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受审 被包机女王供出

 张志忠(右一)在北京铁道大厦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上。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落马，成为继首都机场前任董事长李培英之后，民航系统落马的又一重量级高官。11月15日，张志忠案在历经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进入法庭审理环节。检方指控，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近15年间，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牟利，索取或收受款物472.77万元。梳理和还原张志忠案，可见在民航这一垄断行业权力高度集中及资源稀缺，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些从事航空客、货运销售代理的商人攀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入行30年陷民航贪腐案去年3月17日，首都机场发布公告称，张志忠因年届退休，已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之后，张改任调研员，保留原职级待遇。彼时，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已浸淫长达30多年。现年60岁的张志忠在民航业系统内的履历可谓丰富。张志忠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西凌井乡上善姑村，1974年大学毕业后即入职当时的民航总局国际业务局。在随后的30多年里，张在民航总局国际司、企业管理司、运输司、规划发展财务司、规划发展司等部门辗转历练，升迁顺利，任上述多个部门的副司长或司长。其间，他还曾任职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张志忠掌舵首都机场是在2007年初，他从民航总局规划财务司司长调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此后又任董事长)，取代因腐败落马的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2009年8月7日，李培英因受贿2661万余元和贪污8250万元，在山东被执行死刑。若不出意外，已届退休之年的张志忠可在首都机场走完其最后的仕途生涯，功成名就而后身退。但张于去年3月突然卸任，引来诸多猜测。两个月后，张志忠在家中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当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位至正厅级的张志忠，成为民航系统又一位落马高官。此前继李培英之后，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于2009年11月被“双规”，后多名民航业人士和商人因涉入被调查，民航系统反腐引发震荡。知情人士证实，张志忠的落马缘于黄登科案牵出的雅宝路商人魏景波的供述，张案与黄登科案并无直接关联。历时一年多的司法调查后，张志忠案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今年11月15日，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志忠涉嫌受贿案，张案涉嫌受贿的细节暴露，冰山一角地揭开寄生于民航业的腐败。衡水检方指控，1996年至2010年间，张志忠在担任原民航总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人员工作调整和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求利益，索取或者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472.77万元。升迁影响包机女王发迹张志忠因雅宝路女商人魏景波落马，祸起10多年前的对俄(时称独联体国家)货运包机业务。中俄贸易的集散地之一雅宝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尝试对俄包机业务。据曾在雅宝路从事包机贸易的李平(化名)回忆，中俄货运包机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中俄民间贸易兴起，初始是在中国边境绥芬河市以“以货易货”方式发展，后一些俄罗斯“倒爷”来到雅宝路倒货，伴有中国商人加入。形成市场后，专门从事货物储运的企业由此产生，同时催生了货运包机业务，“这和租车运输一个道理，只是包机手续复杂”。魏景波与丈夫舒川(后离婚)经营的北京联洲航空服务公司在此背景中于1992年成立，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俄民间贸易、货物储运。现年41岁的魏景波是内蒙古人。传言称，魏景波年轻貌美，但据接触过魏的人士称，魏姿色平平，甚至还有些“矮、胖”。她被媒体称为雅宝路“四大天王”、“包机女王”，其能力和能量不容小觑，这其中不乏张志忠的帮助。张志忠向有关部门交代称，他与魏景波早在1989年经人介绍相识，但真正接触是在1996年。当年，张接任民航总局运输司司长，这是民航总局最具实权的部门。运输司的职责包括对航线航班实施经营许可管理、审核航空运输企业的运输业务申请并监督管理，即具有航线航班时刻、包机运输的“生杀大权”。张就任运输司司长不久后，在魏景波的坚持下，魏认张志忠做“干哥”。知情人士称，在张任该司司长期间，张、魏两家交往甚密，时有经济往来。检方的指控显示，1996年底和1997年春节，张志忠分别收受魏和舒川送的一张10万元存折和10万美金。2001年，魏又送了张2万美元。魏景波在证词中称，货运包机在数量和航次上都需要张所在的运输司审批和调配，“包机数量和航次多少，决定赚钱多少，他使我们在生意上挣了不少钱”。张志忠也确实对魏的公司予以照顾。知情人士称，张承认“会优先审批他们(魏景波)的包机业务”，并向魏透露俄罗斯方面的包机信息。1993年，民航总局将俄罗斯包机从首都机场转到天津机场，张志忠还曾给天津机场的相关领导打招呼，请他们支持和照顾联洲航空服务公司。该公司曾对外宣称，90年代中后期，“公司的发货量曾一度占据雅宝路地区对俄货运总量的二分之一还强，最大年发运航班600余架次，运量达到3.5万吨”，作为国内最早的俄包机承运商之一，魏是太原机场、石家庄机场等俄包机的首航执行人，“是天津机场迄今为止最大的俄包机承运商”。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魏的生意与张的职务升迁紧密相关。2003年，张志忠改任民航总局规划发展财务司司长，同年12月，魏在工商部门注销了其公司。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田保华说，此后因中方为确保安全严格审批，及俄对“灰色清关”行为的打击等因素，中俄包机贸易逐渐萎缩，现在基本上已不复存在。掌控“航空铜牌”大权换利益2005年9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成立，这是民航业的首家行业自律组织，其成立后具有颁发《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又称航空铜牌)的职责。欲从事航空客、货运输销售代理的企业，比如从事机票代理、航空货运代理业务等等，都须获此资质。此前，掌管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资质审批大权的是民航总局运输司。2002年，张志忠在饭桌上经人介绍认识了绥芬河市通达货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某。黄的公司主要从事边境贸易，后向物流业发展，海空联运。次年，黄某想做航空货运的业务，开办业务所需的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人资格需向民航总局运输司申请。黄某找到张志忠，请他帮忙办理航空货运运输销售代理人资格。很快，因张离任运输司，事情未办成。庭审内容披露，2003年或2004年左右，还未拿到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的黄某向张志忠催问，张曾让负责这块业务审核的负责人向其解释黄某的申请为何迟迟未批准。一年多后，等待多时的黄某已不愿再申办航空货运销售代理资质，索要申办时提供的证书和资料。黄某转向做机票代理业务，机票代理需要申办客运销售代理资质，再次找到张志忠帮忙，让张给运输司的相关负责人打招呼。黄某再次时运不济。当时负责该项业务审核的运输司相关人士称，因国家规定审批权移交给航协，民航总局停办了客运销售代理资质的审批。2004年国务院已发布文件，其中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审批不再作为行政审批，实行自律管理，并设立一年过渡期。民航业内的一名专家表示，当时的大背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为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一大批行政项目的审批，下放的下放，废止的废止”。这位专家说，这与行政审批自身审批不透明、审批效率低等弊端及产生的权力寻租不无关系。申请受阻后，张志忠打过招呼的运输司主管人员，帮助黄某联系了一家有机票代理资质的公司，商议好洽谈转股事宜后，黄某最终以8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机票代理销售公司。案发时，这家公司尚在经营。为“朋友”及其子女安排工作张志忠利用职务便利，为黄某提供帮助，并非白费心血。据检方指控，张曾以职务升迁、疏通关系为由，向因其受益的商人索要钱财。相关材料显示，2005年10月，张对黄某说，民航总局一位副局请辞，他任司长已经多年，想在职级上再进一步，活动一下争取这个位置。张志忠说完这些话的次日，黄某便将5万美金送至张的办公室。几乎同时，张还对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道出了同样的想法，林某也对张进行了“经济支持”。张志忠是否真去疏通以及结果如何无从查证，但张在民航总局最高只是任部门负责人。2007年初，张从民航总局离任，赴任首都机场。张志忠涉嫌受贿的三分之一款项来自帮助利益关系人员调整和安排工作。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张志忠在担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将老朋友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原副局长张炜(化名)的儿子，及其朋友的子女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2008年下半年及2009年初，张志忠分两次向张炜索要人民币共130万元。2009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民航黑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王平(化名)为个人调整工作的事，通过他人送给张志忠6万元。2009年底，同在首都机场集团张志忠的办公室，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公司负责人陈道(化名)为将其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通过他人送给张现金5万元。去年4月，张将陈道的儿子安排至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下属的公司工作。

现代版经济农奴？是谁让中国农村变得如此萧条(图)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祝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锳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 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为何人们不愿回国做精英 而是愿呆在问题多的美国

 汪华斌今天碰到加州某大学的一些华人，他们说正在参加抗议活动；一方面是学生的学费高涨，而另一方面却是教工的工资不变；所以他们华人也积极参加。我说国内的高校是收入最高的单位之一，你们为何不回去呢？要知道你们这海归可吃香呀，说不定比美国的收入还高呀。他们说美国虽然问题多多，然而却是平等的社会；所以在美国不担心不公平，就连抗议也是公平的表现。然而国内却是关系社会，没有关系就没有公平；至于那些拿了美国绿卡再回国赚钱的人，肯定是投机分子。因为国内有关系，所以才回国赚大钱；如果国内不好，马上就会到美国来。而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还是愿意留在美国凭自己的能力生活；因为我们不愿意回到被别人摆布命运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回国的是投机分子；而留在美国的才是想凭自己能力生存的人。如果我们从抗议活动看，肯定中国才是全世界最安定的社会；因为这里没有游行，更没有抗议活动；好一派和谐的社会。然而美国不一样，到处是抗议活动；这说明美国比中国的问题多。如果没有问题，能有这么多的人抗议吗？然而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很不可思议，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到和谐的中国；而是千方百计地留在美国；这好像很不符合逻辑，为何华人不愿意好呢？是啊！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人基本是我们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高收入是我们老百姓遥望而不可及的。然而这些人并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绿卡，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归宿。在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很不理解，这些人究竟是何思维呢？现在听美国的华人一说才知道，原来这些人是投机分子；哪里的利益最大就到哪里去。他们拿美国绿卡是看中美国的不变体制，他们回国赚钱是看到国内的权利体制；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原则，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今天的社会生存原则中，能力应该是第一要素。然而我们社会正好相反，能力不是原则。因为我们是由领导安排命运的社会，领导要你发财就发财；领导要你升官就升官。它不取决于你的实际能力，因为能力也是领导评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有能力而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实际入另册了；比如说我们社会的下岗和末位淘汰，实际就是领导的特权。也因为如此，所以有能力出国的人是不想回国的；因为能力强的人刚好是不会搞关系的人。为何华人多愿意留在问题多的美国社会，而不愿意回到和谐的和没有问题的中国社会；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生存不依靠能力，这才是最可怕的；而回国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拥有关系；而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所以美国绿卡也要；却要回中国发展。在这里我遇到印度人最多，问他们愿意回国吗？大家没有愿意回去的。因为印度国内没有中国这样关系赚大钱的现象，所以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肯定比国内高；从而印度人读书就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就是为了绿卡；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所以大家没有忌讳。为何问题多的美国反而是人们向往的社会，这是难以叫人理解；然实际生存质量告诉人们，人们的选择却是对的。这究竟是人们的观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概念出了问题；反正是不合常规思维。然而实际生活却是真实的，留在美国的选择还是正确的；这就是人们争相涌入美国，因为这里还是以能力为生存原则的社会；所以有能力的人才千方百计地想留在美国。为何美国的问题多，原来美国是一个人人会提问题的社会；虽然美国人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可对社会的问题却有共同语言。所以美国的问题很明显，因为它解决问题的程序很复杂。正因为如此，美国的问题多却人们还是喜欢它；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和美国人。

纽约时报：中国如何打败美国？

获得人心，仁者为王 美国《纽约时报》11月20日刊登题为《中国如何打败美国》(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的文章称，中美关系就是零和博弈，依靠经济援助提高国际地位无法持久，中国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战胜美国，需要依靠获得人心，仁者为王。如果实行仁德，中共就可以打败美国。该文作者是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他在文中称，面对目前的竞争，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此表示乐观，并且坚称中美的竞争将不会导致威胁全球秩序的军事冲突。但是，大多数学者分析家对此并不持乐观情绪。如果以史为鉴，那么中国的崛起确实对美国形成挑战。崛起的国家一般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威，而相对衰弱的国家则不会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只是仅仅走下坡路。另一方面，由于中美采取完全不同的政体，悲观主义者都认为中美之间很可能发生战争。文中称，中共不应该仅仅关注军事与经济，事实上，在国际竞争形成中仁德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阎学通称，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家管子、孔子、荀子以及孟子的理论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家都生活在先秦时期，当时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此段时间是中国思想百花齐放的时期，几种思潮互相竞争，企图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的中心都是，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是政治权利，政治权利的中心属性就是具有仁德的领导能力。与仁德规则相一致的领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处于胜者的地位，实行仁政是关键。文章指出，这些理论看起来与现代理论不同，但是其实是一致的。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称，他也认为中国的这些思想比任何一种外交理论更可能成为总过外交政策的中的主导力量。但是，中国政府宣称，中共的政治领导建立在中国经济奇迹上，与美国的竞争也好像限制于经济领域。但是，政府必须明白，不同于出了问题就向外撒钱，仁德的政治领导力将决定全球霸权的输赢。很多人错误的认为，通过经济上的明显提高，中国就可以提高其外交能力。但是，这并不能得到大范围内的喜爱，这种经济买来的“友谊”不可能经历困难的考验。阎学通指出，根据中国理论，恐怕中国得先从国内做起。中共实行仁政应该从国内开始，建立合适的模式，随后影响国外。这就意味着中共的政策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建立和谐社会，消除现在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使传统道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还要消除政治腐败，重塑社会公平公正。其次在外交上，为了与美国竞争，中国也必须向别的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政策，保持优秀霸权力量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力量可以加固霸权，这就是美国有众多盟友的原因。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利比亚采取了错误的战略，但是他的行动也体现美国有能力同时领导3场战争。美国在除中国外拥有众多盟友，其中很多盟友还是发达国家，而中国一个盟友也没有。朝鲜与巴基斯坦仅仅是类似盟友的关系。朝鲜于中国正式结盟在1961年，但是此后均没有缔结任何军事联盟协议。巴基斯坦与中国具有实质的军事合作，但是中巴之间也没有正式的军事联盟关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更高质量的军事外交关系。文章指出，世界主要大国不可能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中美关系竞争的核心将是看谁具有高质量的盟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比美国更优越的高质量的德政上的领导。中国也必须认识到，其是崛起力量，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就像美国对欧洲以及波斯湾做的一样，中国也应该对弱者提供保护。中国需要同其周边地区国家建立安全措施，包括俄罗斯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第三，在政治上，文中指出中共应该利用英才教育的传统。高级政府官员的选拔应该根据其功绩以及能力，而不是仅仅通过技术性选拔。同时，中国需要敞开大门，从世界各国范围内选拔官员，只要是符合其标准。这样可以提高管理能力。文中提到，在中国古代盛世唐朝，很多中央官员就是外国人。这项传统中国政府应该学习。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是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技术上的。这些竞争可能导致外交紧张，但是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是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同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竞争。中美都不需要战争保护其战略利益，得到自然资源。中国要求提高世界领导能力与美国要求保持其目前低位是一场“零和博弈”游戏。这是一场全球民众心理上的战争，中美两国谁将成为全球领导者。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实行更多仁德的国家将赢得这场战争。

鲜为人知抗战历史真相：被遗忘的国军敌后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部分，是个历史常识；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八路军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力，也是个历史常识。不过，这些常识并不完整，有些补充很有必要，那就是：国民党也有敌后战场，也有敌后游击战，也有敌后根据地。本专题，旨在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一个简单介绍。 国民党也有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种种原因，大陆方面，在80年代之前，极少提到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为；国民党去台后，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强调正面战场。但国民党自全面抗战伊始，即高度重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蒋介石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表述他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而在早一些时候，1937年8月2日，蒋氏已经指示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9月15日，蒋氏又指示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贺耀祖要注意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3月，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已有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抗日的基本战略：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据白崇禧晚年回忆，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稍后，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新的抗战策略：。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一度建立起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主要活动在华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先后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在这些正规军之外，国民党在敌后战场还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规军经中央或战区委派者、地方武力组成者等杂牌武装。有鉴于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伊始，一直坚持在正面战场，缺乏敌后游击战经验，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政府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还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依赖上述种种措施，国民党于抗战中前期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等等。国民党的主要敌后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冀南的第一八一师；太行山南部地区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和孙殿英部；在冀南晋西地区活动的张荫梧统领的河北民军；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将原行政区划分成了七个游击区，除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区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在鲁西南活动的孙桐萱部，在鲁南活动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鲁中地区有青岛市长沈鸿烈统领的东北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江苏有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缪征流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有学者统计，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国民党敌后抗战功勋卓著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战果，譬如：在第一战区，张荫梧所统率的河北民军，在1938年春，曾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击败了日军一个联队，而被白崇禧赞为奇迹；冀西游击司令孙殿英，则屡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了日军的重兵围攻扫荡，直到1942年5月，才在日军10万兵力的压迫下丧失根据地；与中条山根据地唇齿相依的太行山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在日军5万多兵力，30余架飞机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放弃。再如：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将整个山西重新划分为了七个游击区。徐州会战之际，第二战区为配合正面抗战，全线出击牵制日军。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五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陈诚此处所说的山西境内的二十万之游击队，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战区在阎锡山指挥下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在1938年春，共产党的游击队数量还相当之少。国民党战史书也说，由于全面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再如：在第三战区，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此次袭击，迫使日军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其牵制效果相当明显。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结语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荒唐的航天史：代价不菲的美苏太空竞赛

   载人航天虽然是人类最高科技成就的象征，但其诞生开始就被赋予了科学之外的意义。事实上，从首次载人航天开始，参与载人航天计划的国家或者个人都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载人航天，虽然可以代表人类的最高科技成就，但自美苏太空竞赛开始，它就被赋予了很多科技之外的意义。在阿波罗计划前，载人航天领域中一直领先的苏联，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甚至做出了不少荒唐事。即便相对苏联公开很多的美国的载人航天，也同样为了这场竞争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苏联为了在载人航天中抢得先机，不惜一切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美国人在民用航天项目上一如既往的透明：他们高调的向全世界宣布将在1961年5月上旬把第一个美国人送上太空。针对美国宣布的时间表，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到苏联载人航天的总设计师罗廖夫都希望苏联的载人航天飞船东方号能在美国人之前发射。为了能成为第一，苏联将原本需要进行8次的试射改为了7次，其中有2次以失败收场。一次是飞船留在轨道上，另一次是飞船在回地球的过程中被烧毁。虽然这7次试射中最后两次成功了，但它们都是在1961年3月进行的，距离最后的载人飞行不足一个月。1961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立即进行载人发射。最终在1961 年4月12日，苏联把加加林送上了太空，抢得了先机。选择这个日子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苏共中央希望飞船的发射和返回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完成，将成功发射当作对劳动人民的献礼。赫鲁晓夫之子，航天专家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1961年春天弥漫在苏联航天界的气氛：当时宇航员的姓名是只字不提的，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要紧的是上太空，是第一个人在太空飞行。为了赶时间，东方飞船上的设备一切从简。飞船上甚至没有后来载人飞船必备的陀螺仪，宇航员需要根据时钟判断飞船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寻找再入大气层的时机。姿态控制系统也不像今天的飞船一样用微型火箭推动，而是用罐装的压缩气体提供反冲力。飞船的主发动机也没有重复点火能力。由于上述种种限制，东方 飞船只能进行一次载入，没有出错的余地。自然，这样的飞船坐起来也不会舒服。球型的返回舱在载入大气层时会一边自由落体一边滚转。宇航员也因离心力作用被甩向舱壁。加加林后来回忆这种旋转：我完成了完整的芭蕾舞头，然后是脚快速旋转。每样东西都在转。因为采用弹道式轨迹，飞船的过载高达8G，而加加林自述可能有10G。后来的美国双子座和阿波罗飞船的过载仅为3G左右，要舒服很多。简陋的飞船让加加林的太空之旅险象环生：飞船气密传感器发生故障；通信线路也曾中断，让地面误以为飞船失事；第三级火箭脱离后飞船开始急剧旋转；返回时预定的降落位置为莫斯科以南400千米，但实际降落地点为莫斯科以南800千米的一片耕地。落地后加加林都不相信自己已安然返回地球。加加林发现周围没有搜救人员接应他，于是用通讯设备与指挥控制中心联系，报告自己的位置，一小时后搜救人员才发现他。而且为了确保这次太空飞行能够申请世界纪录，苏联当局甚至隐瞒了加加林的降落方式，声称加加林乘坐密封舱着陆，而事实是加加林是在飞船降落到一定高度时被弹射出舱，使用降落伞单人降落。就像安全性和舒适性一样，由于没人知道在失重状态下人会出现怎样的反应，宇航员本身的操作能力也被忽视了，成为了傀儡。因为曾有人担心从发射过程中的超重到失重的切换所带来的感觉上的急剧变化会导致宇航员发疯，所以苏联载人航天计划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不希望宇航员来操作东方号飞船，而是让飞船在自动驾驶仪的控制下飞行。即便如此，东方号飞船的控制台上还是安设了手动控制装置和一个自动或手动切换开关，以便在紧急情况时，宇航员能够接管飞船的控制权。不过作为后备计划，这个手动控制功能被预先锁死了，加加林只有打开一个密封的信封，找出并输入密码，才能控制飞船（从之后的解密文件，人们可以了解到那个神秘的密码是125）。相对于苏联，他们的竞争对手美国则充分信任宇航员们，成功把约翰格林送上太空的水星号飞船从第一次进行载人发射起就是由宇航员人工控制。不过有一项装置苏联并没有疏忽，也没有精简。根据之后逐渐解密的文件，苏联为了避免宇航员落入敌对国家领土进而发生叛逃事件，东方1号飞船上还装了遥控炸弹。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和加加林各掌握两段炸弹引信触发密码中的一半。最后出于对加加林的信任，科罗廖夫在飞船发射前才把自己知道的那一半密码告诉了加加林。对载人航天不切实际的期望，让美国和苏联都为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加加林回到地球后，在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迅速成为国际名人和人类英雄。也许是之前的载人航天计划太过顺利，苏联的高层对载人航天所报的期望越发功利和不切实际。根据一位前克格勃官员 Venymin Ivanovich Russayev的回忆和记者Yaroslav Golovanov在《真理报》上的报道：在1967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想要在太空中让两艘苏联太空船进行一次太空对接。计划是先发射联盟1号太空船，乘员是科马罗夫。第二天再发射一艘飞船，载有另外两名宇航员；两艘飞船将会在太空中相遇，对接，然后科马罗夫将会爬到另外一个飞船里面，和他的一名同事互换位置，然后乘坐这第二艘飞船返回地球。勃烈日涅夫希望用这个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胜利向共产主义革命（十月革命）50周年献礼。勃烈日涅夫很明确的表示他希望这件事能够成行。可当联盟1号开始环绕地球的时候，失败随之降临了。天线没有正常打开，电力受损，导航也困难重重，原定的第二天的发射被取消了。最后，科马罗夫因为降落伞没有顺利打开而硬着陆死亡。在加加林的战友科马罗夫因载人航天死亡后。为提振人们对于苏联航天的信心，加加林重披战袍，被选为下次太空飞行的宇航员。而那时他已经有5个多月没有驾驶过喷气式飞机了。他开始恢复飞行训练。1968年3月27日，加加林和飞行教练员谢廖金在一次例行训练飞行中，因飞机坠毁而罹难。但对于苏联和俄罗斯航天人来说，加加林已成为航天事业的传奇。他在星城的办公室至今仍保持着他刚刚离开时的样子。时钟的指针始终指向飞机坠毁的10点31分。新晋宇航员在出征之前总要到这个办公室拜祭，并在返回地球后到他的塑像前献花，在 联盟飞船及和平号空间站，总会挂着加加林的肖像。其实参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的双方都知道这些任务是很危险的。1967年1月，美国航天员Gus Grissom, Ed White 和Roger Chaffee 死于阿波罗太空舱内的一次大火。两年之后，美国登陆月球。当时尼克松还准备了一份备用演讲稿，由演讲作家William Safire撰写，用在宇航员失去联系或者是死亡的情况下。截止到现在，人类在一共把430多名宇航员送入了太空，有至少28人因与载人航天有关的任务或训练丧生，而且各国政府为了载人航天计划已经花费了数千亿美金（仅国际空间站就花费1000亿美金）。面对载人航天高昂的代价，在首次载人已经成功50多年的今天，一些科学家也开始重新审视载人航天的性价比。2005年7月，美国宇航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曾坦言航天飞机、空间站是代价高昂的战略性错误。2007年9月1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Steven Weinberg则对目前的载人航天计划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并且质疑国际空间站计划的科学意义。在轨道上飞行的国际空间站毫无用处。国际空间站从未获得过重要的科学成果，甚至可以说没有获得过任何科学成果。不客气的说，整个耗资巨大的载人航天计划都没有产生过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载人航天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虽然它象征着人类科技水平的巅峰和人类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该以更理智的方式考量载人航天。文章资料部分资料参考自：《倒计时：航天器的历史》，TAHeppenheimer；《True Halloween Horror Stories from Space : Slide Show》，Discovey频道；俄罗斯纪念加加林升空五十周年解密档案；《Starman》，Jamie Doran和 Piers Bizony

中国十大未收回的领土！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１２０海里处，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２００海里，附近水深１００至１５０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２０００多米深的海沟。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自明朝初年起，钓鱼岛列岛就属于中国版图。永乐年间（公元１４０３至１４２４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列岛的记载，这比日本声称的琉球人古贺辰四郎１８８４年发现钓鱼岛要早４００多年。明朝以后中国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些岛屿都有记载。在日本１７８３年和１７８５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

１９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没有对中国拥有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１８９５年４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以后在日本才有了”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列岛）之说，而在此之前，日本的地图一直是用中国的名称标定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今仍然是中日摩擦的焦点。

2.中华北疆外蒙古

基辅罗斯为蒙古旋风所灭，沙俄为了报仇雪恨，在侵占西伯利亚后就一直积极渗透外蒙古。1917年前外蒙古大公与沙俄互相勾结，企图脱离中国。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无奈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外蒙不得不搁置。

1939年日本关东军发动诺门坎战役，侵入外蒙，被朱可夫全歼。随后外蒙在苏联红军策划下建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1年苏日签订臭名昭著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互相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这是地地道道的瓜分中国。

1945年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撕毁《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出兵日本，出卖了中国，强迫蒋介石承认”维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宋子文宁死不承认外***立，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是蒋经国。）

外蒙自独立以后就没有发展起自己独立的军队与重工业，完全被俄化，中苏分裂时完全支持苏联，允许苏军进驻，并配合苏军积极挑衅我国。苏联灭亡后又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与布什打得火热。–假如他们还是中国人，真的可以宣判他们为无耻的汉奸。–亡国奴。

–假如他们算是蒙古人，伟大的成吉思汗在天有灵，看见曾经征服世界的民族沦为世界霸权的奴隶，真的会死不瞑目。

外蒙面积1,564,116平方公里，土地辽阔，可利用土地面积为15646.64万公顷，其中，农牧业用地面积占80%；森林面积10%；水域面积占1%。

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煤、铜、钨、萤石、金、银、钼、铝、锡、铁、铅、锌、铀、锰、磷、盐、石油等80多种矿产，其中煤蕴藏量约500-1520亿吨。此外，萤石蕴藏量约800万吨、铁20亿吨、磷2亿吨、铜800万吨、钼24万吨、锌6万吨、金3000吨、银7000吨、石油15亿桶。其中，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同类企业之首。

森林面积为15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总蓄积量为12.7亿立方米。

河流总长6.7万公里，平均年径流量为390亿立方米，其中88%为内流河。湖泊水资源量达1800亿立方米。

因为自然原始生态的保存完好，广阔的土地上保存有大量野生动物，其中许多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政府注重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采取措施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先后建立50个自然保护区。辽阔的蒙古草原、戈壁、山地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主要珍稀动物有戈壁熊、野马、野骆驼、野驴、野马、黄羊等。其中戈壁熊属于世界级濒危物种，仅有30多只；黄羊有80多万只，占世界的80%以上。

3.北疆第一港—–海参崴

海参崴位于乌苏里江以东，是一个冻港，自古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准确的讲，不能把海参崴与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孤立起来，海参崴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1856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海参崴也就被”共管”了！但到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时，”共管”也被取消了，海参崴成了沙俄的领土，被改了一个对中国极具侮辱性的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

满清王朝出卖海参崴，激起了国人的愤怒。许多人民尤其是居住在海参崴的中国同胞不但痛恨沙俄，从此也开始痛恨满清王朝。但从此，他们只能做沙俄的臣民！

目前有大量中国文物目前列于海参崴博物馆，只有收复它，这些文物才可能被收回。众所周知的明朝永宁寺碑、清朝吴大徽所立的兴凯湖堪界纪事铜柱都陈列于此。

4.中华故土–库页岛

库页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南北长达984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岛。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界上最早知道库页岛的是中国人。而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清朝走向衰落。沙俄在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又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与俄国！中国东北美丽的大片河山、中国最大的岛屿，从此落入北极熊之口！

5.麦克马洪线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这块面积巨大得相当于浙江省而又富饶的地域，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

在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有的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代表及英印政府人员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主要讨论中国和（英属）印度的边界问题。由于（袁世凯）北京政府忙于征讨南方担命力量(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各方意见分歧，根本谈不成什么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英国将攫取到手的权益合法化的形式而已，何况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的野校本就不受什么协议的束缚。

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享利·麦克马洪(英国政府代表)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就是上图中青色的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上图红线，传统习惯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正是这种将国家领土的私相授受，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62年10月的中印战争中，中国在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至实际控制线（青色线附近）后20公里，不啻于在事实上承认麦线存在或有效。–其时我国国力落后，在西藏没有建设铁路，后勤问题非常严重，前线部队没有补给。几个月运上来的炮弹只能打两小时，故不得不后退。

而达赖率领十万藏人叛国之后，为了换取印度庇护，作为”西藏领袖”主动承认麦线有效！–他的祖先格萨尔王曾经征服了印度，他却甘心做印度的一条狗。他是中国人？还是西藏人？还是印度人？还是美国人？还是四不像？

1987年印度人正式在麦线建邦，又回到了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除此地之外已无别的地方是他的”家”的一块土地，再收回，很难。

6.琉球—中国的土地

琉球自古以来就附属中国，最早在史书上关于琉球的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原与琉球的商贸发展、人民往来已十分活跃.朝廷曾派出大臣朱宽劝说琉球王进贡臣服隋帝。另一记载是十四世纪，明太祖年间中国的又一鼎盛时期，琉球王正式向朝廷进贡，接受中国保护和册封，派出大量学生学习吸收中原的文明文化，和朝鲜、越南、缅甸、西藏一样成为中国附属国，即”tributary”，它不同于近代西方”colony”殖民地，但类似于中古欧洲农业文明和”奥匈帝国”时期的”进贡国”或中世纪罗马教皇统治下的”statthinstates”(国中之国)”，所以，西方在文化上是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的，西方原则上视之为一个国家。这样一直过了两百多年，到了一六零二年，日本的”萨摩藩侯”就象当时的日本海盗”倭寇”偷袭中国沿海一样，武力胁迫琉球归为”藩属”，在遭到反抗后，于一六零九年派岛津家久，率兵攻入琉球，俘虏琉球王，派兵监督琉球内政四十五年。

一六五四年琉球王终于摆脱了萨摩藩的控制，感念中国的厚道皇恩，主动遣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当时的大清康熙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此后又是二百多年，尚质王朝贡不绝，采用中国年号，沿用汉唐文化，称中国为父国，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西方”父子国(Affiliated、affiliation)”。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欧洲列强开始远征亚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68)，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已经开始，雷厉风行。在经济开放、教育普及和社会西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随之而伴生的爆发心理和军阀执政的结果，导致这个国家产生了对外野蛮武力扩张的狼子野心。就在这时，发生琉球渔民在台湾遇难的”台湾事件”，给了日本一个借口。

一八七一年琉球居民六十六人航海遇风飘到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五十四人，余十二人被中国的台湾政府保护，送回琉球，被杀五十四人台湾当局则不过问。这时候日本则以”保护国民”为借口向中国交涉，遭到中国的严词拒绝，大清总理衙门大臣毛旭熙说”二岛具我属土，属土之士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繁为过问”日本则从毛的”杀人者结属生番，故旦置之化外，未便穷洽”中，断章取义诡辩硬说中国承认琉球和台湾不属于中国，进一步无中生有地编造：琉球从一六零二年起已是日本岛津藩(萨摩藩)的”藩属国”。

日本以此为借口于一八七三年，兵临琉球，废除国王，另立傀儡。第二年又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登陆台湾，大肆攻掠，并披荒屯田，备赖下来不走了。日本军阀山县有棚还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外徵之策”，企图夺取整个台湾。大清闻讯，派沈保桢统兵万人紧急赴台，并决心死战。日本见大事不妙才肯”和谈”，威逼敲诈腐败愚蠢的大清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专约》，清廷竟然承认日本此举为”保民益举”，还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

中日关系的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屈辱事件，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7.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汉代就有中华民族活动的痕迹。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已被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北宋时属辖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当时的兀良哈部还远在石勒喀河流域）。清代才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在此地设置5旗46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沙俄从17世纪开始，一直妄图吞并我包括唐努乌梁海的蒙古地区，但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大清王朝的强大。它的侵略和吞并阴谋都未能得逞。作为边界条约的一部分，《布连斯奇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俄国人称为”俄清”）中段边界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开始腐败和衰落，而西方列强却蒸蒸日上（相比之下，沙俄却也是比较腐败和野蛮的）。1860年，由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沙俄以”调停”为名，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不但强迫清政府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的合法性，而且将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全部吞并。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沙俄莫名其妙地提出要堪分中俄西北边界事宜。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通过欺骗、恫吓、武力占领等手段，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后签订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进一步完善了沙俄对这些地区的侵占！

俄对唐努乌梁海的第二次侵略和吞并出现在1911-1944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期受到沙俄威逼利诱的外蒙古王公乘机宣布”独立”，自立”大蒙古国”。本来叛乱集团准备占领包括唐努乌梁海的整个外蒙古地区，但沙俄却将唐努乌梁海排除在”大蒙古国”之外，声称沙俄在唐努乌梁海有特殊利益，必须对该地区进行直接控制。这样，外蒙古叛乱集团在脱离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又出卖了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8.江东六十四屯

1856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时，明确规定：中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拥有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对江东六十四屯拥有永久管辖权！实际上，这是中国在丢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争得的一点”面子”，其实这也是狡猾的北极熊对清朝官员玩的一把文字游戏：什么居住权？管辖权？都不是主权，主权在我！中俄两国规定以黑龙江为界，要争只能争边界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还是以航道的哪一侧为界，而不可能争到远在黑龙江北侧岸上的江东六十四屯！清朝官员被欺骗玩弄了不说，还自鸣得意的以为已经给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同胞一个满意的交代！

江东六十四屯，位於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的三角洲地带，面积约8000多平方公里，是根据《瑷珲条约》第三条规定孤悬于黑龙江以北归我国管辖的地方。那里的住民都是不肯附俄的山东籍义民，他们在那里渔牧耕织，可以独立生活，才得以仍归我有，并且规定「俄罗斯人不得侵犯」。但《瑷珲条约》之後，俄寇并不尊重其存在，他们用种种卑鄙手段困扰住民，希望他们受不住困苦而逃回黑龙江南。但我们的同胞们誓死不离故土，一直挺了下来。

一九○○年义和团之乱发生後，我们所要杀的对象虽然并无俄帝在内，但俄帝终是「洋人」，竟藉「灭洋扶清」为口实，进兵占领东北！东北都被占了，江东六十四屯更不可能幸免。于是，俄帝用大兵在七月廿四日将江东六十四屯围住，把十六万多居民奸的奸了，杀的杀了；最後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龙江边，用子弹逼入江中，一一射杀或溺毙，偌大的黑龙江竟一时为之染红，这就是列宁曾经谴责的”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

俄帝就这样把江东六十四屯豪夺以去，以後没有在任何条约中提到它，那地方不声不响地变了颜色！

9.伯力和黑瞎子岛

黑龙江的北岸，乌苏里江东岸，有一串熟悉的地名：库页岛、庙街、海参崴、双城

子、尼布楚、雅克萨、海兰泡、外兴安岭，还有那令人刻骨铭心的江东六十四屯！而可能最容易让人遗忘的，可能就是现在被成为”哈巴罗夫斯克”的伯力和被称为”大乌苏里岛”的黑瞎子岛了！

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有一个岛屿，它的名字叫黑瞎子岛，面积仅次于上海的崇明岛！它也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大乌苏里岛”。记住，这个岛屿位于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根据中俄任何平等的和不平等的条约，这个岛无疑都应该属于中国。然而，现在这个岛屿已被帝俄占领！有人为了获得俄罗斯的短暂利益，准备出卖这个自古属于中国的岛屿！他们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模式”解决”国人的黑瞎子岛情结。所谓”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模式”，就是悄悄的放弃那片领土，然后在报刊、杂志、媒体、历史教科书上只字不提，让国人渐渐地遗忘它！这种方式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陆13亿人口，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应该是我国的领土？现在，这种模式又用到了黑瞎子岛”身上”，要不了多久，将不会有几个中国人会记得自己的国家还应该拥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岛屿！

黑瞎子岛是一块沃土，原本与三江平原的大陆相连，后来由于两江的冲刷，逐步远离大陆，成为岛屿。黑瞎子岛的一切，都与三江平原是那么的相似：原来也是”北大荒”。后来在中国人开仆”北大荒”的年代，俄罗斯人的紧迫感加剧，于是也有大批俄罗斯人侵入黑瞎子岛。情况对于中国才越来越紧迫，如果50年不收复黑瞎子岛，它将真正成为俄的领土！

在黑瞎子岛以东，有一个城市，它就是我们萦牵梦绕的故土伯力。1840年后，沙俄的探险家哈巴罗夫窜入了这个城镇，于是在1856年《瑷珲条约》签定后，这个城市被正式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现在，这座城市是帝俄”阿穆尔州首府”，居民除少数犹太人和华人以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它已经完全被帝俄殖民占领了！

伯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紧邻黑瞎子岛，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门户。帝俄拥有这座城市，就扼住了我国通过黑龙江出海的通道；而一旦伯力失守，黑瞎子岛就将成为我国收复的第一块失地—如探囊取物！我国军队就可以顺黑龙江直下，直取庙街，过鞑靼海峡，直取库页岛！此外，帝俄通往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伯力为咽喉，一旦伯力失守，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就将会被中国收复！帝俄是知道这层厉害关系的，所以，它不但重兵把守他们的门户”哈巴罗夫斯克”，而且还坚决不愿放弃黑瞎子岛这个本来应该划归中国的岛屿。

10.南沙群岛

当年汉朝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时，也曾派遣使臣南下大洋。使臣回汉后禀报朝廷，自称到了天涯海角，一片汪洋，不见陆地，惟有一些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礁石。–他将其命名为”曾母暗沙”！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数目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组珊瑚礁群。西面隔南海主要航道与越南相望；东面隔南海辅助航道与菲律宾相邻；最南面的曾母暗沙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来只有几十海里；北面的太平岛距西沙群岛约400海里。

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控制南中国海的钥匙。而且，其周围海域资源十分丰富，仅石油蕴藏量就达200亿吨，确系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所需的一个资源宝库。我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美、日、菲、越、印尼、印度等国宣布的管辖海域面积却相当于本国陆地面积的3倍以上，甚至达10倍。南沙群岛由230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虽然单个岛礁的面积很小（最小的太平岛只有0.43平方公里），但是分布面积却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海洋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