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前主席任志刚先生发表文章《香港货币体制的未来》。这是任先生首次公开质疑香港联系汇率制度。
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各界热议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的利弊得失。同时，大陆一些学者也开始思考人民币准联系汇率制度的利弊得失。
香港在短短的30年间，由高速增长进入到全面衰落，不由得让人唏嘘。其中，联系汇率制度的负面影响，已经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刻。只是，经济政策一旦固定化，往往像宗教一样固化人的思维，这种思考往往需要巨大的勇气。
香港建立联系汇率制度的缘由
香港的命运在一个瞬间被彻底改变了。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此战引燃了所有英属殖民地的归属问题。其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1983年中英开启了关于香港主权归属问题的谈判。此次谈判的结果举世皆知，香港领土主权定于1997年回归中国。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被当时的中国人忽略了，这个细节就是港币的汇率制度。
正是在1983年，港币汇率制度发生了巨变，英国人在承诺交还香港的同时，却取消了港币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香港从此失去了极为珍贵的货币管理主权。
1983年，一子落错，满盘皆落索。
1983年10月17日，香港结束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正式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属于固定汇率制度。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勾。与其他固定汇率制不同，这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政府或中央银行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插手干预外汇市场（即通过控制港元的供应与需求来直接影响汇率）。在联系汇率制度内，汇率稳定主要通过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中国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进行套戥活动（所谓套戥[děng]，即大陆所说的套利，其实是一种低买高卖的策略，是指同时买及卖某一种商品，以赚取当中的差价——编者注）而实现，可称之为一个自动调节机制。此制度剥夺了香港一度拥有的货币主权，这其实是在事实上提前转移了香港的一部分的主权和一部分的治权。很遗憾，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对此并无太深的了解，而英方对此讳莫如深，港人对此装聋作哑。
29年过去了。大陆人和港人依循《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联汇制度。香港联汇制度渐渐变成了香港社会的一种宗教，几乎没有人敢于质疑香港联汇制度的弊端。
对香港联汇制度的评价
没有比较，很难看出高下。瑞士和香港，具有同等的经济规模，具有同样的区域经济地位，最奇妙的是，两地具有近乎相同的货币进化历史。惟一不同的，是瑞士没有经历1983年的香港式巨变，他们坚守住了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瑞士将这一制度不断完善，坚持至今，瑞士的国际收支持续顺差，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瑞士法郎信誉日益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逐渐加强，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瑞士得以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很遗憾，1983年香港选择了固定联汇制度，香港与瑞士分道扬镳，香港失去了货币主权，也同时失去了弥足珍贵的经济主体性。
香港自开埠以来，经历过5种汇率制度：银本位制（1863年至1935年）；英镑联汇制（1935年至1972年）；美元联汇制（1972年至1974年）；自由浮动制（1974年至1983年）；美元联汇制（1983年至今）。其中，1974年至1983年间，香港曾经试图建立具有主权意义的货币，却以失败而告终。香港现行的联汇制度，是一种代币发行制度，准确地讲，今天的港币不过是一种美元兑换券而已。历史地看，香港错过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
一般而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采取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似乎无可厚非。联系汇率制度，可以为香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低成本的、高效率的交易结算工具。这对于香港金融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联系汇率制度一向都是双刃剑。他带给香港一定的方便，也带给香港严重的问题。
首先，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经济管理主权。这就意味着，香港无法制订清晰的产业发展政策。香港没有能够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后，像瑞士一样顺利完成产业转型，而是过早出现产业空心化，从而导致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其经济增长与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
其次，没有货币主权，港币就无法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这就意味着，以港币计价的资产并不具备对冲美元风险的能力。港币终于失去了像瑞士法郎一样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机遇，这就使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大大降低。几乎可以断定，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港币作为人民币中介的角色将彻底完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迅速消失。
再次，没有货币主权，就没有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在刚性的联系汇率制度下，美元持续贬值，必然导致香港的持续通货膨胀。香港的持续通货膨胀表现为房地产的长期畸形繁荣，可以说是一业兴旺，百业萧条。任何一个社会，资本利得长期高于劳动所得，这个社会必然产生劳动挤出效应，这个社会必然丧失创造价值的能力。事实上，香港20世纪60、70年代那种创业和创新的能力，在1983年之后消失了，香港不再像一个工厂，而更像是一个赌场。
笔者在研究港币历史沿革的时候，感到非常沉痛。失去了香港的英国人不愿意港币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个性的主权货币，一方面，英国人担心港币拖累英镑；另一方面，港币美元化有利于英资顺利从香港撤退。英国人出于私利作此决断，尚可理解。令人不解的是，当时的香港并不乏精通货币的精英，为何他们选择了集体沉默？
在英人的自私之下，在港人沉默的背后，无语的是香港的未来。
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
至今，香港联汇制度都实行整整29年了。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存在自身的极限。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极限？当美国人刻意贬抑美元汇率的时候，与美元固定联系汇率的港币，将会把香港经济拖向何种境地？
据中新社香港2011年8月14日报道，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撰文称，要防止投机者在金融动荡之时豪赌香港汇率制度的改变，特区政府要坚定对联系汇率制度的信心。曾俊华强调，政府无意亦不需要改变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并称此汇率制度是香港金融和货币稳定的基石。而面对环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为防国际大鳄豪赌香港汇率制度改变，港元不可以轻率自毁金融长城与美元脱钩。就汇率与通胀的问题，曾俊华还指出，两者并无简单的直接联系，而采用一篮子货币汇价挂勾的方法来降低通胀的措施，其效用仍旧成疑，假若港元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即使港元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稳定，但兑美元仍可能大幅波动，只会增加香港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要对症下药，而非药石乱投。
曾司长不认为香港的通货膨胀与联系汇率“有简单的直接联系”，也就看不到美元贬值必然导致港币贬值这样浅显的事实。事实上，香港经济正处于极为关健的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债务危机短期内无法解决，美元持续贬值已成定局。香港的联汇制度已成骑虎之势。如果爆发全面的美元危机（若美国推行QE3后美元将迅速贬值），联系汇率将迫使香港进入最难捱的滞胀周期，这将导致港府失去财政平衡。到那时，港府将被迫改变现行联系汇率制度。
为什么滞胀会导致港府失去财政平衡呢？港府财政支出大部分为刚性支出，要跟随通货膨胀而增长；港府财政收入，大部分为弹性收入，必然跟随经济停滞而缩减。香港如果于2013年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那么将在2017年前后失去财政平衡。笔者预计，2017年将是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
在此，笔者必须做一点儿补充说明。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货币政策有间接实现社会分配的功能，在通货膨胀维持高水平时期，房屋溢价和租金收益增长将高于其他投资、经营和劳动收益的增长，社会分配向有资产者倾斜，而无产者的福利将会被迫削减。因此，控制通货膨胀是文明国家最核心的经济管理工作。所以，负责任的各国央行均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金管局根本无力控制本港通货膨胀，也就失去了调节社会分配的能力。而当港府财政空间耗尽后，必然进行货币制度改革。舍此，别无他法。
香港的金融行业和地产行业是香港联系汇率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对于此制度的改革。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代表着香港有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并无改变联系汇率的积极性。
香港联汇制度的极限，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极限，可能也同时是一个政治极限。香港极度扭曲的经济结构不可持续，一旦贫富分化达到无法调和的水平，社会将会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
香港汇率制度的出路
香港汇率制度存在四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维持现状；第二，与人民币挂钩；第三，与多种货币挂钩；第四，建立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笔者认为，第四种选择是最佳选择。关于为什么不能维持现状，前文已做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关于为什么不能与人民币挂钩，或者与多种货币挂钩，笔者将在今后的文章作详细论述。简明地说，在已经允许人民币在港流通的情况下，港币与人民币挂钩已经失去了本币发行的意义，必然使港币澳门币化。所谓港币与多种货币挂钩，将使港币在失去个性的同时，也同时失去稳定性，成为类似于新加坡元那样的边缘货币。所以，笔者只赞同第四种选择。
笔者查阅了香港学者29年来研究联系汇率的一些见解。香港学者集体的谬误在于错误地解读了联系汇率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联系汇率从来就不是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恰恰相反，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国际金融中心使用联系汇率制度。道理非常简单，联汇制度下，无法建立本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交易中心，这必然严重影响金融市场交易的规模，事实上，这也始终是香港、新加坡等二流金融中心的致命弱点。仔细观察世界金融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拥有主权货币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英国和瑞士拒绝加入欧元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顾虑货币主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完全可以热情支持香港政府收回货币主权，并重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主权货币。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港币的自由浮动将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提供必要的经验。香港建立独立的货币主权将为中国提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有效的缓冲空间。港币和人民币的货币联盟将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供示范，可以有效推动人民币与台币和新币的合作，以至于推动人民币与日元、韩元的合作，以至于最终推进亚元的出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自身也可以夯实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至少在目前，仍需要谨慎评估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意义，在人民币发展趋势仍不明朗的时刻，港币保持自己的个性，对人民币未来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笔者认为，现在正是香港发行主权货币的最佳时机。第一，香港财政状况仍然处于健康水平，有能力发行自己的主权货币；第二，中央政府持有巨额外汇储备，足以对冲香港外汇市场的波动；第三，全球主要货币均存在自身问题，需要新型的外汇对冲工具（类似于瑞士法郎那样的主权货币），港币可以借机做大做强；第四，在人民币未能实现自由兑换之前，充当人民币债券的临时的国际定价尺度。第五，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积累必要的经验。基于上述理由，香港推出主权货币，此其时也。
去年有一则有趣的报道。报道称，著名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LP 之创始人阿克曼（William Ackman）在纽约一个论坛上发表投资港元可获丰厚回报的言论，引起了传媒和投资界的广泛注意。阿克曼投资港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港元是当前世界上估值最低的货币之一，而他从经济常理推断，种种迹象都正预示港元会被重估，意味着与美元挂钩的港元会放弃行之经年的联系汇率。基于实体经济表现远比美国为佳，脱钩后之港元将会大幅升值，实属理所当然。阿克曼对港元的估值为1美元兑6港元，一旦愿望成真，代表港元兑美元将会有30%升幅。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阿克曼的观点。但是，我们应该重视金融家的投资意向。我认为，这表明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香港联系汇率的极限了。这个极限一旦到来，经济制度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变或将不可避免。
现代中国汇率制度的变迁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货币问题上是具有世界级认知和管理水平的，他们曾经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伟大奇迹。笔者在《思念陈云》一文中，曾经高度评价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他们的财政金融政策战胜了国民党，而非只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其中，共产党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伟大的货币——人民币，为短短30年间完成工业化，奠定了强大的金融基础。
人民币自诞生以后，一直属于非自由兑换的货币，其汇率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仅作为调控进出口贸易和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手段。人民币汇率大致分为二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汇率和改革开放后的汇率。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从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币汇率不以黄金为基础，实行管理浮动制，物价为确定汇率的依据；从1955年3月至1971年11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稳定时期，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内维持在2.4618元水平（1美元兑换）；从1973年到1979年间，人民币汇率只做过几次调整，到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684元（1美元兑换）。
改革开放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挂牌价和调剂价的双轨制阶段、汇率并轨后的柔性盯住美元制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刚性盯住美元制阶段、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制度改革。
从1979年至1994年汇率双轨制阶段是人民币贬值幅度最大的时期，由1979年的1.555元（1美元兑换）贬至1994年的8.619元（年度均价），贬值幅度达4.5倍。在汇率双轨制期间，还存在表面上面额与人民币等值的外汇兑换券。由于外汇汇率与官方挂牌价格存在极大的利差，期间存在被政府禁止的外汇黑市。初期以炒卖外汇兑换券为主，之后直接炒卖外币。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定价过高，外汇（外汇兑换券与外币）黑市价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汇率，前期最高相差近一倍；随着官方对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渐渐回落直至接近官方挂牌价；进入1990年以后，场外交易的（黑市价）外汇价格转向弱低于官方挂牌价，与此同时，外汇兑换券渐渐淡出市场。
从1994年开始到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人民币兑美元一直维持在8.27元以上（1美元兑换）。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渐渐进入升值阶段，人民币从汇率在改革前为8.2765元（1美元兑换），到2008年7月16日挂牌中间价升值至6.8128元，升值幅度达到21.48％。
笔者将1994年后，人民币汇率的制度性安排，称之为准联系汇率制度。所谓“准联系汇率制度”，涉及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他与某种货币实现较为稳定的联系关系（例如，与美元）；第二，他在特定的汇率水平强制实施结算。事实上，在1994年之后，我国政府就是在实施一种准联系汇率制度。这个制度执行了10年之久，直到2005年才有所改变，但并非根本性的改变，仍可视为准汇率制度的延续。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准联系汇率制度是中国当时别无选择的选择，偶一为之，未尝不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面临经济停滞的困难局面，如果不能迅速解决严重的资本稀缺问题，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动乱。而准联系汇率制度，可以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使境外资本得到了巨大的获利空间，为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创造条件。加上WTO谈判的成功，中国迅速地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在付出了巨额汇率损失的同时，获得了低端消费品的世界市场，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基本上解决了大规模就业的世纪性难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准联系汇率制度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牺牲国民福利的权宜性政策安排，而非长期政策选项，更非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一旦时机成熟，则可做出改变。只是当一种发展模式形成路径依赖，特别是，当中国的准联系汇率制度成为人民币货币超常规发行的技术手段时，改变就成为尤为艰难的选择。
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
信用，本质上是信心。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在苏区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凭空发行人民币，靠的就是这份无与伦比的自信。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拥有一个自由浮动的主权货币，不再膜拜于美国人身后，是应该提上议程的考虑项了。
我们被一种声音淹没了。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之时，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种准联系汇率的货币，和1983年之后的港币有多大的区别呢？请您展开一张港币，仔细看一下正面第三行，印有“凭票即付”四个字，港币其实就是一张美元兑换券而已，而美元兑换券是不需要也谈不上“国际化”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收回货币管理主权。这包含了双重含义。第一，就是货币的自主定价权，也就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第二，就是货币的自主发行权，也就是取消强制性的外汇兑换制度。无需为这一制度找老掉牙的理由了，我们更应为防患于未来可能出现的货币危机。
前文已经分析过了，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将美元的通货膨胀强制性输入香港。持续的、高强度的通货膨胀过程，遏制了普通产业的发展空间，香港只剩下了地产行业，可谓是一业兴旺，百业萧条。这一点，在香港与瑞士的比较之中，看得尤为清晰（参见辅文《关于瑞士法郎与欧元底线挂钩的解读》）。如今，中国大陆不应重演香港这一幕，绝不应让剧烈的通货膨胀过程逼退各个产业的发展，惟剩地产行业一枝畸秀。
我们需要全面的人民币管理制度的改革。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发行机制、外汇储备和管理机制，包括了稳定人民币购买力的财政协调机制，等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改革。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对任志刚先生的文章做一点儿粗略的评价。显然，任先生不愿意承认英国政府1983年建立联汇制度的真实意图；同时，任先生也不愿意承认联汇制度给香港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任先生也不会同意笔者重建自由浮动的港币的设想。任先生否定联系汇率制度，恐怕更多地是出于个人考量。
我坚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一种自由浮动的货币，就像我们老一辈革命金融家们所做到的那样。
(本文来源：环球财经 作者：卢麒元)刘静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