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进入新世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成为海外华人，他们大多不再像前辈那样为了基本的生存艰难打拼，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往来中西。
移民新故事
本刊编辑部
在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有人问韩寒：“和你同时出现的人中很多都移民了，你会离开中国吗？”
韩寒答：“我不会。可能这个答案很多人不大愿意听到，如果我说‘我会’就好了。我还真是不会，因为我喜欢的人都在中国……事实上无论如何，中国始终是我的故土。”
如今我们的身边或多或少都能发现几个正在筹备或者已经移民的朋友、同事或者亲戚，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里也对此多有提及，你的银行理财经理也会告诉你，他的那些大款客户圈子很多在讨论着移民的利弊，而一些80后的二代企业家们早已怀揣外国护照。
早在19世纪末，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就指出：“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1938年，学者赫伯尔(R.Herberle)指出，迁移是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于是学者们逐渐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论。他们认为，“推”和“拉”的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
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则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该理论认为，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自发、自愿的行为。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因此，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而事实也证明，成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而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
无论如何，如今中国的海外移民不再是因为政治事变、自然灾荒、战争冲突、经济建设等等所引发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而是落实到了具体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历了3次移民潮，从80年代始，留学生们和有海外背景的人带着一点可怜的美金投亲靠友，开始了淘金挣钱的生活；90年代后，一批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依靠技术移民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拓展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空；而进入新世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成为海外华人，他们大多不再像前辈那样为了基本的生存艰难打拼，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往来中西。
“除了衰老以外，谁也不知道谁的遭遇。”在国外的街头我们总能与自己的同胞不期而遇，这里面有小留学生、个体老板、体力劳动者、白领、政客、占政府便宜的新移民、非法滞留者。我们试图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现状，探究他们的价值观，分担他们生活中的欢喜哀愁。
一个家庭的移民史
老史有两个女儿，一个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另一个则排斥中文，并讨厌除了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之外的所有中餐
80年代末，老史作为优秀科技人才，被公派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读博士，他的四川同学则大多数被分配到了绵阳，至今依然在那里做研究。
那个时候出国热刚刚兴起，留洋的人总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骄傲和街坊邻居的谈资，尤其是那些从国外寄回来的工资或奖学金，它们轻易就能让在中国的亲人们成为“万元户”。
5年的苦读换回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好有机会，老史又用两年去荷兰读博士后，接着他已无书可读，面临的是找工作的烦恼。拥有博士后身份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劣势，首先你很难申请到其他国家的签证，例如老史最想去的美国，它们认为你一旦入境肯定会非法滞留下来。而找工作也是极其困难，因为大部分工作都会嫌你资历过高。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作申请也得到了回复，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都希望洋博士回去当教授，而深圳的一个环卫局则直接提出聘任他为局长、配房配车的条件。为此老史在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走访了一圈，他发现，留洋多年的自己早已无法适应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最终他放弃了回国的机会。
托熟人介绍，老史在巴西找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同时申请加拿大的移民，移民的批准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今年1月，老史全家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定居在西雅图，住在带着大花园的别墅里。目前老史在微软的市场部工作，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Google，老史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他的“小格子”四周没有窗户，有窗户的位置是给企业里有一定等级的人配备的，中午吃的是前一晚的汤泡饭，但他还是觉得在美国努力和回报总是成正比，这点让人欣慰。
老史的大女儿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充当当地大法官的助手，自小刻苦读书，没拿过A-以下的成绩，通过在巴西自学的3个月中文，现在可以自由阅读中文读物，喜欢中国菜。小女儿16岁已经开始考虑大学事宜，排斥中文，并讨厌除了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之外的所有中餐，喜欢制作个人博客以及从图书馆借阅大量英文小说。
以下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大女儿当初考取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递交的个人介绍，第二篇则是小女儿两年前回国后对中国的所思所想。
世界公民
我最讨厌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而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20多年前我在中国出生，当我5岁的时候我随妈妈远渡重洋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为的是能跟当时正在主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爸爸团聚。由于我初来乍到的语言障碍，班里的小孩总取笑我是聋子。再加上我是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亚洲孩子之一，身上的打扮和样貌难免又成为了他们数落的把柄。正当我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和感到极度失望，并以自己的种族特征为耻辱的时候，妈妈总在一旁安慰我。她还鼓励我把学业继续下去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外人的欺辱进行还击。渐渐地，我这个只会中文、曾经苦苦挣扎、害羞和总是迟疑的女孩终于适应了周围的语言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更为可喜的是，我开始学会欣赏和感激身边的一切。在比利时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与此同时，举世闻名的比利时巧克力的香味也头一次飘到了我的鼻子边。还有那难忘的初次荡舟布鲁日运河的经历以及与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牛角包的相遇实在让人回味不尽。尽管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可未来的几年将会是何番模样我的心里却一点儿底也没有……
好不容易，我们全家终于准备开始在比利时扎根发芽了。跟中国相比，在比利时更长时间的停留也越发使我相信这里将会成为我真正的家。可这刚长出嫩芽的小树却由于爸爸工作转换的原因而又被连根拔起。我们全家此时再度迁移，跨过大西洋，抵达了南半球。于是当我11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来到了巴西梦幻一般的热带海滨城市福塔雷萨。大西洋的壮丽，带着丝丝甜味的可可汁，奇幻无比的狂欢节场景，还有巴西人独有的热情好客，它们构成了我无数挥之不去关于巴西的回忆。
出乎全家人的意料，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北半球。此时我们正急切地盼望着移民手续的完成和永久居民身份的颁布，而这次落户的地方位于加拿大的西海岸。多伦多使我与众不同地感受到自己浸淫在一个真正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高级法语班的20个同学，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有着你所能想象出的各种文化背景。我的英语口音也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从英国腔转变成了加拿大腔，于是“Oy！”成了我不自觉就会发出的感叹词。而枫糖浆替代蜂蜜成为了薄煎饼的调味酱。滑冰也不再是奢侈的运动，转而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冬天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所有的池塘和湖面上免费玩耍。我和妹妹还会在长途汽车旅行中用英法语大声地唱加拿大国歌。
3年后，在美国德州普莱诺的市郊，我们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能称为“自己的”房子。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名)与我们之前所居住过的地方有着许多的不同。这里的人们特别为自己煎出的牛排质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特别宽敞的路上开着“加大码”的汽车，并且住在后院有游泳池的巨大房屋里。于是在此后的5年里，我们全家定居并开始了追求那所谓的美国梦。在那期间，随着在美国文化里的浸淫，我感觉到有必要使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同时让性格变得加倍的坚韧，并且作为个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适应美国这个节奏迅猛、竞争激烈和信息化驱使的社会。
15年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一路走来，最终长成今天的我。也许，我甚至不敢想象那些环境转变时期给我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巨大的变化。我必须说我很感激自己能拥有如此形形色色和有趣的人生经历。而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充满了挑战，并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愈发开朗、明智、坚毅和充满同情心的个体。
中国日记
我的名字叫安玲史，虽然我看上去像中国人，可我并不是。我从没在中国居住过，我喝西方的牛奶和吃西方的食物，另外告诉你，在母亲的子宫，我的童年，几乎全是在美国度过的，而那不可逆转地影响了我的现在。
让我开始告诉你我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印象。
第一个巨大的、10英寸刀子般深的来自于中国的印象就是交通。在我们被母亲童年的最好朋友从机场热情洋溢地接到之后(那里有我们的亲戚)，我们在贵阳酷热无比的气温下，(译者注：当时气温28度)挤在了他狭小无比的桑塔纳里。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住过5年，我习惯了在90华氏度的气温下待在拥挤不堪的车里，但在德州，交通是在控制之下的。
贵阳的交通，很可惜，不是。
我们开车上路后，我的耳膜只跟一种声音碰撞了起来：汽车喇叭声。喇叭的鸣响，高音，低音，谁又知道F调在中国人的手上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在美国，10天内你能听到喇叭声一次或两次，并且只是在你离死还差两秒或者某人在路上确实激怒了你的情况下。
每个人开车都跟疯了一样。中国的驾驶员是世界上技巧最精湛的，或者他们根本没什么技术可言。甩尾，不打灯，随意变道。当我们试图转进另一条道，我们没成功。在美国，3辆车之内总有一辆会让道给你。我猜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辆车驶过，两辆，3辆，4辆，同时被阻挡在后面的车一直压迫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往前移动。这让我们陷入了非常恐怖的境况。
我对中国的公共教育并不太了解，尽管如此，在美国公共学校系统里接受了9年的教育后，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它的事情。但我将告诉你一样特殊的事情，这部分关于毒品和酒精教育。
每个月，从我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两到三个从DARE(毒品和酒精防范教育)计划来的负责人会到班级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毒品和酒精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并且我们应该一辈子远离它们。我们的老师也参与其中，他让我们做关于毒品的作业，研究为什么它们对我们有害。我猜在这种环境里成长已经把我变成了毒品和酒精的纳粹，因为我这辈子也不会触碰这些东西，更谈不上让它们污染我的身体。
被带到中国后，几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晚宴的饭桌上，肯定会有人在抽烟，而且在晚餐的时候，酒精几乎到处都是。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在抽烟，这个状况残酷地令我想起了在美国时看过的公益广告，在一个充满二手烟的房间里待上两个小时等于自己抽上一根烟。同时我十分讨厌每个人都在强迫我妈喝酒。
我觉得在中国过马路是一件艺术和巨大的挑战，因为在美国你可以蒙着眼睛过10次8次马路也没事。不幸的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横冲马路，几乎没人用斑马线。我几乎无数次差点被极速移动的汽车撞到(包括单车)以至于我都数不过来次数，这真遗憾。
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做的，当斑马线上的交通灯变绿，车停人走。当交通灯变红，人等车走。简单明了，对吗？对，也许这有点消耗时间，如果你冲刺到斑马线上灯变红了，可这总比被车撞死强吧。
还有一条行人必备的权利。当你在车里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你应该立刻停车让行人经过。但是当你是行人，我还是建议你快走，这样不会刺激到司机。
一场小灾难发生在我们亲戚位于花溪的公寓里，我们最后不得不叫警察来调查。我只在美国遇到过警察(谢天谢地)，那次是我的表哥玩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打了 911，把警察叫了来。几分钟内，警察来到房间并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幸的是，在花溪他们用了20分钟才来到，之后他们是如此的不专业(按照美国的标准)，开始抽烟和用手机聊天，换句话说，基本上什么都没干。
但我能理解为什么警察如此难快速出动。当我们在北京的路上，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响着警报器试图穿过车流。当救护车跟我们一样速度而行人走路超过我们的时候，我对那天需要帮助的人感到无比的惋惜。在美国，当紧急车辆例如救护车和警车通过，所有车流必须停下(或至少慢下来)。
在美国的餐馆里点菜的时候，你一般会以谢谢结束服务生的服务，然后他们会以微笑和一句“没问题”或者“你点的餐几分钟内就会准备好”作为回应。
在中国，我发现事情截然不同。我好几次被吓怕，因为点菜的人总是用粗鲁甚至侮辱的态度对待餐馆里的服务员。在美国，你尝试用最善意的方式说话，这样没人受伤。在中国，如果服务生往我们吃的菜里吐痰我不会惊讶。
同时，他们也并不快乐。在中国的头两顿饭，我很惊讶地问母亲为什么服务生看上去并不高兴，(在美国他们被训练成高兴的样子)母亲告诉我他们没有动力，因为他们没小费。
当我跟表哥和他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老说“谢谢”感到非常惊讶。我想这就是在美国长大带来的习惯。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感谢，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多用“谢谢”，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都会好过一点。
总体来说，对比美国和中国这件事本身就不太靠谱。
中国有比美国长数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是一个新生儿。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多，同时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也很不同。
文化和人民也不一样。你不能把这些变数都囊括进来然后还能看出谁更好。
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虽然价值观不同，但我们都渴求一样东西：幸福。
虽然这只是一个外人对中国的看法，但你或许会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完全没问题。尝试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只能有益于你。
澳洲“祥子”
“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
Peter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是一个中国人，他的护照上“国籍”一栏标得清清楚楚：澳大利亚。但他执拗地认为，“拿了个外国证就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纯粹胡说八道”。不过，他还是更习惯让人叫他Peter，而不是他的中文名。
离开中国20年，他习惯拿起电话先说“hello”而不是“你好”，但一旦聊起天来，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还是立刻“出卖”了他。如今在悉尼靠开出租车谋生的Peter，笑称自己是现代版“祥子”，所关心的话题和他的北京同行们也几乎没什么不同。他侃侃而谈唐骏学历门为什么不会在澳洲出现，对国内发生的社会新闻如数家珍，朋友们甚至笑称他是个“政治局委员”。他从来不看澳洲电视台的节目，“看不明白”。即使英语已经不再是阻碍，文化上那层隔膜始终还是不能消除。
和农民进城没啥区别
20年前，30岁的Peter还在北京从事化工生产工作，机关单位里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一肚子憋屈无处发泄。而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尽如意，和老婆“奉子成婚”的他，一心想要逃离。所谓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正在向中国的第一批移民殷勤挥手。
抱着“是男人，就得闯一闯，得证明自己”的想法，Peter踏上了飞机，目的地，是留学签证最易到手的澳大利亚。全身上下除了简单的行李，他只有全家人四方筹措而来的1000多美金。不知道归期，也不知道能否留在澳洲，“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笑着说，就是那种感觉。
初到澳大利亚，Peter只会几句简单的英文，几乎无法与人交流，“那时候，真的和农民进城没什么区别，心里特别难受。”
由于拿的是留学签证，他必须不停交学费才能续签。开始，他也抱着要好好学习回去光宗耀祖的想法。但只念了半年，迫于生计，他就只交学费，不再去语言学校，把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拆房子，澳洲当时房子多半为平房，砖瓦结构。Peter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块一块块卸下来。“早上起来星星还在天上闪着，晚上回去月亮都老高了”。苦，想起那段日子，Peter只用一个字就足以总结。
第二份工作是装修工人，虽然活儿粗，但胜在收入不错。一小时30多澳币的收入，足以让Peter在维持生活必需以外，还能攒一点钱。
由于那一时段特殊的政治形势，90年代初，澳洲政府一次性为约8万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阴差阳错之下，Peter留在澳洲，并将妻儿一并接了过来。
起步的生活总是艰难，虽然当地早有华人居住，但第一次大批量涌入华人，还是让当地白人居民对中国人颇有微词。“他们不会表达得特别明显，就是在说话的时候，‘Chinese’，那个语音、语调，一听就知道他们歧视我们。”日子长了，也就从愤怒到接受，直至漠然地面对。“国内我能做人上人，在这儿我注定是下九流。肤色决定了你和他们是不可能成为同一类人的。”
更痛苦的事儿，还不是外国人造成的伤害，而是同胞间的相残。“过去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恨不得捅你一枪。中国人都狡猾。”Peter总结。
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
Peter梦想能落叶归根。澳洲和中国，在他眼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活得长，一个挣得多。“可是没得挣，活那么长又有啥意思呢？”他嘿嘿笑起来。
事实上，1999年，Peter回过一次国，身份是“澳籍华人”，投资做防火安全检测，他摇身一变，从装修工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他发誓，要赚一笔大钱再回澳洲。
“澳洲的法律就像是张网，再小的鱼你也钻不过去。在那儿我没有优势。可在国内不一样，我太了解咱们国家了，在国内只要你有基础、有人脉，到处都有漏洞，到处都有灰色的收入。我回国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没有半点不适应，谁要说自己不适应自己祖国了，那绝对是矫情。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不过，弄了7年，生意还是失败了。他将原因归为遇人不淑，合开公司的朋友总是侵占公司资源来谋取私利，久而久之，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他想了想，也承认自己还是太倔了，所以注定没法和人合作。他最熟悉的中国 江湖，也许并不一定适合他。
中途，他大哭过一次。那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辜负了老太太，这么大个人儿，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点名堂来。”
“澳憨”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到澳大利亚，做了个现代“祥子”。操起方向盘，在悉尼的大街小巷转悠，和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人闲聊。
仍然很愤怒，仍然关心着国内。到现在，他每天出车前都还要浏览国内的新闻网站，生怕别人聊起和中国有关的话题自己不知道，不能成为闲谈的中心会让他感觉失落，而这是最要命的。
有一次，一个“洋鬼子”坐他的车，他看见那人的包上挂着日本的LOGO，本来不关他的事儿，他却硬要和人争辩，日本对不起中国。“‘知道1937年的事儿么？’我问他。洋鬼子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那怎么能过去呢？我也杀几个日本鬼子，然后过几年人家也说这过去了行不行？”他义愤填膺地说完，然后又干笑几声，说，“我还是个愤青吧，国内是这样形容我们的吧？”
“愤怒中年。”我说。他“哦”了一声，“对，我老了。”
大多数时候，他不会再像年轻时一样冲动，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就能和人争得面红耳赤。做出租车司机，有时会遇到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比如一个中国男人欺负另一个中国女孩儿，他想了想，没管。“毕竟是男的付我车钱，而且，管了今天也管不了明天啊。”
澳洲现有人口2000万，仅悉尼一地，就有50万中国人。但在澳洲，Peter没多少朋友，国内也一样。大多数时候，他过得有点儿孤独，形容自己是“澳憨”。每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工作、上网、看国内电视和新闻，然后就是休息。
对同胞，他提防；对本地人，他知道自己融入不了他们的圈子。
5岁时被他接出国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香蕉人”。从来不看中国电视节目，接受的是纯正的西方式教育，在拿到双学位后，进入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这是Peter所希望的“真男人”形象。
加国移民速写
7月20号，媒体人王利芬在微薄里面讲：“有一位同事从加拿大回来，面色白中吐红，这是我看到她最好的脸色，环境空气多么重要啊！她才去一个月。想想有些外资对来北京工作的人要发环保补贴这个事实吧。”
面色苍白，在加拿大读书的小王看了之后说：“我们这边的人有几个是王利芬的同事啊？我要是她的同事就用不着为了糊口去电话中心打调查电话，每天都几乎要吐血了。”
其实，移民中的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在国外的生活无非是另一次奋斗的开始。
老陈
老陈和他的儿子站在新租的锈迹斑斑的仓库前等人卸货。讲法语的卡车司机，当着老陈的面用巨大的金属钳子一下子就绞开了集装箱的钢筋封条，一小火车皮般的长纸箱堆呈现出来。老陈解释说，里面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布匹。在汗流浃背的几小时疲累折腾之后，其中一个破损箱子的一角露出了光闪闪的一片，老陈的谎言不攻自破：远渡重洋飘过来的竟然是满仓库的不锈钢棺材。
在加拿大生活久了，人说话就也显得直白，让老陈去撒个谎也着实不易。劳累之余，老陈把他过去的经历交代得一干二净：文革时苏南的劳动标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在大家都为一个“万元户”努力奋斗的时候，他已经在广州通过走私汽车赚到了50多万人民币的第一桶金。“当时觉得人生没有了希望，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花这些钱，吃喝无度，嫖赌也找不到地方，两个月就胖了20多斤。”
好景不长，公安机关最终盯上了他。老陈从边境出逃到缅甸，8天7夜战地逃亡，最后偷渡到泰国，转战南美，最终抵达加拿大。原配还在国内，胖墩墩的子女已经过来加拿大和老陈一起经商。老陈在加拿大又娶了个广东籍的老婆，新生了个女孩才2岁半。
最初，老陈在这边和广东老婆开餐馆。到底是在道上混过的，不同于大多数现在仍然隐身于唐人街打廉价黑工的那些偷渡客，老陈通过种种手段转正了身份。此后，也回过几趟国，结果做煤炭生意时被一个外表憨厚的山东商人给坑了。好在以前国内和他走私车辆的小弟们很多都变成了老板，其中有个开起了棺材厂，制造精美细致的不锈钢棺材，用做西方人的最终安度。老陈说：“本来让他们给我发一个集装箱卖卖看看，哪知道他一次就给我发过来满满的一仓库。好在没有定金，等我卖出去再给他们钱。”
老王
台湾来的老王老婆是上海人，比他小20岁，儿子也很小，只有6岁。老王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儿子的涂鸦大作。每每和老王谈起他儿子，老王眼睛放亮，话匣子猛开，亲子之情，溢于言表。
老王说：“我的儿子好有想象力啊，他给我画怪兽，还有漫天的小星星，思维很是天马行空的， 本来想让他跟一个中国的老师学简笔画，老师教的都是什么小花啊，小猫儿之类的，儿子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还是天马行空好呀，火星撞地球嘛，为什么规规矩矩的，在加拿大就是要让孩子充满想象力地成长。”
老王的话代表着不少移民家长的心声，很多人出国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孩子在加拿大能享受到什么优惠呢？ 起码在魁北克，生孩子有政府财政的补助，“牛奶金”可以支持孩子生活到18岁成人；孩子可以避免填鸭式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压力，很自然地学会讲英法两门官方语言和考上大学。宽松的环境，优良的教育，也造就出北美二代华人移民中很多优秀的律师、医生、工程师、高级金融人员等等。
老王说，国内清华北大的排名在世界大学里面都在200名开外，这让他很不理解：“这边普通孩子只要稍稍努力就可以去麦吉尔、多伦多大学这些国际名校，可是国内几十万里挑一的学生才有可能去清华北大这些国际上排名200以外的大学！看起来学校也像赛车，你个人跑得再快也赶不上手握一辆配置好点的汽车。”
老王经营的一家旅行社，主要业务之一是出售机票。“每当我看见客人买一张单程回国的机票，我都祝贺他们啊！不用往返回来，回国多好啊，以前和我在台湾一起打拼的人，现在很多都是身价几亿的老板啦，大陆也一样啊，有钱人不得了啊，在加拿大，交税都交得郁闷，很难有多的存款啊，还是国内好，机会多，很容易发财啊。再说了，有钱了去哪里不都一样，我巴黎旅行社的朋友说，在法国旅游的中国人，都去排队买奢侈品啊。国内的人现在真是有钱。”
“那你愿意以后带着老婆孩子去大陆发展吗？”老王笑而不答，沉静片刻，“要是我还年轻，或许又是另种选择吧。”
小白
小白27岁，出生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小区。生于皇城根下，他优越感很强。刺激到他的是工作以后的薪酬待遇，同在驻京法国奢侈品公司工作，他和有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同事干同样的活，却赚少了近8倍的工资。
“凭什么呀！”小白说。这个“白领”做得憋屈，北京生活水平高，那些月月定量的工资扣去支出后，基本没有剩余，还要时不时接受父母的补给，真是“白领” 了。小白于是乎就加入北京的“法语联盟”，申请到法国的研究生，最终转战到人口750多万的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做起了新移民。
初来乍到的小白，对有着北美小巴黎美誉的蒙特利尔充满了好奇和迷恋。摩肩接踵在市中心主要商业区圣凯瑟琳街各色皮肤的人群中，小白欣喜地感觉到自己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分子。小白说，这里有各色国家的小吃，与欧陆情调相近的西餐厅、咖啡馆、酒吧、脱衣舞店、歌剧院、美术馆。更不用说那些整个夏天没完没了的节日：爵士音乐节、焰火节、热气球节、嬉笑节、同性恋游行……就连弥漫在市中心各个角落的大麻味都不会使他反感。在法国香颂般舒缓的城市节奏中，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小白觉得一切都值得陶醉，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小白现在处于稳妥的过渡时期，衣食不愁，在中国人开的培训学校里，修一门介绍魁北克创业的课程。每周学6个小时，就可以收到政府700多加元的月补助，同时还帮着学校赚政府的补贴。小白讲，同班的一个女移民，刚刚怀孕，政府每个月给她的补助比小白还要多1000多加元。全日制的学生，政府可以报销两千加元买电脑的费用。这对于很多在蒙特利尔每个月生存成本为600加元左右的华人来讲也还是有着很大的实惠。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不过也有好多老移民，一味读书，不找工作，一直在吃政府的补助，慢慢地习惯于自己的懒惰。”小白说。
老寇
老寇是来自山东的投资移民。不会讲英语，却在多伦多当地华人圈子里面生活得怡然自在。“为了呼吸加拿大的空气也要移民！”老寇喜欢这样说。
怕老婆的老寇在国内普通人眼里也算是个成功者：炒股高手，多套房产，小型企业，八面玲珑的社会关系和小鸟依人的情妇。
如今，儿子马上就读约克大学，老婆在华人超市理货。老寇在甜品公司里面做货运司机，工作虽辛劳，却换得精神轻松。
保持着国内经商时的勤奋和精明，老寇像其他加拿大邻居一样热衷于自己的家居生活。在从越南人手里买的优雅别墅中，不同于邻居绿葱葱的草坪，他宽大的后院里点缀了许多黄瓜和西红柿，时不时还定期漆亮车库外的路面，调整地下室的吸湿器，就连给儿子买一辆二手的马自达3系车，老寇也会不厌其烦地去印巴人的车房跑五六遍，反复比较查看后再作定夺。
剩下的业余生活，除了整天在家里面盯着中文网站，老寇喜欢去华人教堂结识来自五湖四海、两岸三地的“弟兄姊妹”，偶尔会和工友老李开车到百公里之外的湖边钓鱼。
老寇和当地的加拿大人不一样，钓来的鱼从不按标准放生，只是送给一起工作的工友。“老外不会吃淡水鱼，怕被鱼刺卡住了脖子。”老寇喜欢这样解释。
对于教会，老寇更是乐此不疲，“我没有受洗啊，他们都叫我准弟兄，也就是说迟早要受他们洗礼的，反正去了多交流嘛，多个朋友多条路。”
老寇周末早上喜欢和同样移民过来的老乡“黄书记”去Tim Hortons咖啡馆(加拿大最大的连锁咖啡馆)喝廉价咖啡，相当于广东人的早茶，这是他为数不多接触当地文化的机会。
他称呼“黄书记”三哥，“三哥过来也不容易啊，在国内做惯了领导，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的，突然来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坐移民监，真够他急的。这边的领导可是非常好说话啊，当地的市长还找华人座谈拉选票呢。市政厅有教堂，新人们预约一下就可以在里面举行婚礼，完全是服务于民啊！”
老寇接着说，“黄书记在这里即使是住着上几百万加元的别墅，少有人聊天啊，请他吃饭啊，没有人叫他书记啦。他又不可能放下身价和我一样去打工，语言不通，真也是不容易啊。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还是国内有趣，又脏又乱又热闹。”
老李却不这么看，毕竟在国内教过书的，思想要多些深度，“这边华人怎么说也不是主流，更少有华人去参政议政啦。”
老寇不高兴了：“什么主流不主流的，我在国内也从来没有被人邀请去开什么代表大会，作为老百姓，我吃得好，住得好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小彭
如果仅从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上讲，小彭也许可以被老李归为主流的一类。小彭和小白同岁，在多伦多的一家犹太企业做进出口贸易主管，年薪已经超过12万加元。时而和他的犹太老板坐着老板娘家的私人飞机往返于美加两国之间，时而回国住着五星级宾馆高调采购。
除了说中文时脱不掉的东北味，小彭举手投足充斥着北美的商业化，就连逐个交往的女朋友也是清一色的白人女孩。“老板说，坐飞机必须坐头等舱，宾馆也要住最好的。这样才有底气，不会被客户看不起。”
小彭18岁就来加拿大留学，读预科，考入多伦多大学会计专业。1米85的他在大学期间又长高了7厘米。3年就读完了4年期的课程后，迫于当时留学生的移民政策，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找到财务类的工作，于是进入现在的公司从事物流工作。作为学习狂又自动转为工作狂的他，5年内业绩和职位层层晋升。10年已过，小彭业务周全，深谙商道，同时心态上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青春和热情。
但他也少不了抱怨，“天天睡不着觉啊，这个月的预算，美国市场的推广，办公室的政治学，我上大学时候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的书，现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真想辞职不干了，去斯坦福读MBA。可我已经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多数加拿大人20年的路。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工资还没有我的一半。”
“中国人好面子又重实效，迷信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这的确是有用的。在加拿大机会相对公平，只要是努力，回报总是可以成正比的。”小彭经常这样说。
王老师
冬天的魁北克，常见的是冰厚七尺，大雪屯门。一夜的雪花落尽，第二天早上很难在街上一下子找到自己的车子。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寒冬清晨，王老师还是开始练起了太极拳。后来得知，零下20度的天气里，王老师去野外写生也是常有的事。
王老师曾经在中央美院执教，研究生同学有的已经名扬四海，自己得意的学生也已经把作品拍卖出几千万的价格。他还是雷打不动，在国外一待就是20多年。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晨练、画画，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国内或许是冒险家的乐园，可我真是害怕那些浮躁的应酬。我一直都喜欢我在加拿大的生活，随心所欲地画画，多好啊。我可以清醒地知道我想做什么，不愿做什么。”
不同于很多贫困潦倒的画家和街头卖艺的华人演奏者，王老师的画作在当地颇有市场。许多收藏家都要排队抽签，之后通过画廊去收藏他的作品。魁省的“国立”美术馆里专门有他画作的展览，而没人能相信这个衣着朴素、须发苍白的老顽童就是震撼无数人视觉的油画风景的创作者。
王老师说，那些展览出售的作品其实都是应付市场之作，自己觉得好的画作不会出售。
并不是所有的华人艺术家都有王老师的毅力和运气。鲁迅美院来的许先生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来自北京的画家老刘还住在陋室靠政府的补助生活，地铁站和蒙城老港里面还经常能听见东北籍华人小提琴手的旋律，然而那个靠模仿甲壳虫乐队出名的歌手“黑鸟”以及以苏联老歌取胜的老手风琴手早已经不知去向。
大田
大田是家中的老大，31岁，目前还在国内，不会英语，不说普通话，只说山东话，没有文凭。老婆是初中同学，为他生了3个孩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两个风尘味很浓的小情人，几十个员工，几个小弟，4个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意。他从没出过国，完全不了解国外的生活，然而他也开始寻思出国了。
大田在“味道江湖”餐厅点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带了两个美女经理作陪。他一手握着尾数是4个八的手机，一边说：“老伙计啊，我也要找你移民啊，去加拿大！”他说道：“兄弟啊，你不知道我的苦啊！”
大田的苦不像海外移民的苦， 别人的苦在明处，大田的苦在暗处。坐拥几千万资产的大田，由于公司资产结构的原因，时时面临着大厦将倾般岌岌可危的压力。产业盈利亏损各半的局面使得他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再加上风险杠杆上负债太高，每月需付的利息让资金缺口的回笼显得有气无力。
最让大田窝火的是给狐朋狗友们的生意做的担保。为了银行里面自己的信誉和运营不受影响，大田替朋友不得已的还款就有近600万。“天天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可恨的是那些银行里管事的，你自己的房产抵押贷款，还要通融他们，100万的贷款，公关都要10万！”
大田接着讲，“更让人头疼的是那些有黑社会背景，放高利贷的，他们天天盯着你。这两年还好些了，2006年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意外安全险，有时候想为了老婆孩子，一了百了算了。现在经过了那时的坎，算是看开了。”
“要是移民，你国内这摊子怎么收拾啊？还有你国内的花花世界？”面对这个问题，大田早有答案。“让老婆过去照顾孩子就好了，留个退路嘛，我可以在国内啊。”
移民是件很小众的事情
“以前人们出国想着淘金赚钱，现在选择移民更多的是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葛妍与丈夫全家一同移民英国，她觉得这可能是当时一部分港人的心态：对未来感到迷茫。丈夫长期在海外留学，一家人久居海外，移民对于葛妍来说是顺其自然的事。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来内地赚移民的钱。
在十几个国家游历几年之后，葛妍和丈夫把他们在内地的家安在了东部沿海紧靠上海的一座二线城市，为当地的外服机构在留学和移民业务上提供指导。葛妍意识到，内地潜藏着无限可能。她身边更有眼光的生意人，早她几年已经转投内地市场，而内地的生意人也渐渐把眼光转向了海外，这就是她所看中的移民市场。
在葛妍接触的客户里，80%的家庭移民是为了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他们中很多人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愿意从公司的运作资金里拿出钱，为的是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中介乐于帮这些家庭算一笔账，移民与留学，究竟哪个更有性价比。以加拿大为例，大学以前的教育费用是全免的，那么选择在孩子入学前移民，移民的费用比留学节省了六七成。毕业之后，孩子想要留在当地工作，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葛妍曾经跟踪过的一位赴美攻读硕士的学生就告诉她，自己打算在毕业之后移民。他的考虑很简单，在美国第三高消费城市波士顿，每月1800美金的低收入人群，也能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除去每月540美金的房租水电费，100美金的伙食费，剩余的部分完全由自己支配，“一张电影票10美元，付钱以后可以看到你想出来为止。”
“像这样的留学生，丝毫也不担心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们远比我们想得通。以前人们出国想着淘金赚钱，现在选择移民更多的是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另外一部分人是为了让家人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移民更像是选择一种可进可退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些公司的老板，拿一个身份移民，但是知道赚钱机会在国内，还是会把事业放在国内。”
在葛妍看来，差异性是很多想要移民的家庭所看中的。事实上，他们中鲜有人放弃国内的事业，大家都清楚，国内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潜力，而在国外享受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按照葛妍个人的经验，通过移民换取的另一种身份更多提供的是某种便利。事实上，她和丈夫甚少待在英国，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来回，移民对于他们来说仅是一个形式。“比如出国旅行的时候，签证就会方便很多。”
每年，他们都会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享受多种多样的资源。“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苹果6个人吃，6个苹果一个人吃。为什么不去资源更丰富的地方看看呢？”
唯一考量的是一笔巨大的移民费用。以当地申请移民人员的情况来看，申请者年龄普遍在40到50岁之间，资产在百万到千万之间不等。要计算的除了家庭本身的经济实力，还包括对方国家的学费、生活费等等。
十几年前，符合条件移民者并不多见，现在的情况让她对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事实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而思想开放。”
“当然性价比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移民可能要放弃事业，也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长期无法在一起生活，这些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葛妍说。
对于多数有意向的家庭来说，移民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时间相对较短的投资移民，整个过程最短也要耗费两到三年时间，长的也会拖到十年之久。
而如果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移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并非是很好的选择，它意味着你将往来于两个国家之间，与两个国家的政策周旋。
“处于事业上升状态的人并不会贸然选择移民，移民其实还只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当地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以这座二线城市当地600万人口为例，每年仅有几百人申请移民，他估算，大一点的城市一年申请的人数也只在上千人左右，相较于当地人口，只是一个微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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