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竞争力的建立，对全球的经济版图进行了重新洗牌，中国的成就，已经使传统的西方大国无力招架之感，由于中国的政治不受制于西方，所以西方不能象20年前让日圆升值对付日本那样对中国施加影响以削弱中国经济。
而正有多种力量在运用各种软手段来引导中国走向第二个日本。这些手段其实并不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货币升值，而是通过以下手段：
一是否定中国制造业的成就来让中国过早走产业升级之路。目的是引导中国企业放弃低端制造业。而低端制造业正是西方国家最对中国无力干预的。
二是打压符合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的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由于中国处于城市化的中期，所以继续需要通过地产投资来完成城市化，而一些势力通过妖魔化中国的地产市场，来让中国放弃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三是让中国放弃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使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提高，目的也是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而以上三点，具有非常大的欺骗性，看似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也有振臂一呼，拥护者众多的效果，而这种看似符合多数老百姓利益的呼吁，恰恰会让中国老百姓在10数年后后悔。
对以上三点，我会一一展开分析。
首先来讲，各种力量引导中国走高科技的大跃进，目的也许是好的，但是知识和判断有问题，历史上很多人物，其行为都是为了中国好，但结果却是不好的，就象大家都想发财，但是不是每人都能发财一个道理。
其次，所谓的高科技大跃进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焦点问题的汇总，有些思潮并不一定是单纯要中国走高科技路线的，但其出发点都是对中国过往和当前的经济成就进行否定或者洗盘。
一是否定中国制造业的成就来让中国过早走产业升级之路。
目的是引导中国企业放弃低端制造业。而低端制造业正是西方国家最对中国无力干预的。
这点我拿钢铁行业做例子。
谁都知道中国的钢铁产能很大，但这个产能很大不一定是过剩的，在2010年上半年，钢材出口量占产量的约3分之一，在全球来看，中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从出口来看，中国的钢材是有竞争力的，所以产能过剩的说法有待商榷。现在其他行业都面临和钢材一样的局面，很多行业都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一般以上，比如电表，现在全球其他国家竞标的时候，10家入围的企业起码有7家就是中国的，虽然这些产品在国内可能是过剩了，但在全球市场都有竞争力的背景下，说中国产能过剩是不负责任的，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民间，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去严格限制中国产能，是在自己阉割。
中国钢铁行业的出路还在钢铁行业自己，想办法把原料成本转嫁给下游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这个转嫁的基本原则就是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如果即使自己提高产品价格了跑去国际市场还是有竞争力，则就不怕铁矿石涨价，产业转型的核心思路也应该是这个，而不该是简单粗暴的去限制产能。
钢铁行业还有个问题是高就业，如果简单粗暴的去关停，那就涉及到就业，比如石油行业用的一个流量计，如果中石油买了，就要裁员好多人，这个产品是代替以往传统的勘测设备的，有低人力高精度的特点，但是中石油为了不裁员，宁可不买这个产品，而中海油是海上作业的，对操作空间、人力等有严格的成本控制需求，所以就愿意用这个产品。所以钢铁行业如果简单的就去采用最新的生产技术，也面临一个裁员的问题。我的个人看法是国有企业对防止高污染和提高品质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可用就用，其他无伤大雅的一些所谓的高技术，能不用就不用，保就业还是关键。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包括钢铁行业的任何行业，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产能过剩，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来转嫁原材料成本是关键。真正能解决高成本根本还在企业自己而不是政府。政府不能简单粗暴的干涉企业运转让关停，只对高污染进行严格扼杀。由市场自己去决定该生产什么或不该生产什么，这样对中国工业发展更有利。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的时候要顾及到就业。
任何产业的升级，立足点都是对原有产业制造工艺、管理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另造一个产业出来，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原有的市场，而不能再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出来。但是当前的思潮是中国很多行业貌似就不该存在，要平地拔蒜、开天辟地的另造一个产业出来。这就存在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产业提升需要时间，也需要相关的人才。否则不可能一夜间就完成产业提升，大跃进似的极端否定原先的优势，就是在自我阉割。
也就是说，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符合当前的发展现状，盲目的大跃进无助于中国经济。只会丧失当前的竞争力。
二是打压符合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的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
由于中国处于城市化的中期，所以继续需要通过地产投资来完成城市化，而一些势力通过妖魔化中国的地产市场，来让中国放弃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当前中国的房屋市场之所以价格涨的快，是伴随的城市化的必然产物，在城市化到一个阶段以后，价格自然会平稳，而离开这个规律去人为干涉市场的任何行为都只会使这个社会付出更多成本和代价。
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没有买到房子，那以后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租，所谓的资源稀缺，意思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有。而能否建立租赁的心态和建立完备的租赁市场，也是这个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
中国房屋市场的大方向应该是以上，至于贫富差距和福利房保障体系，是另外的话题，应该用税收的转移支付去解决，但解决的出发点不该是破坏现有的市场体系。
我前期大骂李稻葵的意思其实就是以下几点。
1.中国正在城市化，房屋不可能不是支柱产业，不能看着美国在搞高科技了，就觉得中国也要以高科技为生，人家美国在100年前照样是以房屋、铁路等基础建设为主。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决定了当前房屋必须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2.房屋既然是支柱产业，和很多产业息息相关，房屋的萧条之下，经济状况不可能会好(从股市的表现可以得出)
3.是中国的产业转型的基础是要依托有需求的市场，企业的产品只有在能卖出去的背景下，企业才有转型的动力，中国的产业转型其实一直没停止过，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比如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向，多数企业都要建研发中心，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自然会不断去提高自己产品的技术含量。但假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也就会失去研发的动力。
4.当前他把社会的焦点都向买房子去转移，做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没有规劝老百姓去租房，却高举打压地产价格的大旗，来为自己毒害中国经济的目的找借口，不知道是埋藏祸心还是无知。
三是让中国放弃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使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提高，目的也是削弱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面临极大的就业压力，产业转型最显著的就是技术升级，技术升级的意思就是我不用人来作业了，用机器来代替，那被机器代替的人，他们的就业怎么解决?目前新兴产业规划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低的行业，是高增长，低能耗，低就业的行业，这些玩意是发展方向，但是在整个中国13亿人面前，指望这些东西能填饱肚子吗?在服务业没有高度发展以前，必须还要靠低成本制造业来解决就业。
全球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的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在大多数国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至70年代，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开始减弱。工业的就业人数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在60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上升的。但进入60年代以后，美、英等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其中传统工业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各国都呈上升趋势。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更为迅速，所占比重都超过了60%。 从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在工业化阶段，工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西方的发展，说白了是工业化高度发达后，利用高技术产业来发展经济和保持国家竞争力，利用服务业来解决就业.中国目前还远没到人家那个地步。
总之，中国必须用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区域发展，服务业的兴起，社会福利的提高，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都必须依托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否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任何鼓吹目前中国马上就应该放弃高增长追求社会福利的人，都是书呆子，是祸国殃民之辈。就是个富二代，就是个败家子。
中国人应该要享福，中国人迟早一定会享福，但不应该是现在。
我拿富士康来举例，郭台铭有以下算盘：
1、加工资，使自杀风波得到遏制
2、加紧从深圳转移产业到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比如廊坊最低工资加2倍也不到深圳的最低工资
3、和客户商谈提高价格，转移加工资的成本
4、通过加工资对代工行业洗牌，使其他行业也加工资，削弱其他行业的竞争力
那好，深圳转移到内地去，整个中国都是一盘棋，这点无可厚非，但转移到其他国家呢?也许你看不上富士康那点工资，但中国更多的人看的上，如果加工资使整个代工行业都选择离开中国，中国大量的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怎么办?富士康在大陆是80万人，可能几年后在深圳只剩苹果事业部的几万人，而假如内地也搞自杀，人家干脆就搬到越南去，而中国80万人的就业怎么办。从产业的角度来说，代工也在全球都需要有人干，而中国不能盲目把它赶走。
而和客户谈提高产品价格来转移加工资的成本，本质上就是逐步丧失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那好，苹果我不选择你富士康了，我选其他国家企业代工去，中国最有优势的低成本制造业就会这样慢慢丧失优势
而通过加工资完成行业洗牌，强迫其他企业也加工资的结果，也是低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
很多人骂我没人性，我没干涉你高学历高技能的人去拿高工资去住豪宅，但请你给那些低学历和低技能的人留条活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你低技能，我凭啥要给你高工资。而中国最庞大的群体就是低技能群体。每天上网骂爹骂娘的人，请你设身处地为低成本制造企业和低技能群体想一下。
再把富士康的例子深入一下
假如富士康长期维持目前这个工资，他10年后肯定倒闭。他计划是两年内付出100亿，而在两年内从深圳撤出大部分生产线，而他的代工企业赢利很低，比如苹果手机，可能一个机子就赚几美圆，他肯定长期付不起这些钱的。
长期高工资的结果一是逼迫他把企业迁出中国，二是他提高价格的要求使苹果不再选择他代工。
而代价就是中国80万的就业。
附一文参考之：
钱学森与毛泽东 来源：资料图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毛泽东确信亩产万斤、几万斤
“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很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他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他还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在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的“创造”诞生了。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 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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