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炫富和斗富？(富而有德）

时下中国时兴炫富，豪宅、名车、象牙床应有尽有，富豪俱乐部遍及天南海北，以至有人说中国成了“富翁大国”、“世界经济中心”。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是经济繁荣的象征，非同昔日的“越穷越光荣”。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年底，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在发布，榜单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这是继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之后，又一个对中国投以关注目光的财富榜。据说这是专门针对中国量身定做的，同时也是计算体系最为科学、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榜单。是不是受欢迎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就事论事谈什么富豪榜。在我心里，不论这些榜计算方式多么科学，最终仍旧是一个商业活动，为的是赚中国富人的钱。

每年的“胡润百富榜”不知从中国富人身上榨取多少财富。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不列颠“舶来品”的洋人胡润的确是一个能人。从98年巧妙地借用福布斯乏于经营的“弃窝”，突发奇想似地生了“中国金蛋”——出炉第1期中国富豪排行榜算起，10年之间，他无疑成就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个人营销神话。一方面，他从稀松平常的赴中“淘金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商人，而且是挺有技术含量的那种：做一纸富豪榜把自己也做成了富豪。另一方面，他的声名也如其财富般神气地节节攀升，日前英国《金融时报》载文，称他是继“李约瑟、费正清之后又一将被中国史学者提起的人”，这赞誉显然已算是不折不扣的“顶天级别”了。

但同时，我们却也不难看到的是，与胡润“名利双收”甚至“旷古绝今”之成功对应着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疑问：胡润富豪排行榜还能火多久？

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富豪排行作为胡润旗下的一个主打品牌，一定意义上维系着其生命线。除了年年轰动一时的百富榜，他还曾出炉了许多同类子榜单，比如房地产富豪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等等，总之矢志为中国各色富人打造出了一个“金钱的名利场”。然而，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是：一旦失去了公益精神作为灵魂，这类富豪排名榜单充其量不过是“比钱多”的弱智游戏——它既无补于国度对自身财富积累、分化与势必走向分配平衡之历史进程的冷静审视，也无法唤醒多数中国公众内心沉睡着的追求财富之信念，而只能是：默认，乃至纵容了少数人的浅薄资本持有者，更肆无忌惮地沉湎于金字塔顶的无良狂欢。

很显然，胡润本人未必不心知肚明这一点，但处于“劳资交易”的游戏规则中，他诚然也就只能耸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并随之化为胡润富豪排行榜的“难言之隐”，对此，我们似乎不难“理解”。

其一，它精准地把握了中国富豪热衷于“比钱多”的攀比心理，却不得不尴尬于中国富豪的金钱价值观：与富豪排行榜的热闹景象相比较，他虽特意打出“寻找中国卡耐基”光耀字眼的中国慈善榜，亦不可不谓之萧条，尤其“比钱多”排行榜上富豪们的纷纷缺席，怎么看都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为富不仁”成为了中国富豪们挥之不去的“胎记”。换句话说，那本想寄托炫耀之意的富豪排行榜，其实横看竖看更像是一幅“群丑交欢图”。其二，身不由己地忠实记录“冰冷而没有灵魂的财富”，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财富分布现实的本真面貌，可以引起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深思与警醒，但同时也必然会激起普通公众越来越多的公愤，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在极端失衡的财富比例面前，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绝对没有义务充当装点豪门的捧场“看客”。说白了，公众漠然以对的姿态语无非是：想玩，你就自己玩去吧。

当然，即便如此前景暗淡，至于胡润富豪排行榜及以它为主体所连带着的胡润品牌，究竟能玩多久，业已漠然以对的我们自是不必操闲心了，但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益、穷人与富人之分，却会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永恒话题。犹记西谚有云：“穷人的地狱，不会是富人的天堂”，笔者禁不住想，在举头望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天堂”风景之后，我们可否低头思一下或为“房奴”、或为“税奴”、苟且营生的亿万公众，他们与那“天堂”未必可以长久共存着的“地狱”写照呢？

湖北有一家民企老板曾以20亿元的身价，名列某富豪榜的70位。不过，这位老总对自己的排名感到不满意：“胡润这小子和福布斯把我低估了。”出人意料的是，最近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富豪因资不抵债走到濒临破产的边缘。

更有戏剧性的是原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曾三度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2004年105亿元、2005年140亿元、2008年430亿元），但如今，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拘查。

据媒体报道，截止2009年，仅“胡润百富豪榜”上有100多名上榜富豪先后“落马”。因此，还有人戏称“胡润富豪榜”是“杀富榜”。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富豪们普遍遭受到人们置疑，声誉扫地的今天竞然还有那么多的富人仍热衷于上那本想寄托炫耀之意的富豪排行榜，有人还不惜巨资进行“公关”，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名次往前靠。于是乎“胡润百富榜”（名曰百富，其实是上榜者高达1000人）在中国更是热火朝天，倍受富人追捧。

我之所以不屑这些“富豪榜”，还不仅基于上述想法。读过一篇文章叫《破解周正毅之谜》，当有人质问这位前上海首富“毁掉了多少干部”时，他反问：“有多少干部毁掉了我？”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有人“逼着”他上什么富豪榜，让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而欲罢不能，也不会遭此厄运。这当然属于“狗咬狗”，是非善恶已经有了法律上的诠释。不过他的说法证实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可不是吗？从市井小民到机关干部，从“雅阁女”到“包机扶贫”，炫富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时尚。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喜欢炫富与斗富？无外乎有三大原因：一是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二是通过上榜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引起政界和民众的关注，成为社会“名流”，今后办事“方便”；三是可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一个真正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富豪（指阳光富豪而不是一夜曝富）、企业家是不喜欢炫富与斗富的，比如李嘉诚、任正非、刘永行、丁磊、杨卓舒、曹德旺等对富豪榜和各种荣誉是不屑一顾的，而且生活十分俭朴，始终保持着穷人的心态，从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境界。

薛蟠和石崇之类的斗富还属于低层次，但既然有这样的文化传统，现代一些人“继承”或“弘扬”也毫不出人意外。如果这样的问题仅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现在流行的炫富现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炫耀财富。

愿你们远离危害！！！

世卫组织调查曾显示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五大影响

　　宗合

　　电磁污染之争诉诸法院

　　近日，5位百旺家苑业主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起诉至海淀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市规委为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北京电力公司核发的(2003)规建市政字0721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持续3个月的百旺家园电磁污染之争又有了新进展。

　　来自《新京报》的消息称，该小区的5位业主介绍，今年7月，北京电力公司在百旺家苑小区西侧绿地上施工架设高压输电线遭业主阻拦。8月13日，业主们从北京电力公司提交给市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获知，市规委给北京电力公司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20KV高压线可否架在居民区？

　　据介绍，北京电力公司所建的1号塔位于小区南门外公共道路边，4号塔位于小区北门外公共道路边，2号、3号塔位于小区西侧绿地上，该绿地上建有小区人行道、篮球场、儿童活动场，是小区居民的公共活动场所。

　　北京电力公司所架设的是220KV高压输电线路，业主称，根据电学常识，高压输电线导线周围的工频电场会产生强大的电磁辐射，并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5位业主在诉状中称，国内外的众多专业机构和专家通过几十年的调查研究已证实：“220KV高压线周围300米地段内的人群患白血病、癌症的几率是其他地区的数倍，电磁辐射也会导致孕妇流产、胎儿畸形和心血管疾病。在高温、大风、大雪、阴雨、雷电等气象条件下容易断裂和发生其他危害事故。”

　　电磁污染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电磁污染，它有哪些危害？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信息称，电场和磁场的交互变化产生电磁波，电磁波向空中发射或汇汛的现象，叫电磁辐射。过量的电磁辐射就造成了电磁污染。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心电磁辐射源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哪些地方的电磁辐射容易超标？（1）电脑0.6-1.5米的距离内；（2）居室中电视机、音响等家电比较集中的地方；（3）工、科、医电气设备及VDT周围；（4）广播电视发射塔周围；（5）各种微波塔周围；（6）雷达周围；（7）高压输变电线路及设备周围。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五大影响：1.电磁辐射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突变的主要诱因；2.电磁辐射对人体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造成直接伤害；3.电磁辐射是造成流产、不育、畸胎等病变的诱发因素；4.过量的电磁辐射直接影响大脑组织发育、骨髓发育、视力下降；肝病，造血功能下降，严重者可导致视网膜脱落；5.电磁辐射可使男性性功能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月经失调。

　　与此同时，北京市的相关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高压线与恶疾无关，无须对电磁辐射恐慌。关于居民小区架设高压线是否会造成人身的伤害，我们将在此后的报道中继续关注，也欢迎各位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争议回顾

　　8月13日：颐和园附近高压线(西沙屯-上庄-六郎庄高压输电线路)环保听证会举行，是否会造成电磁辐射成争论焦点。

　　9月2日：市环保局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认为，颐和园附近高压线的电磁辐射低于国家标准，公众安全有保障，项目可行。

　　9月4日：针对专家的“无危害”结论，百旺家苑、天秀家园等在内的12家单位均持异议。有关单位准备向市环保局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提出行政复议。

　　9月11日：颐和园附近高压线正式通过市环保局环境审批。环保局认为，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运行期间主要污染物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中的规定。同意工程环境报告书的结论，予以批准。（据新京报）（来源：科技日报）

失业堪比带薪长假 在哪些国家丢工作最"幸福"?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大规模失业，但失业者在不同国家待遇相差很大。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刊罗列了“失业天堂”名单——在下面这些国家失业未尝不是件美事——堪比带薪假期。

1.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失业补助：原薪水的80%至90%

有效期：10个月至4年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失业者的乐土。以丹麦为例，失业人员最长可领4年的失业补助，金额最高可达原薪水的90%；在芬兰，员工失业后最多可拿500天原薪水85%的失业救济金，将近17个月；和它们相比，瑞典略显“小气”，仅提供10个月左右80%工资金额的补助。

2.比、荷、卢三国

失业补助：原薪水的60%至85%

有效期：1年甚至无限期

在卢森堡，一名失业者能获得原薪水80%的失业补助金，且按最低税率缴纳个税，其领取的金额最少可达1300欧元，最多可达本国最低工资的2.5倍；在荷兰，政府最多会支付每天168欧元的失业补助；比利时政府则提供无限期失业补助金，金额为其原收入的60%。政府也会帮助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其找工作受挫，政府会提供现金补助和岗位培训。

3.瑞士

失业补助：原薪水的70%至80%

有效期：400至520天

瑞士政府会每周对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支票，以避免有人一次性拿很多补助逃离瑞士。1997年起，瑞士开始为求职者设立再就业培训课程专项基金。不参加培训的人需缴纳相当于一个月失业补助金的罚款。

当然并不是只有失业人员才能享受福利。如果你有工作但工资低于你前一份工作薪水的2/3，国家会给你工资补贴。

4.法国

失业补助：原薪水的57%至75%

有效期：最多3年

如果在法国失业了，且在过去的22个月中工作超过6个月，你将会每周收到政府发放的失业补助金支票。救济金额的高低取决于在职期间缴纳国家失业保险的时长，一般为每月1100欧元。拿最低工资的人领取最后薪水75%的补助，收入高的人最少有57%。法国青年人的失业率非常高，在一些地区甚至高达40%。而如果没有工作则不能申请失业补助。所以在法国会有很多二十几岁的打短工或免费实习的年轻人不间断享受福利政策。

5.日本

失业补助：原薪水的50%至80%

有效期：6个月至1年

日本失业救助金体系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相当迂回、复杂，救助金额的计算需要考虑工龄、年龄、非奖金的税前收入等。通过层层审核，一个普通失业者最多可拿到6个月相当于原工资收入50%至80%的失业金。

日本还提供其他失业救助，比如再就业培训和失业健康保险。另外，目前政府给失业者提供住房补贴。但是，该国失业补助系统中还存在大漏洞——不覆盖那些占全国劳动力30%以上的临时工和短期合同工。

揭秘清代"典妻"现象:让人无法回避 又羞启齿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它的历史可谓“渊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记载。《汉书8231;主父偃传》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民众无法自活，《汉书8231;贾捐之传》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卖妻是以妻子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尽管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典妻婚，但它为后来的典妻现象作了准备。

　　典妻现象的存在，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又羞于启齿。到了清代，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






典妻契约

　　典妻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名称各不相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在北方，典妻现象曾在辽宁、甘肃一些地方传播，辽宁称为“搭伙”，甘肃叫做“僦妻”。范围很广，形式多样。

　　清代典妻现象大量发生的时代背景

　　第一，清军入关前后，大量抢夺他人妇女，因此民间买卖妻女之风兴盛。清初康、雍、乾三朝号称“太平盛世”，然而汪景棋在其所著的《西征随笔》中以陕西为例写到：“然督抚藩臬，皆满洲人为之。此辈不谙吏制，贪暴成性。三十年来，有司民以奉仁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以偿。”

　　第二，生活极度贫困。根据毛泽东《兴国调查》中所述，我们从中不难推想清代的情形。“在兴国，地主和富农不仅有妻，还有若干妾，中农的百分之十，贫农和手工业者百分之三十，游民的百分之九十，雇农的百分之九十九，连妻子都没有。”生活的贫困使典妻现象大量存在。

　　第三，出于随俗、从众的心理。据《琢县志》记述，当地民俗“尚有一种卖妻之恶风。男子家贫，嫁卖妻子以自活，女家概不干涉。且卖至某姓，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其不讲礼教之过，有如此者”。

　　第四，夫权思想的影响很深，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封建婚姻是建立在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女子一旦结婚，就成为男性家族的私属物；妇女没有政治地位，只能依附于丈夫，夫荣妻荣，夫损妻损；妇女没有经济权力，必须依靠男子生存，受其支配。妻子的作用在于“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如果男人不能自活，典妻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五，清代社会通奸现象的大量存在，引起了众多的休妻事件。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数统计，乾隆年间，各省区每年上报朝廷批决的婚姻类命案要案平均在800件左右。这800件中，因通奸引发的约为250-530件。

　　第六，传宗接代的观念，是典妻婚的思想根源。典妻婚从表面看，好像与封建的贞节观自相矛盾，实际上正是这种封建妇德所造成的恶果。因为封建的贞节观片面要求妇女对丈夫忠贞，以保持血统的纯正。当“断子绝孙”的威胁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存亡时，贞洁观只能服从“传宗接代”，正所谓“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第七，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在封建社会，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很多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制定族规时都写有要求族人相互帮助的条文，如有些家谱中规定：“夫亡独可哀而节义至重，如有寡妇孤儿最宜存恤使幼有所依而节得以全。”但这种保障是有条件的，“其有媒孽夺志或谋其财产而故离其母子者众共击之甚假公以正其罪也”。

　　这种互助不仅条件严格，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也大打折扣，更不用说如东北地区这样的移民目的地了，人口流动使宗族组织不复存在或十分薄弱。到了清代末期随着经济的转型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农村经济的崩溃，对困难群体的保障就显得更加杯水车薪。

　　清代的典妻有哪几种动机

　　1.因贫而典

　　男人因为贫困而典卖妻子，这是最通常的一种情况。如“陕督题：赵成都因贫捏以已身故，托人将妻徐氏嫁卖经郭宽契买作妾。赵成都屡往索钱，郭宽将其谋杀。”又如“黄万安因贫将妻章氏捏作孀居弟妇，浼人辗转说合，卖与余姚县知县疏筤作，嗣欲往探借贷，因无人引领入署，该犯即串嘱妻叔章礼庆出名具控疏筤买娶有夫之妇，希图讹索，实属狡诈。将黄万安比照将妻作姊妹嫁人杖一百律，酌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清朝野史大观8231;清人逸事》载：“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

　　这些都是典型的因贫困而典买妻子的事件，以人为物，按年龄、容貌论价，将自己的妻子作为商品换取生活资料。更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妇女为了自己的家人生计，不得不自卖自身，被典的妇女往往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待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只有听天由命了。

　　2.处罚不贞之妇

　　如：“奉尹咨：孙富有与大功弟妻通奸，后其夫将奸妇卖与他人为妻。”

　　3.变相霸占妇女

　　“赵端士因见胡任氏被夫责逐回家，起意乘机谋娶，给伊子赵伯麟为妾，商同曹之铎等将胡有义唤至，令其休妻不允，该犯即以告官之言恐吓，并起休书稿底，逼令誊写。胡有义畏强照写，嗣赴学院衙门具控，又被该犯浼令孙精一拦回。该犯见事已寝息，往向氏母任陈氏说允聘娶作氏，与赵伯麟成婚。”这是一起典型的霸占别人妻子的案件。

　　又如，张俊保意图谋娶郑氏为妻，许给郑氏之母郑陈氏财礼，嘱令转向张孝相商休弃改嫁。郑陈氏贪利允从，张俊保即浼胡老黑等为媒，送给财礼钱文。郑陈氏嘱伊子郑长明写就休书，向张孝捏称郑氏患病，诓令张孝至家，郑长明母子逼令休妻不允，郑长明捉住张孝手脚，涂墨按印休书而散。

　　张俊保迎娶郑氏成婚，彼张孝邀同贺宗孝等同赴郑长明家理论，郑陈氏不服争吵，张俊保听闻赶往，将贺宗孝揪扭，被张孝殴伤，将郑氏拉回。此类案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妇女本身的意志在封建婚姻中往往被漠视；第二，矛盾的主要当事方往往是女方的家人和女子的丈夫或是第三方与女子的丈夫，妇女在事件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4.诈骗行为

　　北抚咨：李怀志将妻范氏捏作为妹，改嫁廖志德为媳，李怀志捏称被拐，向索钱文。复起意纠众抢回，希图勒索。

　　又如：姜兴价买武发起之妹武氏为妻，后因贫复将武氏捏作伊妹转卖与张范为妻。曾向武氏言明过门后乘机拐回，嗣因无隙可乘，起意强抢。邀允白天章等一共七人，夜前往将武氏抢去，并拒伤张范。


　　清代是一种宗法社会，它要求人们从婚姻的缔结上必需服从宗族的利益。“新娘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之下，决定这个问题的不是他个人的愿望，而是家庭的利益。”因此只要家族需要，妻子作为家族中“承宗庙，继子孙”的工具，完全可以被牺牲。而且因为在婚姻的缔结上，漠视当事人的意志，婚姻双方的结合是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还形成了童养婚之类的畸形婚姻。这样的婚姻不但没有感情基础，妻子

也往往因此而对被出典的事情表现冷漠。一些妇女被反复买卖后甚至还参与了一些以自己为诱饵的诈骗行为。


　　清代典妻现象的形式

　　清代典妻婚现象，因为地区的不同，名称和形式也各有所异，习惯上古人通常把典妻婚分为典妻与雇妻。雇妻主要是验日取值，期满则归。大体上，时间长的叫典妻，时间短的叫雇妻。按各个地方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

　　1.典妻与租妻

　　此类现象大体上发生在江浙地区。在宁波，典妻双方要有媒证，订契约，载明期限和价格，通常是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所生的孩子归典夫所有。有钱人家的妇女如长期无子，在征得妻子同意后，经中间人介绍，可以向穷汉典妻。

　　2.招夫养夫，坐堂招夫

　　在松阳，因原夫贫病，妻子征得原夫的同意，把典夫招到家中，收取典金，以供原夫的生活，这种情况被称为“坐堂招夫”。

　　3.租妻借妻

　　在江苏地区也有这样的典妻形式，有人长期贫病，经三方同意，请中间人说合，将妻子借或租给无子的男人为其生子；条件是典夫要承担其家务劳动，借妻期间所生子女随生父姓，入生父宗；一旦满足原订的条件，就解除关系。不同的是借妻不离开家，租妻通常要离家。

　　4.捆妓

　　就是原夫将妻子，通常为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典给妓院。出典时，双方立“捆身字据”，这个字据按时间长短可以分为大年(16个月)、中年(14个月)、小年(10个月)。妓院根据女子的容色、年龄支付典金。这种习俗在天津被称为“押帐”。不过，在字据上还要写明典妻的营业年限，注明“俟限满，帐还清，准其妻离馆”等字样。

　　5.搭伙

　　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风俗，夫在外长期不归，妻生活困难，就出典自己与另一男人建立搭伙关系，签订搭伙字据，字据写明：“因贫难度日，并为债务所迫，今由搭伙之夫代为还债。本夫回家时，将钱付清就可领回妻子。”还有一件关于搭伙合同的档案：“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三佰元正，押帐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

　　在清代，东北地区是一个重点移民地区，整个清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几百年的时间里大量关内民众移往东北地区，同时东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移民现象。特别是清朝末期，随着东清铁路和满州铁路的兴建，大量的工业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因此搭伙现象正是同东北地区人口流动性高、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相适应的一种习俗。

　　清代典妻现象有自己的特点

　　清代典妻现象特点明显，比如在《吴友如画报》中有一幅〈典妻贩婢〉，两个男人站在桌子旁，一个男人着粗布衣服，一手拿着一张纸券，一手指着这张纸券，对对面的男子说着什么，他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面有羞色，用手掩着脸。对面衣着华丽的男子目不转睛的看着女子，厅中还有四个女仆，也指着少妇，窃窃私语。

　　画的上方还有一段文字：“刘某，广西平南人。妻某氏，年二十余，丰姿绰约，静好无尤。虽居贱食贫，绝无怨意。今春平南荐饥，贫家卖男鬻女，为救饥之计。女价颇廉，刘思生财之道，别无他计，若贩女转售东粤，利市可获三倍，而家贫苦无资本，一再踌躇，因商于妻，将其贷于富家，而以妻作抵焉，妻许之。富家涎其美，遂贷以三十金约期取赎，过期即作割绝论，署券而去。刘得金即贩两婢，附船东下，以为指日获利，床头人不难璧还也。讵舟到玉省河，夜泊花埭之茶溶。被匪三人窥破行径，知其孤弱可欺，竟驾舢板托言巡查，登舟检观，见有二女，诬以拐带劫去二女。刘再三分辩，匪即按枪指吓，刘畏其凶悍，不敢与较，任其扬长而去，而自顾，两婢既失，家室又空，懊恨欲绝，始悔前之妄思发财，作无耻之事，而反不能自保也，亦已晚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典妻现象的一些特点：第一，典妻习俗十分公开。平南地处广西东南部，并不是太封闭的地方，但也存在对妇女立券典质的情况。第二，典妻现象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通常典妻都是因贫困无法生活，急需用钱，被迫典妻。刘某并非急用钱，而是想用典妻的钱贩卖奴婢发大财，而他妻子竟然“许之”。可见，民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像纳妾一样，成为社会化的俗规了。第三，典赎并举，以人为物。刘某将妻子典给富家，富家给了他三十金，并约定时间，到期要用原金来赎，否则就要割断关系。就和典当衣物一样，女人就成了“死当”，归典主所有。

　　此外，清代典妻婚还存在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典妻仍然保持同前夫的夫妻关系。

　　第二，典妻目的多以生育为主，留子不留娘，原妻为正式母亲。如定海一带，典子对亲生母亲叫“婶婶”。其子可入宗谱，而生母作为典妻，大多不能上事宗庙，下列宗谱。被典妇女在典期内生了男孩后，就可归回原夫家，故俗称“租肚皮”。

　　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记录了一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故事，清代的朱素臣将它改编为《双熊梦》，只不过是将妾改作女儿，将典妻改作卖给人家作丫头。但仍然保留了典妻婚的种种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道德与典妻现象在传宗接代大旗下的妥协。

　　第三，被典女子在典租期间通常住在典夫家，由男方负担其生活费用。有的典夫允许典妻一年回家几次，但不得与原夫发生性关系，有的典夫则不许典妻回家探望。

　　第四，有的典妻现象具有社会自救性质，如招夫养夫、搭伙、拉帮套等，原夫家与典夫家往往都比较贫困。招夫养夫通常是原夫家因疾病等原因缺少劳动力而典夫一般是缺少生产数据，双方在生产和生活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拉帮套即是已婚女子因原夫生病不能自活，就将自己典给另一男子，但典夫要住进原夫家，这位住进家的男子俗称“套股子”；他要负担全家生活的重担，民间又称“拉帮”。

　　正因为这种互助性，女子典卖自己期间所生的孩子，也往往采取平分的方法，如拉帮套在结束时，双方要协商同意，并请人写一张《过子契约》，然后还要举行所谓“劈犊子”仪式。过子要改用套股子家的姓，并管他叫爹。如果这期间被典妇女只生了一个孩子，则视实际情况由男女双方协商，决定分给谁。两家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双方套股子关系结束后，因为孩子的原因，双方还是亲戚关系，并且可以互相往来。

　　男子用钱币租用或雇佣女性作为临时妻子的婚姻方式，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卖淫业可谓异曲同工，典妻婚的本质就是使通奸卖淫合法化，正与封建礼教相悖逆，相冲突。因此，清代的法律对典妻明确加以反对，但社会现实又使得清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

　　清代顺治初年沿用《明律》对此也屡发禁令，但清代对典雇妻妾的量刑，比明代宽松得多。《大清律例便览8231;户婚》载：“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这种宽松，几乎是认可了典雇妻女现状的存在，因为只要不正式立契标明价钱，同时被典雇的妻女又有劳役在身，这种典雇便为法律所许可。其结果不但不能遏止此风，反而波及到社会的中上阶层。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典妻和商品交易上的物权转移相同。男子典妻导致离婚，随之失去对妻子的占有权，买者却相应地获得这种权利。雇妻则是男子以租赁形式转让妻子，在租赁期间仍然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却不再有夫妻生活，待期满后才能恢复。但无论典雇妻妾，都是封建夫权制的产物。

　　事实上，清代的典妻现象是与父权制、夫权制相适应的，也是封建社会夫权、父权至尊至贵的伦理秩序的真实反映。
(摘自台湾《历史月刊》254期 作者：刘佳)

罗布泊干涸之谜揭晓: 卫星技术破解千年谜团

去年11 月，罗布泊迎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科考行动。74 岁的西域地理研究专家夏训诚，带领来自地质、考古、农业等20 个不同专业的专家，进入罗布泊。夏训诚告诉《外滩画报》，此次科考，发现了罗布泊干涸之谜，对楼兰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让科考专家忧虑的是，罗布泊的生态环境正在加速恶化。

　　有人把罗布泊称作是“消逝的仙湖”。作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这里曾是一片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这里曾拥有一个人口众多的楼兰王国。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探险8 年》一书中曾写道：“罗布泊使我惊讶，它像一座仙湖，水面像镜子一样。”

　　也有人把罗布泊称为“死亡之海”。1949 年，一架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市的飞机失事；近十年后，人们在罗布泊东部发现飞机残骸。1980 年，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因一人外出寻找水源而失踪。16 年后，探险家余纯顺在这片荒漠中遇难。

　　如今的罗布泊夏季气温高达70℃。这里只有一种常见植物，它就是“大漠中的英雄树”胡杨。虽然这片已干涸的湖面从南到北纵向距离仅为106 公里，从东到西的横向里程才53 公里，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能独自徒步穿越罗布泊。

　　2008 年11 月，罗布泊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科考行动。此次考察为期一个月，为了揭开部分罗布泊之谜，来自地质、考古、农业等20 个不同专业的29 名专家参与其中，这也是罗布泊考察史上专家队伍最强大的一次。

　　担任此次考察队队长的是西域地理专家夏训诚，这也是74 岁高龄的夏老第29 次走进罗布泊。

　　夏训诚出生于江南水乡扬州。1957年，他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此后义无反顾地来到新疆，这一呆就是50 多年。1980 年，中科院成立了首支罗布泊考察队，彭加木任队长，夏训诚是副队长。之后的20 多年里，他先后28 次出入罗布泊考察，脚步遍及罗布泊的每一个地区。这一次，已经卸任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一职的他，再次担任领队进入大漠。

　　发现罗布泊干涸之谜

　　罗布泊湖的干涸之谜，足足困扰了夏训诚28 年。

　　1980 年，夏训诚在美国著名遥感专家、曾任埃及总统科学顾问的埃尔巴斯教授家作客。在客厅里，他看到一张罗布泊的卫星图。这也是他首次见识罗布泊的全貌，图中干涸的罗布泊酷似“人的一只耳朵”，不但有耳轮、耳孔，甚至还有耳垂。当时，埃尔巴斯问夏训诚：这只“大耳朵”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耳轮”、“耳垂”和“耳孔”又分别代表什么？那时，夏训诚仅去过一次罗布泊，这些问题他一个也回答不了。于是，他向埃尔巴斯要了一张卫星图片带回中国，考察研究。

　　2004 年，在参加完第20 次罗布泊科考后，夏训诚发现，事实上，“耳轮”是湖水退缩蒸发的痕迹，“耳孔”是伸入湖中的半岛，“耳垂”则是喀拉和顺湖注入罗布泊形成的三角洲，喀拉和顺湖位于塔里木河的尾端。

　　但是关于罗布泊的干涸时间，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罗布泊湖的上游共有5 条河流，其中孔雀河和塔里木河是它的主要水源。有人认为，1940 年，罗布泊上游的孔雀河水流减少，这导致罗布泊湖体收缩后消失；也有人表示，在上世纪60 年代初期，因为塔里木河下游修筑水库，孔雀河上先后筑起多道堤坝，使得罗布泊日渐干涸。1972 年，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下干涸的罗布泊湖卫星图，因此，许多人认为罗布泊的干涸时间为1972 年。

　　这一次，通过29 个专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谜底终于揭开。“罗布泊干涸的时间，是1962 年。”夏训诚告诉记者。他翻出一本期刊，上面刊登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济1959 年在罗布泊湖上划橡皮船测量水深的照片。那时，罗布泊刚经历了1958 年的一场特大洪水，照片中的罗布泊水波荡漾，水域面积达到5000 平方公里。此次科考，夏训诚邀请已经78 岁高龄的赵老重访现场，再次来到罗布泊，赵济证实了当年的确是在位于罗布泊北岸的孔雀河三角洲拍摄下那张照片。

　　如此大面积的水域，为什么短短三四年就干涸了？通过这次科考，夏训诚终于得出结论：罗布泊是一个宽而浅的湖面，湖底平均离地面仅三米。这么浅的湖，水体变化会非常快。夏训诚进一步以罗布泊附近的博斯腾湖为佐证，这个内陆湖紧挨着罗布泊，位于罗布泊正西面。据夏训诚介绍，博斯腾湖在没有任何水源补充的情况下，一年湖水深度因蒸发可减少1 米。由此可见，罗布泊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完全干涸就不足为奇。

　　此外，考察队还对“大耳朵”东北部进行了系统实测。对照颜色有深有浅的卫星地图，科学家们在地图明处的条纹里选一个点，在暗的条纹里选一个点，以此类推，一共选了78 个点。通过对这些地面的土样和地表粗糙度进行分析，专家发现，“大耳朵”是地表粗糙度的杰作。如果地表比较粗糙，反射到测试雷达的信号能量就越强，反映在影像上就偏亮；相反，如果地表比较平缓，比如平静的水面，反射到测试雷达的信号能量非常弱，遥感图像就非常暗。

　　这项系统实测表明，原来人们对于“耳孔”的认识也出错了。“此前，对于罗布泊的科考人员来说，想要真正进入‘大耳朵’中心并不容易。首先，盐壳地太过崎岖不平，沙漠车开不进去；其次，夏季，盐壳地的地面温度高达80摄氏度，穿上特制的隔热翻毛皮鞋，还觉得烫脚。所以我们当时是凭借卫星地图推测‘耳孔’是伸入湖中的半岛，也是罗布泊的最低处。因为在卫星地图上，那片区域是色调最浅的一个部分。”夏训诚说。“这一次，科考队队员之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遥感专家艾力西尔亲赴‘大耳朵’中心，经过实地测量，才发现‘耳孔’的深度不过两三米，也不是最低处。因为沙与盐壳融为一体，形成了灰暗色调，使人们做出错误判断。”

　　卫星技术破解千年谜团

　　除了揭开罗布泊湖干涸之惑，此次考察团还需解决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寻找位于罗布泊地域的小河墓地“千口棺材”埋葬者的生活家园， 二个是研究楼兰遗址的功能。

　　20 世纪初，维吾尔族猎人奥尔德克首次在罗布泊发现一个有“千口棺材”的小山包。1934 年，在奥尔德克的带领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的考察团，在孔雀河下游库姆河的一条无名支流附近，找到这片墓地，并在此发掘出12 座墓穴，采集到大量文物。考察团年轻的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将这条无名支流随意称为“小河”，这片墓地便有了“小河墓地”之名。

　　但此后不久，小河墓地就消失了，再也没有研究人员找到过这片墓地。直至2000 年末，小河墓地才被新疆考古学者重新发现。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墓葬167 座，还有190 座以上墓葬因风沙等原因被完全破坏。这也成为继楼兰遗址后，在罗布泊地区的又一重大发现。

　　让研究者迷惑不解的是：墓地是死者的归宿，那么他们生前生活在哪里？贝格曼一行几个月中走遍小河两岸，始终没有发现一处古楼兰人的聚居遗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的离小河墓地最近的麦得克城，直线距离也在60 公里以上；这个距离当时的人要走5 天以上，科学家推断他们不可能选择这样远的地方做墓地。

　　这个疑团，在2008 年的罗布泊科考中终于有了答案。

　　这要归功于现代卫星图片。在出发前两天，队员之一的中科院地质与地理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通过计算机用Google Earth 调取小河遗址的卫星图像。仔细观察，他发现在小河遗址西北方向五六公里处，有一段弯曲的古河道。在这个古河道上，有一处白色条带状地形，犹如一个反写的L 形；与地图周围金灿灿的黄沙相比，这里明显有人类活动过的痕迹。

　　11月27 日，考察队直赴离可疑点两三公里处，大家弃车步行进入沙漠，走了不到一公里，沙丘间平地就出现陶片、动物骨骼、汉五铢钱等。至疑点后科考人员发现由红柳和泥土间砌成的三面墙体，还有大块的木炭和红烧土，这些都展现了人类生活的遗迹。科考人员在建筑内发现了纺锤、磨盘等汉晋文物，初步推断这是一座汉晋古城。

　　“在距小河墓地六公里处发现的新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这一区域内唯一发现的有地面遗迹的古城遗址。”夏训诚说。科考结束后，科学家带着古城遗迹进行了“碳定年法”监测，通过测试古文物和化石中碳14 同位素比例，测出目标物的时代。结果显示，这座古城距今已有1400 至1600 年历史，应为北魏时期。由此，小河墓地的年代也要相应推后至北魏时期。

　　除了小河古城遗址，科考队还利用Google Earth找到了可疑的楼兰耕地遗迹。1901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在罗布泊北面发现了“楼兰古城”，此后他宣称找到了“沙漠中庞贝城的再现”，并因此而轰动世界。在此次科考之前，人们只知道这里有许多由红柳、芦苇搭建而成的民居，还有“三间房”和“佛塔”两座土坯建筑，这是城中规格最高的建筑。不少人此前猜测，这里可能是当时楼兰古城的官衙。

　　出发之前，科考人员从Goole Earth上看到，在楼兰遗址东部，耕地首先在颜色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一种是略带蓝色的暗色调，与周围罗布泊常见的颜色较浅的雅丹地貌不一样；另一种为略带红色的橙黄色。经过实地考察，专家认为这应该是人工灌溉后盐类淋溶淀积的结果。

　　夏训诚道出了此次考察的重大意义所在：此前这个地方除了佛塔、三间房，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遗迹。由于缺乏旁证，楼兰古城到底是官衙，还是驿站或兵站，在考古界一直颇有争议。

　　此次的重大发现，又增加了“楼兰属于耕地遗迹”的可能性，楼兰的历史地位也可能就此改变。

　　希望与失望并行

　　本次考察结束，科学家们普遍有一个新的忧虑，即罗布泊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加速恶化。

　　其一，罗布泊地区南面的羽毛状沙丘区，新的沙丘正在大量形成，沙丘的移动速度急速上升。其二，罗布泊拥有我国第二大的雅丹地貌群，雅丹地貌是一种风蚀地貌, 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风化土堆群”；此次考察发现，这里的雅丹地貌群风蚀和沙埋现象越来越严重。

　　本次考察结束前，全体科考队员聚集在彭加木纪念碑前，凭吊现代罗布泊科考的开拓者。这次纪念碑所在地位于罗布泊的库木库都克地区，“库木库都克地”在维语中代表“枯井”的意思，这里是当年彭加木失踪的地方。夏训诚记得，1981 年他亲自为好友彭加木立碑时，沙区离墓碑还有100 米的距离；可如今，纪念碑所在之地已是一片沙丘，碑的基座已被沙土掩埋。

　　唯一让考察队员欣慰的是，在此次考察中，他们看到曾经干涸的罗布泊，通过人工开掘，地下的卤水被抽出来，重新形成了一个186 平方公里的露天卤水池，恰似一个人工的小罗布泊。通过蒸发，源源不断的钾盐从池中冒出，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莲花”。考察队员情不自禁趴在池边，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到唇边品尝，并喃喃自语：“好咸啊！这就是罗布泊的味道。”

　　“在罗布泊开发钾盐，这就是彭加木探访罗布泊的初衷啊！”夏老告诉记者，当年彭加木在新疆成立化学所，就是因为他发现塔里木河中上游的水含有丰富的钾盐，而钾盐是中国稀缺资源。彭加木当时认为，罗布泊在塔里木河下游，说不定也能找到更多钾盐。

　　“这里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盐业中心，预计每年盛产钾盐300 万吨。”谈起未来，夏训诚无比兴奋。去年10 月，罗布泊盐矿开掘业正式兴起。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开掘区附近引进米兰河的淡水。米兰河地处罗布泊附近的米兰镇，全长110 公里；这是一条常年河，年流经量约1.24 亿立方米，因流经米兰绿洲而得名。它也是《西游记》中传说的子母河。“淡水问题解决了，不出三年，罗布泊就会变成欣欣向荣的新型工业城镇。”夏训诚预言。

美国很郁闷：到今天还惧怕毛泽东军事思想（战争的背后不光只有胜利）

其实现在美国的军事专家很郁闷，因为到今天都惧怕毛泽东军事策略；朝鲜一战让美国知道了毛泽东是军事天才,朝鲜一战也让美国惧怕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朝鲜战争过去五十多年了,美国人都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我们在看待中国和美国的时候,应该知道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就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霸权力量;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其是在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这是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这种惨痛的记忆让美国不堪回首，不愿多提是可以理解的。

翻看现在很多中国所谓的名人,文人写的什么文章,什么评论,很多说法都是中美战争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但真正的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朝鲜之战的前后政治情况可以不谈,美国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

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朝鲜战争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烂炸。是延缓中国军队攻势，从尔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不住他们的前进。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美军是什么样悲惨结果,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朝鲜战争中让美国人很难接受的就是他们自认二战时候的亚洲最著名的英雄: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校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四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象赶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而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主的研究，全没有意识到原以为中国军队还是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竟然短短几年时间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竞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美国从总统到普通士兵没有不钦佩的。很多美军事专家在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在研究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因为毛泽东是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的军事奇才,他的军事理论和手下战将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也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手里是什么丢脸的事。"

美国从朝鲜战争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朝鲜战争教训的直接结果。现在很多世界军事专家都在期望:"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他们相信在武器装备的更新上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

虽然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击败美国,但看看现在美国人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最高的敬意。美国最高军事院校西点军校至今最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美国人对毛泽东的敬佩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唤醒那些无中生有攻击侮辱毛泽东的,所谓的中国文人中国精英们的一点做人的良知.

中央党校副主任：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前不久撰文，预测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年多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中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主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仔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共**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生态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7月上旬的一篇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