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一个江湖中国的形成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他要亲自赴台湾镇压新近发生的民变。之前，闽浙总督已经调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此时，乾隆已经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等内乱，这位皇帝正处于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顶峰”，对台湾小小的叛乱，他颇不以为然，“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因此，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未同闽浙总督咨商，便命令闵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度台，这种“越制”行为受到乾隆严厉斥训。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陆两路提督同时抵台平乱，竟然持续经年，任承恩和黄仕简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拿问。最终，他不得不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号称十万（实际上为六万）大军，登台作战。这场耗费了一千万两白银军饷的战争方告终结。只是，乾隆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平乱过程中，官员们从被擒获的民变首领杨振国、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的供状里，第一次发现了“天地会”──如此这般的镀金时代，居然存在着一个不为官府所知的秘密社会，且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 案情初现
台湾林爽文事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副元帅杨振国十二月便被俘获。他的交待让天地会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风花亭，不知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年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官员们不敢怠慢，赶紧上报，于是，清政府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数年的追捕天地会行动。
此时，离满清刚刚入主中原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经远了，怀抱亡国之痛的士大夫早已凋谢，大一统帝国看起来平静和谐。钟情汉族文化的满族统治者认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早已毫无异议，难到他们不是凭藉优秀的儒家德性赢得了上天的护佑了吗？然而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声音和谋叛力量仍然极为敏感。就在1768年，乾隆王朝才处理了发轫于江南的妖术大恐慌。二十年前庞大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曾被一股剪辫风波搅得天昏地暗。对于盛行于民间、异性结拜这种汉族文化习俗，征服者更是一直严加防范，“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此后惩罚更进一步，“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大清会典》）
如今发觉天地会这民间秘密结社的存在，乾隆自然非常重视，严谕两广总督查办。在嘉应州海阳县，还真查到有洪和尚和姓朱之人，只不过，经过审讯，发现这两人并非天地会众，也无不法行迹，而那个“凤花亭”也毫无下落。但谁让他们生在大清国，而且倒霉地姓洪和朱呢，终究还是被发送伊犁为奴。
不过，案子很快有了转机。
1787 年正月，两广总督孙士毅奏报，在饶平县拿获了许阿协、赖阿思、林阿俊等天地会会犯。许阿协供认自己是被赖阿边勾引入会，赖告诉他头人姓名为“洪李桃”，还传了他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据许阿协说，“木立斗世”是隐语，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系因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孙士毅再次奏报，拿获了一名新会犯林功裕，供出赖阿德，洪李桃、朱洪德等七人，这些人都是福建天地会会众。
■ 严烟被抓
于是，乾隆和官员们的办案方向转向了福建。可能，福建才是天地会的老巢，乾隆甚至大胆猜测，之前杨振国所供的后溪凤花亭洪二和尚和朱姓之人，会不会便是洪李桃和朱洪德二犯？
闽浙总督李侍尧于次年一月奏报，漳浦县天地会起事，焚抢盐场，烧毁营房，被拿获的首领张妈求供认：“天地会流传已久，漳州各地均有结会之事，小的张妈求父亲叔子在日，原是会内之人。”这再次证明福建是天地会源发之地。
在台湾平乱的福康安适时奏报，重要人犯、杨振国提到的严烟在台湾被抓获。这可是一个重大收获。严烟是把天地会从福建传到台湾的始作俑者。他是福建平和县人，在乾隆四十八年渡海到台湾谋生，其公开职业是彰化布铺老板。正在台湾和清军开战的叛军首领林爽文和庄大田也是福建平和县人。只不过他们两人的父亲比严烟更早移民台湾。
从康熙年间收复台湾之后，大陆移民不断踏上这块湿润的宝岛。台湾的田业水利设施在乾隆时已经基本完成，旱地改作水田，稻田产量大幅提高。台湾稻米不仅在岛内消费，还运输至漳州泉州一代。邻省福建则山岩崎岖，人口稠密。尽管政府不鼓励甚至禁止大陆人移民到台湾，还是有很多福建农民渡海讨生活。“只要有福建农工前往的地方，通常会有一些福建贸易商跟进前往，以提供同乡农工零售商品（包括和他们口味的米、辛辣调味品、乃至鸦片）、信贷，协助他们汇款回家”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台湾如果出版社）
严烟大概便是这样一位小贸易商人。他在供词里首次交待出“涂喜和尚”：“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严烟供词》，出自《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他还供认出三个天地会高层，“有赵明德、陈丕、陈彪三人，从广东惠州至漳州府云霄地方传会，住在张姓绰号破脸狗家内。其取烟吃茶，俱用三指，及木立斗世等暗号。”
被作为“钦犯”押送到北京后，严烟在刑部吐露了更多天地会秘密。他自己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陈彪劝入会内，天地会的根由、暗号都是陈彪所告知。他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陈彪曾教他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据他说，朱姓李姓在四川，万和尚在广东。而之前被抓的同会众人所供的洪二房和尚，或许是出于保护会内秘密，严烟供认并未实有其人，不过是朱、李二姓和万和尚的总称。
作为要犯，严烟的供词很受重视，他为追查案件提供了两条线索。乾隆一面让闽粤追查陈彪、陈丕和张破脸狗等要犯，一面严令四川总督在省内严密查办。
尽管福康安等人奏说并未听闻四川有天地会名目，乾隆对此并不掉以轻心。四川本为天府之国，经过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人口剧减。在他的祖父康熙当政之际，四川人口从明末的六十八万余丁降到一万八千五百丁。而东南八省，从康熙二十年到咸丰初年，人口却增加了一亿八千万。为了寻求生存空间，外省人口涌入四川盆地，是为长达一个半个世纪多的西迁移民潮。官方亦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起科年限延长为五年等优惠政策招民垦荒。于是，闽粤、江西、湖广等地之人，纷纷前往川陕楚云贵等地谋生。至乾隆八年，四川已无地可耕，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
东来的移民们重新恢复了四川的活力，在雍正年间，四川已然是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然而持续涌入的移民很快发现已经无地可耕，于是只有继续深入川、陕、楚、云、贵的深山高岭。移民们迁移不定，生活颠沛流离。白莲教、啯噜（即哥老会前身）这些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既能给困苦中的移民们物质上的互助，也能提供精神慰籍。
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已的地区，乾隆怎能不抱有警惕之心。在他统治晚年，直至咸丰初年，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都将先后起于东经110度附近的中南山区。
■ 闽粤查案
案情进展得很快。
李侍尧报告，张破脸狗被抓获，供认来自广东的赵明德、陈丕、陈栋在他家赌博，被赵劝入天地会。突破性进展是广东巡抚图萨布抓到了陈丕，查明此人“籍隶福建漳浦县，三十三年与张破脸狗同入天地会，俱拜从提喜和尚为师”。据陈丕说，师父提喜住在漳浦高溪乡观音亭，他还供出同会的陈彪，住在平和县，赵明德亦在漳浦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
此时，起事失败被俘的林爽文亦在审讯中供认，“时常听见漳泉两府设有天地会，邀集多人，立誓结盟，患难相救” （张葳：《林爽文案诸犯供词》，《台湾人文》第3期），故此，当严烟赴台一年后，他们相熟之后，便提出入会。入会之后，其他林氏子弟和彰化等几处地方之人亦随之相继加入，天地会在台湾声势大振。此次举事，便因诸罗县天地会杨姓首领兄弟，为争家产欲行械斗，引致官府大行搜捕所致。
提喜——陈彪——严烟——林爽文，这样一条传会线索便完整了。提喜成了天地会最重要的会犯。乾隆下旨严令大学士福康安务必拿获传会僧人提喜。福康安很快抓获了陈彪和僧人行义。在福建漳浦被抓获的行义供认，他的师父提喜也是他的亲生父亲；提喜“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父亲在日，也曾经教给他三指诀。不过，行义说，那只是用来诓骗银钱。陈彪则坚称，并不晓得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传自何人。
乾隆则保持着他一贯的精明和谨慎。他提醒他的大臣们：“即或实系病故，亦须得有实据，不可因行义有业有病故之供，迩不行深究，以致要犯得以漏网。”负责的官员们严刑审问行义，最终找到了提喜墓地，开棺验了骨殖，这桩持续数年的案子才算了结。
在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闽浙总督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多次提审行义和陈彪，最终，这秘密会党才得以显露大致轮廓。
查明天地会是起源于提喜，该犯俗家名字是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在给乾隆的奏折里，伍拉纳这样写道。而这个洪二和尚便是天地会犯口中的万和尚。他继续汇报说，当初陈彪传给严烟的诗句，据说是传承自提喜之口，实际上“结万”，便是指结交万和尚。因为在漳浦土话里，“万”和“洪”是同音。至于天地会的创会元老们，“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人”。
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张破脸狗，原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便已入会，但在受审时，却坚供乾隆四十六年方入会。或许是为了故意迷乱主审官员的视线，他伪供会内骨干赵明德乃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人，在东门外下寮乡居住。但伍拉纳在奏折中指出，赵明德其实是福建云霄人，住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死后葬于乌石坑。
■ 洪二和尚
于是，伍拉纳的奏折、洪门秘笈和清廷档案，共同勾勒出了天地会往事。出生于福建漳浦的僧人提喜，最初在本村（高塘)寅钱寺出家，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他以结拜弟兄的方式，在高溪观音亭创立秘密组织，并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天地会。他创造了三指诀，大指指天，小指指地，直伸中指按于心口，接烟递茶都用三指这个暗号，会内之人一见便知是“自己人”，又用五点二十一隐指洪字。他的首批弟子有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陈丕、张破脸狗等人。
至此，乾隆和他官员们方知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卢茂举事、三十五年李少敏、蔡乌强举事，亦是提喜和尚的手笔。
这个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他所开创的一个秘密组织，在二十多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网罗了众多的农民、佣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闽、浙、粤等省一股巨大的社会潜流。
天地会本身是秘密组织，传徒结会都有所保留，对于叛徒的惩罚也很严厉。被拿获的会众们或作伪供，或也只知一二。是以关于提喜此人生平，称得上是查无所据。据云霄县人方群达考证，云霄县高塘村郑氏正是提喜家族。高塘村如今尚有郑氏的私塾。1988年，当方群达前往高塘村之际，“这座坍废已久的庭院残基，座落于高塘村北门内（北城门已于1959年被拆毁）东北隅，坐西南向东北。虽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废基址上杂建了几个简陋的猪舍并挖了几个小粪坑，以及种有数棵果树，但是还保留着原来遗存下来的几道石砌墙基和三合土夯筑的残墙断壁，尽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没……”（方群达：《天地会创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
据说，郑开就出生在这私塾里。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回光返照。汉学家孔复礼如是评价：“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他接着说道，“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
如今，重修的高溪庙观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会切口“地镇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中描绘的景象。那么，当年的郑开是否就经常面朝大海，等候一个勃发的时机呢？这个高塘村郑家的次子，又为何选择出家这样一条道路呢？
■ 游民社会
在郑开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从明朝的崩溃与满清的征服中恢复过来，随着白银的输入，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升，商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尤其是闽粤一带发展速度更快。商品经济密集的商业网络连接起了村庄和市镇。商业的发展不止意味着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着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生存空间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压力（康熙后期不过一亿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亿一千万），大量的劳动人口流入市井，无所归依。
到了帝制晚期，农民阶层的特点是“小”、“少”、“散”。小，指耕种规模小；少，指财产少,也就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散，指分散的劳动、居住条件, 使农民与外界隔绝。“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我国农民状况的日益恶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在农民的游民化”（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游民们在帝国的通衢大道、市镇乡村、水陆码头四处游荡。
郑开选择出家当和尚，正是当时无业游民们的出路之一。他应该未曾在官府注册在案，可能只是一位边缘僧侣。估计他像十八世纪常见的游方僧一样，到处化缘乞讨。有学者考证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创办了天地会，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随西迁的移民们到四川讨生活。在那里和那些传统的自然经济容纳不了的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患难与共，敛财分用。
于是，独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之外，第三种社会组织“会党”产生了，“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中已自成体系，可以说是社会中的社会”。 （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因林爽文举事被捕的许阿协加入天地会的经历，就很能说明这种经济上的连接。他是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到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银两被人抢走。他向赖阿边倾诉。赖阿边告诉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果然把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许阿协的同乡赖阿恩，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去探望儿子时，途中也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今后“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
那些头脑灵活富于想象力之人，便乘势而出，做了领袖。福建云霄高塘村郑氏宗族里一直流传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庙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开始时把自己的身体紧靠着通天柱，将嘴紧贴着柱子念念有词，然后又把耳朵紧贴着柱子，像是在凝神细听，说是在听天地公复降给他谕旨，批准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难救百姓”。极有可能，洪二和尚为了增强在徒众中的威信，伪托身有异术。看来，他不但熟悉民间文化中结拜聚义等江湖义气，也深谙如何营聚吸纳下层民众之术。
在表面的盛世之下，我们所见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个人所得资源比例恶化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来改善，这种情况由于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既然社会无法提供公平，人们便寻求一种补偿机制。“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信念，吸引着那些生存无着流离失所之人，吸引着那些无权无势备受不公之人，也吸引着那些四方浪荡打劫偷盗之人。
身处十八世纪中叶的洪二和尚无从想象，他正处于中华农业帝国的艰难转型之际。许多人和他一样，不再依存于祖祖辈辈耕种着的土地之上，他们游荡于帝国的繁华市镇，远及荒僻乡野。于是，在移民五方杂处的市镇，在商品和交通发达的地域，一个游民社会诞生了。
这个秘密社会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经济。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组织激增，披上了“反清复明”政治诉求的外衣，两百年来，虽是秘密组织，却拥有广阔天地。以此为肇端，哥老会、袍哥、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和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会等秘密教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天地会（洪门）更是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会党长于破旧，却不能立新，此时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这一股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却始终只能作为武装力量，被利用、被消灭，中西社会由此拉开差距。 ■
郑成功：天地会的祖师爷？
天地会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秘密会党，关于它的起源，据学者们考证，已可归纳为十二种之多，即：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天地会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说；天地会始于雍正十二年甲寅说；福建藤牌兵创立天地会说；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说；天地会始于乾隆三十二年说；天地会始于雍正年间说；天地会始于雍正初年说；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创立天地会说；广义天地会始于雍正年间，狭义天地会始于乾隆年间说；天地会始于明末清初说等。
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陆续发现了各种天地会秘密文件，除各种图像外，其文字部分，依照其性质，可以分为结会缘起、誓词、祝文、口白、歌诀、诗词、对联、隐语、杂录等项。各项文字经过辗转传抄，既多讹脱，又有异文。其中西鲁犯境，僧兵退敌，清帝火烧少林寺，劫余五僧结拜天地会的故事，是学者们讨论天地会起源问题时所引用的主要资料。但是天地会秘密文件所述结会缘起，或详或略，神话成分居多。其所述人物、时间、地点，亦互相抵牾。所以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后世流传的各种天地会秘密文件，多叙述少林寺被清帝焚烧后、劫余五僧拜长林寺僧长万云龙为大哥，以陈近南为香主，在高溪庙起义，万云龙失机阵亡，五僧分往各省传会，成为天地会的五祖。于是有学者根据这些传说加以考证后，多认为万云龙大哥就是影射郑成功，陈近南就是影射陈永华，于是得出结论天地会就是起源于台湾。最早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这是革命党人出于革命目的所造的“英雄谱系”，藉此激发民族大义。
武侠小说家金庸在《鹿鼎记》里糅合历史与虚构。蔡德忠向新入会的韦小宝如是介绍天地会历史：“本会的创始祖师便是国姓爷，原姓郑，大名上成下功……我和方兄弟、马兄弟、胡兄弟、李兄弟……都是国姓爷军中的校尉士卒”。随着金庸小说风靡华人世界，郑成功、陈近南的名字、“地镇高冈，一脉溪水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这样的天地会暗语，便广为流传。
“茶阵”
茶阵是天地会（洪门）隐语文化的重要内容，因会内联络地点多设于茶铺酒肆，既避免官府的注意，又用以连络同志、传递讯息。 茶阵的构成要素相当简单，一只茶壶、数只茶杯，便能幻化出不同的阵形。
“茶阵”的主要功能有四种：试探、求援、访友、斗法。“试探”乃是以茶阵考验对方是否为洪门同志；“求援”则是以茶阵暗示己身有危难，需要同志相助；“访友”是在登门拜访朋友同志时，藉茶阵的摆设以探知对方在家与否；“斗法”则有互相较劲之意。
“茶阵”分成三阶段：布阵、破阵、吟诗。第一阶段“布阵”，将茶阵摆出。第二阶段“破阵”，由对方破解，通常经由茶杯的移动、茶水的倾倒以达到破阵的效果；如果对方能够破阵，就可能是洪门同志。第三阶段的“吟诗”，则是在破阵以后，由破阵一方吟出所破茶阵的对应诗句，达到双重确认身份的效果。
一个完整的“茶阵”应包括图像、阵势定制（又可分为“布阵”、“破阵”）及饮茶诗（又称“谣诀”）。
单鞭阵
阵式为求救于兄弟的意思。对方能救者，可径饮其茶。不能救者，弃其茶，再倾茶饮之。
木杨阵
阵式为茶杯两只，一只在盘内，一在盘外以试探是否兄弟。要饮，应先将盘外茶杯移入盘内后，再捧起相请。
患难相扶阵
取盘外一茶碗，放在盘内四碗的中央，然后饮下。
争夺阵
阵式为将壶口对准茶碗，即献茶人请对方与他争斗。破阵时如不应所请，可取中间那一碗茶饮下。
四大忠贤阵（天地会用此式，哥老会无。三合会有与此相近的“四忠臣阵”但要少一个茶壶）
天地会对此阵的定制是，此阵只在请求弟兄援助时应用。若为寄托妻子而允诺者，即取左边一杯茶饮下。若为借钱而答应其请求，则取次一杯茶饮下。若为援救兄弟之生命，则取第三杯饮下。若为救免兄弟之危难，则取第四杯茶饮下。若不能应其请求，或不愿应其请求，则变更茶杯位置。再饮下。
五祖茶（天地会称此名，三合会名为“五虎将军阵”，哥老会无此阵）
阵式为左边五只茶杯摆直后，不能饮用，须将杯中的茶还入壶中，再于中央一只茶杯内注茶，才能饮用。
绝清茶（天地会有、三合会、哥老会均无此阵）
阵式为两杯茶上先承住烟筒一只，先将烟筒执起，然后拈茶诵诗云：“两塘有水养清龙，手执清龙两头通。清龙无水清龙绝，调转乾坤扶明龙。”
梅花阵（又名“梅花郎”天地会有，三合会无，哥老会有与此同名者，但内涵和形制均不同）
阵式为中心一杯万不可饮，从外顺手拈来一杯，诵诗后即可饮。诗云：“梅花吐蕊在桌中，五虎大将会英雄，三姓桃园还有号，要会常山赵子龙。”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
辛亥革命成功，会党多有功焉。但身为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大总统，却断然拒绝了洪门立案“改堂为党”的要求。所谓“革命元祖”反而成为新政府打击的“会匪”。甚至在历史记录中，其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接连不断地收到海外华侨热情的贺电，纷纷表达了对新政权建立的支持与喜悦。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门组织了。
当时，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电函中，就首先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牺牲公产为军民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而这份信函最核心的目的，却是他们提出的请求：为洪门立案，回国合法参政。信中说：“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这也是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那段时间内的第二次向大总统提出“洪门立案”的请求了。他们不无殷切地谈道：“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
当然，洪门立案也是此时美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最为迫切的愿望。据其自述，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内，他“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为孙中山张大声势，可谓惨淡经营。“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
于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不久，黄三德也回到国内，准备商讨洪门立案的事宜。
■ 革命功勋
1912年初，还是寒冷的冬天，而在从美国到中国漫长而痛苦的航程中，黄三德却自信满满，在他看来，孙中山之能够被选为临时总统，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门人士合力造就的结果。他曾说：“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声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视之。”
这虽不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白而言，洪门及其他会党力量对于革命确实卓有贡献。正如庄政所说：“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轫时期。”
1894 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各项的改革建议，然而圆熟事务的李鸿章拒绝了这个有些书生意气的广东人。失望之余，28岁的孙中山决意革命，并在该年秋天远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当地华侨的协助下，孙中山召集华侨革命志士25人，成立兴中会，大会上全体与会者同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这一年，被视为国父煊赫的革命生涯的开始。不可否认的是，国父的革命事业自一开始，就在寻求着会党力量的襄助。
最先与孙中山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为会党人物。正是这些会党朋友们的联系帮助，使得他的组织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而兴中会成立之时，参与者多数也是有会党身份的。1895年2月，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的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
而孙中山所面临的革命情形，则略可解释他选择与会党联姻之原因。当时，尽管人们对满清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四处倡言革命的时候，各类的反清活动，大多还仅仅是会党组织的作为。
回想革命之初，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他说：至于中流社会以上的人物，“应而和之者”， “实为寥寥”。当时，士大夫们还依然醉心于功名利禄，孙中山所坚持的革命主义，只不过亲友数人理解而已。倒是被称为“下流社会”的人群中，反而有三合会这样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尤较缙绅为易入”。因而，他便首先从联合会党入手，开始他的革命活动。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为“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孙中山曾三次赴美，向华侨宣传革命。1896年，当孙中山首次赴美时，虽“劝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终究无功而返。但这次失意的美国之行，却让他发现，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须借洪门之帮助。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接着便前往美国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热情接待。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孙中山前往各城市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从而将美国的洪门组织，也纳入革命的旗帜之下。
1911 年5月，当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作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的决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参加同盟会的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而所有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随即孙中山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经过致公堂与洪门筹饷局的努力，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集款144130元。而与此同时，海外其他地方，“捐资者异常踊跃”，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而消息传出，各地纷纷效仿……
而国内会党组织，同样也是孙中山积极联络的对象。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此后，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孙中山在海外联络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他在国内联络的会党，则在武装起义时“冲锋破敌”。他们“各尽所能”，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勋。
■ 从功臣到“会匪”
与黄三德一样，国内会党也普遍期望着革命胜利后，自己能作为建国的功臣而受到优遇。
那段时期里，在长沙，起义成功后，会党兄弟们过着优游快乐、随心所欲的生活。“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他们一起“吃大锅饭”，纷纷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达峰忙于接应，都无暇办理公事。而衡阳以南各属会党也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一些会党兄弟们无比喜悦地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不仅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会党还明目张胆地占领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设立山堂，有的干脆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贵州，公口开进了军政府各部门，“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动的哥老会，突然光明正大起来，他们将公口向社会完全公开出来，而市民也争相“参加袍哥”。仿佛历史依然要沿袭着过往的传统，会党作为开国的元勋，而理所当然要在此后备受尊崇优待，这是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么？
1912 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日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加入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
一时间，镇压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
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绘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镇压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
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的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 游离在秩序之外
不久，孙中山便离粤北上。但在广州，黄三德依然为洪门立案的事情奔劳。孙中山虚与委蛇，而胡汉民则置此事于脑后不理。一次黄三德见到胡汉民，说：“洪门帮助革命，不能不谓有功，今区区一纸立案批词而拒绝之，试问良心何在？若果不准洪门立案，应偿还洪门人士所捐之革命军饷，各埠洪门为帮助革命而变卖抵押之实业，应当一一为之赎回。”胡汉民听后，又“将责任推归孙文”……
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 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对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声明会党“失去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
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说明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
■ 何去何从？
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成功后，他们态度急转直下，对帮会活动也一味镇压，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认真思考过处理会党问题的方法。比如谭人凤就草拟过一些会党改造的方案——《社团改进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自身缺陷外，也与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愤懑不无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他虽然也认为会党在民国已无存在理由，但是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现代民主国家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定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行。但是，刚刚在街上挂出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被恐吓，扔了一颗炸弹，然后立宪派和权绅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准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如果说谭人凤改造会党的愿望，还只是一些想法的话，那么“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从成立到解体，则显示了会党改造之路的艰难。
民国初年，时代巨变。旧式的会党为了自身的发展，更适应新的社会，避免被历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会党为融入现代新型的社会，采取了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帮会内部组织的办法，企图使会党转变为政党，以期在社会中获得生存。
这种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说，“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四下的会众依然没有停止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舆论声讨、谴责的声音从未中断。
面对汹汹舆情，会党中人多无可奈何。当年9月，共进会头目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言语中尽显可怜。
他说：“当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服于专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对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对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迹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他又说，一因着手之初，未能完全规划，而又会员众多，良莠不齐，难免差池，但共进会绝无“恐怖党之性质”。况且如此庞大的团体，短促之间，“即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阙点”，已属大难，何况舆论如此逼迫呢？
最后，他几乎是哀求舆论，给会党一点生存空间，他说：“故特敬告大记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但是尽管这样，局势并没有被扭转，上海总部已没有能力来阻止各地会党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各地共进会分子依旧我行我素，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只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依旧做着会党的不法勾当。当年10月，浙江便已严令解散共进会。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发布训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后，因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卷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进会的形象被彻底破坏，一次由旧会党向新型政党转变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又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代，所谓的会党改良也无从谈起。此后的帮会，渐渐从一个民间封建性的，游民为主的秘密结社，逐步演变为职业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日益堕入下流。
随着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变，帮会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堕落为江湖流氓势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勒索、包办杀人……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
更甚者，民国后许多军阀、官僚、洋人，甚至执政当局开始把利用帮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手段，从此，帮会的命运日益与军阀、权力纠缠在一起，这些之前屡遭取缔镇压的帮会组织，就成了公开的、合法的黑社会势力，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施加了极大的威胁。
■ 反目
1912 年8月，孙中山就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不久，黄三德来到上海见到孙中山，告以胡汉民不肯批准洪门立案的事情，孙中山“权作答覆，亦无切实之言”。其实，黄三德这时已明白：“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无奈，黄三德决意回美，请代筹船费，“孙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后，黄三德又一次收到孙中山寄来的书信。当时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律加入，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印出传单，遍寄加美，随即准备开始向洪门的第三次革命筹款。
当时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洪门对孙中山已愤恨如此，第三次筹饷，终未成功。
1918年，孙中山居住上海期间，北大校长蔡孑民与张蔚西曾经联名上书给孙中山，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止，仿照《通鉴外纪》的写法，编写一本名叫《国史前编》的书，征求孙中山的意见。
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令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
会党，不仅不能进入正统的历史，而且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历史的冷漠一至于此。 ■
蒋介石与上海青帮
20 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曾撰文写道：“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开，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下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作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
近代上海帮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兴起的，而进入20世纪后，青帮已逐步成为近代上海帮会中的主流势力。成员上，它不仅大量吸收城市游民和流氓无产者，而且接纳了近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它的组织膨胀到了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以普通劳动群众为主的帮会群众层来看，30年代上海纱厂中男工70-80%加入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上海人力车夫90%加入了青帮。上海码头工人加入帮会的比例也高达70-80%。在邮电系统中，加入帮会的也高达20%左右。有人估计，30年代上海帮会分子至少有50-60万之众。而30年代上海市人口不过300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凭借早年与帮会的渊源关系，开始长期利用上海帮会。1927年，在“四·一二”事变中，上海帮会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帮助蒋介石顺利实现了“清党”、反共的目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帮会头目“论功行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分别被任命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衔。
南京政府成立后，庞大的财政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始终是最为紧要的问题。在此，上海的帮会多有协助，他们强迫江浙财阀们纷纷捐款。由于上海有“租界”，他驾驭不了上海资本家，就依靠帮会对上海资本家施加压力，“运用强硬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甚至不惜“绑架富户”，进行勒索。而依靠帮会人物，进行各种走私、贩毒活动，从中谋取暴利也是蒋介石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在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对付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上，帮会也会不时大显身手。
而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扶植、纵容与利用，上海帮会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十年间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已不再是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是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一支具有政治性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黑社会势力。这样“政帮合一”的结果，非但使近代上海帮会公开化、社会化、合法化，而且使帮会势力如虎添翼，走向恶性膨胀。
天地会与太平天国
1851－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满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而在此之前，各种秘密会党此起彼伏的发难就已在不断地骚扰着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天地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世纪中叶，正是天地会的起义，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迅速发展北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首先，当日广西的天地会起事，无论声势与力量都比太平军抢眼，分散了清军的注意力，客观上掩护了太平天国的活动。不仅如此，原“三合会”首领罗大纲还将所率领的2000多人直接加入太平军，与之并肩作战，是对早期太平军队伍的一次壮大。在广西各县就地坚持反清斗争的会党也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做出了贡献，一些奉命从外省赶来广西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未及与太平军交手，就已受到天地会堂会武装的截击。
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经蓑衣渡之战进入湖南，湖南会党的反清潮流乘势而起，“动辄纠集滋事”，与洪秀全的队伍遥相呼应，或者直接加入太平军。据罗尔纲估计，太平军仅在湖南便吸引天地会五万多人，相当于之前的10倍。
洪秀全竖起反清旗帜之后，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各地会党在军事上协同太平军作战乃至直接加入太平军，成了此后屡见不鲜的事情。邵雍在《论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特点》一文中写道：此时，各地会党看到太平天国的强大声威，纷纷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乃至接受其领导。
除了在组织上力争与太平军取得联络外，各地会党还纷纷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与此同时，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天地会也纷纷假借洪杨名义发出布告，他们的文告中一再出现“太平国”、“大明太平天国”等年号，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不仅扩大了会党起义的影响，也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64 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京的火光与血泊中归于沉寂，朝廷在这次旷日持久的鏖战中看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清廷的另一些敌人——秘密生存的帮会组织，却也在此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场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丧失，传统的保甲制度名存实亡，这都为秩序化之外生存提供了空间。长期的战争造就了运河、长江沿岸大量失业的水手、纤夫、搬运工、灶丁等破产者。所有这些，加上原有混迹于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者，即构成了清末不断壮大的流民队伍，他们再不断地迈入秘密帮会组织的行列。毫无意外，客民与散兵游勇带来了哥老会的蔓延，而运河、长江沿岸的失业者则构成了后来青帮的主要来源。
我所看见的袍哥覆灭
四十年代初，父亲也许是因为失业，经济拮据，借口抗战躲飞机之名，从成都搬迁到离汶川县城三十华里的三江镇居住，以减少开支。三江不大不小，四县交界，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地盘，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明当时当地的局势：每月，我最少要看见一个被枪杀的。
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与地方势力紧紧联系。三江的徐姓、朱姓、周姓是大族。历任乡长都姓徐。舵把子（袍哥头子）则为朱氏历任。地方上一切实权，实际是舵把子说了算，乡政府也只是出面办理而已。
袍哥又分清水与浑水两种。所谓清水，不去明目张胆杀人越货，但实际上操纵地方实权。浑水袍哥，则是提枪耍炮，抢劫杀人，无恶不作。
三江的清水舵把子朱海环，就是依靠其在某军阀处任军参谋长的哥哥朱吉生而称霸三江。浑水舵把子李泽儒，绰号李麻子（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平时戴顶礼帽，穿着合体高雅的长衫，文质彬彬的样子。可他曾在县城公开抢劫最大的刘泽山绸缎庄，也在新津县渡口抢劫过官银。
无论是清水浑水袍哥，都视自已的地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决不允许外来者进入，否则格杀勿论。
一些跑江湖的社团组织，如戏班子、商贩等，都要先送礼拜望清浑两帮舵把子，把言语拿顺（说好），就是赶鸭棚子（秋收时有的农户专门养几百上千只鸭子，从南向北，赶着鸭子在秋收过的稻田里捡食昆虫和遗留的稻谷，晚间将鸭子围在棚子里，一个月后鸭便长肥）的农民，也要逮两只鸭子去孝敬舵把子，才可免去麻烦。
除向无权的士绅商贾派点保护费外，袍哥不轻易扰民。按他们行话：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当然，也有不服管教的兄弟伙，凡不落教（不听招呼，违犯帮规者），轻则当众责罚或赶出家门，重则处决。
■ 争斗
浑水舵把子李麻子，由于带过（做坏事）太多，用他们黑话讲，就是提起脑壳耍的人，心头虚得很，疑心也重，因此保卫措施十分严密。他出门上街，总少不了三四十个兄弟伙前呼后拥跟着，而且提前就有人到他要经过的路口查看站岗。来回出入路线和穿戴也多变。晚上，在他住宿地几里路外就放了岗哨。
有一次他老婆请我母亲搓麻将，我跟随去了他家，那是一个很大的林盘（川西乡下住户均种许多有竹子，故名竹林盘）。生人进去还弄不清东南西北。在他房间（宿舍）床后便是一个暗道。
镇上驻有一个保安中队，相互井水不犯河水。保安队在大庙坝子里出操。李麻子就在大庙棚子里摆场火（赌场），门口就架着机枪，看谁敢肇事（闹事）。
有一年，邻镇一个周家大户婚嫁，吃喜酒的一批“颤翎子”（出风头显示自已）的青疙瘩娃娃，仗势周家也是有钱有势，不打招呼就到三江街上耍，而且在区公所隔壁吃茶时，故意翘起二郎腿亮出腰插的手枪。李麻子得知情报后，立即派人去当场把那几个丢翻（打死）在茶铺内。
1948 年的初夏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满街上许多荷枪实弹士兵，大桥河边上还枪毙了一个人。问其原因，原来是一个押“肥猪”（绑票）的兄弟伙，与“肥猪”各坐一辆叽咕车（独轮手推车，由于没有轴承，推起来叽咕叽咕响）准备前往交钱赎人地点，在半路途，“肥猪”见了一拨兵，而且滑竿上还躺着一个官，便大声喊救命。虽说兵匪一家，但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管。于是乎官兵就将“肥猪”解脱，就地枪决了怀揣手枪的赶猪手。
这下脸面可丢大了，在自已的地盘上居然让人公开打死自已的兄弟伙，袍哥们围住不让官兵走。谁知遇到了硬火，路经此地不是别人，乃堂堂四川省保安司令。但一个保全省平安的司令，居然也走不脱，最后还是清水舵把子朱海环出来捡脚子（收拾局面），把司令请到家中招待一番，把言语拿顺，双方才辙兵。
司令回到省城，心中越想鬼火越起，遂令崇庆县保安队前去进剿。一天上午，一个中队的士兵扛着机枪步枪，由三十里外的县城跑向三江镇。李麻子正在水果市的丁字口茶铺喝茶，他开溜了，可怜的是在那儿喝茶的老中医王泽儒，满身被打了许多窟窿。
在我们上学的口子上，有个郑家兄弟二人锅魁（烧饼）店，老大打锅魁，郑老二就端着锅魁盘盘走街串巷，拿到烟馆茶房赌场去卖，以此为生。
那个郑老二不到二十岁，天天在烟馆赌场混，接触的全是袍哥里的老二老幺。临解放前，郑老二也嗨上（参加）了袍哥，当了个小老幺。从此也不端盘子卖锅魁了，一天到晚蹬上一双一朵花的丝耳子草鞋，穿着黑府绸灯笼裤，对门襟短衫，挂着一只德国造二十响手枪，给李麻子贴起，见人就打个招呼：“哥子好！”其实他心里头在说：你看我郑老二今天多港（神气）。
■ 解放
1949年秋，国民党四处网罗地方势力、袍哥大爷，办起了啥子游击干部训练班。当然，像李麻子这样的人物是首选人才。经过短期重点培养后，这个过去的通缉犯居然成了团长。
12月中旬，蒋介石开仓“放粮”，打开成都北较场的军械库让李麻子等各地“诸候”随便拿。李麻子按保甲派丁，牵起线线去成都拣欺头。背呀！扛呀！抬呀！真热闹！
下旬初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惊奇地发现镇上突然冒出许多不是国民党的兵，头上戴着八一军徽，在各家各户派饭。我家也有七八个。我自作聪明地问，你们就是过去的八路军吧，要不帽徽咋个是八一呢。他们笑了，说了些什么八一南昌起义，反正稀里胡涂似懂非懂的话。我吃饱饭后，每人又在洋瓷碗里死劲按满一碗，用碗袋装着。然后向各家打了欠大米多斤的条子，说是将来可以顶公粮。饭后很快又悄悄走了。
听说，李麻子那天差点挨起，他有两个兄弟伙撞见了，被下（缴）了枪，只是部队另有任务，没有理抹他。后来才知道，那是解放军二野先遣部队，赶到新津、卭崃增援刘文辉起义部队，阻止国民党部队向西康逃窜。
随着四川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的通电起义，困守成都的敌人，眼看大势已去，起义投诚。1949年12月30日，成都万人空巷，迎接解放军入城。成都和平解放了。
■ 叛乱
国民党的正规军的戏唱完了，袍哥大爷、地方武装粉墨登场了。经过“游干班”训练的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恶霸，在特务统一指挥下，于1950年2月5日发动武装叛乱。
那天我正在离镇五里多路的西河边，喝同学赵朝元的结婚喜酒。突然听到枪声大起，又在吼“逮到！逮到！”原来是李麻子恃自已人多势众，围攻堵劫路过的七八个解放军。解放军跑到河对面沙渠乡乡长徐沛然家土碉楼上，土匪烧房子，硬把那几个弹尽的解放军逮到，捆绑起来，全拉到河边枪杀。其中一人，在被杀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大邑县的山大王惯匪郭保芝带领兄弟伙猛攻县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解放军暂时撤退。匪徒占领大邑后，气焰更加嚣张，裹挟一些群众，摇旗呐喊围攻崇庆县。
大年三十那天，解放军出城反击，在西门外的西河坝打死土匪七八十个。大年初一，虽然兵荒马乱，但母亲还是按老规矩给我们煮鸡蛋面。才端起碗，就听到崇庆县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而且愈来愈急，也越来越近。外边也吵开了：“快跑呀！”“解放军打来了！”“与李麻子的队伍交火啦！”街上老老少少，牵儿带女的，一拨又一拨，惊惊慌慌地往乡下跑。
父亲叫我出去躲一下，他们留在家里。我也正想出去看看热闹，便跑到离镇三四里乡下同学徐德明家。到响午时，枪声已由崇庆到三江的公路上，转到了镇周围，密集的响声硬是像盖着锅盖爆豆子，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据说李麻子光是机枪就一百多挺。
解放军这个仗真不好打，哪些是土匪，哪些是群众，穿戴一样分不清。为了弄清情况，部队便占据镇东西二三里处的一个碉堡（那是红军长征时，为防红军进占成都，蒋介石叫各地修的），相互对峙起来。
我同学的一个堂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那天好像遇见鬼了，捡了一支“中央军”败退时丢下的步枪，也跟到去凑热闹，刚爬在坟堆边一抬头看，扑哧一声，一枪正打在脑门心，当场完蛋了。吓得那些看稀奇、打欺头（占便宜）的，赶快缩回乌龟脑壳跑了。
看来这儿太近，不太安全，我们几个娃儿相约往北边走。在离三江四五里地的古泉穿越公路时，见几个人围着看路中躺着一个解放军遗体。这时，常在镇上摆个小铁炉，拉着风箱打锄头镰刀的卢铁匠，也不知在那里捡了一支步枪来背起，还向烈士遗体打了一枪，争当“英雄”。
后来到了北边的江原乡，在那里遇见许多躲避战火的老老小小，快三点钟了，在一大户人家混了一顿腊肉饭，说是款待难民的。哈哈！真安逸，当起了难民。
正吃得香，外边跑进几个人，惊叉叉地吼着：“拐了，打燃了！”“三江烧起来了”。我们跨出门向三江方向一看，啊哟！浓烟滚滚，咋整嘛！父母还在家里呢，我赶快往家中跑。
走到北栅门旁，见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牺牲倒在小干沟里。我在栅门外伸起脑壳偷偷向街上一瞧，冷清清的，大火还在燃烧。我三步两步就蹿到丁字口，再偷偷地往里看了一眼，一个人影也没有，又两步蹿到家门口。谁知父母早已撤走，门上了锁。这时我也顾不了许多，不知那来的劲，三两下就把锁扭断了，怕大火蔓延到这儿，赶快抢出两床铺盖往外跑。待第二次转回抢东西时，街上也有人了，多数是解放军在救火，慢慢地也有一些群众参加。什么解放军放火啦等传言也随之消失。
晚上大火终于扑灭了，但还有零星枪声。父母亲也不知在那里，也不敢一个人回去，只好露宿野外，守着抢出来的东西。
■ 覆灭
第二天乡亲们陆续回了家。这次战火将整个三江烧了五分之四，最繁华的镇中心，两个万年台，文武庙全焚于一旦。所幸我家还未殃及。这时李麻子的队伍也不见了，解放军上街宣传，叫大家不要怕，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等。
北栅门里边有个汪麻子豆花饭店，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大老幺和小老幺。大老幺叫汪子清，是街上一个痞子混混，那天虽说他没有拿起枪真的干，但也去给李麻子摇旗呐喊，结果在左胛窝下打个大洞，差点要了命，最后还是解放军给他包扎，救了他。
李麻子的当家外管事、保长沈凤祥被击毙。最让人又可笑又解恨的是李麻子的侄儿，人称小太岁的李老二，平时在镇里提劲打靶歪腾了，这次看到解军一匹军马惊了到处跑，他就充好汉去捡“战利品”，结果被解放军机枪打断双腿。最后没人管，伤口化脓生蛆，不等政府去镇压，他就痛死了，大家都说活该。
李麻子收拾残部与卭崃惯匪乔子军汇合后，在卭崃五绵山被解放军全歼，孤单一人逃到乐山。又看解放军到处清乡，吓得不敢停留，心想成都人多好混，谁知一到成都就被逮到。川西十大匪首之一的李泽儒李麻子终于被正法。
卖锅魁的郑老二，跟着李麻子叛乱，端起机枪往前冲，结果当然罪有应得地被镇压了。唏嘘！如他不去趟那趟浑水，也许土改时还是极积分子呢。 ■（作者系退休干部）
袍哥
四川的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1662-1795）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 。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
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70％-80％左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
四川解放后，随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
最后的袍哥“叛乱”
四川袍哥头子、匪首、特务暴乱，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东南的龙潭寺、石板滩开始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执行任务，途经石板滩被匪特残害后牺牲。
这次暴乱是由“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材，伙同“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发动的。匪首李干材原是重庆袍哥“三六协进社”社长，重庆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军统大特务、稽查处长周迅予收为己用，当上情报大队长，成都和平解放后，潜伏在石板滩策划暴动。巫杰（乌杰）是龙潭寺的流氓“滥滚龙”，被李干材收买后率领土匪埋伏院山寺险要地带，偷袭途经解放军工作人员。
暴乱发动后，巫杰率领土匪几百人占领院山寺，断绝交通，砍断电线，隔绝龙潭寺到成都的通讯，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码头仁义两堂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反共’出血”，更以武力强迫青年群众从匪，不肯从匪的被巫杰杀死了三人。
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大规模匪特暴乱后，各地袍哥头子、匪首、恶霸、特务乘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全面发动了土匪游击战争。金堂、简阳、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崃、蒲江、大邑、安县、绵竹、绵阳、三台、中江、彭县、彭山、眉山、洪雅、夹江、邻水等先后发生暴乱。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进剿。同时也在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多次围剿和进剿。
从“龙潭寺暴乱”起，至大邑县五庙山彻底剿灭为止，历时不过几月，即被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1951年2月，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
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