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有房产成本几乎为零 才导致这种现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税赋手段来平衡房地产市场，用免税、抵税的手段来鼓励居民自住自用;用累进税率中高额的空置税、房产税、交易税，通过各种“惩罚性税收”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国五条”遏制楼市投机 委员称用力很勐 】


　　类比国外情况，国内有专家建议，如果不采取税收调控的方式来增加多套房持有者的成本，不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迫使其释放多余房子，则很难避免房屋空置浪费和房价上涨预期。
　　中国

　　持有成本几可忽略不计

　　柯先生在北京崇文门的国瑞城小区有一套77平方米的房子长期空着。

　　当朋友建议短期租出去，柯先生算了笔账。“按照房价每年10%的涨幅估算，这套总价400多万元的房子每年升值超过40万元。租出去每月租金差不多6000元，一年7万元左右。”

　　“关键问题是，一旦租出去，我将来都得重新装修。这房子才装修没几年，将来又要花几十万。”而房子每年闲着的费用也就3000元左右。所以，柯先生觉得房子即使闲着也比租出去划算。

　　像柯先生这样处置房产的人不在少数。不仅在北京，包括很多其他城市在内，在房价上涨收益部分面前，房屋的持有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国内才会有大量“房叔、房婶”坐拥几十套房产的中国式囤房现象。甚至各种职业的炒房团，以拥有多套房产为获利手段。

　　国内已经有专家唿吁，只有征收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才能抑制国内大量的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他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征收房产税、空置税、遗产税、赠予税，增加多套房拥有者的持有成本，用税收杠杆来迫使持有多套房的人释放存量房和空置房，来平抑畸形的市场供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房地产过度开发和投资投机，也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调控房地产。 【二手房征税响惊雷 还有哪些“重税”要动真格】

　　德国

　　炒房会被征收“投机税”

　　德国是欧盟国家中房屋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住房拥有率不到一半。在人们的印象中，德国房地产市场监管法规极其严厉，人们的购房意愿普遍低下，房地产价格多年波澜不惊。

　　德国赫尔曼房地产公司房地产顾问吕晓曼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德国法律对房屋出售牟利设置了“防火墙”“在德国没有炒房的概念。”

　　按照规定，在德国购房后10年之内就出售的话，得利部分将被征收15%的“投机税”。如果再加上其他各项费用，投机客想要通过短线炒房获得暴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无论新房旧房，在德国购房都涉及税费以及其他手续费问题。以柏林为例，购房者除了房款之外还要交付4.5%的土地税，1%到1.5%的公证费以及0.5%到1%的登记费用。

　　如果要买一处二手房，涉及的费用就更多了。据统计，买一处二手房涉及的额外费用平均而言要占到交易价格的10%左右。对于购房者来说，除了要向中介交纳的中介费之外，还要负担3.5%左右(各地区税率不尽相同)的产权交易税和公证费。

　　购房者是否空置房屋完全取决于个人，德国的相关管理机构并无针对空置房屋的处罚措施。一旦买房完成后就有物业费等日常支出了。

　　由于房屋的情况各不相同，房屋的维护成本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暖气和热水是两大项支出，此外还有垃圾处理、照明、电梯费等等“有的房子每平方米核算下来达2欧元，有的则达到了每平方米3欧元至4欧元。

　　而在房屋购买环节，德国银行普遍对房屋贷款的风险十分谨慎，因此对申请人的审核比较仔细。银行给予每位房屋贷款人的条件不一，有的人甚至能从银行申请到零首付，而也有的人则可能必须首付50%甚至60%。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包括法兰克福在内的一些德国城市租房市场一片繁荣，许多人之所以投资买房，看中的也是租房的投资回报。按照德国税法规定，出租人要依法纳税，税率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会各有不同，普遍来说在30%左右。此外，在旺盛需求的驱动下，德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柏林等城市甚至一年内平均价格上涨超过20%。

　　房价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德国一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警惕。德国央行去年曾发布报告对快速上涨的房价表示担忧。

　　德意志银行的报告显示，一旦德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风险，从德国央行到联邦和地方政府都可以采取措施应对，比如说收紧银根、减少贷款供应量，通过提高公证费等方式增加交易成本，以及增加供应量等遏制房租上涨势头。

　　日本 【巴曙松:从日本地产泡沫反思中国地产发展道路】

　　各种税费让住宅没有投资价值

　　在日本，从买房开始，房屋持有人面临很多费用如不动产取得税、印花税、登记证税，以后每年要交固定资产税。不动产的买卖、交换、赠与都要交不动产取得税，税率为土地和住宅建筑的3%。

　　二手房的转让、交易也要收不动产取得税，赠与和继承税收更多。经常听日本人说，辛辛苦苦买一套房子，三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了。很多日本人由于交不起昂贵的遗产税，采取把房子买掉的方式，继承部分遗产。

　　一般来说房子值3000万日元至5000万日元，遗产税为20%，5000万日元以上为30%，1亿日元至3亿日元为40%，超过3亿日元为50%。赠与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差不多。

　　据了解，在日本，买房子几乎都是用于自住，管理规则里有规定必须用于居住。也有出租的，但在日本买房仅仅是为了出租似乎并不太划算，几十年也收不回成本。而且日本的二手房折旧率很高，再好的房子，买了再卖一般都要赔钱，年限越久赔得越多，几十年过后，成本还没收回，房子本身已经不值钱了，所以日本人投资一般不会选择买房，性格保守的人会选择购买国债，敢于冒险的会选择证券、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但也有很多日本人投资意识相对淡薄，喜欢把钱放在银行里，赚取几乎是零利率的微薄利息。

　　日本购房的方式是部分现金、部分贷款，按揭贷款的首付比例没有规定，可以为零。只要通过银行的审查都能得到贷款。审查主要看收入多少，稳定程度如何。但一般每年偿还贷款额度占收入的25%以下为基准。如果高于这个比例，比较优惠的贷款一般难以获得，只能选择利息较高或者小的地方银行贷款。对买房的审查可能还有其他考虑因素，比如年龄，性别等等，主要是考察偿还能力。

　　日本的房子大致有住宅、公寓和别墅等，住宅多为日式住宅，多是买地自己建。当然，如要图省事，也有人买建好的日式住宅。不过和公寓相比一般要贵一些，在东京，像样的日式住宅要1亿日元左右。

　　公寓和中国的楼房一样，不过没有七十年产权一说，而是永久产权。公寓的价格一般会比日式住宅便宜很多。另外，在日本买公寓都是使用面积，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相当于中国的100平方米住房。

　　至于买别墅，这在多数日本人看来是一种奢侈，可望不可及。

　　买房子还有其它成本，如买房时要交一笔修缮金，修缮基金的算定比较复杂，住房面积大，修缮费就高;每个月要交管理费，不同地方金额差很大。比如，在一些地方，买60平方米的住房每个月要交2万日元的管理费。维护由住民管理委员会做决定，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执行。住房时间长了，修缮费不够用，可能中途另收维护费。另外，房屋更改用途要申请，看占专用面积的比例，闲置会影响免税。

　　总之，从日本的现状来看，一般居民住房的投资和收益空间很小。所以大家考虑的不是增值，而是如何尽量保值。在日本，也没有听说过限购政策，基本是市场行为。

　　新加坡

　　自住与出租房产缴税相差数倍

　　从持有成本来看，新加坡目前的房屋持有成本主要是房产税，根据每年评估的租金乘以房产税率来计算。

　　目前房产税率为10%，但对自住住房有一定的优惠。按阶梯递进的税率计算，6000新元以内的免税;超过6000新元但不超过6.5万新元的那部分租金税率为4%;超过6.5万新元以上的租金税率为6%。

　　新加坡的住宅市场实际上分为相互独立运行的私宅市场和组屋市场。所谓组屋有点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整体地产市场虽然火热，但住宅价格，尤其是组屋价格，仍然在绝大多数人的承担范围内。

　　以一套月租金为2500新元的组屋计算，如果自住，则应缴纳房产税为每年(2500×12-6000)×4%=960新元。如果是一套月租金为4000新元的公寓，而且并非自住，则税率为10%，每年房产税为4800新元。

　　实际上当地居民接近八成住在组屋里，一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但可以转售，即在不改变性质的情况下出售给合乎资格的其他买家。组屋的管理一般由各区的市镇理事会负责，新组屋在购买时也有一系列的杂费，如手续费及估价费、律师费等，但这些费用微乎其微。

　　相比而言，私宅由私人发展商开发，私宅的销售更多是市场化的，可以同时持有多套。从套数上看，私宅仅占住宅总量的24%，一般是有地住宅或较为高档的公寓。对私宅而言，则有根据套数阶梯递进的高额印花税。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最近两年也面临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无论是属于公共住房范畴的组屋，还是私人发展商开发的私宅，其价格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随着经济反弹而飙升。新加坡的私宅价格在2010年大涨18%，2011年虽然有所放缓，也涨了5.9%，2012年上涨了2.8%。

　　不过，在新加坡房地产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最近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从2014年起改为阶梯递进制的房产税，最高达19%，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20%;同时提高自住住房的免税额度。

　　根据从2014年起生效的新规，一般住宅年租金不超过3万新元的部分税率为10%，在这之上的1.5万新元税率为11%，接下来每增加1.5万新元，税率增加2个百分点，直至超过9万的部分税率为19%。2015年起税率为奇数的部分再增加1个百分点。

　　这一新规被认为是降低普通住宅房产税，增加豪宅房产税。除了房产税，组屋和私宅都有物业管理费用，组屋管理费较低，而私宅管理费一般较高，为每个月数百新元。

　　为了抑制房价上涨过快，新加坡政府在今年1月初推出被称为“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措施，涉及政府组屋、私宅以及工业地产。除了首次置业的公民外，其他所有群体都在调控范围内，包括二次置业的公民、希望买房的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和一般外国买家。外籍买家额外印花税调高至15%，永久居民首套房需缴纳5%的额外印花税，第二套房及以上需缴纳10%;新加坡人第二套房及以上亦需缴纳10%。永久购买私宅要先卖掉组屋。此外，首付和贷款的限制也更加严格，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套以上的房产。

　　【新加坡地产调控】

　　新加坡再出重拳压房价 4年内第7次调控房价

　　新加坡上调豪宅税 同时对工业地产实施限制

　　看看新加坡住房政策：廉价房怎么换别墅?

　　新加坡再出重拳压房价 提高印花税税率和首付比例

　　美国

　　持有成本约占家庭收入的1/4 【透过美国地产理论看中国房价未来】

　　2011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显示，2011年包括抵押贷款、房屋维护等在内的每月持有成本平均值是1059美元，约占每月家庭收入的21%。

　　据美国“21世纪红木地产”房屋中介公司房产经纪人阿拉斯·布塔斯介绍，出售住房的资本利得税最高可达约30%。如果是转手租赁，也需要对出租收入征收相应的资本利得税。房产赠与方面，美国个人2013年度赠与税免征额为1.4万美元，终身赠与税免征额为525万美元，超过部分最高税率按40%计算。房产遗产税方面，免征额同样为525万美元，超过部分最高税率也达40%。

　　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炒房的成本非常高。

　　假设购买一套20万美元的住房，如果想在一年内卖掉，需要房价至少上涨10%至15%才能覆盖购房和卖房的交易成本，而且可能还要缴纳半年的房产税和 25%以上的资本利得税。而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去年12月美国各类旧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18.08万美元，仅同比上涨11.5%。

　　在美国，房产的主要开支是房产税。计税依据为房屋评估价值。房屋评估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房屋本身的价值，二是土地的价值。房产税税率由各州自行决定，各地区差别很大，大部分年税率为房屋评估价值的1%至3%，分上、下半年两次缴纳。

　　例如，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一套20万美元住房每年的房产税约为2000美元。一般而言，房价越贵，房产税越高。按照2011年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美国家庭每年缴纳的房产税约为1800美元。

　　在美国，出售过去5年内自己居住满两年的首套住房个人可免征资本利得税25万美元，已婚夫妇可免征50万美元。但如果出售居住未满两年的首套房或者是第二套以上的住房，则要缴纳资本利得税。如果购入与出售间隔时间在一年以内，资本利得税税率等同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般为25%;购入与出售间隔时间在一年以上，资本利得税适用税率相对较低，一般为15%。

　　美国持有房产的其他开支还包括维护、折旧等成本。

　　从房产交易来看，购房者需缴纳一次性的房产交易税、律师费、产权保险费、房屋估价费、房屋检查费和登记费等，一般合占住房售价的3%至5%。但如果是全款购房，交易成本可降至住房售价的1.5%。卖房者则需缴纳一次性的律师费、房产交易税、登记费、维修费、房产经纪中介费等，一般合占住房售价的7%至10%。其中，房产经纪中介费所占比重最大，约为住房售价的4.5%至6%。

　　在美国购房，首付比例多数为房价的10%或20%，具体额度由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和个人经济状况决定。假设购买一套20万美元的住房，首付20%，即4万美元，按30年期按揭、固定年利率为4%计算，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平均月供资金是930美元。

　　另外，卖房者可能还需要根据房产出售收入缴纳资本利得税。

　　【关注中国调控政策】

　　楼市调控国五条细则公布 售房将征20%个税

　　“国五条”遏制楼市投机 调控应“双轨统筹”

　　新国五条遭舆论反弹 三部委紧急磋商保护刚需

　　【盘点房多多家族}

　　房叔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

　　2012年10月10日，媒体称，蔡彬及其家人名下在广州番禺区、南沙区共有21套房产。2012年10月11日，蔡彬被停职调查。2012年11月20日，蔡彬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交检察机关进一步查处。

　　房婶

　　广州城建系统退休人员李芸卿。

　　2012年11月22日，李芸卿被曝有24套房产，李芸卿对媒体称自己只有6套房产。2012年12月20日，广州纪委表示，李芸卿和3个儿子共有房产16套，资金来源都是合法收入，且她和家人都不是领导干部。

　　房嫂

　　福建证监局原副局长田荔琴

　　1月11日，田荔琴一家被曝拥有16套房产。1月14日，证监会称掌握相关举报并介入核查。

　　1月16日，田荔琴丈夫称16套房产都是他买的，他于1998年“下海”经商。

　　房妹

　　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女儿翟家慧

　　2012年12月27日，媒体报出90后女孩翟家慧在郑州拥有11套经适房。此后陆续报出翟家一家4口均有两套户口、名下共有31处房产。

　　1月13日，因涉嫌职务犯罪翟振锋被批捕。

　　房姐

　　陕西省榆林市人大代表，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

　　1月17日，网传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套房产、两套户口，本报记者当天查证其确有两户口，曝光的房产在其另一户口“龚仙霞”名下。19日晚，神木警方注销“龚仙霞”户口。1月22日，本报报道龚爱爱共有4个户口，其中一个在北京。

　　1月24日，公安部成立工作组调查龚爱爱违法违规落户问题，最高检挂牌督办此案，北京警方注销龚爱爱北京户口，查封其在京涉案房屋、车辆。

　　房媳

　　山西运城原财政局长孙太平的儿媳张彦

　　1月22日，网传山西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拥有多重身份，在北京，山西均有户口。随后爆料人称张彦的公公在北京、三亚等地拥有大量房产。

　　1月24日，运城市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1月25日，张彦被停职，其“冬岩”的假户口注销。1月27日，张彦被爆料有两子被指超生。

　　房祖宗

　　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程绍春

　　1月22日，网友举报程绍春拥有16栋楼。

　　1月24日，济南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济南公安”作出回应：网传的小区非程绍春个人拥有,而是历城公安分局民警宿舍。2005年5月，历城公安分局为解决民警住房问题,在港沟镇田庄村由民警个人出资购房。

有人总想掩盖回避文革的本质。

“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 式的核心。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 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

““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对 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

“在文革结束七年以后的一九八三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善，只是党 “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林达

编者按：终于读到了一篇我想读又未读到的思考文革本质的文章。

文革的本质是什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全面夺取了政权的中国大陆，阶级斗争就意味着阶级杀戮，或阶级消灭。

毛式共产党的阶级杀戮，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开始了。先是以土改名义残杀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属。再以工商业改造的形式剥夺民族资本家个体工商业者的财产，后通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屠杀迫害黑五类份子。后来的反右，开始屠杀迫害原本属于非阶级敌人的知识份子和非党员爱国民主人士。最后，以文革形式，把阶级杀戮扩大到党员干部和其他反右未纳入的剩余知识份子。

毛泽东死亡和毛共倒台之后，右倾的邓共夺取了国家权力。对于早期参与阶级杀戮的邓共党员们来说，虽然在文革期间，也被毛共暂时委屈地失误地纳入阶级斗争对象，而遭受迫害，但毕竟是属于大水冲倒龙王庙。平反之后，邓共们恢复了阶级杀戮刽子手的身份。这些刽子手的子孙，正继承刽子手江山的子孙们，如江泽民习近平薄熙来俞正声王岐山等，可能把文革的刽子手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吗？

邓小平不会，江泽民不会，习近平也不会这样做。所以，毛泽东和毛共的阶级杀戮罪行，是不可能被审判的。没有审判，就没有真相。

文革的真相将继续被掩盖，直到刽子手的子孙彻底垮台为止。

如今掌握回忆文革话语权的是些什么人？是那些被错误迫害的红一代刽子手的子孙红二代红三代们。而真正的阶级杀戮受害者：地、富、反、坏、右们，他们有多少话语权，可以让他们自由控诉共产党的阶级杀戮罪行？



《已经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作者：林达

这是我在六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自己 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六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 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 迹。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 因，也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这样一部小制作 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 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 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 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在中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 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二ＯＯ九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 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 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所 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 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 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四十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 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 劫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 他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 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 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一九四九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 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 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一九四九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四九年就形成专政雏形。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十九条的 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二ＯＯ四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网站）。这两千多万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 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 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据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讲话：仅一九五Ｏ年至五二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七十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 续被迫害十七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再看“资产阶级”，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 盾”。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七十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二十万资本家。这是一个九十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 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 遇的群体。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为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 务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 政”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 中，干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 害对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速扩大的根 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他们的权 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师、知识分 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 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括子女的株 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 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 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 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 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同时，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 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 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 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 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 就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 争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 可能成功，还因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 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 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 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 是浩劫。文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 而被迫害的“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 模式中应予“平反”的典型好人。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打 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四类分 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对 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人”的甄 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一九七六年，中国 “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对十七年 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七年以后的一九八三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善，只是党 “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 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文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 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 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 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 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 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社会群 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失控，但是从全局 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始和中止、攻击的 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 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假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 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 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 一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 忍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存者的劫后遭遇 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悲剧的层面，把 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 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 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 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束七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 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 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经过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 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 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二ＯＯ四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 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 “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 、“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 反革命不算，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五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 是六百万人。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 开，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 基金会”、“犹太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 天的中国，根深蒂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 迫害后恐惧的阴影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 族。中国文革的受害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这也是我想发出这篇旧文的主要原因，前面是话写在二ＯＯ四年，六 年后二Ｏ一Ｏ年的今天，不仅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在建国六十周年的去年，宪法中保留的“专政”被高调肯定，仍然没有出现讲述中国“犹太人群体”的文革文献 片，而中国“犹太人群体”幸存者，已经基本离世。）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 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 执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 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文革和红卫兵的兴起，只是政府把原 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放到普通民众、包 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粹德国契合。 《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文革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 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 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 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代也有和红卫兵一 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小到大排成一列， 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 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也有和红卫兵一样 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杀，不论那些参与 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因为纳粹教育已经 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 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 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 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 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例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九八六年九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北京东郊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 家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 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 广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 没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 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 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 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我举一小段经历恐怖 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八十四岁老教师龚雨人二ＯＯ一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 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 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 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 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 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 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结果，文革浩 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年。而红卫兵 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鱼龙混杂，越 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于片面与碎片 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 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 适用于中国文革。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 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 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最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 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 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的历史叙述， 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 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3-11 03:06:17
网游转贴的好文，你的按语也很精炼。
其实，关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与共产党的同质性，早在三十四十年代，一直到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就做出了精辟的分析。著名学者如经济学家哈耶克到政治学家阿伦特，以及学者兼政治家布热津斯基等，就有许多经典著作，详尽分析总结简明归纳整理，并把这些系统科学的发现普及到了西方民主社会，成为了社会常识。
其他多的俺这里不必说，只从法西斯的种族优越论到侵略扩张与种族灭绝的必然性，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到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式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到大屠杀的必然性，其理论的框架以及实际行动，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把优越种族与劣等民族和民族废物累赘，替换成“先进分子”和阶级敌人以及落后分子坏分子，把上帝赋予纯种日耳曼人的神圣性替换成解放全人类的神圣职责就行了。在纳粹理论与统治下，犹太人是当然的消灭对象，在犹太人之外还有一长串名单：从吉普赛人到任何非日耳曼人，甚至到日耳曼人中间的残疾痴呆甚至身高长相不符合标准的。任何其他人，包括纯种的日耳曼人甚至希特勒的左右手，都可以因为同情犹太人或者反对元首，就可以成为这样的劣等人而被消灭。在共产党下，阶级敌人也就可以扩大到托洛茨基刘少奇宋成到任何一个红五代老贫农——除了元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犹太人”。
理论框架是如此一致，这些学者们曾把纳粹的宣传同共产党的宣传品进行比较，只要替换这些标签用词，就可以通用。而他们的组织机构，从宣传部到党卫军红卫兵，集会方式仪式规范，都完全一致。他们也都大肆发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包括把科学家技术人员作为党和领袖的工具。唯一不同的是，法西斯纳粹从领袖到成员，特别注重“优雅高贵”的仪表，对古典艺术不随便毁坏，他们虽然也崇尚暴力，但是不以蛮荒丑陋粗野的外表为特征甚至为自己的身份标志（当然无人不敬仰赞叹希特勒的仪表风度，包括其咆哮的特殊领袖气质）。而且他们留用法律以及法庭等已有的国家制度习惯，给予法律和司法一定的独立地位，并不以元首的每一句话来当法律，而是用法律来体现元首的意志。他们还信仰上帝，也让人家信仰天主或者基督，也不从根本上否认和剥夺一切私有财产，不直接掌控全部国民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比法西斯纳粹更原始野蛮残酷反动。在杀人打仗甚至建立政权上，共产党超越法西斯。但是在管理运行国家上，共产党还落后于法西斯：法西斯由于侵略掠夺发动战争导致迅速死亡，而共产党则可以在和平环境下因为经济走进死地绝境和民众的觉醒而自行垮台。简言之，纳粹试图建立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沙文军国主义，而共产党则是完全无视现代科学技术（除了枪炮与宣传洗脑机器）， 特别是蔑视一切科学定理规律的蛮荒愚昧原始奴隶社会。
作者：网络游戏 留言时间：2013-03-11 03:55:58
阿妞老师好，

怎么感觉阿妞老师在与我进行谁更反党的比赛？
作者：黑河人 留言时间：2013-03-11 05:01:35
阿牛不休不眠？让愚人再戏说两句？
你小子反党是真是假呀？你太高看共党啦，人家本来没有那么英明厉害，所以才几乎全面接受西方指导，比你想象的还自觉积极。文革不过是一小段，现在做的效果更明显，有什么不对吗？能改吗？
作者：西岸 留言时间：2013-03-11 13:13:13
也许真的是少谈文革为好，似乎多数经历过或受文革影响的人是无法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的，这里就是典型的例子。
你可以说文革对当时所谓的阶级敌人有伤害，但你很难证明这就是表现文革的实质，比如在大学里倒霉的对象是教授讲师和学校各级领导，这些人很难算是当时的“阶级敌人”的概念。
文革的实质是推翻权威，重新分配权力，所以这才使得不论什么级别的有点“权力”的人，比如体现学术权威的人受害。
至于在当时有定义的什么5类分子的，受到冲击是顺带的，属于不论什么政治运动都会倒霉的，但不是文革的主要受迫害对象，也不反映文革的本质，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具有任何权力权威的范畴。类似LA骚乱时老中店铺被砸抢一样，你不能说当年因为King的案子而引起的LA暴乱就是为了欺负老中。在一个无序的社会环境里，弱势总是要倒霉的，这是普遍现象。
阶级斗争是否是文革的主题我觉得不好说，但路线斗争是明确的主题，这从毛的所谓大字报之类的东西可以体现出来。在大学里被打倒的，也应该算不上是阶级敌人的概念。而所谓的路线斗争是指具有权力的人群中的争执，没有权力的人是不可能定义什么“路线”的。
就这篇博文的内容来看，与文革的“核心”和“实质”实在是不沾边，更像是“总想掩盖回避文革的本质”。
作者：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3-03-11 13:34:40
除非中共独裁政权灭亡并且中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否则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反思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今天中共解禁文革也是如此。不站在普世道德的高度，就不可能对文革的历史实质产生正确的认知以及对其反动性实现彻底的反省。

俺以前就看过一些有关文革的视频，比如 《Mao's Year》等。一个强烈感觉就是很多参与过文革的老三界们，甚至包括李南央和朱学勤两位历史学者，对文革的认识都显得很不给力。举例来说，虽然很多人都同意对于地主，国民党的身心迫害是错的，但却认为把他们就出来是及时的，因为个别人确实有变天帐和委任状为证。这就是文革认知的问题所在。

“犹太人群体”的说法挺独特。但是两个“犹太人群体”有很大却别。首先，希特勒眼中的犹太人是“非我族类”，而中共的迫害对象是自己的同族。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因此，把共产国际的邪恶和中国封建帝制的邪恶结合起来的中共，比希特勒更残暴。中共的“窝里斗”特性，倒是很符合中国历史。

老何认为文革的本质是阶级斗争。俺觉这种说法最多在建国初期还算勉强。大致来说，中共的专政对象经历了三个阶段。1. 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阶段；2. 文革时期的保卫毛泽东阶段； 3. 当今的保卫独裁利益集团阶段。到了文革，阶级已经很模糊了。因为一切反对或不同意毛泽东思想的人，包括工人农民，都可以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并成为专政的对象。
欢迎老何给反驳。
作者：网络游戏 留言时间：2013-03-11 16:00:35
回西岸博的问题。

西岸博的评论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文革对象，不是黑五类，二是路线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三是文革实质上推翻权威，重新分配权力。

让我们就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来谈这三个问题。

翻开文革时期的报刊杂志和党各级文件，充斥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充斥着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我认为在文革时期，毛共的字典里，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例如，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指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而不是指同一条无产阶级内的左右两条路线。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等称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里的意思不是指刘邓是无产阶级内部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工贼。

所以，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处理方式来说，完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手法。是以敌我矛盾看待处理。

共产党历史上，党内路线斗争发生过很多次，这些路线斗争，有的是党内矛盾，有的是敌我矛盾。到底是敌我矛盾或阶级斗争，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处理方式，来鉴别路线斗争的性质是属于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文革时期，毛泽东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处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干部，对各个部门当权派，一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导致权力再分配。权力再分配是结果，使用手段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是黑五类和资产阶级当权派。

以上是从毛泽东的眼中看待文革。到了邓，则为资产阶级当权派平反。黑五类和林彪，是毛共和邓共共同的阶级敌人。
作者：网络游戏 留言时间：2013-03-11 16:25:08
嘎拉哈博好，

你的问题也是对阶级斗争说法的质疑。
刚才回答西岸博时已经说了很多了。让我再换个角度试试。

文革时期，除了高喊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外，还有很频繁地使用“反革命”一词。反革命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反革命与无产阶级是属于一个阶级还是不同阶级？

显然，反革命是一种政治立场，如果一个人，无论身份是红或者黑，一旦政治立场被认为是站在反对毛泽东的所谓革命路线上，那么，此人即为反革命份子，必然成为专政对象。

看文革，不必认为工人农民党员就不可能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知识份子才会成为反革命。
作者：网络游戏 留言时间：2013-03-11 16:25:49
谢黑河人博光临。
作者：嘎拉哈 留言时间：2013-03-11 20:08:35
经老何一说，俺发现俺自己也掉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泥坑。

在文革问题上，首先是老毛自己就乱了套，因此很多字面上的东西也都是乱套的。比如，阶级的概念，应当是按照列宁的“一个集体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定义比较好。而不应当是依政治立场划分，或按照老毛的“无产阶级专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划分。另外其他文字口号，如“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派”等，仔细推敲起来，也都大有问题。因此反思文革的一个关键是是否能够突破这些本就混乱了的概念。

文革的本质，正像中共的本质一样，是打江山，坐天下的“老子”同老百姓的斗争，是利益集团同非利益集团的斗争。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虽然中共表面上对“生产资料”只是权力上而非实质上的占有，而且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但只要占有权利，吃进”生产资料“并成为新资产阶级是迟早的事。中共演变到了今天，这一点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作者：思考为了未来 留言时间：2013-03-11 21:25:30
谈论难以达成共识的文革本质不如先讨论文革的特点：以消耗信用为代价的挑逗“群众斗群众”。
作者：识字而已 留言时间：2013-03-11 23:26:32
这是我上次在阿妞不牛那的关于我个人判断的文革内容和实质：
内容：捍卫领袖，相互打砸抢，为吉祥物表忠心。实质，我判断，中共吉祥物为了看到隔壁邻居吉祥物的结局，永固自己作为吉祥物的地位，启动的炮灰为我去革命的活动。

西岸：文革的实质是推翻权威，重新分配权力。
个人建议西岸长个脑袋干不了别的，可以拿来养鱼。在无限制的领袖崇拜下，还推翻权威，重新分配权力。还路线斗争，你唬来唬去，唬自己吧！
 

高天阔海：揭开奥斯卡评委会的面纱

在奥斯卡之夜，当获奖者的名字被公布，数月来的悬念被眼泪、微笑和演讲替代。然而在落幕以后，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被回答：投票的是什么人？
去年（2011年）大约有3700万人收看奥斯卡颁奖晚会，很多人关心晚会的得奖名单。赢得一尊小金人可以提升一位演员的明星地位，为一部电影增加数百万的票房，以及提高一个制片厂的威信。然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学院”）【译注1】所有5765位成员的名册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

即便在电影行业内部，围绕该学院的构成及其构成如何影响了奥斯卡提名和获奖结果也有众多猜测。该学院没有公布成员名单。

因为主演电影《女佣（The Help）》获得提名的学院成员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甚至不知道谁是学院的成员。”

《洛杉矶时报》的一份调查表明：较之看电影的公众来说，奥斯卡评委显然更少多样性；较之电影行业从业人员的状况而言，奥斯卡评委会更显得单一。这份研究表明：奥斯卡评委近94%为白种人，77%为男性；黑人约占2%，拉丁裔少于2%。

并且，奥斯卡评委的中位数年龄为62岁。年龄小于50岁的评委只有14%。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自称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和电影有关的组织”，成员由“在电影领域最成就卓著的男男女女”组成。其成员包括了电影工业最杰出的人士如汤姆•汉克斯，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译注2】、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等人。评委名册还包括了一些在电视领域出名的演员，如《芯片（CHiPs）》中的埃里克•埃斯特拉达（Erik Estrada），《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s）》中的杰克林•史密斯（Jaclyn Smith）和《爱之船（The Love Boat）》的加文•麦克劳德（Gavin MacLeod）等。

学院的主要成员是专业电影工作人员。学院成员中的演员有接近50%的在过去两年参演过电影。但是该成员身份一般来说是终身的，有数百名学院成员几十年也没有参与制作过一部电影。

有些成员完全离开了电影工业但是依然参与奥斯卡评选活动，其中有一名修女、一个书店的老板，还有一位退休的和平队【译注3】猎头。根据奥斯卡的规则，他们的选票和茱莉亚•罗伯茨、乔治•克鲁尼、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之类的人一样有效。

为进行此项研究，《洛杉矶时报》记者和数千名奥斯卡评委及其代表谈过话，还阅读了奥斯卡的刊物、简历、自传等，确认了超过5100名评委（89%的投票者）的身份。这些访谈表明：关于奥斯卡评委的人种、性别和年龄的细分存在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奥斯卡评委把它简单地看作好莱坞就业模式的一面镜子；另有一些人认为其反应了评委会的使命是认可成就而不是促进多元化。许多评委认为：学院应该更有代表性。

《洛杉矶时报》发现：学院的15个分会中有些分会几乎全部是白人男性。白人占奥斯卡评委会（除了演员分会，白人占88%）几乎每一个分会的90%以上。在高管分会和作者分会，98%的成员都是白人。

在包括摄影和视觉效果在内的五个分会中，男性的比例超过90%。在学院的43个理事会成员中，女性只有6人；公关主管谢丽尔•布恩•艾萨克斯（Cheryl Boone Isaacs）是唯一的有色人士。

南希•施雷伯（Nancy Schreiber）是摄影分会206名评委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之一。她说，“你也许会以为：今时今日总体而言应该更为平等才是，实际并非如此。做一名电影摄影师本不该和性别有关，但荒谬的现实是：它就和性别有关。”

学院的领导包括主席汤姆•苏拉克（Tom Sherak）和行政长官唐•哈德森（Dawn Hudson）都声称：他们一直致力于使其成员更多元化，但是这一变化很困难，因为电影行业不是太多元化；这一变化也很缓慢，因为过去十年来学院在限制成员数量的增长。

写作分会的理事、学院老资格的董事菲尔•奥尔登•鲁宾逊（Phil Alden Robinson）说，“毫无疑问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但是从一开始我们的一只手就被绑在了背后……假如电影工业总体没有放开的话，我们要多元化成员资格将非常困难。”

对于电影工艺的独立研究表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构成反映了电影工业的构成。美国西部编剧工会2011年的一份研究表明：奥斯卡评委的剧本写作分会中女性占了19%，在电影工业中女性占了剧作者的17%。奥斯卡评委的制片人分会约有18%的女性，导演分会有9%女性。这两个数据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玛莎•劳甄（Martha Lauzen）做的一份研究中的数据可以进行比较。她对于2011年250部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的研究表明：所有这些电影中女性制片人的比例是25%，女性导演的比例是5%。

获得最佳电影提名的《后人（The Descendants）》的导演和编剧之一（导演分会）的阿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说，“绝大多数商业电影是不是出于白种男人之手？很悲哀的是，答案是肯定的。”

1976因原创剧本《炎热的下午（Dog Day Afternoon）》而获奥斯卡奖的学院前任主席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认为：成员的首要资格是其成就。

依然是董事会成员的皮尔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学院需要代表整个美国的人口构成；那是人民选择奖（the People's Choice Awards）的目的所在。我们代表的是专业电影从业人员，就算没能反应总体人口比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有些成员认为：该组织需要更好地反映美国的人口构成。因《训练日》获得2001年奥斯卡影帝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认为奥斯卡评委会必须“放开”且“平衡”其成员资格。

“如果全国有12%的黑人，奥斯卡评委会应该有12%的黑人；如果全国有15%的西班牙裔，奥斯卡就应该有15%的西班牙裔。有何不可？”



常遭诟病的问题：种族、年龄和性别

关于奥斯卡（欠缺）多元性的问题已经持续多年。1996年，杰西•杰克逊牧师（the Rev. Jesse Jackson）在全国组织了抗议，反对奥斯卡提名中黑人和有色人种缺席的状况，声称这一状况表明了好莱坞的“种族排斥和文化暴力”。去年（2011年）这个问题又一次走到前台，当年包括男主角、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导演、原创剧本、改编剧本在内的45名奥斯卡提名中无一人是少数族裔。

在奥斯卡长达83年的历史中，非裔美国人仅仅获得不到4%的表演奖项。而女性仅仅获得过一次奥斯卡导演奖：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因导演《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而获的奖。

在2011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没有一名黑人男性颁奖嘉宾。演员塞缪尔•L•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在一封发给《洛杉矶时报》的电子邮件中抱怨说，“很显然，好莱坞没有一个黑人男演员能够读讲词提示器，或者这对于新的奥斯卡评委会人口构成来说不“够时髦”！”

当问到奥斯卡颁奖嘉宾的多元性问题时，苏拉克说他们没有建议今年颁奖典礼的制片人布莱恩•格雷泽（Brian Grazer）和唐•米撤（Don Mischer）使用更多的少数族裔。他说，“制片人对晚会说了算。就是这样。”以往的奥斯卡主持人包括了非裔美国人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和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今年的颁奖晚会艾迪•墨菲（Eddie Murphy）曾被安排为主持人。

年龄和性别构成也引发了许多问题。索尼影视娱乐公司（Sony Pictures）的高管声称：去年他们关于脸书的电影《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不敌《国王的演讲（King's Speech）》是因为奥斯卡评委会中年长者不喜欢关于互联网的故事。今年，有人认为：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关于911事件的剧情电影《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 Incredibly Close）》能够入围最佳影片是因为它获得中年男子的青睐。

多年来致力于帮助电影制作人竞争奥斯卡的公共关系分会的特里•普雷斯（Terry Press）说，“这部电影是关于男人竭力做一个好父亲、儿子们竭力做好儿子的故事。影片是关于与父亲之间没能实现的交流，而这是非常中年男子的主题。就像《梦田（Field of Dreams）》【译注4】那部片子一样。”

非裔美国女演员、59岁的奥斯卡评委会成员艾尔弗雷•伍达德（Alfre Woodard）指出：有直露色情描写的《羞耻（Shame）》【译注5】一项提名都没有获得，说明了一部影片的奥斯卡获奖几率也许是由评委会的人口构成决定的。她说，“假如评委会的平均年龄在45岁到50岁之间的话，像《羞耻》这样的电影也许会获得提名；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是该片的主题决定了老年观众中有些人不会太感兴趣。”

1985年加入学院的伍达德一直在委员会很活跃，她说自己常常鼓励妇女申请加入；她相信要改变学院最好从内部着手。她说，＂（不是成员）就好像不参与选举一样；当人们参与了，国家才能朝着理想前进。＂

但是有些人已经失去了耐心。黑人演员、导演、学院成员比尔•杜克（Bill Duke）说，＂黑人社区认为，学院是一个忽视黑人导演、制片人、演员及作家的需要、愿望、欲望和代表性的机构。不论实际情况如何，看上去就是如此：（学院是）一个精英集团，一点也不关心或尊重少数族裔社区和电影工业。我们也看不到它有任何改变的愿望。＂

一些学院的批评家认为：学院的成员资格和奥斯卡评选都强化了电影及制片厂拍片的决策缺乏多元化的特点。

非裔美国军人性格演员伯尼•凯西（Bernie Casey）（《魔鬼战将（Under Siege）》）说他最近他退出了学院，就因为学院的种族构成问题，＂有色人种总是被边缘化。（学院里）你看不到亚裔、拉丁裔和黑人。美国有三亿二千万人口，大约四千八百万黑人，相同数量的拉丁裔移民后裔。但是观看影视作品的话，你将不会相信以上数字。＂

今年，奥斯卡提名上出现了几张少数族裔面孔：戴维斯和她在《女佣》中一起出演的奥克塔维亚•斯宾塞（Octavia Spencer）（最佳女配角提名），在电影《更好的人生（A Better Life）》中出演的德米安•毕齐（ Demián Bichir）是在墨西哥出生的。今年入围最佳导演的五人都是白种男人，九部入围最佳电影的21名制片人中无一人是有色人士。

毕齐说，假如学院有更多的拉丁裔成员的话，拉丁裔演员的得奖机会就会提高。他说，＂那样的话，拉丁裔演员就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角色可演，拉丁裔摄影师会有比现在多得多的电影可拍。＂



成长和变迁

学院在1927年成立时有两个目标：调解劳资纠纷和提升电影业形象。米高梅公司传奇性的领军人物路易•伯特•梅耶（Louis B. Mayer）【译注6】首先想到这个点子并邀请了包括联合艺术家制片厂的奠基人之一、女演员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译注7】，导演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译注8】，制片人欧文•塔尔贝格（Irving Thalberg）【译注9】在内的一小群精英职业人士的加入。

奥斯卡奖第一次颁发于1929年，在好莱坞罗斯福酒店的百花厅。此后学院成员逐年稳步增长，而学院日益远离劳工管理问题，越来越专注于电影保护和研究，以及奥斯卡奖。

今日，学院管理着超过一亿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资产，每年在奖金和奖学金上面的花费超过两千万美元，包括一项叫＂街灯＂的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好莱坞种族多元化的职业培训和安置计划。学院每年捐出75万美元给全美国的各种电影节；学院还赞助一个年度的剧本写作竞赛，获奖者可获得三万五千美元的奖学金。根据其2009-2010财政年度的税务申报资料，奥斯卡奖为学院创造了总计八千一百三十万美元的收入。

在1990年至2000年间，学院迅速增长，增加了近八百名成员。前行政长官布鲁斯•戴维斯（Bruce Davis）提醒董事会这一直线上升势头，并指出：电影行业没有相应的增长。学院认为成员的迅速增长是由于接收新成员的态度放松了。

1989年至2001年任行政长官的戴维斯说，“工会实行的是民主制。如果你做出成绩，没人会在意你之前干的好不好，但是学院必须有所不同。”

作为回应，学院在2004年开始把成员的年增长率限制在30%，但不包括由于成员死亡、退出或退休带来空缺的补员。学院还澄清和收紧了接收新成员的政策。新成员数量限额将被分配到15个分会和学院总会中。

要成为学院成员候选人有三种途径：取得一项奥斯卡提名；申请成员且在一个分会中获得两个成员的推荐；从分会的成员委员会或者学院雇员处赢得支持。

然后由成员委员会投票；获得多数票的就获邀加入。学院说几乎所有获邀的候选人都加入了学院。

例如，现在的演员要被考虑为学院成员，必须有三部重要作品；制片人则需要单独制片两部或相当才能被考虑。这种条件对于经验比较多的人有利。获得过四次奥斯卡视觉效果奖的乔•雷特里（Joe Letteri）说，“如果因为你必须要有五年的经验才会被考虑邀请入会的话，学院将会总是稍微老一些。”

在实践中，接收新成员的门槛在不同分会各不相同。去年，女演员鲁妮•玛拉（Rooney Mara）和视觉效果总监蒂姆•伯克（Tim Burke）都在178名被邀请入会的名单中。玛拉只在《社交网络》和《橡树街的噩梦》中出演了两个小角色（她还主演了现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龙纹身女孩》）。而伯克，作为对照，十年前就因《角斗士》而赢得一尊奥斯卡小金人。

学院在2004年开始公布其邀请入会的人员名单，但是并不指明哪些人接受邀请加入。

自2004年以来被邀请加入学院的一千余人中，包括黑人演员如珍妮弗•哈德森（Jennifer Hudson），莫尼克（Mo'Nique） 和杰弗里•怀特（Jeffrey Wright）。但是总体而言，这些人只是较学院原本的人口构成略微多元化一点点：89%白人，73%男性。苏拉克指出：在2011年被邀请的人员中30%为女性，10%不是白人。

学院成员的总体构成在2004年政策变化前后都是接近93%的白种人，76%的男性；但是平均年龄从64岁降到62岁。

作为2003年收紧成员资格的规则的一部分，戴维斯敦促学院考虑更为广阔的圈子中潜在的被邀请人。2009年他向音响分会委员会提出，他们忽略了当年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获得混音奖的、来自印度的雷书•普库提（Resul Pookutty）。戴维斯钦佩他的技术活且被他情绪化的获奖感言感动了。（委员会一年后补充邀请了他。）

普库提说，“接到学院的邀请函时，我在制片厂简直就要尖叫起来。这份邀请意义重大。不仅仅是自豪，我觉得我在印度的所有同行都被学院认可了，都得到了学院的尊敬。”他从孟买飞到洛杉矶出席了新成员的午餐会。

苏拉克和其他学院负责人都说，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更多女性、更多少数族裔申请加入学院；他们还希望那些已经是成员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更多地参与学院的活动。

苏拉克说，“我希望你的文章见报后，我们这儿能接到七千个电话。我们一直试图接触更多的支持者；我们需要帮助。你想要成为委员会成员吗？告诉我们你想参与哪个委员会。不要坐等我们在不存在的本本上找到你的名字且给你打电话。来找我们吧，我们会帮助你加入。我们想要你加入。你的加入将对我们大有助益。”


{原文发表于2012年的《洛杉矶时报》}


【译注】

1.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缩写为AMPAS），，是一个由6000位电影界的专业或资深人士组成的非营利组织。 同时也是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单位。于1927年5月1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建立。最初包括了36名成员，几乎都是当时电影业知名人士。

2. 西德尼•波蒂埃（Sir Sidney Poitier，1927年生）是美国出生的巴哈马演员，导演，作家和外交官。1963年，波蒂埃凭借在电影《原野百合花》（Lilies of the Field）中的表演成为第一位赢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黑人演员。他于2002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3. 和平队（Peace Corps），是根据1961年3月1日美国政府10924号行政命令成立的一家志愿服务组织，并于同年得到美国国会以通过《和平队法案》的方式授权。和平队队员需要为其义务服务两年，按照《和平队法案》的规定，其宗旨是： “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公民，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截至2006年，先后有超过19.5万美国公民参加过和平队的工作。目前，和平队在70多个国家有活动。和平队在中国并未采用本名，而以“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活动。

4. 《梦田（Field of Dreams）》是1989年由菲尔•奥尔登•鲁宾逊导演，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美国电影，获得包括最佳电影在内的三项奥斯卡提名。

5. 《羞耻（Shame）》是一部于2011年上映的英国电影，史蒂夫•麦奎因导演，迈克尔•法斯宾德与凯瑞•穆里根领衔主演。

6. 路易•伯特•梅耶（Louis Burt Mayer，1884年 –1957年）是美国电影制片人。

7. 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1892年－1979年），加拿大电影演员，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她有很多昵称，如"美国甜心"（"America's Sweetheart"）、"小玛丽"（"Little Mary"）、"金色卷发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golden curls"）。她是最早在好莱坞奋斗的加拿大演员之一，也是最伟大的电影先行者之一。

8. 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1881年－1959年），美国电影导演，好莱坞影业元老级人物。

9. 欧文•塔尔贝格（Irving Grant Thalberg，1899年– 1936年）是美国电影早期的重要制片人。

紧急情况下野外辨别草药的方法

中草药千年之经验总结

      下面介绍的是一学即会的中草药辨认方法与自救术,适用于偏远山区及缺医少药的农村或者外出旅游时遇到的一些突发疾病时适用:
              
      歌诀:中空草木可治风,叶枝相对治见红,叶边有刺皆消肿,叶中有浆拔毒功,毒蛇咬伤就地医,内血面白必戒酒,忍气吞声验内伤.
             
歌诀解释:
1.草木中空善治风:凡是草木中间见空心的都可以治疗风湿骨痛,如治疗风寒腰腿痛可加一些酒行气活血.一般不认识的药尽量只外用勿内服.

2.叶枝相对治见红:凡是草木叶与枝都是同向对生的即可以外用止血.

3.叶边有刺皆消肿:凡是叶边有毛有刺的即可治疗肌肉红肿疼痛等.

4.叶中有浆可拔毒:凡是叶子经一搓既有粘滑浆液的即可治疗无名肿毒或蛇,蝎,蜂,蜈蚣咬伤等.

5.毒蛇咬伤就地医:凡毒蛇咬伤切勿惊慌失措,拔足狂奔.应冷静地挤或吸出毒汁,然后在原地十米平方范围内即可找到解药(按上面第4点寻找).

6.内血面白必戒酒:凡内伤出血的病人必面白口渴,此时不论服用何药物切忌与酒同服.
              
以上虽简单几句,可能在危急之时可以自救救人,望同好熟记背好.

7.忍气吞声验内伤:跌打损伤,外伤为轻,内伤为重.一般四肢,肌肉损伤红肿为外伤,那么如何辨别内伤呢:
              
      令伤者深吸一口气如吞东西一样吞落咽喉,然后闭住呼吸到确实憋不住时再呼出,在憋气过程中如自觉伤处犹如针扎样刺痛或刀割样痛,重者则不敢憋气此即为内伤之症.然后辩伤在何脏进行治疗.

另附几则简单草药辨认原则：
            有毛能止血（如紫珠草），有刺善驱风，肿节治跌打，粘潺拔毒功，藤茎祛风湿，中空消水肿，花叶能升散，子实专下行，麻辣治蛇咬，芳香功止痛，酸涩可收敛，甘味补气雄，苦寒泻心火，辛辣善温中，咸味软坚好，质重能镇静。

青草药歌诀
            肉质性清凉,有毛便退黄.
            乳汁多含毒,锯叶破血凉.
            方骨主疏散,扁骨主胃肠.
            空心驱风好,有刺排脓疮,
            披针叶凉血,心形叶性刚.
            竹形叶利水,黄花解毒强.
            辛臭可杀虫,芳香能止痛.
            此是一般法,临症要审量.

草药辩性歌
            大地草木须辨别,各样性能皆不同.
            有毛清风止痛痒,有刺凉血解毒功.
            枝圆行血入内脏,茎方疏散淤滞通.
            中空能通表里气.软藤横行筋骨中.
            叶滑粘腻多有毒,奇花异草莫乱撞.
            开花颜色要观察,蓝黄赤白紫与红.
            黄花散气通积滞,赤花破淤活经络.
            白花清肺能润燥,紫花祛淤血中通.
            红花破积消血肿,蓝花味苦属寒药,
            红黄酸涩性主温,赤花味辛性为热,
            白花味平降火功.凉利之药生湿地,
            破积之药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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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以上者的「生命指数」。(美联社)

旧金山加大教授玛莉莎‧克鲁兹领导研究团队，研发出50岁以上者的「生命指数」。(美联社)

　　想不想预知自己在2023年之前的生死机率？旧金山加州大学研究人员研发了50岁以上者的「生命指数」(mortalityindex)，以12个包括性别、年龄和身体健康的项目来计分，以预测一个人在未来十年死亡的机率，例如得最高分26分的人，在未来十年死亡的机率是95％，几乎死定，得分为零的人，未来十年死亡的机率是3％。虽然这个指数主要是给医生参考使用的，但引起许多人的好奇。
 
　　领导这个研究的旧金山加大教授玛莉莎‧克鲁兹(Dr. MarisaCruz)说，这个指数主要是为协助医生决定是否值得让一个不可能活过十年的病人，去接受昂贵的健康筛检或医疗程序，而不是做为改变生活形态的指南。

　　她说，病人最好与医生一起做此测验，医生可以用测验得分来使病人了解接受严峻的糖尿病治疗、肠癌筛检、子宫颈癌检验等的利和弊，这些医疗对病情严重，或老人可能不安全或不适当。

　　这个指数中的12个项目都有分数，总分越少，活过十年的可能性越大。这些项目包括：

　　●男性自动得两分，男、女60至64岁得一分，70至74岁得三分，85岁以上得七分。

　　●各得两分：最近或先前被诊断出得癌症，但不包括轻微的皮肤癌；限制活动或需要氧气的肺疾；心脏衰竭；吸菸；洗澡困难；因健康或记忆问题，不能管理金钱；难以行走数个街口。

　　●各得一分：糖尿病或高血糖；难以推动大型物件，如沉重的椅子；瘦或体重正常。

　　根据这样的指数所得到的形象：最坏的情况是获得最高分26分，此人在十年内必死的机率是95％，他必定是男性、85岁以上，拥有上述所有的状况。获得零分者十年内死亡的机率是3％，她必定是不到60岁的女性，没有上述的不良健康状况，但至少稍微过重。克鲁兹说，稍微过重者比体重正常者或瘦子更长寿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瘦是有病的迹象。

　　研究人员说，其他的因素也可能有影响，所以此指数应该被视为提供长寿的线索，而非福音真理。

　　这个研究6日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期刊」，由全国老年研究中心和美国老年研究联盟资助，研究人员对2万名在1988年参加一项全国性健康调查的50岁以上者，进行十年的追踪分析，这十年间有近6000人死亡。 

三歲女孩糖被媽媽吃光之後

揭穿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的谎言 真相令人震惊

　　　国民党抗日的“五大奇迹”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共产党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共产党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共产党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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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cabclc 时间：2012-02-23 10:24:54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0 多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运输队。而且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 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仅次于不列颠空战的武汉空战。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炸药包20万个。

　　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日军投降书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斗过的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