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B，在美国这三个单词是一个短语的缩写：Just OverBroke，也就是“比破产好一点”。而Job这个单词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懂：工作。那么结合起来看，不就是指近几年已经被广为熟知的一个概念：穷忙（workingpoor），你拼命工作的结果也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甚至越忙越穷。在维基百科上对“WorkingPoor”有这样一条解释：“穷忙族，指拥有固定工作但相对贫穷（例如收入低于特定贫穷线）的人士。有别于失业者，他们虽然有得到工资，但工资的金额不足以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品质。”美国作家戴维•希普勒的《穷忙》，正是对美国穷忙族所作的长期观察和详细记录，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其实，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呢？《穷忙》是讲美国的穷忙族，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疑问，美国的穷人有多穷？从全球或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算是很舒适了。对一个住在郊区的俄罗斯人来说，买不起车，家里没有中央供暖，这都算不上是贫穷，但对于郊区的美国人来说就是。对于一个越南农民来说，只要有水牛犁地，能手工灌溉田地，有茅草屋住，那他就不算是贫穷。而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雇农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得用手摘黄瓜，摘满一箱才能拿到1美元，而且还住在破烂的拖车式活动屋里。美国的穷人坐拥公寓、电话、电视机、自来水、衣服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这让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目眩神迷。但是，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或者说这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如果把美国穷人放到香港或者16世纪，他们并不算穷；但是在当今美国，他们的确生活困苦。”在香港经济腾飞之前，迈克尔•哈林顿如是写道，“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度里其他人享受的一切，而这个社会本来是有能力提供这一切的，只要社会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是圈外人，边缘人。他们看着电影，读着杂志，从中窥见富裕的美国，而这一切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放逐了…当社会上其他人都只能吃到半碗米饭的时候，你能吃到一整碗就代表你的成就或者才智出众；这可以激励一个人去采取行动实现自我潜能，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在精挑细食的时候，你还是只能吃五碗米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在一个富有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穷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因为在美国，人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领。和新英格兰的许多工业城镇一样，克莱蒙特的老风情就只剩下那些好听的名字了：糖河，以及名为夏日街、喜乐街和珍珠街的街道。磨坊和工厂里的正经活计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无踪，人们只能奋力挣扎，寻找一份仅能糊口度日的工作。威利和萨拉住在珍珠街上，他们比大部分人幸运，因为通过萨拉的继父的关系，威利得到了一份工作。萨拉的继父在给马萨诸塞州正在建造当中的糖果厂和制药厂安装金属板屋顶。虽然威利每天来去都要花两个半小时，但是他一小时能挣13到20美元，加起来他一年最多能挣31000美元。问题是，他们把钱全花出去了。他们不停地、机械地、不知满足地买东西，从中勉强得到一点快乐：每周光是花在香烟上的钱就要50美元；衣服、鞋子、CD之类的；几乎餐餐都是在麦当劳、必胜客或者塔可钟吃。他们没有银行账户。威利身材瘦高，性格温和，为人随和，戴着一副眼镜，浅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经常挂着一丝淡淡的笑，看上去有点迷糊，就好像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身边一团乱麻，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的孩子们都是捣蛋鬼。三岁大的科迪眼中已经有狂野的怒火，他会发怒大叫，声音听起来就像男人一样低沉。他打他的妹妹，妹妹又打小宝宝。实际上，科迪看起来就像威利的好哥们，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这个好哥们的儿子。不过，威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男人，他接受了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萨拉一头又硬又尖的浅红短发，她的右耳穿着一只耳环，右边眉毛上也穿着一只。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经常耷拉着脸。从她发白的面色来看，我能猜到她情愿待在家里，一般都躺在床上，而不愿意带她那几个好动的孩子走到乡村的日光底下去消耗他们的精力。她说话的语气阴郁绝望，几乎就像是哀鸣。“我小时候被性骚扰过两次，”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她对我这么说。“我妈和我爸分手后，我爸搬出去了，我妈决定要再过回年轻人的日子，因为她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我。她经常到酒吧区。我当时九岁，自己待在家里。日子真的很不好过。我在寄养家庭住过，在教养院住过。我曾经被一个大叔和一个家里人的朋友猥亵过。因为成长方式的原因，我有很多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工作。我有严重的焦虑症、恐慌症、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各种不同的毛病。我还有严重的药物恐惧症，我为此去找过辅导师，不过我什么药都吃不了。”她用打火机点燃一支万宝路。尼古丁是一种不会让她害怕的药物。萨拉也经常到酒吧去，因为她也需要过年轻人的生活，她是这么解释的。到二十一岁这年，她和威利的婚姻就快土崩瓦解了，她马上就要有第四个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是三个不同的人。她给孩子们吃垃圾食品，而且她的情绪总是反复无常，一会儿放任孩子们到处乱跑，下一次却又会因为同样的举动而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她拿惩罚来吓唬孩子——不让他们到哪里去玩，或者不租哪部电影来看，只许躺在床上——这些吓唬人的话来来去去就像风吹树叶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家访员布兰达对这些危险的情况很担忧。在这对夫妇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见过这些情况。一天，科迪打开了电风扇，把他的手指插到扇叶边上，他只是被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他爬上没有防护板的窗台，威利对他严厉地说：“从窗户上下来。”科迪无视了他，而且没有受到惩罚。布兰达有一次刚到他们家就看到萨拉睡着了，十八个月大的凯拉嚼着一根香烟，把一个比克打火机塞到嘴巴里。她在肮脏的厕所里玩耍，这时科迪把他的椅子拖到炉子上，炉灶的火还烧着。我看到凯拉用一只运动鞋打小宝宝的脸，还举起一只塑料凳，要把它摔到宝宝的头上。科迪尖叫了一声，威利阻止了她。但那些后果没那么严重的行为似乎却会招致更严厉的责骂：父母允许凯拉在客厅里一边走一边吃芝士，芝士自然会在客厅地板上掉得到处都是，于是她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威利、萨拉和孩子们似乎都不会玩；他们没有几个昂贵的玩具，这些玩具大部分也只是被孩子们在房间里拖着走，发出嘈杂的声音。因为醉驾，威利的驾驶证被停牌了，之后，他想来个周六欢乐游，而那只是带着孩子们走到沃尔玛超市去。布兰达所在的机构和州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尝试过让法官准许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不过都失败了。萨拉的婚姻在维持阶段也是天天狂风暴雨。她说她母亲打她的继父，她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她对威利做了同样的事。“我打得他屁滚尿流。他一年换了四五副眼镜。”看到她能退几步看清自己做的事情，我问她，她能不能改变自己？她小声答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摆脱她的暴力，威利只好拿钱安抚她。“我知道我可以把钱存银行，”他说，“但是把钱存银行和拥有一个平静的家庭生活比，哪个更容易些？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气无力地一笑，望了望萨拉。他们按我的要求记了一个月的账。威利和萨拉都以为如果他们试着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有600美元。”威利估计。这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会很糟糕，”他说，“你来告诉他吧，”他建议让一言不发的萨拉来说。“她没办法——你知道的，就她的那些问题和那副德行，她好像一直都闷闷不乐，只要不花钱就不开心。”但是买一堆CD也不会让她开心太久。“开心一天，”她说。“她刚走出商店门口就乐不起来了。”他反驳道。他们日常生活的花费并不算太多。其中包括每月交300美元的房租给萨拉的祖母，100美元作为电话费，电费和有线电视免费。不过威利上下班路途遥远，一个月在油费上要花掉几百美元，除非他搭到同事的顺风车——在他的驾照停牌后他也不得不这么做。这对夫妇每月要出200美元供汽车贷款，他们甚至没钱给这辆车上保险。每月的洗衣费用是200美元，因为他们的家用电器都不好使。每月出去吃饭的钱是200美元，因为在他们缴清拖欠的400美元账单之前，燃气公司是不会给他们送煤气的。而且，萨拉很少有做饭的好心情，而威利在一天工作了十四个小时之后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另外，他们有时候喜欢放纵一下自己。“我们都很年轻，”威利解释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借生日、圣诞节和其他事情来过过瘾。”他们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都在记账，账本上显示，他们已经把足够的钱放在房租、汽车分期付款和其他经常性的账单中用出去，威利挣的2500美元几乎全都花光了。杂货（包括尿布和香烟） 467.19美元租影碟费 53.93美元外出用餐费 214.45美元其他项 785.09美元杂货包括了一些很贵的东西，比如一天3.99美元的“方便午餐盒”，科迪只有在吃这种午餐时才不会在学前班的房间里到处乱跑。其他项包含了五十二个条目，萨拉和威利在把它们列出来的一个月之后都不记得那些是什么了。其中有马上就被忘在脑后的2美元和5美元的花销，有161美元的演唱会门票（去听奥兹•奥斯朋），有52美元的参加某场婚礼的全套服装，各种各样的45美元到50美元的生日礼物、结婚礼物，其中一个花钱的日子还是那些狡猾的厂商们发明出来的：母亲节，那天他们也买了很多没有必要买的东西。主要是威利牺牲自己以节省开支。他同意不再抽自己最爱抽的骆驼香烟，改抽4美元一盒的万宝路。总之戒烟是完全不可能的。放弃下馆子吃饭、方便食品和垃圾零食看来是一种不可能的牺牲之举，萨拉愤怒地拒绝了家访员布兰达提出的这一点。“她的开支计划是：你得吃一周的汉堡包和土豆泥之类的东西，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萨拉嘲笑说，“我要吃我爱吃的东西。”即使萨拉和威利成为节约模范，他们的生活还是要背负沉重的债务枷锁。在谋得铺屋顶的差事之前，威利的日子过得很穷，他欠了700美元电话费，又因为买一辆二手车而欠了5000美元，医药费也欠了10000美元。他没办法用电话；她可以，但那只是因为她的话费是在十八岁前欠下的，当时她还不能负法律责任。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她很有可能得学一些父母试着耍一个花招：用孩子的名字和社保账号开一个电话账户。威利欠医药费的情况是没有医疗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典型。他没钱去看牙医，牙齿都坏了。而且他做的是道路建设工作。每次脓包肿起，他都会到最近的急诊室里要止痛片和抗生素。法律规定医院急诊室要给所有人看病，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医疗保险，不过急诊室可以在之后寄出医疗账单，这些账单通常都是大数目。这些收费超过了威利的承受能力，而且把他的信用等级毁了。“很差，”萨拉在描述他们的社会经济水平时这么说，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高亢而紧张。“是我们把自己搞穷了，”威利回应道，“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可以过得挺滋润的。有时候我一个星期能挣700美元回来。我知道我能过得挺滋润的。但是，你知道的，我们都不能坐在家里说，好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钱，就这样了。”他哀怨地一笑。“如果我们口袋里有10美元，而且我们都病了，不想在家里坐着，我们就会出门花10美元买冰淇淋和晚餐。我觉得花点钱能让日子好过点。”萨拉给出了她自己对贫穷的定义：“我们没有存什么钱。我们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我们自己的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错。”威利说，“我不怪别人。”威利干的铺金属板的活儿足可以让他的家庭脱离联邦贫困线，但是他的收入也低得可怜，因此他们得到了一些福利补助。孩子们符合SCHIP，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条件，萨拉从WIC得到了牛奶、谷物、花生酱、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其他的食品，WIC是一项针对妇女婴儿和幼儿的营养补助项目。有几年，在他们填所得税申报表时，他们不仅收到了代扣的税费中的退税部分，还获得了额外的“劳务所得抵税额”。有一年，他们用他们从美国国税局（IRS）收到的支票去弄了文身。“我们就好像还是小孩子一样，”她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会很孩子气。”威利在他的手臂上刺了个巫师，萨拉撩起衬衫露出后背，让我看她的刺青：是一颗荆棘绕出来的心脏。在洛杉矶，“娜拉”和她的丈夫也陷入了困境。她锐利的眼睛因愤怒而闪闪发光，口中言辞尖刻。她是一家韩国餐馆的助理厨师，一周要工作六天，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而且在热气熏人的厨房里工作的员工是分不到顾客的小费的。晚上，因为她的丈夫不愿意做饭，所以她到家之后还得为他和他们的儿子做饭。“做了一天的饭，然后在家还要做饭，这简直就像在地狱里。”她愤怒地说道。她和丈夫吵过过很多次，有一次，她对他吼道：“为什么你要让我来这里？”他走了出去，十天没回家。1991年，他花20000美元从南韩来到这里，六个月后，她花15000美元来到这里。现在，他们的存款减少到了5000美元，而且他们搬到了一个更小、更便宜的公寓里住，他们睡在客厅里，让十三岁的孩子睡卧室。在首尔，这位丈夫做的是进出口生意，卖的大部分是太阳眼镜；在洛杉矶，他打零工，做电焊。她曾经是个服装设计师，但是在这里，她不懂英语，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所以，她觉得自己困在了洛杉矶“韩国城”区的韩国餐馆亚文化圈里。“我去语言机构上了三个月的课，”一位翻译转述了娜拉的话，“但是我很快就忘光了。我年纪太大了。”她四十五岁了。“我住在韩国城；不懂英语我也还能熬下去。”她能熬下去，但是不能熬出头。表面上看来，在他们都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收入还不差。虽然她的工作时间很长，相当于每小时薪水仅仅达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就是6.75美元，而且加班时间被忽略不计，但是她一个月能挣1700到1800美元。他做门和篱笆的按揭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到2000美元，所以他们一年总共能挣将近40000美元。这形象地说明了双薪家庭的好处和单亲家庭的风险：在那些低收入人群中，单独抚养子女本来会是摆脱贫困的良方。但他们还是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洛杉矶是个生活成本很高的地方。公共交通情况很糟糕，所以他们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卡车，一辆小汽车。他们的工作没有提供医疗保险，所以他们花很多钱去看韩国医生和牙医。身为非法移民，他们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政府救济（娜拉坚称，无论如何她都会拒绝接受救济的）。而且，心理上的封闭让他们感觉有种挫败感压在心头。生活在社会边缘，与世隔绝，如一潭死水，娜拉只想回到韩国去；但她丈夫想留下。李正姬也觉得自己身陷困境。她是一个结实的小个子女人，脸上挂着苍白的微笑。1995年，她和她的丈夫从南韩到这里来；他是拿着学生签证要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我们把在韩国的房子卖了，”她解释说，“我们在韩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把房子卖了，那就有很多的钱，我们就能来这里舒舒服服地上三年学。我们俩都会上学。我们从没想过我要去工作。这不是计划内的事情。当时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钱很快就花光了，才一年的时间。”这里的生活成本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从在韩国住有三间卧室，两间浴室的房子沦落到在洛杉矶住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他们的两个孩子有床睡；这对父母则睡在地板上。她从在韩国当银行柜员变成在洛杉矶当女侍应生，赚得比最低工资还少，一整天都要小心翼翼地在餐馆厨房里湿滑的地砖上绕来绕去。有一天，她托着一个盘子，失足摔倒了。陶制餐具坠落在地板上，她的梦想也摔得四分五裂。她的背伤得很重，所以她一年都没办法工作。由于急需用钱，她的丈夫不得不退学找了一份工作——拿大学文凭的希望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正的雇主没有赔偿他的工人；她找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答应她，如果打赢这场官司，他只收她一笔胜诉费，但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至少五年。在此我要再说一遍，这个家庭的收入是可观的，但是他们到美国时心怀的雄心壮志已经破灭了。这位丈夫现在是一个制衣承包商的经历，一个月挣大约2000美元，比大部分的制衣工人挣得多得多，而且正回到一家韩国餐馆端盘子去了，一周工作六个晚上，那里的小费很丰厚，实际上她每月能挣到800元薪水的两倍。然而，这些钱全都花光了，他们存不到钱。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花费很高。生活的压力折磨着他们的情绪。他们本可以回家去，但是他们感到很挫败，没脸这么做。“如果你光看我们挣到的工钱，那是不错的，”她说，“但问题是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工作，谁来带孩子？所以最后你每月大概要花500美元请人照顾孩子，而且我没有多少时间和我家人和丈夫在一起。所以，最后就是上班，回家，睡觉，然后又出来。没有时间做饭，所以他们都出去吃，”谈到她的丈夫和孩子的时候，她这么说。那是很贵的，而且他们的饮食和健康也因此变差了。“我丈夫是个工薪族，但他没有什么社交生活。他有朋友，但是他不能和他们出去玩。他得回家带孩子。所以我丈夫和我有很多矛盾——争吵。他没有休息日。在韩国的时候，我们从没吵过架。我听其他益民说，移民的头五年你和你丈夫会吵架，但如果你度过了这段时间，你们就会永不分离。”但是“永不分离”只是个相对的说法。她的丈夫早上7:30或8：00就要出门，到晚上8：30才回来，而这时候她还在工作。“我大概十二点或一点走进门，打开门，我的丈夫在打鼾，大家都睡着了，而且我有种感觉，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变得非常忧郁。在韩国，至少我们晚上能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聊。但是现在，我们和对方没有什么能聊的。我们没有说话的时间，也没有聊天的内容。”在一个方面上，韩国移民们已经被美国同化了：他们的离婚率大概是50％。到美国来的移民们如果要求得解脱，基本上都要等下一代出力。如果父母们不会说英语，他们的孩子会说。如果父母们只能长时间工作，领低工资，孩子们是能自由寻找一条道路，学到更高水平的技术，获得更好的教育，顺着这条道路向上走的。我们很难把他们的情况和过去的时代相比，但是在今天的种族围城中，这些假设也不是完全成立的。即使我们相信下一代能够取得成功，进步，出人头地，走进同一片阳光下，共享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这种信心并非完全不可动摇。的确，当我问正，她预计自己的孩子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时候，她的回答令人不解；她描述了自己在“韩国移民工人扶助会”举行的活动中有多么积极，她们要改善韩国餐馆中的工作条件。她相信，这场战役如果能取得胜利，她的孩子们的生活会好过一些。于是，我问她，她希望他们在餐馆里工作吗？“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餐馆里工作，”她哀伤地说，“当然，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上耶鲁，哈佛、哥伦比亚、纽约大学，变成医生、律师，但是——现在我儿子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官。我女儿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是说到他们将来的就业，谁知道呢？可能他们到头来就是在餐馆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