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说超级精英正在毁灭美国！

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是有1%的人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这将毁灭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人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在14世纪早期，威尼斯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其创立目的是为单一的贸易活动提供财政资助。“Colleganza”这种形式的卓越之处在于
这个政治变动其实始于《金书》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带来的惊人改变被威尼斯人称为“完结”(La Serrata)。没过多久，政治“完结”就转变为经济“完结”。在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长期看来，“完结”意味着统治者阶层踏上了一条终结之路，更广义地说，这也意味着威尼斯的繁荣盛世开始凋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还要少。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突显了威尼斯的持续衰退。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国家衰亡：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见到的未来，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灭亡的种子。这就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因为有1%的人口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并将最终毁灭这个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的人口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随着美国上层社会和其他阶层在社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能看到美国的“完结”正在步步逼近。美国的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国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变化造成的。文化或许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关白人工薪阶级的新书中，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责日渐虚弱的中产阶级偏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而富有阶层仍然拥有这些传统。（默里同样也谴责富有阶层，但只是责备他们允许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

这两种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们在加大美国社会鸿沟这一问题上应负的责任。经济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后的原因，但正如奥巴马的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R·奥扎格(Peter R. Orszag)告诉我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而非缓解了这一趋势。

尽管这种赢家通吃型的经济让社会上层阶级获得了财富，他们的纳税负担却得以减轻。尽管工会的法律权力得到削弱，且由财阀资助的智库不断提出有损工会的政策，对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却在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顶端阶层的边际所得税率飙升到90%以上，这个数字在今天甚至会让民主党不寒而栗。同时，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个纳税人中，有六人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有27人只缴纳了10%或更少。没有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35%。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曾高过欧洲，且美国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经济开放性是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最近的几个研究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难脱离他所出生的社会阶层。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发现，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会降低——这一现象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成就也停滞不前。超级精英阶层把无限的资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学校却严重缺乏资金。这就是新的“完结”。精英教育愈发只是面对那些已经身处社会上层的人群。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高级私立学校；我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的“完结”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规则在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今天的寡头统治者所实行的裙带资本主义远远比那时的威尼斯微妙，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 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作者是汤森路透数字版(Thomson Reuters Digital)的主编，也是《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