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应当用浓重黑色加以标记的日子。隶属英国远征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第15旁遮普步兵团，开进了两周前惨遭洗劫的圆明园。
额尔金
大沽口炮台
法军攻占北京八里桥
英国军舰在广州珠江上炮轰清军设在沿岸的防御工事
火烧圆明园150年祭
1860年的中国
1860 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应当用浓重黑色加以标记的日子。隶属英国远征军第一师的第60来复枪团、第15旁遮普步兵团，连同骑兵旅在约翰·米启尔将军的指挥下，开进了两周前惨遭洗劫的圆明园。米启尔在位于正大光明殿的指挥所向部下一一制订了应予焚毁的建筑物名单，命令下达后，英军士兵成群结队，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各处纵火。身处北京城的吴士礼中校用日记记录了这个惊人的场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清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向北京城，浓烟带来了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无声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日光被黑烟和浓云遮蔽，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往来忙碌的士兵脸上，使得他们活像一群魔鬼，在为举世无双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
这场以毁灭“世界第八大奇迹”为手段的复仇初衷何在？激怒主谋、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导火索无疑是9月17日的“人质事件”——前往通州张家湾谈判，以公使翻译巴夏礼为首的39名英法使团成员被清军主帅僧格林沁扣为人质，一月后，只有19人生还。10月7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额尔金和英国远征军统帅格兰特将军一致认为，必须在11月1日前迅速通过外交途径，订立一项和平条约，一旦失败，英法联军就不得不撤至天津，等待来年春季再采取军事行动。显然，当时的额尔金和格兰特认为，为了使全权谈判代表、身为钦差大臣的恭亲王，乃至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迅速屈服，必须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教训——摧毁紫禁城或者夏宫圆明园。10月17日，额尔金向恭亲王递交了一份傲慢、专横而又严厉的公函，要求清廷不仅承认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还要为远征军支付军费与遇害人质赔偿金，甚至肆无忌惮、明确无误地表示，“圆明园尚存的一切，就是英法两国使团人质遭受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次日，格兰特为了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一所谓“正义”的报复行动，在信函中提出了几点理由，其中包括：“摧毁圆明园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对于英国人而言，圆明园就是这个陌生、傲慢与停滞的王朝的缩影：3位曾经造访圆明园的英国使节就是见证：马戛尔尼在此受到了客气而冷淡的接待，阿美士德被强迫向嘉庆皇帝叩拜，最终到来的额尔金则成为摧毁它的凶手。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处在工业革命前夕，急需通过战争来夺取支持工业革命资源的欧洲，面对一个庞大，还自我封闭的东方帝国的征服。这种征服的愿望是欧洲工业革命扩张的必须，马戛尔尼所遭遇的屈辱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从 1794年1月13日，在经历了那次以挫折、毫无成果只有屈辱的出使后，马戛尔尼使团登上“狮子号”，准备从广州返航。一年半前起程的憧憬和好奇，此刻全然被疲惫和遭受轻蔑所带来的愤恨所取代。但码头上旨在使“英夷”肃然起敬的军事操演却使马戛尔尼和他的同僚发现，中国军队的装备是落后的刀、戟、剑、矛，还有几支落后的火绳枪，盔甲仿佛是上漆煮过的皮革，士兵们随身还带有扇子和长烟斗。当英国人好奇地询问中国官员，军队为什么不换装更先进的欧洲步枪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士兵绝不会习惯在枪支没有支架的情况下瞄准射击。”在由黄埔驶向公海的路程中，马戛尔尼描述虎门要塞：“防守薄弱，大多数炮位的口径不超过6英寸，只要趁着涨潮，任何一艘英国军舰都可以轻松地通过这里……如果中国禁止英国贸易或给它造成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舰队，并封锁他们从海南岛至直隶湾的航运。”实际上，在马戛尔尼离开这里仅12年后，因清廷查禁鸦片，英军就试图攻占澳门。45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廷被迫开放了五大通商口岸，英国1845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62年后，英法联军就攻占了广州。
当英法联军士兵于1860年10月7日下午冲进圆明园这所皇家禁苑时，劫掠者在一处皇家库房里发现了当年英王乔治三世精心挑选、委托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皇帝，并婉转地提醒英国先进军事技术和工业潜力的礼品：两门制造于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的榴弹炮和附带的炮架、牵引车以及炮弹。这似乎印证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论断，清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是缘于一种精微的平衡，为保持如此之平衡，一切寻求科技发展、经济增长与行政效率的努力都在考虑之外。
其实，正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使这批英国观察者观察到了那些半个世纪后，从根基上能够彻底动摇清帝国统治与社会秩序的不安定要素：农民生活困苦，食物只有一成不变的米饭，腌制咸菜；农业技术千年不变，被过度耕作的土地已了无潜力；城市公共道路和卫生系统缺乏，官员收受贿赂，以官样文章粉饰太平。在湖北、陕西，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和四川金川土司起义，使得帝国效率低下的军事力量疲于奔命，只能借助残酷手段杀一儆百：“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幸而胜之，所杀者贼之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病残而不能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规模叛乱只是半个世纪后席卷中国14个省区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预演。
火烧圆明园的直接起因，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巴赞库尔的观点，是因为英法联军带着现代化的洋枪洋炮耀武扬威地重来的时候，仍然面对了当时清廷的傲慢——当英法两国使团在普鲁斯、布尔布隆两位公使率领下，完成1858年《天津条约》的换约仪式，进驻北京时，拒绝了清廷要求舰队舰只停泊于北塘海岸，成员自此登陆前往京津的安排。而当英军舰队司令何伯指挥11艘浅水蒸汽炮艇驶入大沽口时，清守军决然开炮，击沉4艘炮艇，使不可一世的英军伤亡464人。“对于英法两国来说，这是一次大失败，一天之中毁掉了联军在这遥远海岸的声望，为了挽回这些，唯有采取更加强有力的行动。”巴赞库尔认为，于是，一场最终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打击深至清帝国首都心脏，全新的殖民军事远征遂不可避免。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陈旧的破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时间内没有沉没。它那庞大的躯体使得邻国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无能之辈掌舵，那它的厄运就降临了……即使不会立刻倾覆，也会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最后在海岸线上撞得粉碎。”这是马戛尔尼当年的预见，到1860年，似乎是这预见的应验 ——清帝国的内忧外患不约而同地到达了顶点：2月，捻军张宗禹部攻占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清江浦，并分兵围困开封、济宁。5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天国东征军大破江南大营，宣告了“清王朝正规军南方主力”的彻底覆灭。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桥，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和绿营手持半个世纪前的陈旧武器，试图阻挡装备后装线膛炮和锥形弹步枪的入侵者。在一日之内，清军溃散，京师门户大开。巴赞库尔由此得意洋洋地记录说，“此战乃砍倒那高傲雪松的最后一斧，仓皇撤退的清军带走了满清皇帝的最后希望”。
10月6日，联军进入圆明园，起初的“分赃”还显得有些秩序：蒙邦托将军和格兰特将军成立了一个两国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利品委员会”，负责“挑选出最好的物品呈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陛下，同时把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由联军日后平分”。蒙邦托和格兰特亲手选择了两柄隶属大清皇帝本人的镶金绿如意，准备献给两国君主；法国士兵在圆明园某个庭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价值80万法郎的金银锭，当即被在场的全体联军将士平分。随后，这场分赃即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哄抢。“英军和法军的轻步兵、炮兵、北非骑兵、女王龙骑兵，乃至印度士兵和随军广东苦力，以及闻风而来的当地盗匪，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无数声音在窃窃私语，最珍贵的东西被拿走了，我们也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不是吗！”法军军官埃里松伯爵在日记中写道，“一声军号造就了彻底的恐慌，大家一哄而上，推开了站岗的哨兵，开始各自去搜罗自己中意的东西……人头攒动，用各种语言欢呼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石一股脑地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揣。有的人抱起座钟、挂钟就往外走。工程兵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下来，动用了斧头，一些小火灾被引发了，有人高呼‘救火！’丝绸、锦缎和珍贵的貂皮被毫不吝惜地用来盖灭火焰，真是一场印度吸大麻者才拥有的疯狂幻梦！”夜幕降临时，满载而归的联军将士们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营房，埃里松伯爵注意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不同：“英国人有条有理，专拣宝石与贵金属，而法国人则一片混乱：炮兵们个个身上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满族大员的朝珠。整个夜晚，营房一片嘈杂，每个士兵手里都摆弄着各种珍稀物件，八音盒、挂钟、钟表什么的，叮叮当当，没个停，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音……”
“英法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这样说。如果我们放宽观察历史的视界，则会发现，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焚毁，不过是在这个停滞帝国濒临崩溃时的最后一击，它自身已经罹患多种致命的慢性疾病：康、雍、乾三世长达 150年的和平与繁荣，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地面积则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跌至可怜的1.86亩。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不确定性，农户少能指望可怜土地上仅有的一点出产维持温饱，一旦为生计所迫出卖自己的耕地，很少有可能将其赎回。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充当苦力、挑夫、仆役与帮工，更多的沦为盲流、土匪与无赖，这大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性——诸如广州作为通商口岸重要性的衰落，导致成千上万依靠茶叶与丝绸运输为生的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云南，从而为洪秀全1851年发动的起义奠定了基础。更雪上加霜的是，19 世纪中叶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更暴露了传统帝国官僚机构的无能：1849年长江中下游四省发生了洪灾；广西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蝗灾与旱灾；3年后，黄河在山东省境内改道。这些灾难至少波及了3000万~4000万人口。
“圆明园的焚毁，使得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认为清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然而在中央和地方一小批满族亲贵和地方大员的努力下，借助一项以自强为名义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奇迹般地从崩溃的边缘起死回生。”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充满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60年代肇始的洋务运动以片面追求坚船利炮为开始，却有意无意充当了瓦解清帝国和持续两千年王朝体制的肇始，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先进的根源，背后的助推力乃是它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强调抽象道德的传统非竞争性社会体系以及农村经济体系水火不容。这种因历次外部刺激而展开的梯度式现代化运动一旦展开，则只有做加速度前进一途：当圆明园内余焰未灭，清廷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之时，距离其尝试改革制度的“百日维新”只有短短38年，而距辛亥革命，帝制终结，也不过区区的半个世纪。
清朝恭亲王奕訢
晚清，身着清代服饰的洋人一家
英国人戈登率洋枪队协助清军攻打苏州城太平天国守军
1860：帝国的阵痛与嬗变
不可辩驳的是，造成帝国根基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国日益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经济与贸易秩序之中。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大众广泛感知，因为白银流出国外是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这种收支不平衡迅速破坏了税收和商业。更糟糕的是，通商口岸开放，列强资本入侵，长期作为一个封闭内循环体的中国传统农村经济被无情地粉碎，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紧密结合的农村家庭生产组合。
北京条约
1860 年10月24日下午，在从安定门至清政府礼部衙门长达5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中国民众，他们翘首张望，默不作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两支军乐队、100余名英国龙骑兵和两个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正式签字仪式。相对于京城百姓的单纯好奇，对于当时年仅27岁、刚刚得以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来说，这个日子却包含着屈辱。英国使团随员亨利·诺里斯回忆说，当额尔金的轿子随着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描述了奕的惶恐不安：“从他的表情看得出，这是个聪明人，但处在恐惧中……对于一个只习惯于和自己同朝的高官打交道的人来说，他所接受的这个不同寻常和困难的使命，只能使他自己感到厌恶。”
回到当年那个历史背景：在深入这个停滞而破碎帝国的核心后，北京城使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和军人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便大失所望。到处都是肮脏破旧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上石板，也没有留出人行道，无非是失修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泥浊水，不时出现的一口口水井堵住道路，到处是垃圾和粪便，臭气冲天。”法国军医阿尔芒在他当时所记的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毫无生气可言的麻木表情，在坑坑洼洼、浮土充满车辙的大道上跋涉，绵延不断的，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所引起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这些蛮横的征服者，恭亲王甚至知会特使额尔金与葛罗，如果他们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11月6日，包括额尔金在内的一大群英国和法国使团成员在钦差大臣恒祺的带领下走进了紫禁城，然而，法国使团成员乔治·德·凯鲁莱当时对这座清帝国心脏的评价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物上到处是裂缝，还布满了苔藓，书房的书架上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迁往圆明园，遭遇了众所周知的厄运，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就在这一天，中、英、法签订的条约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北京的城墙上。“一大群中国人聚集在布告前，一些识字的就把布告上的条约内容一条条解释给其他老百姓听，他们深感好奇，却丝毫没有痛心的表示，好像他们对朝廷与西方蛮族达成的新条约感到非常满意似的。至于宗教信仰自由，他们看起来并不太关心。”
然而，相对于子民的麻木不仁，对于朝廷中枢的有识之士来说，“西夷”居然长驱直入，兴兵焚阙，迫使“天朝”订立城下之盟，实在是奇耻大辱，正如奕在随后的奏折中所说：“捻炽于北京，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鉴于两次军事上的惨重失败，以及《北京条约》对于西方国家拥有在北京常驻外交人员的确定，一向为天朝诸臣所不齿的“夷务”骤然成了重中之重——清廷为英法公使选择的使馆驻地为老君堂、国子监、马家厂，挟战胜之威的两国公使自然不肯就范，在试图占据朝阳门内怡亲王府和肃亲王府未果后，英国最终选择了东交民巷宗室奕梁的府邸，法国则强占了东交民巷景崇府第。就在英法军队仍然驻跸京城，在安定门城楼上加装大炮对准城内交通要道的10月底，光禄寺少卿焦佑瀛、侍讲学士张之万等四人就上了一份联衔奏片，首次提出了设立“办理通商处”负责外交事务的设想。该奏片说：“驭夷之法，贵有责成。查向来夷务，由军机处办理。惟枢密之地，事务大繁，只能总持大纲，于细微曲折，不能详细考查……此次换约之后，应请旨设立办理通商处，以王大臣领之，分为各司，办理各国事务，则例案分明，事有专责，可以日久相安，实为第一要务。”
总理衙门
1861 年1月20日，咸丰帝下谕，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署理所在地为东堂子胡同49号。已经在跟洋人交涉中经历了大风大浪的奕，表现出少有的谨慎和世故，为了安抚咸丰的疑虑，以及政敌们的弹劾，他和联合上折的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反复强调，这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一旦“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然而，明眼人都会看出，“夷务”只会纷沓而来，曾经于咸丰三年至五年担任军机大臣、饱尝权力滋味的恭亲王，所要的是在这清王朝国运危若累卵的时刻，给自己创造一个充分施展才华的长久舞台。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设英、法、俄三股。1864年增设美国股，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后改为日本股)。英国股主要执掌英国、奥斯马加(奥匈帝国)两国交涉事务，并掌管各国通商及关税事务；法国股掌法国、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并掌教案及侨工等事务；俄国股掌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并掌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以及本署官员的任免、考试、经费等事务。
“总理衙门的建立，是同治中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此前，中国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仅仅有理藩院、鸿胪寺的一部分用以处理与朝贡国的关系。虽然它的成员大部分时间在陪伴外国公使喝茶，对于自己负责的国际性事务茫然无知，但与1860年前清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比较，它都类似共和政体下的外交部，并较少受陈腐的传统财政系统之害。”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这样写道。确实，当时总理衙门只设大堂、满汉司堂以及科房，全部司员为16名章京，满汉各半，奏稿、文案、照会全部由司员亲手拟就，以避书手胥吏从中舞弊。更重要的是，奕下令各省筹办洋务，对外交涉时必须“相互知照”，并要求各通商口岸地方衙署按月将中外商情以及各国报纸送至京师，以便对“中外形势了如指掌”。
很快，奕就开始尝试利用朝廷一向深恶痛绝的对外条约，作为保护清帝国自身利益的挡箭牌。正如美籍华裔中国史研究者徐中约所说的那样：“这种和平方针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种积极政策，是中国按照条约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径。”刚刚署理总理衙门不到一周，江苏巡抚薛焕就上奏，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最为刁诈”，将外来洋轮应交之船钞(吨税)和罚款一并扣留，作为对外赔款之用。1861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九)，奕就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他声明，根据1858年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两项收入应分别用于灯塔、望楼等近海航行设施以及海关办公行销开支，与关税无关，不得扣留作为赔款。对此毫无准备的卜鲁斯不得不亲自发电昭示上海领事馆照此办理。在奕的示范下，一批敢为人先的洋务派地方督抚也开始效法：在1862年的一份奏疏中，湖南巡抚毛鸿宾就惊异地发现，“西夷”对于走私贸易的法律管制和惩办比“天朝”更加严厉，他建议所有沿海省份的涉外贸易都应被置于类似的管理之下。1866年，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曾致信于前往调解潮州外国移民纠纷的郭嵩焘说：“彼遵条约而我背之，则曲不在彼而在我。”两年前，丁日昌利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列强数次试图获取条约之外权利的请求：包括美国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购买房地产，英国人试图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开辟内河航线通航，以及法国人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敷设电缆的建议。
“对西方国家国际法的陌生，导致清王朝的执政者在初期的对外交涉中犯了许多大错误，他们在一些重大利益问题上轻于让步，而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拼死相争。”总理衙门下属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从 1862年起，尝试把惠顿版《万国公法原理》翻译成中文。两年后，当这一译本刚刚被送到总理衙门，清廷立即就得到了一个检验它威力的机会：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外强行扣押了三艘属于敌对国丹麦的商船，奕依据刚刚获悉的国际法常识，抗议李福斯在中国领海内做出这种违背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拒绝接纳其赴任，从而迫使李福斯释放了扣押船只，并向清政府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
当然，另一些情况下，北京和总理衙门则必须向列强提供更多的让步。按照《北京条约》，虽然镇江上游的九江和汉口要等太平军被镇压后才能向外国船只开放，但恭亲王为了使欧洲人在内战时支持清廷，却奉命于1860年12月将这三个商埠全部开放。1861年1月，在奕和文祥的努力下，上谕批准了江苏巡抚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焕的建议，让已在1858年被英国公使卜鲁斯提名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正式就任，虽然理论上外国政府不得干预这一人选，而李泰国又在担任额尔金翻译时以毫不客气和嘘声恫吓著名，但这一任命仍然被总理衙门认为有利。尽管贸易税的40%将被当做《北京条约》的赔款而被截留，但总理衙门仍然认为，这个新财源将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后者“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自此，海关关税迅速成为仅次于田赋的主要大宗收入，1861年，海关税收总数为500万库平两银，1871就跃升至1007万两，几乎翻了一倍。同治五年赔款付清后，清廷命各海关仍将此“四成洋税”提出解送至户部存储，使得中枢得以重建起自己的基本货币储备。
恭亲王奕
奕和其他具有远见的清廷官员都深刻了解，中国蹒跚起步的近代化外交只不过是繁复而浩大的“自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虎视眈眈的列强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随时可能颠覆王朝，而防务现代化则是维系清帝国自身存在、保证其改革成果的最迫切需要。就在1860年11月15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来到恭亲王下榻暂住的广化寺，送上两支西式步枪和一支转轮手枪作为礼物。11月23日，奕与即将离京、前来辞行的伊氏详细讨论了俄国向中国输入武器与军械制造工匠，并派兵会剿太平军的事宜。回想9月15日，通州谈判时，奕还厉声斥责了擅自与法国使团讨论“借师助剿”的胜保，认为此事断不可行。不难想象，第二次大沽之战和通州八里桥的惨败，对奕乃至其他清廷大员的触动，使得抽象概念中的“船坚炮利”变成了无可摆脱的危机与艳羡。清军主帅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之战后，也称赞英法炮火威力“丈余壕墙，竟可穿透”，湘军悍将胡林翼在安庆日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画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为了炫耀武力，彻底摧垮清帝国的抵抗意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远征军纷纷装备了最新式武器：英军带来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大炮，而法军则拥有改进型前装线膛炮拿破仑炮。在轻兵器方面，英法军队使用的是分别于1849年、1852年列装的米涅与恩菲尔德式步枪，而清军当时的主要装备仍然是冷兵器与落后的鸟枪、抬枪以及前装滑膛炮。曾亲历两次大战的法国军医阿尔芒曾惊讶地在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用长矛、梭镖和各种大刀、长刀、弓箭作战，还有一种像中式大圆帽一样的柳条或竹子编制的大盾牌，还有那些由两人吃力地肩扛、施放的抬枪，发射时经常导致2个人一起翻倒在地。”
更紧迫的是，清帝国视为心腹大患的太平军，已经开始输入西式武器。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附近截获过向太平军输送“洋剑、火枪、子药”的外籍走私轮船。在1860年9月开始的安庆围困战中，守卫的太平军用“西洋落地开花炮”把湘军打得“惊心动魄”。11月，在前线督师，久攻不下的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同年12月奕与桂良、文祥联明奏请购船买炮，曾国藩极力赞同，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之产一要务，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一年后，安庆陷落，曾国藩立刻在此地开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据其心腹幕僚赵烈文的估算，一年内，安庆军械所制造的武器包括“劈山炮二十千四百，抬枪六千，小铁枪二千方够”。
很明显，俄法对于“借师助剿”的热心，最终出发点仍是将其当做扩大在华利益的契机与切入点。谨慎的奕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向远在热河的咸丰请旨定夺，一面向南方太平天国战事正盛的各省大员致函商议，综合了上海薛焕、江北剿捻漕运大臣袁甲三、皖南曾国藩等地方督抚，以及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意见，他认为决不能向列强大规模借兵，陆路战场尤其不能听任洋兵借助剿之名占据城镇，扩张权益。最稳妥的方略在于借助洋人 “兵船”控制水路，利用西方军官训练中国军队，并以输入先进武器装备与技术为要。1861年1月24日，当俄国允诺的2000支鸟枪运抵京师时，奕决然地向咸丰呈递了两个折片，请求八旗禁兵练习西式枪炮，并在东三省练兵筹饷。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己的皇弟大展拳脚、启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波现代化改良运动的同时，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最为牵挂的问题依旧是洋人是否坚持亲自向自己递交国书，实现觐见的“国体”问题。11月3日，额尔金拜会奕，双方的会谈进行了约两小时，其中的讨论内容之一，就是觐见皇帝亲递国书。奕引用额尔金召回中“未列入准此动兵之议”一语，婉言相拒，并在次日向咸丰帝报告英法联军即将撤军的奏折中，含混地声称此事“或能即做罢论”。咸丰自然大为光火，在奏折中留下了一段言辞极重的朱批，声称“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几天后，随着英法两国远征军开始从北京撤往天津，额尔金与葛罗最终同意了奕的意见，不再要求觐见递交国书，但惊慌的咸丰仍担心回京后需要接见公使，拒不回京，甚至考虑移驾西安。11月25日，他在给陕甘总督乐斌、署陕西巡抚谭廷襄、陕西巡抚英桂的谕旨中，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内心的恐惧：“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预定，自宜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尽管咸丰最终因“工程之巨，经费之繁”，不得不取消了西狩之想，但对于这个隐患始终耿耿于怀，从而回京日程一变再变，直到1861年8月22日，自己走到生命的尽头为止。无论如何，咸丰也许可以在弥留之际稍加宽慰——在他一生中，终究没有见过一个不愿向龙椅跪拜的西方夷人。
华尔的洋枪队
1860 年的上海，已经成为按照《南京条约》而开放的中国最大、最重要港口，以及商业中心和中西交通的新据点，这使得曾经的第一商埠广州黯然失色。清朝地方官员虽然对西方列强在此的存在始终保持抵触情绪，仍不得不与其通力合作，以保证这一财政和赋税的重要来源不落入太平天国之手。1860年，上海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是长江南地区流通的茶叶、丝绸与其他农产品的集中销售点。《北华捷报》称，上海是当时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心脏，其他港口则不过是血管。然而，一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保持稳定的上海却在这个春天人心惶惶：李秀成率领的东征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6月至7月，连陷昆山、太仓、嘉定、青浦与松江，直逼上海。按照干王洪仁贫ǖ恼铰裕骄绻徽剂焐虾＃臀薹ǔ沟卓刂平斩扛蝗牡纳桃岛土甘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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