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说超级精英正在毁灭美国！

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有1%的人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这将毁灭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在14世纪早期，威尼斯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其创立目的是为单一的贸易活动提供财政资助。“Colleganza”这种形式的卓越之处在于
这个政治变动其实始于《金书》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带来的惊人改变被威尼斯人称为“完结”(La Serrata)。没过多久，政治“完结”就转变为经济“完结”。在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长期看来，“完结”意味着统治者阶层踏上了一条终结之路，更广义地说，这也意味着威尼斯的繁荣盛世开始凋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还要少。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突显了威尼斯的持续衰退。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国家衰亡：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见到的未来，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灭亡的种子。这就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因为有1%的人口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并将最终毁灭这个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的人口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随着美国上层社会和其他阶层在社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能看到美国的“完结”正在步步逼近。美国的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国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变化造成的。文化或许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关白人工薪阶级的新书中，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责日渐虚弱的中产阶级偏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而富有阶层仍然拥有这些传统。（默里同样也谴责富有阶层，但只是责备他们允许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

这两种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们在加大美国社会鸿沟这一问题上应负的责任。经济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后的原因，但正如奥巴马的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R·奥扎格(Peter R. Orszag)告诉我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而非缓解了这一趋势。

尽管这种赢家通吃型的经济让社会上层阶级获得了财富，他们的纳税负担却得以减轻。尽管工会的法律权力得到削弱，且由财阀资助的智库不断提出有损工会的政策，对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却在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顶端阶层的边际所得税率飙升到90%以上，这个数字在今天甚至会让民主党不寒而栗。同时，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个纳税人中，有六人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有27人只缴纳了10%或更少。没有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35%。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曾高过欧洲，且美国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经济开放性是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最近的几个研究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难脱离他所出生的社会阶层。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发现，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会降低——这一现象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成就也停滞不前。超级精英阶层把无限的资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学校却严重缺乏资金。这就是新的“完结”。精英教育愈发只是面对那些已经身处社会上层的人群。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高级私立学校；我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的“完结”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规则在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今天的寡头统治者所实行的裙带资本主义远远比那时的威尼斯微妙，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 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作者是汤森路透数字版(Thomson Reuters Digital)的主编，也是《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此书。

北美如何防身

我覺得不只女孩子要好好的看完這封信，男生也要喔！

希望這些事情千萬不要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至少希望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多少會有點印象能夠自救。

昨晚我參加一個的安全防範的研習會，讓我很驚嘆！這場研習會是由一個叫 Pat Malone的人主持，他是知名人窮！

1.警方的提醒：手肘是身體最有力的部位。距離夠近，就善用手肘！

2.假如歹徒向你要皮夾或錢包，不要遞給他，而是將皮夾或錢包往遠處丟去。歹徒很可能對財物比對你有興趣，他會去拿皮夾或錢包，這是你逃跑的機會。往反方向拼命跑！！

3.假如你被丟進車子的後車廂：把車後燈踢破，將你的手從洞中伸出去，用力揮手，駕駛人看不到你，但是其他人看得到。這個方法救過無數人命。

4.女性常常在購物、吃飯及下班後進入車子，然後就坐在駕駛座上處理事情（如記帳、列清單等）。千萬不要這麼做！歹徒會藉機觀察情勢，闖入車內，拿槍威脅，控制你的行動。進入車內，立即鎖門，駛離現場。

5.在平面停車場及立體停車場的幾個注意事項：

A.要警覺：環顧四周；察看車內的乘客座和後座。（接近車子時，留意車子內部）

B.假如你的車子停在箱型車旁，則應該從乘客車門進入你的車子。許多連續殺人犯都是趁著女性要進入車中時，將她們拖進箱型車中加害。

C.觀察停放在你左右兩邊的車子。如果有男性單獨坐在最近的鄰車內，最好回到購物中心或辦公室，找保全人員或警察陪你回去。寧願防患未然，也不要終生遺憾。(大驚小怪總比喪命好!)

6.永遠搭電梯，不要走樓梯。（樓梯間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容易讓人形單影隻，變成最好的犯罪場所。)

7.假如歹徒有槍而你並沒有受到他的控制，一定要跑！一百次中，只有四次歹徒會襲擊逃跑的目標；即使他攻擊你，大多不會是致命的部位，要跑！

8.身為女性，我們總是發揮同情心：不要再這樣！

這樣會增加被強暴或是殺害的機會。一個叫泰得邦迪（Ted Bundy）的連續殺人犯就是一個相貌堂堂並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總是利用女性的同情心。他走路時帶著一根手杖或是跛行，經常要求別人「幫忙」他進入車內或是看一下他的車子，趁機綁架受害者。

最近有人告訴我，他的朋友在晚上聽到門口有嬰兒在哭，不過當時已經很晚了，而且她認為這件事很奇怪，於是她打電話給警察。警察告訴她：「無論如何，絕對不要開門。」這位女士表示那聲音聽起來像是嬰兒爬到窗戶附近哭，她擔心嬰兒會爬到街上，被車子碾過。警察告訴她：我們已經派人前往，無論如何不能開門。方認為這是一個連續殺人犯，利用嬰兒哭聲的錄音帶，誘使女性以為有人在外面遺棄嬰兒，騙她們出門察看。雖然尚未證實此事，但是警方已經接到許多女性打電話來說，他們晚上獨自在家時，聽到門外有嬰兒的哭聲，請將這個消息傳給其他人，不要因為聽到嬰兒的哭聲而開門。

請嚴肅看待這封電子郵件，因為上禮拜六「美國頭號通輯犯」（ America's Most Wanted）節目中，報導路易斯安那州的連續殺人犯時，提到了「哭泣嬰兒」的假設。

和加国被害留学生柳乾住同区 曾差点被黑人拖走

請轉寄這封信給你所有認識的女性朋友，並一個接一個傳下去。

近日加国女留学生柳乾在约克大学附近公寓被害的新闻，让每一个人再次担心起国外留学生的人身安全。我也曾是一名加拿大约克大学留学生，刚巧曾住在这名被害女生房子附近的公寓楼。更巧的是，我也遇到过差点在附近被黑人袭击的事件。

每天上学，被害女生家附近是我去学校的必经之路。当时柳乾住的这片小区还在建设中，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安全，就在这片公寓区，我就遇到一次放学遭黑人追逐，如果当时不是有朋友在身边，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写下过程，给所有的留学生一个警惕，并且讨论如果遇到此类事情，应该如何应对。

在国外上学，遇到晚间课是难免的，一般晚上10点下课，我都不会耽搁，和放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过这一区，基本上比较安全。但是那一天，我们正好是小组讨论，结果大概晚上11点才从学校出来。放学后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在校园和下一个交通灯之间，就是这个当时还是建筑工地的区域，非常昏暗，人行道与工地只有建筑隔离板隔开，但有出入口，里面的工地一片漆黑。

我比较马大哈，觉得10多分钟就到家，自己走没有问题。但是和我一班的中国女孩，也是我的好友比较警惕，觉得我独自走这一区非常危险，因为以前也发生过女学生被骚扰事件，坚持送我回家，然后我再开车把她送回她的学生宿舍。感谢她的坚持，不然现在发生什么事，真是无法想象。

我们两个就这样，在小路上边聊天边走，正走在工地边的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黑人，个子大概1米7多，走路是典型的黑人式的吊儿郎当。我在这里不是歧视黑人，我也有很多友善的黑人朋友，但是此情此景，我们还是下意识地往边上走走，想尽快跟他错过去。结果他冲着我走来，我看清他编着黑人发辫，身穿红色T恤衫。越来越接近了，马上就要错过去了，他突然对我说hello，声音非常挑衅，然后就在交错时，在我的腰上狠摸了一下。我当时立刻就石化了。妈呀，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受过这个，当时大脑一片空白，定在那里不能动。

我的好朋友也有点傻眼，但她反应比我快，她看到黑人已经转身面向我（我是背对着黑人的，我没有看到）。我的朋友立刻抓起我的手，对我说：“跑！”。我大脑空白地就跟着她跑，也许因为太紧张，脚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开步子。没跑几步，突然绊倒，重重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

黑人一看我们害怕，更加得意，顺着我们追过来。我的朋友使劲拉我，想把我拉起来，对我喊：“kathy，我知道你现在跑不动，但你一定要起来。” 我看看旁边，正好就是漆黑的工地大门，如果这个时候不跑，被拖进去的话，我就玩完了，什么神都保佑不了我了。我一咬牙，忍着痛站起来，跟着我的同学没命地跑，黑人就在我们后面追。

幸运地是，我们很快跑到交通灯处了。这里比较亮，还有几辆车在等红灯。我们就赶紧站在马路中央。黑人一看我们站在亮处，而且还有汽车，就害怕，掉头赶快离开。我们因此得救了。我在送我同学返家的路上，经过此地，也没有再发现这个黑人游荡。

第二天，我们报了警，警察很不以为然，他觉得反正我没出事。我们又去校警处报案，他们倒是很认真，让我们做了笔录。并告诉我们，这附近不是很安全，表扬我们知道结伴回家，并且应对还不错。

这件事，我当时没有敢告诉国内的父母，害怕他们担心。但是在一堂课上，我要求教授给了我几分钟时间，告诉同学们我的经历，警告大家当心。直到现在，我的膝盖还留有当时磕破的疤痕，时刻告诫我，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警惕。

一年后，我来到香港工作，我在york大学的朋友，有天通过电邮告诉我，一名女学生（不是中国人）发生了和我同样的事件，就在同一个地方，被一个黑人袭击了，学校向每一个学生发了警告邮件，但是我无法通过嫌疑人照片肯定是否是同一个人。

在这里，我想告诉每一个留学生的是，请出门在外一定保持警惕心，

1。如果放学，尤其天黑的时候，不要怕麻烦别人，和熟悉的同学相伴回家。

2。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人走夜路，请备上色狼喷雾，以防万一。我觉得不要带刀子，因为如果你打不过人家，反而变成凶手的凶器。

3。陌生人对你图谋不轨时，不要像我当时那样失去行动力，要勇敢，你可以大声呵斥，或者喊救命，并设法逃脱。这样他们也会被吓一跳，胆子小的就不敢惹你了。你越是表现出自己的害怕和懦弱，他们胆子就越大。

4。事后一定要报警，不管警察态度如何。因为你搞不好会提供有力线索，法网恢恢，坏人有一天一定会落网的。

5。对其他种族的人，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保持一定警惕性，因为我们毕竟文化不同，尤其遇到陌生人搭话，千万要注意，自己安全最重要。

祝所有的留学生，能有一个安全、平安的留学生活，让好不容易把我们养大的父母放心。

(这是我电子邮箱里收到的邮件，来自湾区台湾同胞）

孤注一掷的日本岛国战略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上个世纪３０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以其几十年的精心策划和倾国之兵，先后攻陷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北平和南京，但中国没有被击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广袤的领土，尤其是中国辽阔的腹地为中国军队的回旋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而且中国不仅腹地广阔，还有众多险要的地形可以据守。 与中国辽阔的腹地相比，日本则几乎没有什么腹地可言。日本是一个狭长的有四个大岛及一些小岛组成的岛国。任何一个陆地离海洋的直线距离都
　　日本的自然资源乏善可陈，山地太多，平原太少，火山太多，矿藏太少，还有频繁光顾的台风和地震。在日本，最长的河流才３００公里，而在中国，随便哪条溪流也比这个长。可以想象，日本列岛在战略上如何受制于其狭长浅陋的地理环境。{22}
　　日本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但是英国人通过“地理大发现”，通过一批探险家把多余的人口移民到了广阔的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改变了人地矛盾过于尖锐的状况。但日本人却选择了向邻国要土地和资源这条道路。
　　自然环境必然影响国民意识。所谓“岛国根性”，最主要的就是“危机意识”和“侵略意识”，危机意识催发了侵略意识，侵略失败加剧了国家危机。时刻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危机意识，已经成为这个岛国国民的潜意识，日本人的好战，也源于此。
　　中国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除淡水等项目外，比日本要好一些。而且中国有近３００万海里的海洋资源未曾得到很好的使用，广阔的西部地区仍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与资源节约已经接近极限的日本相比，中国人的只要执行严格的节约方针，资源危机是可以缓解的。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阿伯茨博士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经过了２００４年末的印尼大地震，亚洲—太平洋板块正在变得越发脆弱，地震和海啸也将越发活跃。尤其是亚洲东部的日本列岛已经处在了一个随时可能塌陷的‘漏斗’之上。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是马里亚那海沟（平均深度８０００米，距离日本列岛最近处不过２００公里），由于受到亚洲大陆板块的推压和太平洋板块后退的原因，正在以每年１０厘米的速度向向东北方向，即太平洋－日本列岛一线扩张。这次大地震后，科学家观测到海沟又进一步加快了东扩的步伐。处在太平洋和亚洲两大板块交界的日本列岛无疑已经身处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漏斗的边缘！如果遇到一两次印尼一样的海底地震的话，很可能除了南部的琉球群岛以外，日本列岛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滑入大海沟。
　　这样的恐怖预言对日本人来说，等于是没顶之灾。虽然这样的预言在日本已经流行过若干个不同的版本，但对日本人来说，敦促其政府多与邻结好、少与邻结怨仍然是必要的。
　　当前的日本人的财富积累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简直难于上青天。日本遭遇十几年来的持续经济不景气，固然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是日本经济盛极而衰的必然反映。且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主要工业资源价格上涨，对日本经济复苏都带来种种不祥之兆。
　　当前的日本的形势，颇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相似。日本人依靠侵占中国东北和发动对华战争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今之计，急于摆脱经济困难的日本人，会不会故伎重演呢？
　　岛国环境诞生的岛国根性，使日本人中产生了一种过分强烈的自我认同感。这就使得日本人断然决然把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两类，除了日本人，就是非日本人。这是一种现代岛国部落心态。即使日本人从中国和西方引进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艺术和宗教形态，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这种心态。
　　这种内外有别的观念虽然有利于形成日本民族最纯净的单一性，催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但这种性格发挥到了极至，也会养成孤傲、冷漠和自私的民族性格。从本质上讲，岛国根性就是一种不愿意对世界和别的国家负责的狭隘的小集团主义。
　　正是因为一个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日本人在１９４５年之前从来没有被别的民族武装征服过。这与世界上其他主要民族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强大的蒙古兵团在日本海峡折戟沉沙，更是强化了日本人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意识。文化学家阮炜指出：“这种情形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日本人那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赢不能输的民族心态。或许这种心态导致了日本教科书上所称日本军人的英勇，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优点。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正是凭借这种民族性格才取得经济成功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又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日本人的这种只能胜不能败的民族性格，使日本民族缺乏一种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一种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往往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只知道赢利，不知道人和，只知道本集团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太平洋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战败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但日本军部依然强令冲绳岛上的士兵负隅顽抗。日本人继续实行“一亿玉碎”和“本土决战”。这是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直接原因。因为不这么做，美军的伤亡将很惨重。
　　日本人的只能胜不能败的刚硬心态几乎招致了灭族之祸。
　　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的这种心态也是日本人采取孤傲、冷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外国人心目中，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循规蹈矩、冷漠生硬。相形之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倒是热情洋溢，活泼开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人虽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却难以与邻居相处。日本民族的经济成就虽然被世界所羡慕，但日本人却很难获得其他民族的爱戴和尊敬。
　　就经济实力而言，日本人完全能充当一个世界领导者，但坚持其岛国心态，则很难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如果日本人固执地要在亚洲取胜，其扩张的能量倒是不能低估的。
　　

中国人严重误判日本的形势！

最近看到大陆的一则报导：《日本媒体纷纷谴责政府》。报导里面举了一位日本退休官员，和一间北海道小报的报导左证。之后又看到一些报导，把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描述为连日本人都厌弃的政治人物。然而这些与笔者认知完全不同。笔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来台北与东京，对日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几个方面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严重的误解。

第一点：中国人认为右翼政客只是少数，而且不受欢迎。

2011年笔者人在日本，亲眼目睹到这次挑起钓鱼台争议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第四度问鼎东京都知事，那场选战令他十分讶异，右翼的石原没办造势活动，却轻松连任成功，票数还遥遥领先各党候选人。

东京是日本首善之区，所谓的「首都圈」住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相信整个日本的政治取向与东京都非常相近，目前右翼早已跨过主流的分水岭成为绝对多数，所谓少数早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拿目前执政的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来说，他担任议员时就是知名的右翼代言人。当上首相后果然跟石原一搭一唱将钓鱼岛收归国有。而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操弄钓鱼岛问题，一般人认为他是在为儿子石原伸晃参选自民党党魁助选。由于自民党很可能在11月大选夺回政权，因此当上党魁就等于是未来的首相。

包含石原伸晃在内的五位候选人全都走极右派路线。可是石原伸晃还是输了，输给在钓鱼台表态更为强烈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安倍被视为当前日本「极鹰派」政治家。他一再敦促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主张当选首相后要在钓鱼台设港湾与驻军。表明就是要踩中国解放军的红线。安倍长期呼吁日本应废止和平非战宪法，将不能对外宣战的条例取消，使日本拥有主动宣战权。他还主张自卫队大幅扩编，成立攻击性的「陆战队」，用于解决与邻国间的纷争，并解除海外用兵的限制。安倍还倡议对北韩发动先制攻击。也认为应该要撤回95年村山首相发表对亚洲国家侵略的道歉声明。日本媒体分析，如果安倍重新掌权，钓鱼台问题上对中的强硬态路线已无妥协的空间。选举结果，和笔者在日本期间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右倾的氛围一致。在人民支持下。日本只会越来越快速朝向军国主义道路迈进。所谓右翼在日本不受欢迎等言论根本毫无根据。

第二点：日本人怕中国经济制裁。

中国媒体说：制裁会让日本的经济会倒退20年。但日本媒体访问发现，除了旅游业与工商大老较为忧心外，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制裁未必那么在乎。他们认为日本的重心制造业虽然面临中国抵制。但日本精品营销全世界，在各地都有广大的市场。而中国不是世界的全部，抵制未必有效。反而中国的黑心商品在日本的新闻都做很大，所以中国商品最好不要进口。

至于在中国的设厂。日本人一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贡献最大，一旦撤出中国，立刻有几千万人失业，中方反而受伤更重。而且专家表示在中国的工厂，都是生产链的末端，能替代中国的国家很多。正好利用这次事件加强全方位布局避免对中国的依赖。

关于大陆观光客的议题，日本专家也乐观表示，中国人的性格无法贯彻到底。从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两周内就平息，就显示中国人的情绪一向无法持久。不用等到年底，银座、日本桥又能见到满街的中国观光客。

那怎么样才会让日本人紧张呢？笔者认为，消极的抵制日货还不够，中国最好学韩国一样，在国家培植下创立三星或ＬＧ这样的大企业，做出更好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上压倒日货，对日本才有实质的威胁性。

第三点：中国人认为日本媒体传出检讨的声音。

面对钓鱼岛问题激化，日本主流媒体每天报导多少中国海监船与多少渔船入侵《领土》。每天单方面报导日本厂商受中国暴民欺压。企图走悲情的老路，一如日本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受害者。所以中国人的抗议内容日本人一无所知，主张完全无法触及日本民心。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日经济新闻驻华记者森安健。就说：日本人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全是因中国人而起。日媒不断将时局描述成攸关生死的议题，让两国人民情感严重对立。煽动民意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个中高手。日本人中极少数的和平呼吁则完全没人重视。

第四点：中国人认为右日本人没有胆量也没决心开战。

日本媒体在悲情牌让民众产生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厌恶后，最近开始用《开战前夜》的字眼当头条，内容冲塞着好战论调。指责日本政府没有积极的以武力响应中国的入侵。

日本政客近年打着民族受到威胁的大旗已经生效，万一开战，日本民众怎么想呢？一位日本女性受访时说，如果真的中日开战，她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她说，日本不可以失败！失败就是灭亡！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理念。一位德国亚洲专家说：［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为了争一口气，对日本人来说是存亡之战。一旦开打日本人是豁出去不要命的。］两者十分吻合。

最近日本针对钓鱼岛的反华示威也没有中国人报导的和平。９１８当天日本示威者焚烧了神户的中国学校。并在福冈砸毁抢掠了三家华侨开设的中餐馆。新闻画面中日警也没有积极干涉。

日本会害怕中国吗？一位专家说的好：日本人讲武士道，自古就养成了习武弄刀的尚武精神，同时也崇拜强者，臣服强者成为民族天性。时至今日，日本人仍然坚持武士性格。所以他们宁愿臣服对他们使用原子弹的美国，却瞧不起以德报怨不求赔偿的中国。同样有核子弹，但日本人惧怕俄国，不怕中国。因为中国从不敢过度强硬。儒家思想讲以德服人，喜欢用仁爱示好求和。日本人不会怕中国，就像狼不会怕羊，中国不会怕手下败将印度是一样的。说日本人没有率先开战的勇气，让人想起甲午战争前中国也有同样的误判。

第五点：日本人的心态准备好了，中国人的心态调整好了吗？

每次讲起二战，中国人习惯把军阀跟日本人民分开，但日本教授宫原曾当面纠正过中国学者，他说：［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公平，因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如他所言，日本是个强烈集体主义国家，日本谚语说：「即使红灯，大家一起闯就不怕。」正因为日本民族是由军阀不断征伐合并而成，具有强烈集体向心力。人民深怕自己与团体不同拼命奉献。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转为国家方向的普遍价值观「大东亚共荣圈」以武力向外扩张，就是日本集体意志的投射。

二战战败国中，仅剩日本与邻国有领土纷争。究其原因，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绞刑前的遗言就表达了：［不幸，我力不足，而败于彼。］遗言意味着所有日本人对二次大战罪责的基本态度。武士民族就是天生侵略民族。力不足失败，等他日国力强盛又如何？当然是全民集体为恶，再次征伐四邻。日本人提出的中日不再战，在笔者看来是成功让人放松警惕的缓兵之计。除非你把他手砍了，否则武士手中的刀早晚会出鞘的。

今天不是媒体与政客推波助澜助长反中焰火。而是媒体与政客迎合日本人民内心的渴望。日本百年来就是靠欺压中国。优越感才油然而生的。加上美国推波助澜，助长气焰。事态发展下去冲突难以避免。石原慎太郎就曾说：历史上国家疆域本来就是靠战争决定。

以笔者对日本民族性的了解，钓鱼台是日本精神动员的试金石，日本人正加紧借着中方的压力，转换凝聚成民族受到威胁，为生存而战的集体共识。等日本人的内心调整完成，战争爆发就不远了。

让笔者忧虑的是中国人纷纷认为钓鱼岛逐渐缓和。确不知道对手正在累积下一波更大冲突的能量。决心和意志再不调整。恐怕结果会出乎预料。如果明天一早看到新闻紧急广播：日本正对中国发起一场珍珠港式的偷袭。笔者也不会很惊讶。中日间有几分胜算，全看人民是否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这点笔者很清楚看到日本人正在准备，中国人则还没有。

真相越来越近 三峡工程是一个被摁住的火药桶(图)

三峡工程是被摁住的火药桶三峡工程屡遭质疑，关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超期征收又引起本就对中国电价涨价不满的民众议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到期后，当局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换个“马甲”继续收费，让老百姓为三峡工程买单。不久前，大陆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安邦谘询发文称，三峡工程在2009年全部完工的庆典上，居然没有一个当局领导人到场祝贺！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从后续影响看，三峡工程所需要的资金是个无底洞！继今年5月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微博质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超期征收后，近日，一篇名为“三峡工程又一秘密”的文章再次在网上引发关注。文章说，“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应该在工程全部完工就停止征收，但至今仍在收取。公众所期待的“电费下降”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而实现。马光远曾在微博表示：三峡工程早于2009年全部完工，为什么今天在电费里，每度电还要收取0.7分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此微博使“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超期征收”炒得沸沸扬扬。民众质疑“中国老百姓为三峡工程买单，发电赚了钱他们却不参与分红，政府还要继续收费，继续涨电价，有这样黑心的吗？”针对“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被质疑超期征收，《财经中国》题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与重大水利基金之间的那点事”的报导表示，三峡工程从1993年准备工程算起，总工期当初预计为17年，2009年工程全部竣工。1992年，兴建三峡工程议案通过后，国务院决定除西藏、贫困地区的农业排灌用电、县及县以下的孤立电网除外，中国用电加价0.3分钱/千瓦时，与葛洲坝电厂上交的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1993年4月14日，当局国家计委等部委再下发通知，规定从1993年1月1日起，对葛洲坝电厂上网电价在现行电价的基础上每年提价1分，分4年到位，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从1996年2月1日起，在三峡工程直接受益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16个省、直辖市每千瓦时提高到0.7分钱。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竣工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限已到，这项基金是否就该停收？2009年财政部印发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称，2010年1月1日起，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停止征收，但为其筹资的电价附加不取消，继续以新设立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名义征收，为期10年。可见从2010年开始，虽然停止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但改为征收“重大水利基金”。对此公众普遍视为三峡基金“换马甲”——换汤不换药，不懈质疑。《财经中国》的报导表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这个理应被取消的基金，几经辗转以“重大水利基金”的名目持续征收。文章质疑，在2011年的财政年鉴中，这两项基金同时赫然在目。难道国家并没有“以重大水利基金”取代“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两个基金同时征收？2011年5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积压半年之久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官方随后发布的公告中，将三峡工程的一些不利影响摆到台面，如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对此，旅德工程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官方有条件地把上述问题摆到台面上，是为了要钱。根据肇事者原则，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应该由三峡工程投资解决。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一项。目前每年发电的收入为二百多亿元。据王维洛计算，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王维洛认为，如果当局用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来支付三峡后续工作的投资，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它不会这样做，这样会侵害利益集团的权益。因此，由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三峡工程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引发的声势浩大的百万移民工程，水电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地质灾害，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三峡大坝工程贻祸无穷，堪称到了流脓现疮的地步。据维基百科记载，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被广泛质疑是官方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67％，是迄今为止当局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财经网发布“安邦谘询：三峡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无底洞”的文章说，三峡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工程之一。它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遗留的问题众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三峡工程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也前所未有，以至于它在2009年全部完工的庆典上，居然没有一位当局领导人到场祝福！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与同样是超级工程的载人航天相比，二者的政治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安邦谘询的文章还称，在2009年的研究简报中预警，从后续影响来看，三峡工程所需要的资金可能是一个无底洞。“预警被不幸言中，三峡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无底洞”。三峡工程“是炸还是拆”？这样具有强冲击力的文章又开始流传。当局在1997年11月8日举行“长江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三峡工程正式在巨大争议声中强行上马。事实证明，当局宣传的三峡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环保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并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相反，由此引发的各种用途之间的矛盾、移民、生态环境遭破坏等诸多问题，却证明三峡工程“弊大于利”。三峡工程全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位于长江干流的三峡（即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河段而得名。三峡河段全长约200公里。三峡工程计划总工期17年。据南方报网报导，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那场著名论证始于1986年6月，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分为14个小组，共412位专家参与，历时3年。同这场论证一同记入史料的，还有拒绝在论证报告中签字的9名专家。如今，9位专家的姓名已鲜为人知。有些专家目前已过世。在三峡大坝拟议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他预警了三峡水库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并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因此，他不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论证。黄万里先后三次致书时任当局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根本不可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他回忆，共给当局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痛心疾首，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表决三峡工程议案，来自台湾彰化县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黄顺兴要求公开发言，表达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但不被理睬，黄顺兴当场退席。通过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所披露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内情，外媒将三峡工程的论证比喻为“科学沦为政治的婢女”。据披露，三峡工程第一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结论是该工程弊大于利，因而不为当局所喜，于是以评价过程中的一个程序瑕疵为藉口否决了整个报告。第二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不是在另行调查的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是片面地选择性利用原有的调查资料，在短短的6个月中就完成了分析、报告书写、上报审批的全部过程，结论却成了利大于弊。三峡工程议案最终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通过，反对票和弃权票之多，在大陆建政后投票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1993年1月，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由李鹏担任主任。三峡工程在一片争论声中上马开建。多年关注并推出系列三峡组合报导的大陆记者赵世龙的博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揭示三峡工程的修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三峡2003年成库蓄水仅三个月，川鄂多口被废弃的古盐井爆发天然气井喷；同年底库区发生地震；三天后巴东发生举国震惊的天然气井喷，毒死244人。监测结果显示，水库蓄水后整个三峡地区微震活动明显增加；接着是川东百年不遇的大旱，酷热天气创记录，达摄氏45度，守住长江黄金水道的重庆地区八百万人饮水困难。但当局当局称这些灾难与三峡工程无关。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地震和大坝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称其为“水库引发地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网站上发表的报告显示，这个地区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后的七个月里，有记录的小型地震多达822次。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设计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为l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2008年三峡水库首次175米试验性蓄水时，曾导致重庆市大量桥梁、道路被淹，并诱发大量滑坡等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21亿元。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后，2010年3月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了望》杂志采访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三峡工程。2010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场洪水过程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维洛的结论是：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防洪效益被夸大。王维洛表示，三峡工程防洪效益低的原因是防洪库容太小。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亿立方米，是错误计算的结果。当局御用专家张光斗在给国务院的信中，也谈到防洪库容计算错误的问题。只是决策者不愿把错误公布于众。王维洛还表示，1981年四川、重庆洪水时，洪峰比这次洪峰更大，但并没有导致长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汉的洪灾。这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调蓄洪能力，能够吸纳上游洪水。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减去消失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2011年3月，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出现干旱，处于历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来，长江流域多省遭遇数年来最严重干旱。长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变窄；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萎缩成沟。一时间民怨鼎沸，三峡工程再次陷入激烈争议。洞庭湖水体锐减，比历年同期平均面积偏小六成，湿地生态受到严重影响。而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000多亩水面只剩下1000多亩，鄱阳湖湿地9个子湖中已有8个干涸。原本一望无际的湖面变成大草原。大面积水生植物面临灭顶之灾，位于鄱阳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鸟栖息的核心地区。鄱阳湖周边的农田都是干枯的状态。湖里的死鱼随处可见，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鱼类、蚌类、植物大面积死亡，湖底可以行驶汽车。三峡大坝也进一步威胁着长江濒危鱼类的种群繁殖。长江生态系统也在不断退化，物种减少、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刘建国在广泛研究了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后指出，由水库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胁着这些物种超过400处以上的栖息地。在被大旱笼罩的长江中下游，遭遇劫难的还有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洪湖，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遭遇最严重的生活危机。而洪湖所在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该省民政厅的通报称，全省有千余座水库水位跌至“死水位”以下，水库有效蓄水基本用完。民众称，当时武汉温度35摄氏度以上，湖北大旱已属50年一遇。三峡工程上马论证时，有说建成后可成为一个调节气候的大空调。但似乎反了：冬天吹冷风，夏季来热气。干旱时水库蓄水，大涝中开闸泄洪。重庆人说，山城从来无洪涝之虞，但近年屡屡水漫主城，水深火热。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长江干流水质局部污染严重，整体呈恶化趋势”，中科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报告说，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岷江、沱江、湘江、黄浦江等支流污染严重，超过40％的省界断面水体劣于Ⅲ类水标准，90％以上的湖泊呈不同程度的负营养化状态。此外，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王维洛表示，当三峡工程运行30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2011年5月20日赵世龙为他四年前的博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所作补记表示，三峡成库后，已经多次出现了逆调节现象。2010年全流域洪水，三峡水库只能顶三天左右，就不得不大开闸门泄漏洪。三峡总公司只会首先考虑自己大坝和电厂安全——旱季缺水它要关拦强蓄不愿加大流量下泄、洪季它要降低水位（预留库容防洪）加大泄流。所谓旱季蓄水，下游干得见底；雨季泄洪，下面冲得七荤八素。王维洛的文章也指出，三峡大坝的几个功能矛盾也非常深刻，顾及发电就顾及不了防旱，顾及大坝安全就顾及不了下游防洪，所以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三峡建设总公司矛盾重重，互相打架，大旱大涝临头，谁也顾不了谁。大陆水利专家明确指出，祸端出自三峡大坝——为了发电、为了经济利益，逆向调节长江中下游的水流量等。而发电的负效应是藻类大爆发，漂浮垃圾堆积成岛等。当局水利部某司的一名官员对大纪元表示，进入三峡总公司的水就是钱，它要用水发电，这是三峡工程的主要功效。但三峡工程并无当局国务院所称的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真正实现的只有发电。王维洛表示，目前三峡总公司每年发电的收入为200多亿元。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他分析，国务院把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摆到台面上的原因是“要钱”。要完成规划的目标，需要的投资或为1700亿元，或为3000亿元。这笔钱由谁来出？中国政府不会用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来支付三峡后续工作的投资——这样会侵害利益集团的权益。因此，由老百姓继续为三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买单；承认不利影响，为的是收钱有名。御用专家们宣称“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是第一位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它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综合效益的巨型水利枢纽工程”，这些牛皮一一吹破。从“和三峡工程无关”到有条件地承认一些不利影响，这绝不是当局承认了建造三峡工程是错误的决策。国务院并未指出三峡工程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的后果是什么，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大陆网民强烈要求把黄万里教授当年反对在长江三峡造水库的报告在网上公布，并组织和邀请国际一流水利专家来中国大陆调查和讨论。同时，大陆掀起一场回顾三峡大坝从论证、通过到建成的“问责”风潮。网络上也不断有博文揭示三峡工程建造过程中的历史片断。作家戴晴的文章写到，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当局所倚重的专家。谈到防洪他说：“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遗憾的是，互联网的神威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国人知道了越来越多的真相。现在三峡工程，就像是一个被摁住的火药桶！

《纽约客》：中共将失尽人心？ 作者：纽约客|来源：文摘|日期：2012-10-23 20:09:57

各种各样的丑闻已经成了中国崛起的背景音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前从未对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所享受的优待了解得如此之多。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代价：只要党的执政能力还说得过去，就不挑战党的统治地位。但温州的撞车事故违反了这个契约，对许多人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政府失败的标志性体现。这是个无情的判决。

今天，中国政府官员面对的诱惑的规模是西方国家从未遇到过的。但对执政党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下个月即将离开政治局的温家宝总理都称，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对这个威胁听之任之，可能会“人亡政息”。

中国的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落后的象征。一个多世纪前，慈禧太后被赠予一台微型发动机，好拉她到皇城内的各处地方，而她认为“冒火的大车（fire cart）”极其冒犯自然秩序，将其禁止，并坚持她的车厢仍然应该由太监来拉。虽然毛主席坐着火车巡视四方（此时的铁道有一部分是用于军事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坐火车旅行仍然是迟缓、拥挤的痛苦经历。人们给蒙着烟尘的火车按照车厢颜色起了绰号：“绿皮车”是最慢的，“红皮车”也好不到哪去。20世纪50年代，日本率先推出高速列车，欧洲紧随其后，而中国仍然远远落在后面。官方媒体对此哀叹道，中国人均拥有铁路仅为6厘米——“不到一根香烟的长度”。
2003年，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开始负责实施建设12万公里高速铁路的计划——比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里程总和还多。对于跟中国火车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早在1995年，如果你告诉我中国会有今天，我会觉得你是彻头彻尾地疯了。”在香港工作的英籍交通顾问理查德·迪·博纳（Richard Di Bona）最近对我说。这个计划总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是自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州际公路系统（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以来世界最昂贵的公共工程项目。刘部长的万丈雄心和张扬作风为他赢得了“刘跨越”的绰号。为了赶在2008年内完成第一条高铁线路，他赶着手下的工作人员和工程师日以继夜轮班工作，铺设轨道、修改图纸、开挖隧道。他喜欢说：“牺牲一代人，实现大跨越。”（有些同事叫他刘疯子。）官方新闻大力宣传一位名叫忻力的工程师，因为他在电脑前坐得过久，左眼几近失明。（“我就是失去一只眼睛也要工作。”他对记者说。）第一条高铁线路于2008年6月首次试运行，它超预算75％，严重依赖德国设计，但在典礼上没有人细想这些事情。干部们流下了眼泪。当另一条线路首次运行时，刘志军在列车长旁边坐下，说：“如果要死人的话，我当第一个。”
那年秋天，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中国领导人将高铁投资提高一倍以上，将目标调高为到2020年建造16万公里高速铁路，这相当于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造五次。中国准备向伊朗、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出口铁路技术。中国还为一条通过哥伦比亚山区的货运铁路绘制图纸，这条铁路将对巴拿马运河形成挑战。另外，中国签署了建设“朝圣特快（pilgrim express）”的协议——在麦地那和麦加之间运送信徒。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了中国的铁路繁荣，作为证据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曾经是最好的，但领先优势已经下滑”。下一个月，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以拒绝联邦资金的方式，阻止了美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建设。美铁（Amtrak）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到2040年将列车速度提升至与中国相当。
2011年7月23日的温州撞车事故击碎了这一切，这起事故造成40人死亡，192人受伤。政府从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原因出发，迫切希望尽快恢复列车运行，在24小时内就宣布这条线路恢复通车了。宣传部命令编辑们尽可能少地关注撞车事故。“不质疑，不展开”，宣传部在一个内部通知上发出如此的警告。当第二天早上报纸出来时，中国的第一起高速列车相撞事故不在头版。
但是，公众不想就此罢休，而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不是一辆在偏远地区掉下公路的大巴；这是几十个死于国家值得骄傲的公共建设成就的人——在这个新近网络化的时代，乘客们有手机，目击者和批评者终于有了让宣传者颜面扫地的工具。
公众要求知道，为什么救援人员取消搜索后，一个两岁的幸存者在残骸中被发现。一名铁道部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奇迹”。批评者一片哗然，称他的解释“侮辱中国人民的智商”。当局一度将一部分受损的列车挖坑掩埋，声称救援工作需要平整的土地。当记者指责他们试图阻止调查时，不走运的发言人答道：“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这句话在网上爆红，成了政府逐渐消失的信誉的象征。（列车被挖了出来。发言人被解职，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波兰工作。）
数天之内，生产信号箱的国有企业为设计失误道歉。但是，对许多在中国的人来说，把注意力只放在一个损坏部件上，就忽视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深层问题在此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普遍的腐败和对道德的漠视已经导致被化学品污染的牛奶进入市场，质量低劣的桥梁和公路为了满足政治目标被匆匆建好。当国家电视台主持人邱启明脱离台本，在电视上连续发问时，他出人意料地成了这个时刻的代言人：“能不能让我们喝一杯放心的牛奶？能不能让我们住一套屹立不倒的楼房？能不能让我们走在城市的大马路不出现突然的坍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别无选择，只能赶赴撞车现场，并发誓进行调查。“如果在查案过程中，背后隐藏着腐败问题，我们也将依法处理，毫不手软。”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在地下的死者。”人们没有忘记温总理的承诺。调查的首个期限到来了、过去了，而人们仍然继续要求进行更全面的清查。在12月，当局终于公布了一份史无前例的详尽报告。它承认“严重的设计缺陷”，“忽视安全管理”，在招标和测试中存在问题。报告还在政府和工业界问责了54人，以刘跨越为首。部长的名字成为“崩溃的系统”的代名词——这是揭黑杂志财新《新世纪》给铁道部起的名字，它证明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用财新的原文说，“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遏制贪污的关键是限制权力”。当我同一名参与这条铁路建设工作的工程师交谈时，他告诉我：“我无法具体指出哪些步骤被忽略了或者什么任务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因为整个过程都是被压缩的，从开始到结束。”他补充说：“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
各种各样的丑闻已经成了中国崛起的背景音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前从未对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所享受的优待了解得如此之多。保护党的领导人免受仔细审视的帘幕，被财富、技术和令人瞠目结舌的草率举动共同拉开了。
在2月份，这种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当时，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同他在党内的靠山薄熙来闹翻，逃到了美国领事馆。他知道党内最高层领导进行谋杀和侵吞公款的事情，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价值所在。这个叫王立军的公安局长没有受到保护——他被控叛逃和受贿的罪名——但他的故事是掩盖不住的：曾经注定要继续高升的党内巨头薄熙来由于“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及“其他涉嫌犯罪”被开除出党；他的妻子被控投毒杀害为这个家庭办事的英国人，审判结果是罪名成立。薄熙来的垮台也戳穿了简朴公仆的神话。据彭博社报道，当他的官方年薪折合19000美元时，其家族拥有的产业价值就超过1亿美元。薄熙来的传奇故事引发了关于其他党内大佬的谣言，虽然言论审查员竭尽全力在网上进行清除，但每个新故事听起来都比较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与其说是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则。9月，海外中文报纸报道了在北京已经传了几个月的流言：中国国家主席的一个亲信的儿子在天快亮的时候驾驶一辆黑色法拉利撞毁在首都的高速公路上，而当时车里还有两个裸体女人陪着他。党正在准备将未来十年内统治国家的一批领导人推上前台，这个时候出事，简直是太痛苦了。
铁道部长刘志军最初看起来并不太可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戏剧性地颜面扫地。薄熙来是北京的婆罗门——一个党内大佬的儿子，身材很高，面对镜头谈笑自若。刘志军是农民的儿子，个子瘦小，视力不好，牙齿天包地。他在武汉郊外的村子里长大，十几岁就离开学校工作，手里拿着锤子和测量仪，沿着铁轨走，检查路况。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权力之路的感觉。在几个省份，一手好字是难得的技能；而刘志军将字迹练得极好，受教育不多的上级很信任他，让他代笔写信。通过婚姻，他进入了一个政治关系深厚的家庭，并在21岁就入了党。他不知疲倦地为铁路和自己大作宣传，一路青云直上，从省级铁路局局长的位子一直坐到北京的宝座，手握大权。到2003年，作为铁道部长，他指挥的官僚帝国在规模和独立性上仅次于军队，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法官，数十亿美元资金任他调遣。他的铁道部是国中之国，在中国被称作：铁老大。
刘志军将他凌乱的黑发往中间梳以掩盖秃顶，戴一副牛角材料的方框眼镜，这种眼镜在党的高层干部中非常流行，以至于被称为“领导眼镜”。刘志军的一名同事曾经同他密切合作，这名铁路员工告诉我：“从革命时代开始，大多数中国官员看起来就很相像。他们有一样的脸、一样的制服、甚至一样的个性。他们循规蹈矩地工作，满足于无所作为，坐等升迁。但刘志军不一样。”如果一份铁路上的工作真能用魅力经营，他就是决心这么干的。他喜欢半夜三更召开会议，并炫耀他的工作习惯。虽然他离权力最高层越来越近，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上司溜须拍马。在一个夏天，当胡锦涛主席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时，刘志军疯狂地跑过站台去迎接，皮鞋都快跑掉了。“我对他喊：'刘部长，你的鞋！别掉了！'”这个员工回忆说，“但他根本没当回事。他继续满脸堆笑地跑着。”
刘志军的成功给他弟弟刘志祥带来了很多好处。刘志祥从进入铁道部后就一路高升。他爱讲俏皮话，个性反复无常——就像乔·佩西（Joe Pesci）在家庭中的角色。2005年1月，他因涉嫌以下罪名被羁押：贪污、受贿及故意伤害——他授意谋杀一名试图揭发他的承包商。当时，他是武汉铁路局副局长。（被害人的妻子眼睁睁看着丈夫被用弹簧刀刺死。根据一份官方法律杂志报道，他曾在遗嘱里预言：“如果我被杀了，那一定是贪官刘志祥下的手。”）铁道部长的弟弟将火车票销售收入的一大部分敛进囊中，积累起价值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现金、房地产、珠宝、艺术品等财产。当调查人员逮捕他时，他住的地方钞票乱糟糟地堆积成山，已经开始发霉了。（储藏现金是中国腐败官员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因为最大面额的流通纸币是一百元，价值约15美元。）他被判死缓，后来又减刑为16年有期徒刑。但是，他没有在重刑犯监狱里坐牢，而是被转移到医院，据说他在那里继续通过电话指挥铁路业务。
在北京，刘部长被忠实的部下簇拥着。这些部下的总头目是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他曾经身着皮大衣披白围巾出席铁路会议，喜欢用“紧握的拳头”来形容自己的谈判方式。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任客车处处长，这个位子赋予他对巨额开支的控制权。“事情全在他点头。”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退休研究员臧其吉对我说。张曙光没有多少科研经验，但他渴望树立威信，让两名教授以他的名字出了本书，以求跻身于一个精英学术协会。（他以一票之差未能当选。）
刘志军把一切都押在高铁上。为降低通货膨胀对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影响，他鼓吹速度高于一切。“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快速推进大规模铁路建设。”他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刘志军的野心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铁道部是自己的监管者，几乎没有监督，部长和他的手下对反对的声音毫不容忍。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公开不同意快速建设高铁，刘志军召见了他，建议他保持安静。赵坚拒绝服从，随后北交大校长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不要再继续表达我的意见。”赵坚告诉我。赵教授仍然坚持反对立场，但他的担忧没人理睬——直到撞车。“那就太晚了。”他说。
对速度的痴迷是全方位的。这个系统迅速膨胀，供应商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能找到买家，无论质量如何。据调查，在温州撞车事故中失灵的信号系统是在自2007年6月起的6个月内由国有企业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开发完毕的。公司拥有约1300名工程师，但时间上的要求使其无暇顾及其他；撞车事故调查人员发现，负责信号系统的人员只进行了“宽松”的检查，“未能发现设备存在的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主管此事的办公室“一片混乱”，“文件丢失”。然而，信号系统还是在2008年通过验收，并安装到全国各地。当铁路界颁发当年的新技术奖项时，信号系统获得了一等奖。但公司内部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告诉我，当他发现这东西是匆忙交差的时候，并不感到惊讶。
还有其他可疑因素。2010年4月，日本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会长葛西敬之说，中国正在建造的列车大量沿用日本设计。川崎重工威胁起诉中国在进行技术转让时将川崎的技术说成自己的，北京的铁道部对此抗议严加驳斥，称其为“心理状态脆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葛西敬之还指出，中国的列车运行速度比日本所允许的快25％。“我们绝不会令其如此接近极限。”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在撞车前的最后几天，匆忙完工的铁路成了这一系列原因的组合中最后一个、也是致命的因素。6月，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政府举行了最重要的一条线路——京沪线——的通车典礼。施工计划被削减了整整一年；投入运营的第一个星期中，晚点、电力故障频频发生。据一名铁道部下属的经理说，高铁工作人员被警告，如若再有晚点情况，他们的奖金将会受到影响。2011年7月23日晚上，当列车在铁道上拥塞时，调度员和维修人员竭力去修复出故障的信号灯，而忽视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停住列车，恢复信号。撞车事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告诉我：“维修人员对自己的工作不够熟悉，而且他们不想让火车停下来。他们不敢。”
当撞车发生时，刘跨越已不再担任铁道部部长。2010年8月，国家审计署对一家大型国有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时，发现一笔1600万美元的“佣金”，是付给中间人的，以换取高铁合同。这个中间人是一个叫丁书苗的女人，她也许比任何人都更能体现中国的铁路繁荣所创造的财富。丁书苗来自山西农村，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起初以养鸡卖鸡蛋为生。她身高1.78米，肩膀宽阔，讲起话来像汽笛。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将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时，她收购邻居们的鸡蛋，到县城去卖。当时，这种行为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是非法的。鸡蛋被没收了；多年之后，她还时时谈起遭遇过的困窘。后来，她适时地开了一家小餐馆，生意很好，她给有权的客人免单，吹嘘自己的成功。“如果她有一块钱，她会说有十块。”丁书苗的一名长期同事告诉我，“这让她看起来更有影响力，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从与她的友情中受益。”
丁书苗的餐馆成了煤老板和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地方，不久之后，她插手煤炭货运。当时她做的事用铁路上的话说叫“倒车皮”：跑关系，以低价拿到紧俏货运线路的车皮，然后——根据王梦恕的说法——“以购入价的10倍”转手。她同刘跨越从2003年左右开始有交情，从那时起，她利用在铁路业务上的关系大赚特赚。她的公司博宥集团入股合资企业，向铁道部提供轮对、声障以及其他设备。据中国新华社报道，在两年时间里，博宥的资产增长10倍，到2010年已达6.8亿美元。
“书苗”这个名字显示了她的农村出身，所以在风水顾问的建议下，她改名为“羽心”。她很容易受到嘲笑——人们叫她“傻娘”丁夫人——但她是个培育业务关系的天才。她的一个长期同事告诉我：“当我试图教她如何分析市场、如何经营公司时，她说：'我并不需要了解这些。'”财新网记录了她大胆的高攀之举。为了获得外国合同，她投资支持一家“为国际外交官”服务的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2010年设法请到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来访。她举办的奢华酒会吸引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她当上了省政协委员，并大做慈善，以至于她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慈善家名单上排名第六。
据《环球时报》报道，丁书苗于2011年1月因涉嫌收取回扣总额达6700万美元而被羁押。（铁道部还指责她利用关系运作刘志军弟弟的保外就医事宜。）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丁书苗知道政府审计人员后来才发现的事情：中国最有名的公共工程项目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滋养腐败的生态系统——不透明、无监督、充溢着现金，尤其是当政府宣布为减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后。这个计划将2010年用于铁路建设的投资增加到超过1000亿美元。在一些情况下，招标期从5天缩减到13小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中，投标纯粹是走过场，因为施工已经开始了。现金突然消失已经见怪不怪了：在一个真实案例中，专门用于拆迁补助的7800万美元凭空不见了。中间人将总款项的1％到6％揣进腰包。“如果一个项目是45亿，那中间人就带回家2亿，”王梦恕说，“而且，当然没有人说一个字。”
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非法分包。一个合同可以被分成几部分卖出以拿到回扣，然后又被转卖一遍又一遍，直到到达劳动食物链的底部——这里的工人是廉价而缺乏技术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铁路业界所独有的：2010年，非法分包商雇用的一个新手焊工在上海的一幢宿舍楼作业时，掉落了焊枪，整幢楼燃起大火，58人死亡。）2011年11月，一个曾经是厨师、没有工程经验的人被发现在带着一群没有技术的民工建造一座高铁桥梁，他们在地基里用碎石取代水泥。在铁路圈里，用廉价材料代替真正应该用的材料的做法非常普遍，值得用个专门的词来描述：偷梁换柱——把房梁偷下来，放到柱子里。
有这么多的回扣，倒过这么多道手，一部分铁路远远超过预算就不足为奇了。广州的一个火车站预算为3.16亿美元，结果花了这个数字的7倍。铁道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部里的官僚会创建虚构的部门，为它们申请开支。采购是贪污的黄金机会。该部花了近300万美元拍了一个5分钟的宣传片，基本上没有播出过。这个片子令调查人员注意到铁道部宣传处副处长——一个家里有150万美元现金和9个房产证的女人；她的丈夫也在铁道部工作，被发现拥有大量购物卡——比收取现金贿赂更为谨慎一点。其他政府机构也有严重的财务问题——在50个机构中审计人员发现49个有问题——但在铁路世界发生的掠夺，其规模超乎寻常。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亚洲问题专家廖然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中国的高铁形成了“不仅在中国，也许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一桩金融丑闻”。
在大多数国家，大规模高层腐败的影响很容易预测：经济学家已经计算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每上升一个点（程度以1到10衡量），其经济增长就会下降1%。（想想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统治下的海地或蒙博托（Mobutu）统治下的扎伊尔。）但那些例外是很重要的。在日本和韩国，与腐败相随的是国家的崛起，而不是崩溃。没有比美国更突出的例子了。推动建设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人被发现在偷偷向自己付建设费，被称为1872年信用流通者公司（Crédit Mobilier）丑闻。媒体这样形容这桩腐败丑闻的严重程度：“在世界目光下，赤裸裸地进行着官方和私人的罪恶和腐败的最具毁灭性的展示。”在1866年到1873年之间，美国建设了超过56000公里的铁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正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所说的那样，展示着“可耻的腐败”。铁路的过度繁荣导致了1873年经济恐慌（Panic of 1873）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在后来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从政治上对权力滥用进行限制的做法得到广泛采用。
在中国，就像在美国一样，腐败和经济一同蓬勃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一条红双喜香烟足以换取一次工作调动或一张洗衣机票。但在1992年，中国开始允许土地和工厂为私人拥有，腐败就是从此时开始加速的。据汉学家安德鲁·韦德曼（Andrew Wedeman）测算，现在一年内从每起腐败案件中缴获财物的平均价值增长了两倍以上，达到6000美元。爱马仕包、跑车、子女出国留学的学费代替了一条条的红双喜香烟。生意数额越大，就需要经过越高级别的干部批准，贿赂随之递向高层。
官员和商人组织成“保护伞”，相互勾结，中国学者将这个步骤称作国家的“黑手党化”。到2007年，中国学者裴敏欣发现，中国近一半省份的历任交通厅长都曾腐败而入狱。腐败消耗了中国GDP的3%，在今天也就是2000亿美元，超过国家的教育预算。从那时起，贪腐的机会更加多元化了。今年夏天，国家的权威语言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典，增加了一个新词：买官，解释为“购买在政府中的晋升机会”。
今天，中国政府官员面对的诱惑的规模是西方国家从未遇到过的。据彭博社报道，全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在2011年获得的财富比美国总统、内阁、国会所有议员及最高法院全体法官的总净资产还要多。

关于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有两个基本观点。乐观的情况是，它是从雄心勃勃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计划的一部分，高速公路和火车令发达国家都羡慕不已。在7月，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Ray LaHood）对一名记者说：“中国人更成功，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做决定的只有三个人。在我们的国家，三千个人做决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同领导人之间的契约正在消解，统治阶级在经济疯狂增长的最后几年争先恐后地尽其所能大捞特捞；在自我内部改革上，党将没有能力比苏联人做得更好。去年，中国央行的一份内部报告意外泄露，其中估计，自1990年以来，有18000名贪官外逃，卷走了1200亿美元——这么多钱足以买下迪斯尼或亚马逊。政府已发誓让官员们放弃高级香烟和鲨鱼翅羹，但保持警觉的中国的博客写手仍在发布照片：戴着奢侈手表的干部，停着涂成蓝白色的玛莎拉蒂和保时捷的派出所。下个月即将离开政治局的温家宝总理都称，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对这个威胁听之任之，可能会“人亡政息”。
2011年2月，火车相撞事故五个月前，党终于拿下了刘志军。据王梦恕说，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刘志军准备用其违法所得大肆行贿，把自己弄进党的中央委员会，最终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告诉丁书苗：'给我准备4亿。我要撒一些钱。'”王梦恕告诉我。4亿元人民币折合约6400万美元。王梦恕说，刘志军实际上设法弄到了1300万。“中央政府担心，如果他真的成功行贿4亿，那他基本上肯定能买下一个政府的位子。这就是他被逮捕的原因。”
接下来的5月，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原因为“严重违纪”和“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官方媒体的一则报道中称，刘志军在铁路项目中收取4%的回扣；另一篇报道说他收取了1.52亿美元的贿赂。他是近五年来的因腐败被捕的最高级别官员。但是，刘志军的私人生活更加令人惊奇。铁道部指责他有“不正当性行为”，香港报纸《明报》报道说他有18名情妇。据说，他的朋友丁书苗让她投资的电视节目中的女演员排成一排，供刘志军挑选。中国官员经常被发现犯有多种肉欲之罪，这促使胡锦涛主席在几年前发表讲话，警告同志们要抵抗“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但刘跨越和女人鬼混的形象及拥有18名情妇所需的高超后勤保障水平，让他跨过了界限。我问刘志军的同事，情妇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答道：“你对情妇的定义是什么？”
刘志军落马时，至少8名其他高级官员已被拿下进行调查，包括他整天四处吹牛的助手张曙光。当地媒体报道称，张曙光年薪不到5000美元，但却买下了洛杉矶附近的一座豪宅，这引发了猜测，坊间认为他准备加入卷款外逃官员大军。

温州撞车事故发生几个星期后，铁道部公布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召回54列子弹头列车，测试其可以导致列车不必要停车的传感器；停止建设新铁路线；命令列车将最高时速从350公里降到300公里。但没过多久，铁路又恢复了快速增长，温州撞车事故的一周年纪念活动被严格控制。官方媒体收到不得去现场的禁令，幸存者被警告要闭上他们的嘴巴。其中一个名叫邓乾（音）的20多岁的男子当天试图访问事故发生地，警察尾随着他，录下他的一举一动。“他们给我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我现在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威胁。”他告诉我，“我认为他们会永远注意我们。”
温州的撞车和刘志军的倒台成了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象征。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中国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代价：只要党的执政能力还说得过去，就不挑战党的统治地位。但列车的相撞对他们是个打击。撞车事故违反了这个契约，而且对许多人来说，它的意义就像“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人那样：政府失败的标志性体现。这是个无情的判决。驻北京的世界银行高级基础设施专家杰拉尔德·奥利维尔（Gerald Ollivier）指出，列车仍是在中国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中国高铁每年必须运送至少4亿人。”他说，“在过去的4年里，中国高铁上有多少人死亡？40人。在中国，每五六个小时，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就会达到这个数字。因此，在安全性方面，这是迄今为止最安全的运输方式之一。这起去年发生的事故是很悲惨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相比用汽车完成运输任务来说，它的安全程度至少高100倍。”然而，在中国，人们更倾向于引用一个非常不同的统计数字：在日本高铁运营的47年中，仅有1人死亡——一名在关门时被夹住的乘客。
中国最近的丑闻似乎加速了一个真相时刻的到来：新的中央政治局班子下月就职，他们现在知道人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对从国家崛起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感到满足。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五亿国民摆脱贫困，建设了一个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和经济世界。然而，人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要求得到更多：现在中国政府在国内维稳上的支出比国防开支还多，以使每天都在展现的公众的怨言和不满不致危及统治。尽管审查员十分努力，中国人还是可以在网上读到，他们的领导人吃的是在边远地区的有人把守的农场种植的无公害蔬菜，呼吸的是被过滤器清洁过的空气。薄熙来和刘跨越的倒台使权力肆意横行的文化更加戏剧化了。多年来，刘志军和薄熙来致力于在使国家繁荣的同时也为自己打造一个锦绣前程。他们对这两者的比例失去了把握；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的政府是否也这样了。
刘志军将接受审判。开庭日期是国家机密，但最终判决不是。98%在中国进行的审判以被告获罪结束，但预测刘志军命运的最可靠的依据是，党已开始举行其为时最久的仪式之一了。正如技术人员将政治斗争的受害者从档案和画像中涂去一样，审查员将去年的网络内容中为刘志军的成绩欢呼喝彩的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统统删除，留下的只有一些报道他被捕的零星片段。刘跨越在中国成就史中被彻底抹掉，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存在。

网民看莫言

　　@mrlaoyan
　　很多人没看过莫言的作品就在那里瞎喷，我最早看莫言的作品应该是《透明的红萝蔔》，很震撼；那本争鸣文学同期的还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后来陆续看了莫言的一些小说，今年初看了《丰乳肥臀》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小说。书写得非常好，这是我对莫言作品的评价。


　　@zhongdao123
　　莫言让中国文学界像畜生一样活下去、生殖下去的本能达尔文主义美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上佔据了一席之地。我严重怀疑这种美学的根源是59-61的飢荒，刮的不是中国风，而是共产风。王小波说的：靠歌颂父老乡亲离开农村，离开后继续歌颂父老乡亲。那股嘴脸是有上升保障后俯视。

　　‏@lantudou

　　莫言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tun_kan:中华文明的伟大，就在于前一位获诺贝尔奖中国公民姓名不能讲，而这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姓名莫言。

　　@AnarkiYoung

　　惊闻：莫言获奖，传统媒体只能报导，不准评论。好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真是名副其实的“莫言”啊！

　　戴欣东‏@shdxd

　　两年前，崔卫平的电话曾打给莫言，问他对刘晓波获奖的看法。莫言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

　　蓝无忧‏@WuyouLan

　　莫言在政治态度上很糟糕，令人失望，过于明哲保身和犬儒。但对他的小说，我并不反感，当然我不懂文学，只是以一个不懂文学的读者的身份而言。看过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他看上去似乎有思考，但结合其政治态度，又看不清楚。

　　莫言没有那么不堪。看韩德强对莫言的批判可知。韩德强视莫言为流氓化、汉姦化的典型。莫言的问题是犬儒。

　　‏@Suyutong

　　长平宣布重操旧业写小说，目的：拒获诺奖！

　　@daofeichang:瑞典诺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了一个患有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命名的病症的中国病人，这是中国诺奖获得者从结巴到哑巴，从斗士到奴才的神奇之旅。这个卑鄙的世界会不会在卖妈逼的高潮中死去，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

　　@as50as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可以不懂中国文学，难道他们连理想和道义都不懂了?

　　‏@XiaYeliang

　　让面对专制暴政的惨无人道始终选择不说话的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奖委员会以特殊方式对作家人格／正义感／使命感的另类激励。

　　@zhentaoshe

　　滕彪:他誊抄毛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声称“在中国，小说家的写作不受任何限制。”在法兰克福书展，他拒绝与作家戴晴、贝岭一同出席研讨会。崔卫平问他关于刘晓波被判的看法，他回答：“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他从未为中国良心犯说过一句话。他是莫言。

　　‏@ranyunfei

　　莫言获奖后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时代。我只能说，诺贝尔在中国大转型的时刻，颁给这样一个毫无操守的人，这说明整个诺贝尔在参与一个混账的中国。在中国，任何人此前都没有获得过的宣传，莫言都得到过了，整个世界都是睁眼瞎，大家会为此埋单。

　　@wenyunchao:莫言可以得奖，但他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