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25条神奇定律 它们主宰了这个世界

中国的田赋制度从夏商周至民国，仅重大变迁就有八次之多，但每次改革的实际情况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黄宗羲定律”的核心。1945年7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为抗议重庆的黑暗，作为国民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经白天在大街上打着灯笼。那里贪污腐败，特务横行，政治专制，以致许多公共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当黄炎培先生来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一派新鲜气象，这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但他还是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英国上世纪外相哈默斯顿说 ：“ 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们称之为“敌友定律”。一块公用的牧场通常发生的是放牧过度，一块公共绿地上通常会出现一条小路，公共场所的坐椅通常会被人弄得又脏又破，……这是什么现象？这就是公共地悲剧。公共的东西似乎从来都被人关心。在人们的心目中，选举的意义恐怕就在于大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通过投票推举出最受我们爱戴或信赖的人。然而，通过选举能否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呢？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 肯尼斯·约瑟夫· 阿罗(K. Arrow)采用数学方法于1951年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鼎鼎大名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把一堆螃蟹放进一只篓子里，即使不盖上盖，螃蟹也爬不出来。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霸权周期理论是莫德尔斯基提出的，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防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了权力优势的合法性的时候，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战争，战争中产生一个新霸权者。霸权转移理论认为，兴衰无常，循环不已，但霸权的转移会导致不稳定和危险。所以，这种理论真正关心的是霸权下的稳定。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力量是霸权控制的源泉，经济霸权就是在原材料、资本、市场、生产上占据优势。另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这样的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 印度学者苏地生在1987年讲：“全世界还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是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个被各种僵化教条左右的世界上，他以极有胆略的实践家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个具有闪光的哲理并以极其朴素的语言表达的基本命题：‘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至理名言应该用金字装璜起来，并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今世界上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金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惧怕，安全成为首要目标。为获得安全，各国竭力增加军费，力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改善自身的安全状况，但由于军备竞赛是互动的，无止境的，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势力所打破，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得到的，各国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所言，“一个国家的安全感增加无意中将使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自动减少” 。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也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在世界历史上，有多少次是由饥饿的人们，参与了改变国家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不满情绪是由哪里开始的？夏普的政治定律说得好 ：“ 如果人们饥饿，随后他们武装起自己，你就会有大麻烦了 ” 。在近代军事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战争是政治继续这一观点的是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1827年12月，克劳塞维茨在给他友人罗德尔少校的一封信里，明确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等。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佑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国家之所以能够统治，其基础是有强大的暴力工具，如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如果没有暴力工具，国家就不可能进行这种阶级调和的活动。一个没有暴力工具支撑的政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任何政权必须有暴力工具的支撑”，这个道理，被毛泽东简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的传统只承认“祖宗的江山”和“打下来的江山”，而所谓“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来的，最终将会被打丢掉(这里的“江山”二字应该是指统治权而不是指土地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