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到梁漱溟，人们能够记得的就是他的骨气和知识分子风度，说他是共和国六十年唯一敢于犯颜直谏当面顶撞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唯一人物，这话确实不假。然而，如果再进一步问梁漱溟究竟因为什么事而顶撞毛泽东，他们之间的争论究竟谁对谁错，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讲出来了。
原因很简单。梁漱溟在与毛泽东顶撞之后非常后悔，他在此后几十年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不断反省自己为什么当时要顶撞毛主席呢？即便毛泽东的插话有不对不妥有误解，也不应该当着那么多的人当面顶撞，不留情面啊？毛主席不仅是中共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新中国的象征，亿万人民崇拜毛主席，我梁漱溟这样自以为知己的老朋友竟然不留情面当面顶撞，并一再要求毛泽东拿出雅量，承认我毛泽东错了，你梁漱溟是对的。这不是有病，不是自找难堪，自找倒霉吗？
梁漱溟的反省与自责，已经严重扭曲了争论本身，使人们不再知道他们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争论，人们之所以记得梁漱溟，是因为他敢于当面顶撞最高领袖，而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但并不妨碍人们崇拜这种行为，就像中国人没有自杀性攻击传统，但却赞美自荆轲至吴樾那少数侠客义士一个道理。
其实，弄清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和争论中的是非得失，可能还是有意义的，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共，以为中共不懂得农民，以为中共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中国自从步入现代化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
毫无疑问，农村出身的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专家和领袖，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先觉悟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建设新国家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动员亿万农民参加革命，夺取全国胜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思考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考着怎样建设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诗人的浪漫和农民的局限，使他觉得自己出身农民，也就最了解农民，于是在一系列重要决策中，特别是在他构思所谓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严重牺牲农民的利益，将一个原本完整的乡土中国人为地分隔为城乡二元社会。这就是梁漱溟的不满。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他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在过去几十年，他不仅从理论上思索过中国现代化道路究竟是走工业化，还是工农并重，而且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间，他身体力行，辞去北大教职，走出城市，步入乡村，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实地进行乡村建设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读书人最难得的一段经历，也是梁漱溟思想认识最坚实的基础。
根据理论上的探讨、历史上的考察和实地经验，梁漱溟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破产、农村的衰落、农民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的侵袭，而中国的应对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去发展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梁漱溟认为，这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决不应该是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发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业，而应该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起来的团体力量，重建乡土社会，走上农业、工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均衡持续的现代化道路。
乡村建设的梁氏模式
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指出，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诚信体系，使乡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地位似较被选举人为高，与乡土中国习惯上因某人之道高德重而公请其主持之意大相悬殊，这是政治层面农村破产的一大原因。
乡土中国的真意是以乡绅的个人感召力去治理乡村，而这些乡绅的来源不是政府通过赎买的方式让那些大学生或城里人到乡下当村官、乡官，站在指导者的立场上去规划乡村、领导乡村、建设乡村，这些乡绅式的乡村领袖完全是土生土长，是本土精英、乡土精英，只是他们在过去若干年中或通过考试，或通过其他某种手段离开乡村，接受过现代城市文明，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比如退休、离职，比如志得意满，比如不愿再过城市中的紧张生活，而重回乡村。他们已经在经济上自足有余，甚至许多人更出于感恩的心情，拿出大笔金钱财物做善事。这些接受过城市现代文明的人重回乡村，没有政府任命、征用的那些乡官、村官对农村财富的贪婪、掠夺，既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又是农村社会重建的楷模。这些乡绅，梁漱溟后来为避免误解，又在其理论中将之称为村学和乡学。
按照梁漱溟的想法，乡村学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成为当地教育机构，而且由此演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引导、推动农民参与团体生活，关心团体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力量，是中国散漫无力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所设计的乡村学，在其主观目的上就是要吸收西方团体生活的长处，启发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树立一种团体意识，形成一种集体力量。
从经济层面说，梁漱溟认为，乡土中国的重建，一定要重建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重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乡村，而不是用斗争、用分化的手段去均贫富，去劫富济贫。他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的富裕阶层主要是通过勤劳节俭而致富，很少通过野蛮掠夺、残酷剥削成为地主，中国农村中的土地分配大致均衡，是比较充分市场化后的结果，农村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大致上并没有多少偏差。乡土中国在近代的衰败，主要是因为工业化的侵袭，而不是农村中地主的剥削。地主是农村社会的楷模，是农村居民信仰崇拜的对象。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后来的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折腾更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的复兴决不是通过分化、斗争的方式重新建构农村的产权关系，而是尊重农村产权形成的历史事实，尊重农村居民拥有土地的权力。农民拥有土地完整产权，就会向土地进行投资，就会使用土地养护土地，更不会容忍政府或其他机构毫无忌惮地侵占农村土地，减少可耕地。
梁漱溟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不管他的乡村建设理想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但毕竟因为抗战突然爆发而中断了实践，没有开出预想的花果。而他所反对的阶级斗争方式恰恰获得了成功，这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套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新制度。所以，毛泽东当场讥讽梁漱溟，说自己从来不信梁漱溟那一套，他们虽然是多年老朋友，但在延安时期就当面批评过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理论，以为梁漱溟对乡村的规划过于理想，过于偏爱，中国的未来不可能越过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一定会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当然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就像他们过去无私地支援中国革命一样。中国乡村一定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滞后发展，城乡二元社会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毛泽东的认识也不能说完全不合乎中国国情，即便六十年过去了，也不能不承认共和国牺牲乡村，亏待农民，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腾飞。现在，中国经济状况远非昔比，政府有意识地反馈乡村，重建乡村文明，不能说就是梁漱溟当年的期待，但至少表明他当年的认识并非全错，其思想遗产对于新农村建设或许还有某些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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