的孩子要成熟一些，现在我也很相信这些教育理论了”。一方面他很理性地觉得对幼教机构的教育成果应该有所怀疑，另一方面又觉得，“哪个家长看自己的孩子都不理性，只要他比别人多学会一点东西，家长就开始欢欣鼓舞”。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民营的新型幼教机构如同雨后春笋般成长，身为风险投资者，周炜对这块市场处于不断考察中。

很多时候是失望。“中国过去最好的幼教机构都是国家资源，像北京的‘蓝天’、‘六一’，上海的宋庆龄幼儿园，这种机构和一般家庭无缘。现在新成长起来的幼教机构都是缝隙中出来的，不仅分散，而且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就算是那些新型的、有了一定知名度的连锁幼教机构，也因为这两年扩张的需要，开始只要交两万元加盟费用就可以挂上牌子，质量也不稳定，我是不会把孩子送到那种机构的。”周炜说。

他唯一看中的幼教连锁机构在四川。“创办人是国外回来的有教育学背景的博士，观念很先进，五六年前，他创办的连锁幼儿园就已经用视频的方式让家长观看孩子活动，而且他亲自挑选老师，他招收的老师都能以平等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爱孩子，这种教师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这也是我看重他们的一点。尽管这家幼儿园年收费七八万元，可还是让当地家长们趋之若鹜，你想想，那还是在四川，可见中国好的幼教机构的缺乏。”

可是这家幼教机构不想大规模在省外扩张，所以周炜还得寻求进入的方式。

中国的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生人和“80后”长大的这个群体，现在是幼教机构主要的买单者，“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品牌意识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巨大需求的推动下，幼教机构才疯狂成长起来”。周炜说。

在很多年里，中国0~3岁的婴儿教育机构是空白，商品稀缺使中国最早出现早教机构的时候，“永远是爆满状态”。红黄蓝教育机构的创始人史燕来说到自己1998年在中国科技馆创立“翻斗乐”的时候，脸上满是笑意，“我们当时的口号叫母子互动，都没考虑到爸爸参加进来”。

严格地说，这还不算以教育为主的早教机构，只是一个让孩子们可以自由、放肆玩耍的场地。北京大学毕业的史燕来在经营翻斗乐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北师大以及国外的研究机构已经有很多关于儿童心理和婴幼儿教育的研究成果，可是都还没有变成实践。“我们勉强算是一个儿童体能训练的机构，加上我那时候刚有孩子，所以在这上面不免花心思，决定想办个能对孩子进行早教的亲子园。”

“3岁以前的教育很重要，带孩子来玩的很多家长也是学教育的博士、硕士，她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教育，可是怎么办一个完备的亲子园，谁也没经验。不过我觉得，亲子园最重要的就是爱心，第一批从300多人里只招收了4个，我请北师大的老师来给她们和我一起上课。”

亲子园的课程基本上是琢磨着前进，“家长们不愿意让孩子玩沙子，觉得脏，我就买来彩色沙子”。从最简单的沙课程起步，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课程都在不断调整中。“一方面是我们接受的新经验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孩子的成长特点也不同，，我们的课程已经调整到了第十五版，现在我们有一整套立体教育方案，还在不断变化。”

十几年过去，红黄蓝已经在全国有了几百家亲子园，而别的品牌也在崛起中，台湾来的华威国际的总经理罗文倩发现，内地的亲子园市场实在太大——“从无到有生出来，一下子就上万家，从最豪华的办在CBD的，到最简单的在小区里刷刷墙壁颜色就开张的，谁都没做到这个市场的最大。”她所参与投资的“东方爱婴”已经有了300多家连锁。

这样的早教品牌吸引的是城市里拥有中高收入的父母。据东方爱婴提供的数据，全国5万名会员中家庭月收达到5000~1万元的占44%，超过1万元的占23.5%。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是早教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对品牌也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他们是对品牌最挑剔的一群人，现在中国亲子园的知名品牌也有几家了，像美国模式的‘金宝贝’、中国本土化色彩很浓的‘红黄蓝’，注重孩子智力潜能开发的‘东方爱婴’，家长们选择余地很大。”罗文倩说。

罗文倩发现：“金宝贝吸引的是那批很西化的父母，他们绝大部分认为孩子只要玩就可以了，所以那里注重体能训练。东方爱婴则比较注重智力开发，中国人最喜欢这套，台湾80年代时早教机构的发展和现在的内地比较像，那些机构整天要孩子背诵，中国孩子背几百首唐诗不稀奇，而同龄美国的孩子能唱一首歌，都会被父母当做是人生值得纪念的大事，录下来寄给多个亲友。”

东方爱婴最核心的产品——为孩子提供的课程号称最注重智力和潜能的开发。我们参加了一节为16~24个月的孩子开设的音乐课，授课老师嗓音确实很好，甜美、洪亮且具有亲和力，而且保持了整节课的热情与微笑，是个优秀的音乐教师——人力成本是鉴别早教机构优劣的另一视角，像东方爱婴、红黄蓝这种机构都是一个老师只照顾几名孩子的，虽然是一名老师在上课，可是旁边招呼的老师还有数名，这样家长们也感觉钱花得值。

因为注重开发孩子的智力，短短45分钟的课里安排了让人应接不暇的内容，各种音乐游戏、各种需要孩子们跟唱的旋律走马灯似的过个不停。

一名家长对本刊记者说：“我家孩子来上课后，家里再有客人来时她不躲起来了，其他的，真说不上有什么变化。”可是就是“不再认生”这点上，就足以让有经济条件而又热切希望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坚持带孩子来上课了。

只多一点点：新型幼教机构提供的商品

小惠老师在红黄蓝幼儿园的国际班已经工作了6年，她是个眼睛很大的女孩子，确实让小孩子看上去就很喜欢，这也是新型幼教机构选择教师的最重要的一点。史燕来说：“不能要那种高高在上的老师，传统的幼教机构比较注重师道尊严，我们看中的是老师对待孩子的平等性，老师做错了，就得诚心实意地向孩子道歉。”

小惠说给孩子道歉在这里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我们这儿，老师和孩子是平等的。比如有时候我错怪了孩子，我就会很真诚地对他说，对不起，今天因为那什么，老师错怪了你，你能原谅老师吗？”

红黄蓝幼儿园总园长蔺玉华有30多年的幼教经验，在公立和民办幼儿园都待过，她说：“这里招老师的时候第一看重的是亲和力，以及她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爱孩子、爱这个工作。面试的时候每个人介绍自己时都说我非常爱孩子所以我才来，我就直观地问他们，如果小朋友今天就是拉在裤子里了，你看到后怎么做？能仔细说明自己怎么洗裤子的老师我才要。”

老师下蹲的说话方式，使这里的孩子更活泼一些，小惠说，许多刚从公立幼儿园转过来的孩子，来的时候都特别老实，特别乖，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和这里其他孩子有特别明显的对比。“我不能说别的幼儿园不好，但有些幼儿园对孩子确实有束缚，挺严格的。加上我们这里的老师明显年轻，都好动，所以我们这里的孩子明显比别的幼儿园的孩子活泼。”

所谓的国际班，就是聘请国际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班级，本来红黄蓝在收费上不属于最高档的那类，根据所在区域不同，一个月从1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可是国际班都是一个月5000多元，半日全程由外教授课，与北京收费最高的专收外国孩子的国际幼儿园不相上下，我们走进去，一个来自菲律宾的老师正在又唱又跳，旁边还有两个中国老师也围绕着孩子唱英文歌，除此之外，几名保育员还在旁边招呼着，一个只有十几个孩子的班级，老师有4个，还不算保育员。

另一个国际班正在教武术，史燕来说她门比较重视中国传统教育。“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中国的传统东西，教孩子武术、抖空竹，我们本来就是个开放平台，美国的、中国的幼教模式都是适合中国儿童的就用。”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正在教孩子各种拳法，全是最简单的招数，可是他不时地欢欣大叫“太标准了，老师喜欢你！” 还做出不敌孩子的拳法的样子，红黄蓝的幼儿园系统在2003年创办的时候，就招收了数目不少的男老师，这些老师都能和孩子一起躺在地上打滚。

除了教师态度友善和课程精致外，民营幼儿园能提供的特殊服务也比较多。小惠还记得，有个胖胖的女孩子，“说话有一定缺陷，一定要跺下脚才能蹦出一个字，刚来总被小朋友笑，可是她特别能做算数题，都能算到100以上了，我就总是在别的小朋友前面表扬她的天才，结果后来她说话也好多了”。

有许多公立幼儿园不收的孩子这里也收，“有个小孩子3岁还不会走路，到我们这里我们也为难，不想收。可是家长说，你们不收我孩子就完了，这样一来，沟通后，园所最后决定接受。3个老师每天跟着他，半年之后终于学会了走路”。

相比起亲子园，办幼儿园的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孩子不再是一周来一次或数次，而是整天在这里，家长还不能跟着，要负责孩子的安全和食品，这样风险系数高很多，而且投资一个中高档的幼儿园至少需要500万元左右。2003年，史燕来下定决心办第一个幼儿园。

亲子园创立的时候，竞争者不多，可是红黄蓝办幼儿园就得面对强大的公立幼儿园这样的对手，好在公办幼儿园特别是名牌公办幼儿园资源的供应不足，著名的公办幼儿园赞助费近年来节节攀升，几万块钱对于越来越多的家庭而言已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有钱也进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把目光投向了有名气的民办幼儿园。有些家长说，其实我们算过账，公办的名牌加上赞助费的话，其实收的钱也不比民办的幼儿园低，“我们要比拼的，就得是别的东西，比如课程，比如我们坚持的一些原则”。

红黄蓝和传统幼儿园还有一大不同就是他们对户外活动、对孩子身体发展的重视。现在幼儿安全问题被家长们极度看重，大多数幼儿园出于安全考虑会尽量减少孩子集体外出的活动，尤其是红黄蓝的孩子们的家长。小惠说，“天冷了不让出户外，天热也不让，刮风下雨更不让，可是孩子们不去户外是会有问题的”。

蔺玉华说现在来幼儿园的孩子，基本坐车，加上回家有的还是坐电梯，肌肉明显无力，不锻炼不行，可是锻炼又会带来安全问题。“现在各个幼儿园最难做的是安全问题。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弱，动作协调性差，出去活动一跑摔一跟头就骨折，出现这样的问题，公立园可能还好，私立园家长是不依不饶的。公立园相对收费低，家长觉得收费低、孩子多，磕了碰了，算了，谁让我交钱少呢。私立园收费高，家长对你的服务要求更严格。”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组织过孩子外出野炊、到郊区放养小鸭子，每年春天，还去大兴的一块地去种红薯，秋天再去收割，蔺玉华说：“我们这里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是一定要保证的。”

幼儿园的伙食是请了专门的营养专家和自己的保健医生一起配制的，蔺玉华说：“现在的家长恨不得孩子一天三顿都在这里吃，他们没时间给孩子做饭，结果孩子们养成了幼儿园的口味，有些孩子上了小学还回来吃饭。”

也许在一般的幼教专家看来，红黄蓝所能提供的服务，只不过比一般传统幼儿园多一点点，可就是这一点点多出来的东西，使红黄蓝这样的新型幼儿园机构在许多家长看来已经是天堂。“现在我们的几家连锁园所也都是报名量爆满了。”蔺玉华说。

缝隙中的机会：新型幼教机构的求生技能

为红黄蓝进行募资的华兴资本的副总裁李悦看来，红黄蓝的连锁幼儿园在装修上面只是中档水平，“但是特别温馨，装修材料全部是环保、安全的，看得出来花了心思”。也就是因为这点温馨，使她对红黄蓝动了心思。

在为红黄蓝进行资本管理并寻找投资前，李悦和她的团队考察了全国众多的幼儿园。“我们考察的都是连锁的亲子园和幼儿园，因为小作坊式的幼儿园不值得投资，其中有一些国际学校肯定要比红黄蓝高档，走进去的感觉和进五星级酒店类似，那里只招收外籍的孩子，20多个老师围绕着10个学生转，收费一年几十万元人民币，可是这种的不适合做连锁，不适合我们投资。”

“我去红黄蓝考察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儿童影院，窗帘用黑布，凳子全是圆角，走廊上放置着孩子们用废品改造的小手工，不像我们考察过的一些公立幼儿园那么冰冷，加上他们的创始人都很实在，不像我们常接触的IT人那么能忽悠，于是就给他们募集了800万美元的投资。”

在李悦看的那么多幼儿园里，红黄蓝还有一点也很让她喜欢：“他们的经营者很专业，有各种专门的团队，比如说有专门和房地产商保持密切联系的团队，专门考察新楼盘，看是否适合开设新的幼儿园。还有十几个学教育的硕士生组成的教材、课程团队，他们负责拿出一套红黄蓝自己的东西来。”

每个幼教机构都会说自己的课程设置最合理，教育方法最科学，可是大概心里都知道，不会有任何一套完善的课程，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像红黄蓝这样的民营教育机构要和名牌公立教育机构竞争，更得在这方面下工夫。

红黄蓝科研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就像“搜索引擎”，找到相关材料，然后把各种理论转化为实践，“拿来后和中国的系统去匹配、融合——目前国外学前教育观念非常开放，会同时存在很多互相冲突的观念，要靠我们去选择能适应中国孩子的、家长能接受的”。

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和日本重视户外活动，可是现在中国的家长比较害怕孩子受伤，我们就得去做家访，然后编排一些适合中国孩子的活动，像跳房子、抖空竹。引进成熟的美国课程也不一定适应中国孩子，他们的课程中有很多宗教因素，我们要淡化这种东西，可是里面的视野又很开阔，比如对世界各地文化的重视，对种族的平等感，这些都不是国内教材所具备的”。

史燕来开玩笑，她要求老师也要与时俱进，“像什么是纳米技术、朝核问题都得懂，否则孩子问起来怎么办？”

高寿岩说，她们尽量做到自己的课程能和中国的教学大纲对应，可是，“还是有很多家长提出更多的，现在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名牌小学，我们也有学前班教育，可是教的东西不一定是家长想要的”。

高寿岸还提到她们设计的学前班课程，“包括教孩子怎么整理书包，书应该放在哪里，怎么去适应一个新社会环境，可是家长们不干，让我们赶紧突击教孩子功课，那就和我们系统课程冲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家访，“我们的老师上门去和家长谈，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教孩子，大多数家长还是能理解的”。

红黄蓝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的升学率一直很高，这是能让家长们信服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是你不能融入国家教育体系，你的幼儿园的生存就存在问题了，史燕来说：“如果做亲子园，你只需要在工商部门注册，因为毕竟多数的亲子教育还是商业化运作，虽然我们取得了教育资质，我们的运营体系还是考虑商业化因素。”

“但要是想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把幼儿教育做到位，一定要融入到正规化教育体系里来。”而将产业扩展至教委直接领导下的幼儿园领域，是红黄蓝教育真正在中国扎根的前提，教委的指导是国家行为，“做幼儿园我们定位就是国家标准”。

为了融入国家教育体系，红黄蓝选择了很多民办幼儿园都不愿走的道路：申报级类。第一家红黄蓝终于历经艰难后通过了北京市“一级一类幼儿园”的考评——史燕来说，很多民办园不主张申报级类，因为评审要求非常高，而且很繁琐，总是要来定期检查。

不上级类的话教委管理得相对松散，一旦上了，每年都有评定，今年评定过不了关第二年就摘牌了，甚至很多公立幼儿园也上不了那个级别，很多民办园因为追求利润，“最简单的比如装修材料就达不到标准，根本禁不起这样的审查”。

东方爱婴的创办人贾军曾是著名的国际数据集团(IDG)的高级白领，1998年放弃了年薪30万元的工作开始创业。贾军以她一贯的对数据的敏感性认识到早教市场的机会，她说：“我在刚刚做的时候，读到一篇报道，一个家庭用于一个孩子的月支出最少是800元，其中教育支出是200元以上。当时北京有28万名0 岁到3岁的家庭，如果乘以200元，再乘以12个月，你算算这是多少钱。”

光有数据支持没有用，贾军也一直强调了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东方爱婴的“大研发”概念包含几个层级：一是国际科研成果，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保证东方爱婴能得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和国内顶级科研机构合作，保证国外理论和中国孩子能结合起来；三是自身研发中心，了解顾客需求。

对比红黄蓝与东方爱婴这两个婴幼儿教育的样本在打造各自核心产品——课程或教育模式时，可以发现基本它们都以国际成果、国内机构、自身研发中心为3个点，且都含有学习国外教育理论、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对这些理论做适应中国孩子的调整，并将理论运用到课程实践中去等几个关键环节。

蔺玉华当幼儿园园长已经很多年，从国营体制转到民营体制，见证了中国幼教改革之路。她说：“最早学习苏联模式，后来推翻了，有若干年没有大纲，完全根据小学课程来设置幼儿园课程；再后来出来了一个特详细的大纲，上世纪80年代的，规定幼儿教育要学10以内的加减法，不能多学，有的孩子想学20以上的加法，负责检查的人会来告诉你，违反大纲了啊，终于到2001年出台了一个比较概念化的大纲，各个幼儿园的主动性才发挥出来。”

“现在红黄蓝里面的孩子是活泼多了，也不像我从前待的军队幼儿园，孩子们总是比谁的爸爸官大，可是家长问题比从前多多了，现在不少家长都是‘80后’，送孩子来上学，孩子没哭，他们眼圈先红了，站在幼儿园外的视频前面哭起来。比孩子焦虑多了。”尽管很多家长都开着宝马来送孩子上学，可是在蔺玉华眼中，他们也是没长大的孩子。

新商业模式的拥趸：“80后”父母群

焦虑只是这些家长们的表层特质，因为要投资到幼儿教育机构，所以罗文倩他们公司做过专门的分析报告，来研究这批“80后”的父母亲的特征，他们是中国上一个婴儿潮的产物。“一代婴儿潮，影响的是若干个时代，像美国50年代的婴儿潮，到现在还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因为在台湾地区长大，所以罗文倩总拿台湾来做分析对照，内地的“80后”和台湾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很相似，“成长阶段物质不一定很匮乏，但是也还比较简单，正好碰上了经济起飞阶段，所以他们身上的特征和他们父母亲完全不同”。

经济起飞阶段的家长都很重视教育，“因为家族背景会渐渐淡化，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要是努力，照样可以去500强的大公司打工，大家对教育成功有了种种隐性的假设，所以家长们的想法一致化了，都希望孩子有好的教育经历”。

这批“80后”的孩子在成长中，因为成长环境的富足，“他们成了内地最早的品牌认知者，对品牌有要求，对质量也挑剔，成长背景使他们的商业化认知程度很高，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也是最苛刻的品牌消费者”。

这种消费习惯反映到早教领域，就是他们开始寻求好的早教机构。“与他们的父母对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小时候可能只要有学上就好了，可是现在，因为是一胎政策，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受到更好的对待，往往愿意倾尽所有，加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从小城市或者农村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父母不在身边，就更加茫然而冲动地去寻求外界的帮助了。这时候，亲子园这样的机构就有了发展空间，应对的是刚性需要嘛。”

虽然在内地发展已经10年，可是亲子园行业中没有出现领导性品牌，“主要是中国太大了，很多经验在大城市有用可是不能复制到小城市，现在中国的幼教还在从无到有阶段，所以家长们、创办人们都在学习过程中”。

台湾的早教机构有一个时期非常发达，所有的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到各种学艺班学习，“好像不学就不能长大似的”。可在经过了80年代的高潮后，台湾的早教机构现在已经到了大批衰退的地步，“主要还是因为人口少，机构找不到生源，现在成批倒闭，可是在内地却没有这种担心，因为空间大，婴儿潮也没有消退的迹象，我们可以做好一线城市，有了精细化的管理经验再把它推广到中等城市”。

不过，也许不用等到那么久以后，罗文倩他们在东方爱婴之外，还投资了一个叫天才宝贝的幼儿教育机构，主要是培养孩子的演讲能力，课程全部从美国搬来，号称是要培养孩子里的 EMBA。“收费也特别高，单价课程就有几万元，是所有幼儿教育机构里最昂贵的，开始我们还担心，想是不是只在北京、上海开设算了，结果在大连、青岛等地实验了一下，没想到都挤得报不上名，每个中国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强，很少有例外。”■



你的孩子“超常”吗

如果家长把一个孩子当超常儿童来养，犯错误的概率是97%；把一个孩子当普通孩子来养，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



“超常”还是普通？

只要有了孩子，父母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又一个误区，让没有孩子的人觉得可笑。比如那些等候在北京市宣武区陶然幼儿园门口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中，有一位妈妈说： “超常儿童？谁家宝宝不超常啊，这么小怎么能看出来谁超常谁不超常？”还有位奶奶说：“凭什么就他家孩子超常我家就平庸啊，我家孩子算数可好呢，被子也叠得可整齐了。”另有一位较为“理智”的父亲说：“不超常就教呗，多教教就聪明了。再说，不超常的潜台词是不是说父母也比较笨啊？”

陶然幼儿园是国内第一个开办超常儿童实验班的幼儿园，它和中科院心理所合作，每年通过选拔招收一批超常儿童，进行特殊培养。虽然家长们嘴上说人人的孩子都一样聪明，但实际上如果自己的孩子被测出来是超常儿童，他们还是会沾沾自喜，“还真觉得比其他孩子聪明”。总之，父母们多半只乐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更“优秀”、更“聪明”这些说法，至于“普通”、“平庸”之类的字眼，他们特别不乐意听到。“小孩子嘛，就有希望，哪个父母希望孩子们没定性的时候就普通啊，说不定日后哪方面一鸣惊人呢。”上面那位妈妈说。

对此，中科院心理所从事超常儿童研究的施建农研究员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不管家长愿不愿意承认，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超常儿童的比例只有1%~3%。虽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绝大部分家长都不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超常儿童。”之前有人对家长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前15%吗？”结果85%的家长都回答 “希望”。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15%和85%的数字偏差会导致至少70%的家长非常失望。“作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正确认识超常儿童在儿童中的比例非常重要。”施建农告诉本刊记者。

“超常儿童”听起来是一个不那么顺溜的叫法。“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关于超常儿童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什么是超常儿童，二是超常儿童为何超常。”

我国古代将那些才智出众、少年得志的儿童称为“神童”。古希腊的柏拉图把那些聪明异常的儿童叫做“金人”(Men of Gold)，意为“稀少、珍贵”。“天才”(Gifted)一词则始于1644年，不过直到高尔顿(F. Galton)的《遗传的天才》一书出版以后才得以广泛流传。在心理测验兴起之后，特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在1916年提出智商这一概念之后，人们又提出以智商(IQ)作为定义“天才”儿童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称的“资优”，日本所称的“英才”等名称。

不过“超常儿童”这个名词可以说只有中国内地才有。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心理学家刚开始对那些出类拔萃的儿童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为了给这些非凡的儿童一个合适的定义，内地心理学家于1978年提出了“超常儿童”(Supernormal Children)这一术语。“当时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些儿童的非凡表现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和后天教育培养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使用‘超常’而非‘天才’可以和‘天命论’或者‘宿命论’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超常儿童只是儿童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于儿童群体的独立群体。”施建农说。实际上，“超常”具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那些在整个儿童群体中处于非常落后的一小部分儿童是“低常”，以往常常被称为白痴、弱智或智障等；而那些处于非常优秀突出的一小部分就是“超常”，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绝大部分儿童是“常态”。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包括在“超常”的范畴了，因此 “超常”一词同时包括了中英文常用的天才(gifted)和专才(talented)儿童。

“超常儿童在心理任何一个方面的能力分布或表现形式的分布都符合这种正态分布，处于正态分布的高端一头，比如高于平均数2个标准差以上的部分就属于超常。”以智商为例，平均智商是100，标准差是15，大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即大于130即认为是超常。“除了智商，体育、音乐、舞蹈、艺术、领导才能都会表现出这样的分布，有些孩子八面玲珑，有当领袖的潜质，而有些孩子注定就要被领导。”

打破家长的幻想

施建农最初在师范学校学习化学，打算毕业之后做化学老师。1978年，国家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当时有一些关于科大少年班神童的报道，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就像很多普通人一样，我想了解超常儿童为什么会超常。”因为做老师也必须对孩子有些了解，要学儿童心理学，他就看了一些书籍，不知不觉就“多看了一点”，后来就到中科院心理所做研究生，报考的专业是超常儿童发展与教育。

“当时人们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认为早期教育可以造就超常儿童，我也觉得如果方法合适可能是可行的。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和想象的差距很大。在过去的2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虽然教育是有作用的，但是和生物基础相比，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们不能人为地造就超常儿童，不能把一个天赋平常的儿童通过教育变成超常儿童，但是绝对可以通过‘努力’把一个超常儿童变得很平庸。”

生物基础和教育的作用不完全一样，生物基础注重了本身潜力的可能性，教育是这种可能性实现的外在条件。把内因外因搞清楚，对学校和家长都很重要。“心理活动主要是大脑功能的表现，而大脑有它的生物学结构，我们推测它也像体型一样会受遗传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智商的遗传度还是很高的，如果两个人智商都很高，生出来的聪明孩子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很多东西并非一一对应，只能说可能性会大一些。”施建农说。

他们前期的研究证明，超常儿童的大脑和普通儿童的大脑在进行认知作业和非注意认知加工时都表现出特殊性。那么，为什么超常儿童的大脑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他们随即开展了行为遗传学研究，主要目的是把生物性的遗传因素和日常表现出来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寻找可能起到决定作用的生物因素，比如候选基因。

不过，从基因入手的研究至今也没有什么结果，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人们没有办法像确定单基因遗传病那样确定某一个基因和高智力有关，很可能是若干个基因对智力都有关系，现在的研究旨在寻找可能和高智力有关的候选基因。“智力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这些研究目前也正在起步阶段，很可能今天发现的明天又被否定了，科学需要不断地验证。”他说。

施建农最常举一个例子：刘翔跑得很快，家长可能希望孩子也跑得很快，但是就算把孩子送去短跑学校训练，最终就算是把他累死了，他很可能也跑不了刘翔那么快。 “这个例子家长很容易接受，但是家长就是接受不了别人的孩子能考100分，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考不了100分。”施建农对于这个问题非常的无奈。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考100分，而且有的人偏科，除了努力的因素以外生物学因素本身就决定了他缺乏某些天赋，只能在某方面达到一般水平。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有什么愿望就让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如果这样会有很多可悲的事情发生。”

如果家长把一个孩子当超常儿童来养，犯错误的概率是97%；把一个孩子当普通孩子来养，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家长要有平常心，这样对孩子的教育更现实一些，也能少犯些错误。”



如果真的超常……

如果一旦经过科学测试发现一个孩子真的是超常儿童，有没有进行特殊教育的必要？

“开设超常教育实验班的真正目的就是给超常儿童提供适合其发展特点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机会，也就是因材施教。”施建农说。

超常儿童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普通儿童有差异，例如，发展早，发展速度快，学习能力强，记忆力好，思维能力强等。“超常儿童理论上讲从两三岁就能看出来，比如两三岁的时候能认很多字，甚至可以读，至于意思懂不懂是另一回事。从道理上来说，除了智商，任何一个方面都应该有鉴别，比如音乐、体育、舞蹈、管理才能等等，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研究永远落后于实际需要，我们现在做得多的就是和智商有关的测试，其他方面关注得少了一点。”

如果把一个超常儿童放在普通的集体中，因为他们掌握同样内容的知识需要的时间明显少，所以可能会出现不能适应的现象。在普通班里，由于课堂上的内容对他们显得太简单，40分钟的内容他们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已经掌握，于是在剩余时间无所事事而做小动作或与其他同学说话，所以他们常常被当成问题儿童处理。于是，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以小学为例，有些被实验班录取的孩子，当老师到原学校调查时，常常被惊讶地告知：“某某是我们班最差的学生，怎么可能是超常儿童呢？”但事实证明，这样一些10岁时在普通班被当成“差生”对待，经常受批评的孩子，经过4年，甚至3年超常实验班的教育后，竟然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原因很简单，因为实验班为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发展规律的教育。”

然而，针对6岁以下超常儿童的实验班的建立并非易事。1978年，中国开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5年，北京八中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1995年北京市育民小学创办超常教育实验班；直到2004年，中科院心理所才谨慎地创办了幼儿园超常教育实验班。“年龄越小鉴别越困难，对未来预测的误差越大。我们对陶然幼儿园生源的测试，实际上大部分测试不是为了选超常儿童，是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保证除了超常儿童以外的所有孩子都得到更合适的教育。”

开办了这个实验班之后，施建农增添了些许麻烦。“生源太多了，我们都经常让家长不要来了，挺远的或者接送不方便。做这个项目是为了做研究，不是为了招揽更多的生源，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劝家长别来，但是你越劝人家越要来。”施建农说。

目前正规的由幼儿园开办的超常儿童实验班全国仅此一家，全国范围内针对超常儿童的教育和研究远远不够。除了中科院有专门的超常儿童心理发展与促进研究课题组外，其他大学或科研机构常常没有相应的研究人员，即使有也只是作为“副业”在开展。虽然有一些中小学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深度，而且也很不规范。目前开展超常教育的学校仍然非常少，这与我国超常儿童的数量及对超常教育的需求很不相符。那些打着超常教育旗号的这个班那个班，多半图的是经济效益。“比如有些机构宣称超常儿童的比例是15%，如果你是服务机构，就希望有更多的服务对象，但是从纯科研来说，我们追求该怎样就怎样，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施建农说。■

当代中国金钱迷境：钱到底是怎么搞定我们的?

这个世界叫Morld

当代中国的金钱迷境

什么时候，人类选出了一个国王，中文名叫金钱，英文名叫Money？

美貌是王后，权力是太子，名誉是公主，之后站着两排臣仆：一排是生命、健康、才华、作品、美德、青春、自由、爱情、幸福、快乐、家庭、友谊、奉献、信仰、事业、慈善、公平、法律、正义、情趣、爱好、安全、理想；一排是疾病、阴谋、罪恶、战争、暴力、毒品、偷窃、抢劫、挫折、伤害、欺骗、自私、痛苦、抑郁、孤独、愚蠢、无知、迷惘、麻木、冷漠、残忍、危险、肮脏。

今日世界，正上演一段金钱与人类的“双人舞”。

我们总想做自己的主人，却常常沦为金钱的奴隶。金钱是怎么搞定我们的？他总是肆无忌惮地驱使弄臣，羞辱良臣，漠视底线，践踏原则，撕毁契约，暗设交易，激发贪欲，收买人心。



金钱正在把我们每个个体逼入绝境。只有一个拥有健全法律和商业运行机制的社会，才有能力帮助个人反抗国王；只有一个拥有信仰和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才有机会团结个人看轻金钱。

被金钱颠倒的世界，从World变成了Morld，这个世界叫Morld。在这个名为Morld的世界，发生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战争，正愈演愈烈。

从World到Morld

世界颠倒了个个儿——金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你却面临生活的沦丧、价值观的崩溃与理想的退守。这是一次集体经历的失败主义，一出西方金钱观与中国价值观冲突的戏剧，也是一个正义与利益换位的Money世界。



仅仅在30年前，你仍对这一切深信不疑：物价不会随便上升；塞车永不会在你的城市发生；单位可以终老；熟人存款绝对和你差不多；蜂皇浆足以补身；一辆自行车就够了；有工作就自然有老婆和房子；你热爱的作家绝不会写低俗作品；没上大学不代表没有竞争力；每月给父母钱是一种义务；让中国超过美国比个人幸福更重要……你的幸福感建立在社会贡献度上，你是时代建设的一颗钉子，你没有想过攀比。

仅仅在30年后，世界就颠倒了个个儿：忽上忽下的猪肉价格代表了跌宕的CPI，17元一公斤；你因不敢相信国产奶粉而选择美国奶粉，要210元一罐；刚逃离堵车现场又要面对高速收费，需120元一程；修电器的人不再是邻居而是物管公司，交200元一月；你一边失眠一边办健身中心年卡，付3500元一年；你一边对同事态度冷漠一边参加搭讪培训班，给800元一课……你的幸福感建立在每月的收支账单上，你只为自己而活，你的人生发动机是你没完没了的欲望。

无法否认，金钱已经开始主宰你的自由，变成了你生活的国王。

钱的中国拐点

早在1023年的中国成都，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就诞生了。从“净众寺”诞生的中国纸币，却多年未洗涤过众人的内心。《管子》有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为首，商居末。“权力”和“金钱”不同步。

随着中国的开放，西方的金钱逻辑亦来到中国。理想主义的偶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有闲阶级。今天，韩国《韩经商业周刊》这样描述“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德国《世界报》引用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马库斯陶贝教授的话：“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异常浓厚，事业与成就首先是以金钱衡量。”

赢者通吃的时代，钱成为了最近30年中国人思想与生活转变的一个拐点。整个社会对金钱的集体向往，催生了中国中产阶级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图谱——他们有学历、有房、有车、有家庭，手持多只具有成长性的股票，却没有私人生活的情趣。罗伯特·索洛在《资本主义的今天》里写过，人们抱怨工作的冷淡无趣和非人性化，成就感和满足感荡然无存。同理，中国的中产们一边分期付款支付所拥有的一切，一边抱怨缺乏幸福感、价值观崩溃。

姓钱的中国人总喜欢给孩子起个与钱抗衡的名字，诸如钱锺书、钱学森，避免钻到钱眼里的俗气。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关于钱的各种矛盾之中：爱钱，又怕有钱；不承认钱是生活的全部，但生活的一切都不得不围绕着钱；不承认钱是人生的唯一价值，但回首往事，除却为钱奔波的奋斗经历，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是失去了多元的生活选择，才退一步去追求金钱；还是因为追求金钱，才导致了生活的沦丧。

钱无罪，人有病

亿万富豪李春平写过畅销书《忏悔无门》，说的是财富的传奇。他在得到财富后，想把曾经的爱情、亲情赎回来，“然而岁月不可以召回，青春不可以抵押，感情不可以救赎”，终是忏悔无门。

“这个世界将要失去某样东西时，这样的东西价格必须上涨。”《超级金钱》里的“大人物”温菲尔德如是说过。在物欲旺盛的这个时代，纯爱、友情、梦想与信仰早就物以稀为贵，与你内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钱的距离越来越近。

德国多特蒙德的海德玛丽女士曾做过一个脱离金钱世界的试验。这位50多岁的教师及心理治疗师在6年时间里，只和别人进行劳动与实物交换。她给文化中心做饭，只为使用电脑；她给孩子补习德语，报酬是一顿晚饭；她帮别人照顾小猫，以换来一张车票。结果，社会人士给了既不交税也不上缴社会福利的她一个负面的评价： “社会的寄生虫”。市政府更持否定态度，因为没有税收的任何“贸易”，对城镇而言都是灾难。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逻辑，它造就的一个金钱为尊的“非环境”。金钱成为成功学标准背后，是这个社会的集体无力感与失败感——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习惯怀疑多于信任；在资源紧缺的城市，我们习惯生存先于梦想；在商业时代，我们习惯以利益得失作为行事标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盲目相信西方的进步，却忽略了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断裂；在多元的文化世代，我们反而找不到共有的追求与梦想，金钱成了唯一的大范围目标符号。

英国首席法官培根写有《论金钱》，却因受贿被囚于伦敦塔。传说培根出狱后烧掉了原作，想重写《论财富》，却支气管炎复发而死。有考据癖认为他早已发现金钱的阴谋：“即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

成功是一种毒药，钱是它的药引。如果金钱到最后，没有给中国有钱的人带来幸福，却让中国没钱的人不断抱怨，我们又该如何填补这30年观念骤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道德错位与文化断裂？

金钱更多了，但生活更没兴致了

坏经济并未让我们变好，投机之风、炒作之心未改。鼓动经济曲线的是人性中最不安分的部分，它们召唤金钱又受金钱驱使。


电影《华尔街》关于贪婪的表述堪称经典——Money never sleeps(金钱从不睡觉)。华尔街人从不睡觉，打足十二分精神，像打了药，时刻准备搏杀。金融海啸来临，药劲过去了，于是一片疲软。

中国人近十年来所受有关金钱的教育或教训，超过过往一个世纪的总和。今天连我儿子都懂得“钱最亲”，小小年纪就知道有钱才是硬道理，他们比玩具升级、比老爸车子房子，背后都在比钱。

钱一度是万恶之源，中国人连买东西也得高呼革命口号。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接触钱，他们管钱但不沾钱。据相关回忆，邓小平在后只用过一次人民币，就是视察南方某铅笔厂时用10块钱买过几支铅笔。可这并不妨碍邓大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苏联一部电影中，某年轻人抱怨说，钱真麻烦，拿出拿进的。所以苏联人发明了配给制。相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要麻烦得多。

钱很麻烦。

成功而不快乐

成功而不快乐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算一笔账，有钱了成功了，可周围早夭的、得病的、郁闷的，却比以前多多了。

以老板们为例，中国所谓成功的老板大多经过一番心理调适，至少表面平和，不再张牙舞爪。星河湾老板黄文仔近年最爱说的一句话：100万是自己的，1000万是公司的，1亿以上就是社会的了。自从当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后，黄老板鲜在媒体露面，更无主动邀宠之事。这似乎与那个“豪宅制造者”形象相去甚远。英国小子胡润教会了中国老板低调，用造榜的方式给老板们上了一堂心态调整课。

没钱时你是钱的老板，有钱后钱是你的老板。当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有钱而不快乐是时下通病。穷忙族为金钱打拼职场，九成人认为工作并不快乐。高企的房价让自命不凡者低下高傲的头。房奴一辈子身负蜗牛壳的房子辛苦劳作，那些迟买房者更是跳着脚骂经济学家误导苍生，让他们错过最佳入货时机。还有那些跳桥的、跳楼的，都是钱这个冤家惹的祸。

关于房奴有个笑话：小蜜蜂向蝴蝶求婚，蜜蜂说：“嫁给我吧！我每天都让你吃上最甜的蜂蜜。”蝴蝶说：“你天天忙来忙去就知道吃！甜食会让我变笨的，我要嫁给蜗牛！”蜜蜂说：“为啥呀？”蝴蝶说：“你看你整天都住集体宿舍，人家蜗牛好歹是个一居室。”这下明白为啥80后也急着买房了吧。

金钱是欲望的发动机

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更需要钱了？过去看病不是问题，现在看病成了问题，而且病还特别多。过去几个孩子一块儿养，现在一个孩子都养不起。而且还啃老。

中国人是否被金钱异化了呢？钱不是符号，用钱买的东西才是符号，名车、时装、豪宅催人奋进，叫人钱紧。如《胡润百富之选》仔细列出新贵们必备的三十几项物件，什么万宝龙的金笔、卡地亚的表和星河湾的房子。无此，你枉称新贵。

按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的说法，现代人所需可分为两种商品：温饱商品和地位商品。温饱商品满足基本需求，地位商品满足攀比需求，而攀比是无止境的。温饱商品无需许多钱，地位商品需要许多钱，因为攀比，这山望着那山高。

举个例子，有人爱吃大葱蘸酱，近三十年来身份几经变换，由打工到老板，这个温饱需求没变；但他的地位商品却不断升级，比如坐驾从夏利跃升为大奔。

英国纪录片《人类足迹》耗时两年计算出每位地球人的基本需求常数：平均寿命：78.5岁；交友个数：1700个；吃掉的牛：4.5只；吃掉的鸡：1201只；喝掉的啤酒：10351升；做爱：4239次。这个统计有英国人的误差，但人一辈子的基本需求大致就这么多了。

还是按郑老师的说法，人一生只追求三种境界：舒服、牛逼和刺激。就是说，钱最终要换算成舒服、牛逼和刺激。而幸福是什么呢？没有比幸福更空泛的一个词了。幸福就是对着镜头说“Yeah！”吗？

钱能说话。去年西方媒体称money说普通话，中国人在金融风暴中着实牛逼了一把。今年公布的全球慈善榜，一度搅得东南亚各国抬不起头来的老坏蛋索罗斯名列第二，排在比尔·盖茨之后。老索用钱搞垮东南亚小国经济，所赚之钱最后用到行善。这就是用钱发言、用钱说话的一个典型例子。索罗斯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玩多少，都比不上他搞垮东南亚后行善牛逼和刺激。

钱给索罗斯带来无比实现感。可多数情况下，钱败坏了我们的生活兴致。我们不再谈人生，饭桌上比钱比成功，人变得很犬儒，看什么都不顺，看谁谁都傻。我们正在失去生活本味。

有一则关于二奶的笑话，说让男人迅速阳痿的一招，就是在亲密时在他耳边嘀咕一声：“最近风声很紧！”另一则让女人失去兴致的笑话，说只要在亲密时在她耳边嘀咕一声：“得，忘了还有一笔款没收回呢！”

警惕金钱成为新的奴役工具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100年前就断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毒奶粉”、“黑砖窑”、“嫖处案”等事件应验了这个断言，比“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更让世人震惊。

金钱背后是控制。金钱这个高耸的M大字下是唉声叹气和自动就范。宏观调控、微观调控都是调控金钱，最终调控着你我的幸福感。比如房价，政府部门出具的地价占房价23%，业内并不认可，即便如此，再加上20%多的税费也占到房价一半，你说谁是高房价的推手？小产权房价格超低坏了规矩，所以反小产权房时他们异口同声。又如股市，股市潮起潮落，对散户的求财心理利益集团早已拿捏得极准，收放之间，散户们的血汗钱就被卷进去了。说中国股市是散户的提款机一点不错。

我们看到一幅卡通图景：一张百元大票出了印钞厂后就开始了旅行，从银行到各单位财务处，经工资条发到个人手上，又经储蓄、购房或炒股瞎折腾一通，转一圈又回到银行。期间伴随着人们患得患失，起起伏伏，骂骂咧咧。对普通人而言，一点赚钱的实现感都没有，更别提兴致了。

中国旁边的小国不丹，为世界作榜样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不丹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是物质上的满足。不丹人宣称，幸福就是只关心你周围的人或事。所以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得到保留。不丹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饱受现代化煎熬的人们心中的伊甸园。

金融危机至今，坏经济并未让我们变好，投机之风、炒作之心未改。对权贵资本的暧昧，我们骂于网络，逢迎于股市。鼓动经济曲线的是人性中最不安分的部分，它们召唤金钱又受金钱驱使。只是，不要让金钱败坏了生活的兴致！


中国人民很行

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


新世纪以来，有几个口号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加油”和“中国可以说不”。

2007 年《新周刊》试图为中国人的欲望排序，“更多的钱”、“环游世界”和“中国天下第一”当选前三。如果是在30年前，这一顺序可能会重排。政治松绑与经济开放让中国人有了想富的欲望和富裕的权利。而今日呢？赚钱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主动力，借用汇丰银行某高官的话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金钱就是我们的 Windows。”

上世纪80年代暴富起来的农民，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赌博、修坟、娶小老婆；90年代暴富起来的城里人，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买房、离婚和找情人；新世纪以后暴富起来的人，最常干的三件事就是出国转移财富、混个政协委员当当和包二奶。

说中国很行，你不能只看外汇储备有多少、收购了多少海外矿产和举办了多成功的奥运会，这部分国家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国民福利，数额越大反而越危险；说中国人民很行，你也不能只看首富们的总资产、世界500强名次和奢侈品销售数字，如果社会不能维持基本秩序与起码公正，富豪们生活越豪奢，证明社会危机越深重。

就像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你只能问他老婆一样，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说中国人民很行的除了神志不清的自大民族主义者，还包括部分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揣着明白当糊涂的阴谋家。前者不足虑，后者才深足警惕。

中国人有钱吗？

如果在三年前问，这或许是个问题；但在整个世界还在金融海啸里苟延残喘、欧美日消费者不得不节衣缩食的今日，这是个再愚蠢不过的问题：中国简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了，无论是政府或国民。

我们的政府在各种场合风头出尽，我们的国企在大肆购买非洲、澳大利亚、南美与加拿大的矿产，我们的民企在吞并那些濒临没落的国外品牌——无论一线或垃圾品牌，我们的富豪们在纽约、伦敦和东京挥金如土，彻底取代了中东人，成为“New Money”的新形象代言人。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幸福感。中国的GDP在不断增长，却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即使是号称领风气之先的企业家，过去20年中，自杀的就多达1200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 “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很难说，钱多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福音。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安全感。问题官员怕双规、商人怕经济危机、白领怕还不起房贷、农民工怕失业，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有可惊可怕之处。甚至财富越多，不安全感越甚。2006年7月，《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富豪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信仰。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决定将所有财产捐赠社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财富是上帝的恩赐，全部来源于社会，理应反馈给社会。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

中国人有多少钱？

中国2009年上半年的外汇储备为2.1万亿美元，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为25.29万亿元(截至2009年7月)，这就是中国人的全部家底。

关于中国有多少钱的妙答来自前总理周恩来。那时中国尚处于赤贫，他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的问题时说，中国有18元8角8分。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18元8角8分。如果以今天的货币计量，应该是 188元8角。

足以炫耀富足大国的时代到了，但在中国，仍有许多财富你看不到，即使看到也不能说：诸如缴纳个税的人是如此之少，而买得起豪车豪宅的人是如此之多；诸如国企员工稀少的工资单与长长的福利单。你身边肯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神秘，面目模糊，花钱豪奢却不愿曝光，行踪诡秘却很难以低调形容；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话语或潜规则；他们打通了权力与金钱的任督二脉——经济学家郎咸平以“黑领”名之，吴敬琏则警告：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权贵资本。

中国人的钱来自哪里？

针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奇迹，西方经济学家冠之为“中国模式”并无比艳羡，它的实现依赖两大基础：制度创新与廉价劳动力。

前者是让经济从僵化的政治体制中解脱，后者则是人多力量大的另一演绎。中国的民工们付出比欧美同行们多达两倍的劳动力，只收获他们1/20或1/30的报酬。

我们的国家很有钱，是因为中国货在全球畅通无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这由亿万苦力的血汗凝结。我们的地方政府很有钱，是因为他们在和地产商联手哄抬地价、防止百姓偷漏税、有偿为人民服务方面很有一手。

英国小伙胡润来上海待了一年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只有在这里，随便朝哪个地方打一枪，都能收获一排鹿。也就是说，如果近30年来你只需抓住个体户热、倒卖批文热、下海热、房地产热、互联网热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会成为时代弄潮儿。或者，你只需在新股上市之时买1000块钱的深万科，或者在一线大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房子，捂住并等待，时至今日你都可以衣食无忧。

这 30年来，你目睹了许多大人物的诞生，却也见证了更多大人物的衰落：有人至今亡命天涯，如赖昌星；或身陷囹圄，如黄光裕。有人一夜暴富，更多人输光跳楼。有人沦落天涯只求温饱而不得，如罗炼；也有人稀里糊涂却被馅饼砸中，如初期的珠三角农民、城市拆迁户、高干子弟与富二代。

中国人的钱去向何处？

近30%的钱进入了银行，储蓄依然是中国人最喜爱的理财方式，尽管面对高昂的通货膨胀率，它无时无刻侵蚀着你的财富。存钱是为了养老，为了防病，为儿女积攒教育费，或者仅仅为了攒够买房的首期款。

27年的总收入被换成了钢筋水泥(根据中大恒基基于北京市民的调查数据)，面对这只有70年产权的房屋，面对这高达400∶1极度不经济的租售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愿意把绝大多数储蓄换成房子，还有再被按在地上，被银行揭掉一层皮。

1%的企业财富被投入慈善。这对于中国富人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美国人信奉的是“再富不能富孩子”，孩子都是上帝之赐予；中国人则是“再穷不能穷孩子”，任何时候孩子都是私家财产。

无法统计的钱被换算成美元欧元，存在瑞士或美国的银行里。致富光荣是近30年才有的新观念，中国人仇富可仇了近2000年。历次政治运动，无论政府民众都先拿富人开刀。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可能位列世界第一，也包括为数不少的贪官污吏。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是由外籍华人联袂奉献，若彻查企业家的身家档案，那更改国籍规模之大，不遑多让。

比尔·盖茨曾经说：“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是的，他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在你没有1亿美元的时候，钱可能就是你的一切。

你当然可以批驳钱的肮脏与罪恶，但你必须知道，那并不是钱的副产品。世上不只有为富不仁，贫穷而不仁者亦为数不少。钱当然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但贫穷更不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比绝大多数男人、女人、职业、爱情或婚姻都更可靠。而那极少数，你可能一生也不会遇到。就像林青霞那句著名的自白：“有钱人是不可靠，但有钱人的钱还是很可靠的。”

就像不知道穿什么就穿阿玛尼，不知道读什么就读村上春树一样，当不知道干什么好时，就好好赚钱吧。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亦敌亦友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一段佳话

俄罗斯《新闻时报》日前刊发一篇题为《两位伟人、战友兼宿敌间的书信往来》的署名文章写道：斯大林与丘吉尔一位是全球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一个是国际共运不共戴天的敌人，亲手拉起了冷战的“铁幕”。但在法西斯威胁面前，他们捐弃前嫌、携手除魔，在波诡云谲的战争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光阴荏苒，距二战的第一声炮响已70年之遥，我们不妨从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珍藏的珍贵信札中，回顾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针锋相对以及惺惺相惜。

　　两人书信往来始于1940年7月1日，希特勒部队摧枯拉朽地占领了法国，令英国首相大为震惊，他致信斯大林，希望忘记昔日恩怨、联手抗德。但斯大林视之为伦敦在苏德间导演的又一出离间计，未予理会。

　　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开始回信，双方终于建立起稳定联系。两国使馆通过密电传送、呈交信件原文。英国驻苏大使克尔一般是托时任苏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把丘吉尔的信件转交给斯大林，而神通广大的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经常有机会将信件面呈丘吉尔。斯大林的回信大多由心腹莫洛托夫亲笔起草，再由他本人审议。莫洛托夫曾任《真理报》总编，又与领袖共事多年，对斯大林的心思及文风了如指掌。尽管如此，事必躬亲的斯大林仍每信必看必改，有时整段地添加内容，偶尔甚至亲笔重书。

　　“丘吉尔亡苏之心不改”

　　1942年5月，罗斯福与丘吉尔曾承诺于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但后来出尔反尔。8月，丘吉尔决定亲自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众多反映二战的影片都反映了这段历史：两人在斯大林官邸彻夜长谈，斯大林的热情好客及对北非行动的准确分析令丘吉尔深为满意，而斯大林更亲切送别丘吉尔，对后者尊敬有加。

　　然而，两人此间的书信表明，尽管斯大林表现热情，但此次会晤却加深了他对丘吉尔的猜忌，认为后者是个彻头彻尾的反苏分子。而丘吉尔下令将 154架原定援苏的歼击机增援北非战场，更令斯大林耿耿于怀。他在10月密电迈斯基：“丘吉尔亡苏之心不改，企图在日后利用我国为筹码，与德国媾和。”

　　盟军在北非势如破竹，11月，一向对北非行动不抱希望的斯大林放下身段，向丘吉尔写信祝贺，后者也对“将万世流芳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褒扬有加。美国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北非司令官达朗达成的交易对盟军取胜功不可没。但莫洛托夫认为达朗不过是棵沽名钓誉的墙头草，他在草拟的回信中写道：“对达朗的怀疑是顺理成章的。今后的北非战事不能再依靠达朗之流，只能仰仗那些坚决打击希特勒暴政的忠实盟友，我希望您也同意该观点……”

　　但斯大林删除了这段话，认为这纯属意气用事，毫无必要。他大笔一挥，添加了如下内容：“至于达朗，我认为美国人成功利用了他，减轻了解放北非及西非的负担。军事外交应当利用达朗这类人以达成目的。”他还做了两大至关重要的改动，一方面，他提醒丘吉尔，“希望这并不意味着阁下放弃在莫斯科许下的 1943年春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盟友要履行义务，为取信对方，他向丘吉尔通报了苏军将在中线采取的作战策略。

　　“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决裂”

　　1943年3月30日，丘吉尔告知斯大林，由于德国潜艇袭击造成的巨大损失，英美决定暂停向苏联摩尔曼斯克及阿尔汉格尔斯克两大港口运送物资。第二天，做好最坏思想准备的丘吉尔接待了携斯大林信件前来的迈斯基。出乎意料，斯大林在信中先是就北非取得的新胜利向丘吉尔道贺，而后畅谈了他对丘吉尔赠送的礼物－－－电影《撒哈拉》的观感：“这部片子将英国人抗击法西斯的过程拍得栩栩如生，击中了那些造谣中伤者的软肋，苏联也不乏这类人，他们认为英国根本没有作战，只是对战争作壁上观。”

　　迈斯基在报告中写道：“丘吉尔的脸色有了变化，因过于激动，他甚至闭上了双眼，再度睁开时，我突然发现里边噙满了泪水。这并非刻意装出来的，这是他的真情流露，他的确被深深打动了……而后他告诉我，我此前从未给他送去过如此杰出的信件，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严格地说，应当享受“非常感谢”待遇的是莫洛托夫，读罢原稿，斯大林只是加了“造谣中伤者”一词而已。

　　丘吉尔的情绪平复下来，他忐忑不安地问迈斯基：“这个决定会不会导致我与斯大林之间的决裂？”迈斯基的回答很妙：“我不能代表斯大林同志本人，但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此事会在他心中掀起惊天波澜。”丘吉尔喃喃自语道：“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决裂。”

　　“这是对苏联人的侮辱”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草稿的修改并非总是对盟国的褒扬。10月13日，他删除了莫氏草稿中对盟国增加援苏物资的感激，认为这一举动因丘吉尔的讲话变得“一钱不值”，丘吉尔此前曾表示，增援并非是履行义务，而是表达英国方面的善意。斯大林还抨击英国方面借此机会用钱财招募苏联居民做间谍，“这是对苏联人的侮辱……”

　　德黑兰会议敲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苏美英关系步入短暂的蜜月。12月10日，斯大林在致丘吉尔的信中破天荒地用了“此致敬礼”结尾。

　　不过，友善的氛围很快就因伦敦支持波兰流亡政府而被破坏。斯大林写信指责丘吉尔，后者极为恼火，但并未在信中针锋相对。他只是向做客伦敦的老朋友、美国驻苏大使加里曼大吐苦水。加里曼在日记中不无揶揄地写道：“丘吉尔得到了什么？斯大林这个野蛮人的无情侮辱。”

　　意大利战场告捷、诺曼底登陆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莫斯科与伦敦剑拔弩张的关系再度缓和，斯大林的语气稍有松动，但并未欣喜若狂。他将莫洛托夫起草的苏联欣闻攻占罗马的消息＂分外激动＂改为＂感到满意＂，然后将出自莫氏之手的＂攻占罗马令西线和东线苏军士气大振，力争夺取新胜利、再立新功＂全部删掉。

　　“感谢问候！斯大林”

　　丘吉尔赢了二战，却输了1945年的选举。他与斯大林的政治信函往来也由此终止，但私人之间的鸿雁传书不断。1946年，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铁幕”演说，斯大林大为光火，不过，这并不妨碍丘吉尔在斯大林生日前夕致电祝贺，称后者为“战时的同志”。

　　1947年初，斯大林托访问莫斯科的蒙哥马利元帅转达对丘吉尔的问候，令丘吉尔深为感动。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时常回忆起我们当年的同志岁月。很高兴获知您非常健康。您的健康不仅对您亲手拯救的国家相当重要，对苏联与英国、与整个英语世界的友谊而言同样弥足珍贵。这一友谊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1951年11月4日，丘吉尔最后一次致信斯大林：“我已重掌政府，请允许我用一个词来回覆您于1945年8月发自柏林的最后一封电报－－－您好！”第三天，苏联驻英使馆便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急电，要求迅速面呈丘吉尔，电文是斯大林手书的“感谢问候！斯大林”。

奥巴马医保改革的难题与出路 润涛阎 9-2-09

（一） 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紧迫性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医疗保险涵盖率最低的国家，也是医疗费用占全民总产值比例最高的国家，当然也是医学科学研究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任何人得了病进了医院，医院必须给予治疗，也是基于这一点，美国没有钱买医疗保险的穷人、老人以及非法移民照样看病。这是美国的法律所规定的。由于有Medicaid 和Medicare，政府就把这类人给医院造成的损失减少了绝大部分。

那么，美国还干嘛要搞医疗保险改革？

我们知道一句简单的道理：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去占医院的便宜，还是占政府Medicare或Medicaid的便宜，其最后的钱还是纳税人和雇佣这些纳税人的公司出。这样久而久之，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出来了。美国的制造业首先显现了出来。就能通用汽车来说，过去三年用于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钱超过了购买制造汽车所用钢材的钱，这简直就是笑话。这样下去，随着医疗保险费用提高，其速度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其它没倒闭的公司也要步其后尘。所以，这样下去，大公司要么倒闭，要么就得解除给员工买医疗保险的承诺，别无它途。

（二） 美国医疗保险改革的瓶颈

既然大家都知道医疗保险实在昂贵，不改革这个国家就走不下去了，那为何医疗保险改革如此困难？大家都知道，当年克林顿当上总统后就大刀阔斧地提出医改，希拉里就是医改的执行人，但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导致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费用过高的因素是多重的，除了上面说的，还有造成医疗费用过高的基本原因。下面列举几个：


1. 医生的收入过高。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美国的医生收入高于发达国家中其它的国家。医生有自己的组织，有资金，可以蜡笔国会。凡是对医生不利的医改都很难在国会通过。

2. 医生所用的医疗设备昂贵。美国总是先研究出先进的医疗设备，而更换这些设备的花费不菲，最终都是靠病人买单从而增加了医疗保险的金额。

3. 美国的医药公司赚钱多。这个钱，最终也要出在病人身上从而导致医疗保险费用增加。

4. 美国吃医疗事故官司的律师世界上最多。这笔钱最后也是由病人买单的。

5. 美国的非法移民最多。而非法移民得不到医疗保险，一旦得病，医院又不能见死不救，这笔费用最终由有医疗保险的纳税人买单。

6. 美国人吃得特别不健康，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肥胖。而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它的疾病便由此而生。

7. 美国人喝得特别不健康。一罐饮料含有糖分高达45克。我曾经把45克白糖放入一个与易拉罐同样大小的透明的玻璃杯子中，45克白糖粉末占据了三分之一杯子的体积。

8. 美国人不骑车上班，而是开车。所有的能量都长成了余肉，很多人大腹便便。



此外，美国人总想长寿。我当年的老板，他老母亲90多岁得了病，住院治疗，虽然已经是植物人，连他儿子都不认识了，还每天住在病房里，住院每天的花费就是几千美元。连她儿子都认为这个事非常棘手。因为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美国人在临死前的半年，花掉的医疗费用超过一生的总和。


按照这个计算，如果那些没有希望治好的老人提前半年离开医院，美国的医疗费用就减半了。而任何医改方案都无法让医疗费用减少超过20%。事实上，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最后还是增加医疗费用，只是改成全民保险而已。那为何医改如此艰难？因为大家不相信医改会让所有的人都少掏腰包的钱。如果能减少一半的医疗费用，那医改就势如破竹了。


目前来看，大家对奥巴马医改方案支持的占总人口的38%，而反对的占42%。还有剩下的20%不知道该支持还是反对。但共和党员们看到这个数字也别高兴的太早，支持共和党的医疗政策的民众只有24%，反对共和党医疗政策的占61%还多一点。

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共和党的医疗政策，为何又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呢？



支持医改的那些差不多4成的人，很多属于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而反对医改的4成，他们担心医改的结果最后是他们出钱给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买单。所以，现在医改的瓶颈就在于钱的来源。让谁掏腰包谁不高兴，给谁好处谁痛快。

（三） 奥巴马医改的捷径

（1）建立新的道德观


因为人权范围应该只包括活着的人和离天堂还有很远距离的人。那些还有半年就入天堂的人，让他们天天在医院里受罪，还不如让他们到儿女家里过最后一段与亲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当然，法律上要给这样的儿女一定的方便，比如可以临时辞职在家但不能影响以后的工作。这个，只要大家认同了就可以办到。没有儿女的，可以到养老院静养，没必要在医院里花费掉一生的积蓄还受罪。当然，吃药还是要吃的，而药物费用跟医院住院的费用相比，实在不值一提。这样，医疗保险只保年轻力壮的，而不治之症的老人临死前半年要么自己掏腰包住院，要么就在家静养，儿女对老人的照顾，雇主要给予一定时间范围的工资支持。在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工作的，就由雇主继续发工资一段时间。个体工商业者，政府发给一定的补助。如何确定什么时间是临死前半年？这个要靠医生诊断个大概，然后按照病人死后来个秋后算账，有房屋遗产的，按照最后半年花了多少钱，就把遗产的钱扣掉这部分再给继承人。这个账目很容易算。


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用死者的部分遗产作为最后半年的医疗开支。





（2）把全民医疗所需的费用转嫁到其它国家



这个需要打包。怎么打包？学学华尔街就行了。


打包卖给跟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已经中东产油国。


去年看到一篇文章，是写一位在华尔街发了财的中国留学生女士发财的过程。她是学物理的，后来改行到了金融业，在华尔街一家公司谋到了职位。她发财了，是把那个公司里的CDS（打包的金融衍生品债券）卖给中国的各个银行。经她经手卖掉的CDS打包产品就高达几十亿美元。她得了回报，当然发财了。


这些CDS都泡汤了，但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到底中国的国家银行的账目。就按坏账烂帐处理了完事。其实，这个倒不怪那个女人，也不怪国家银行里的主管，那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之间的猫腻。

医疗产品怎么打包，变成债券，这个名称怎么起，要由买家比如中国政府提出。目的主要是能让中国老百姓认同就可。

中国政府不买？这个恐怕可能性不大。首先，有如此多的贪官污吏的子女在美国，他们早把大量的钱转移到了美国，这些贪官污吏的子女就是人质。让他们的老子干啥就得干啥，否则，怎么会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其次，还有（1）让达赖去台湾；后面还有热比娅去台湾。（2）让西藏新疆闹事。（3）跟北韩直接通话。克林顿去了，别人接着去。要知道，北韩巴不得愿意跟美国和好，甘当美国围堵中国的马前卒。只要美国答应，北韩就会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所在地。（4）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在南海鼓捣中国。（5）印度以及其它中国周围的国家在中国国边上鼓捣，没事也鼓捣出事来的。

总之，目前中国是求稳定，只要能稳定，花钱买啥都行。所以，打包后卖给中国一部分，中国忙于内忧，在此时不能出现外患。



日本也得买。早在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就彻底吃住了日本。不买，就纵容北韩搞核武搞导弹。而怕北韩搞核武搞导弹的是日本而非美国。

南韩也得买。南北韩迟早会统一的，一旦统一，中国、日本、甚至美国都会如刺在背。南北韩都想统一，只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眼前利益甚至是面子问题。阻止南北韩统一，南韩就得听美国的话，就得买美国的债券。这个，目前不卖给他们以后那就是过了这村没这店。南韩如此，日本也如此，中国更如此。等到中国的海军空军发展到跟美国抗衡了，中国不跟你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讨债就不错了。

有人说格林斯潘以及财政部纵容华尔街搞CDS衍生品打包而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而事实上，美国的金融危机最后是买CDS的外国政府吃亏，而美国本国充其量是本国的财产在本国的再分配。而外国政府拥有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储备就大部分泡汤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掠夺。俺小时候跟朋友玩这种游戏都互相玩腻了。那时候俺们输赢都是些杏核仁，弹弓球之类的。我假装毁了我自己，实际上是套你的东东。

这次，俺估计美国还会再搞那几个富的流油的国家一次的。就按照拥有美元储备的数量分摊美国医改打包债券。俺估计美国战略家们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狼天天想的就是吃羊，而且早就吃习惯了，改也难。克林顿也去了北韩了，达赖也到了台湾了。后面还会有动作。等到医改打包债券卖出去了，中国周边就要稳定一阵子。当然，这个要成为双方的国家机密，如同当年中国各大国家银行到底买了多少美国的CDS金融衍生品，没人说出来过。现在早已成了烂帐，就销毁了事。要是没有那个女士的个人成功之路的报道，像我润涛阎这平民百姓根本无法知道中国各大银行都买了CDS。那个女人只不过是一家公司，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淘金者成功发了财，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中美又穿一条开裆裤了，又战略伙伴了，你就知道肥肉已经偷偷地吃到了。中国如果不发生内乱，美国也就是还能吃几十年吧。要是内乱了，那就玩完了。如何制止住贪官污吏，以避免群众事件而导致大规模内乱，将是另一话题。这个，胡温比我润涛阎着急得多。我只是站在旁边看得清楚而已。

总之，医改会不会成为奥巴马的滑铁卢，要看他在这方面做的如何了。要想按照当年克林顿希拉里二人用美国人的钱搞医改，很难成功。虽然民主党当年成功地战胜了共和党而搞了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但那时外国政府没啥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外国政府没钱。羊太瘦，光骨头没肉。现在不同了，中国有2万亿美元储备，日本也有1万亿，还有中东产油国也有不少，美国人早就垂涎三尺了。狼总不能想着吃自己吧，尤其是外面的羊群很肥很肥。

（汉兼的定义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他们这么做，你不能说。你要是说出来，他们反骂你汉兼。）

世纪大讲堂20090829 -- 消费主义与精神成人

嘘，呵。呼，呬，吹，嘻。

六字诀养生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方法，为吐纳法。它的最大特点是：强化人体内部的组织机能，通过呼吸导引，充分诱发和调动脏腑的潜在能力来抵抗疾病的侵袭，防止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过早衰老。

　　历代文献对此有不少论述，秦汉的《吕氏春秋》中就有关于用导引呼吸治病的论述。《庄子．刻意》篇中说：“吹 呴呼吸，吐故纳新，熊径鸟伸，为寿而已矣。”在西汉时期《王褒传》一书中，也有“呵嘘呼吸如矫松”的记载。南北朝时代陶弘景发明长息法。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说：“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行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嘻、呵、嘘、呬，皆为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嘻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呬以解极”。隋代天台高僧智顗大法师，在他所著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一书中，也提出了六字诀治病方法。他谈到：但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谓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中，想心方便，转侧而坐，绵微而用。颂日：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脏热来嘘字治，三焦壅处但言嘻。传至唐代名医孙思邈，按五行相生之顺序，配合四时之季节，编写了卫生歌，奠定了六字诀治病之基础。

　　歌云：

　　春嘘明目夏呵心，秋呬冬吹肺肾宁。

　　四季常呼脾化食，三焦嘻出热难停。

　　发宜常梳气宜敛，卤宜数叩津宜咽。

　　子欲不死修昆仑，双手摩擦常在面。

　　明代《正统道藏洞神部》，引用了太上老君养生法，说得更为具体。书中说：呬字，呬主肺，肺连五脏，受风即鼻塞，有疾作呬吐纳治之。呵字，呵主心，心连舌，心热舌干，有疾作呵吐纳治之。呼字，呼主脾，脾连唇，脾火热即唇焦，有疾作呼吐纳治之。嘘字，嘘主肝，肝连目，论云肝火盛则目赤，有疾作嘘吐纳治之。嘻字，嘻主三焦，有疾作嘻吐纳治之。

　　明代太医院的龚廷贤在他著的《寿世保元》中，也谈到六字诀治病。书中说：“不炼金丹，且吞玉液，呼出脏腑之毒，吸入天地之清。”又说：“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 灼不知，又六欲七情，积久生病，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骸受病，轻则痼癖，甚则盲废，又重则伤亡，故太上悯之，以六字诀治五脏六腑之病。其法以呼字而自泻去脏腑之毒气，以吸气而自采天地之清气补气。当日小验，旬日大验，年后百病不生，延年益寿。卫生之宝，非人勿传。呼有六曰：呵、呼、呬、嘻、嘘、吹也，吸则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气，以呼字治脾气，以呬字治肺气，以嘘宇治吁气，以吹字治肾气，以嘻字治胆气。此六字诀，分主五脏六腑也。

　　六字诀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呬、呵、呼、四、吹、嘻六个字的不同发音口型，唇齿喉舌的用力不同，以牵动不动的脏腑经络气血的运行。

　　预备式 两足开立，与肩同宽，头正颈直，含胸拔背，松腰松胯，双膝微屈，全身放松，呼吸自然。

　　呼吸法 顺腹式呼吸，先呼后吸，呼所时读字，同时提肛缩肾，体重移至足跟。

　　调息 每个字读六遍后，调息一次，以稍事休息，恢复自然。

　　一、嘘字功平肝气

　　嘘，读（Xū）。口型为两唇微合，有横绷之力，舌尖向前并向内微缩，上下齿有微缝。

　　呼气念嘘字，足大趾轻轻点地，两手自小腹前缓缓抬起，手背相对，经胁肋至与肩平，两臂如鸟张翼向上、向左右分开，手心斜向上。两眼反观内照，随呼气之势尽力瞪圆。呼气尽吸气时，屈臂两手经面前、胸腹前缓缓下落，垂于体侧。再做第二次吐字。如此动作六次为一遍，作一次调息。

　　嘘气功可以对治目疾、肝肿大、胸胁胀闷、食欲不振、两目干涩、头目眩晕等症。

　　二、呵字功补心气

　　呵，读（Kē）。口型为半张，舌顶下齿，舌面下压。

　　呼气念呵字，足大趾轻轻点地；两手掌心向里由小腹前抬起，经体前到至胸部两乳中间位置向外翻掌，上托至眼部。呼气尽吸气时，翻转手心向面，经面前、胸腹缓缓下落，垂于体侧，再行第二次吐字。如此动作六次为一遍，作一次调息。

　　呵气功治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口舌糜烂、舌强语言塞等心经疾患。

　　三、呼字功培脾气

　　呼，读（hū）。口型为撮口如管状，舌向上微卷，用力前伸。

　　呼字时，足大趾轻轻点地，两手自小腹前抬起，手心朝上，至脐部，左手外旋上托至头顶，同时右手内旋下按至小腹前。呼气尽吸气时，左臂内旋变为掌心向里，从面前下落，同时右臂回旋掌心向里上穿，两手在胸前交叉，左手在外，右手在里，两手内旋下按至腹前，自然垂于体侧。再以同样要领，。右手上托，左手下按，作第二次吐字。如此交替共做六次为一遍，做一次调息。

　　呼字功治腹胀、腹泻、四肢疲乏，食欲不振，肌肉萎缩、皮肤水肿等脾经疾患。

　　四、呬字功补肺气

　　呬，读（xia）。发音：呬字从俗读四；正音为戏，五音配商，读如夏，声短气长。 口型：开口张腭，舌尖轻抵下腭。

　　呼气念呬字，两手从小腹前抬起，逐渐转掌心向上，至两乳平，两臂外旋，翻转手心向外成立掌，指尖对喉，然后左右展臂宽胸推掌如鸟张翼。呼气尽，随吸气之势两臂自然下落垂于体侧，重复六次，调息。

　　五、吹字功补肾气

　　吹，读（chuī）。口型为撮口，唇出音。

　　呼气读吹字，足五趾抓地，足心空起，两臂自体侧提起，绕长强、肾俞向前划弧并经体前抬至锁骨平，两臂撑圆如抱球，两手指尖相对。身体下蹲，两臂随之下落，呼气尽时两手落于膝盖上部。下蹲时要做到身体正直。呼气尽，随吸气之势慢慢站起，两臂自然下落垂于身体两侧。共做六次，调息。

　　吹字功可对治腰膝酸软，盗汗遗精、阳痿、早泄、子宫虚寒等肾经疾患。

　　六、嘻字功理三焦

　　嘻，读（Xī）。口型为两唇微启，舌稍后缩，舌尖向下。有喜笑自得之貌。

　　呼气念嘻字，足四、五趾点地。两手自体侧抬起如捧物状，过腹至两乳平，两臂外旋翻转手心向外，并向头部托举，两手心转向上，指尖相对。吸气时五指分开，由头部循身体两侧缓缓落下并以意引气至足四趾端。重复六次，调息。

　　嘻字功治由三焦不畅而引起的眩晕、耳鸣、喉痛、胸腹胀闷、小便不利等疾患。

　　六字诀全套练习每个字做六次呼吸，早晚各练三遍，日久必见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