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上周收盘时,跟一个星期多一点之前十分接近。上周三振奋人心地上涨200点,主要也就是填补前一个周五让人发愁的200点跌幅。 Andy Rash 几个星期以前,道指重挫近800点,然后又以同样剧烈的程度回升。相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上周收盘时,跟一个星期多一点之前十分接近。上周三振奋人心地上涨200点,主要也就是填补前一个周五让人发愁的200点跌幅。



Andy Rash
几个星期以前,道指重挫近800点,然后又以同样剧烈的程度回升。相比4月份,这个广受关注的市场指标目前下跌了7%,相比2009年低点则上涨了59%。

这种让人头晕眼花的起伏,又一次考验着投资者的神经。2008年到2009年的各种事情已经让人崩溃,而自今春爆发希腊债务危机以来,动荡行情又一次回到了市场。

在这种时候,经纪商或理财师可能会为你提供一些箴言或建议。有一些标准的安慰话,你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但这些话说得有多对呢?下面的10句话,就需要进一步推敲。

1.“现在是投资股市的良机。”

真的吗?问一问经纪商,看他在什么时候警告过客户,说当时不适合投资股市。2007年10月?2000年2月?坏掉的手表,一天总有两个时刻显示的时间是对的,但并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去捡只坏表来戴。或者像某人曾经说过的一样,找经纪商问现在是否适合投资股市,就像找理发师问你是不是该剪头。“当然该剪,先生。请跟我来!”

2. “股市平均让你每年盈利约10%。”

那又怎样?这是根据一部分过去的历史总结出来的,一直要回到19世纪初,而且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检验。

这10%当中,约三个百分点只不过是来自通货膨胀。其他7%也不一定可靠。19世纪的数据是值得怀疑的,而20世纪的全球图景错综复杂。专家认为,5%可能更为典型。另外,股市只有在你以平均估值买进的时候才会产生平均回报率。如果你在估值较高的时候买进,回报就远远不如了。

3. “我们的经济学家预测……”

打住吧。问问经纪商,他们公司的经济学家有没有预测到最近的这场衰退,如果预测到了,是在什么时候。

人们过去的经济预测成绩并不怎么好。即使是到了2008年,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否认衰退已经进行。常见的表演是预测经济将会出现“放缓”,但不会进入“衰退”。这样,不管实际情况怎样,他们都能够为自己开脱。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经说过,在预测家面前,算命先生的表现还算不错。

4. “投资股市让你参与经济增长。”

把这话说给日本人听吧。自1989年以来,日本经济已增长逾四分之一,但股市下跌了逾四分之三。或者把这句话说给任何在10年前投资美股的人听。而且,这类例子还不仅限于这两个。196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万亿美元,道指约在1000点。13年过后,美国经济已增长至3.3万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还是1000点上下。

5. “要有高回报,就得承担高风险。”

巴菲特听了这话肯定觉得意外,他宁愿投资那些没意思的公司和没意思的行业。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FactSet Research公用事业指数的表现超出了激动人心的“高风险”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 index)。赚取高回报的唯一途径,是购买相对未来现金流比较便宜的股票。至于“风险”,经纪商可能认为它就是“波动性”,而波动性的意思往往就是股价的上下起伏。但大家都知道,风险其实是损失本金的可能性。

6. “市场估值真的很便宜了,现在的市盈率大约只有13倍。”

被普遍引用的市盈率(股价除以年度税后利润)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利润的波动性实在太大,繁荣期高得不得了,衰退时又低得不得了。

让经纪商谈谈其他估值指标,比如股息率,也就是每一块钱的投资得多少分红;或者谈谈经过周期性调整的市盈率,也就是股价除以过去10年的利润;又或者谈谈托宾Q值(Tobin's Q),即股价除以公司资产实际重置成本之比。没有哪个指标是完美的,但这三个指标在过去的预测表现不错。目前,三个指标全都说股市相当昂贵,而不是相当便宜。

7. “市场变动的时间不能预测。”

这种老话使得客户一分钱都不敢从市场里撤出来。努力赶上市场的每一个起落,当然是傻子才做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得一直不对整体估值给出判断。

如果你在股价相比现金流和资产显得便宜的时候投资股市(这往往是在所有其他人都看跌的时候),你一般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如果在股价非常昂贵的时候(比如其他每个人都离奇地看多时)投资,你可能就会败得一塌糊涂。

8. “我们推荐您组建分散化的基金组合。”

如果经纪商的意思是你应该在现金、债券、股票、另类投资、大宗商品、贵金属当中进行分散化,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但在太多的经纪商那里,所谓分散化就是投资不同名称、不同“风格”的基金,像大市值价值型、小市值成长型、中市值混合型、国际小市值价值型之类。这些东西不过是营销噱头。比如,“中市值混合型”基金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基金往往一直是100%入市,并且全部投资于股市。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甚至带“国际”字眼的基金所具备的分散性也不及以往,因为各种东西之间都在产生关联。

9. “这是一个选股人的市场。”

什么?每一个市场好像都可以定义为“选股人的市场”,但对多数人来说,投资回报(不管是正还是负)中的多数都来自他们所选的资产类别(见第8条),而不是单笔投资。面且,即使市场确实是一个选股人的市场,你要怎样才能相信你的经纪商就是合适的选股人呢?

10. “从长期来看,股市表现超过其他市场。”

何为长期?如果你能坚持10年或更久,那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的那样,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Brett Arends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长得像希特勒的猫咪"网站爆红 美国有民众厌恶




一般来说,混种猫咪身上的斑纹都相当特别。英国有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网站,名为“喵特勒”(Kitler),只要主人觉得自己的猫长得像希特勒,都可以贴到网站上和大家分享。不过,网站也引发了两极评价。

猫长得像希特勒?“喵特勒”网站爆红!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长得像希特勒的猫咪”网站近日爆红,该网站专门搜集许多长得像希特勒的猫,开放给来自各地的养主贴图分享,至28日下午3时,网站上的照片已逼近5000张!

  当CNN记者访问美国民众时,许多人觉得很爆笑:“猫咪竟然会这么像希特勒,真是太酷了!”不过,也不少民众至今对希特勒的暴行反感,认为“虽然我爱猫,但把可爱的猫比喻成可恶的希特勒,实在不好笑”!说完便摇头就走。

  而该网站上也有一个“我恨喵特勒”的专区,专门让厌恶这个网站的人发声。一些美国网友还说:“我觉得这些猫不像希特勒,比较像卓别林。”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曾佑和:在美国造四合院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6-09-03 10:52 网络编辑: 李亚敏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我要评论] 作者: 张喆文/图



 曾佑和,曾用名幼荷,1925年生于北平。民国时期,在京城成长学画,恋爱结婚。半个多世纪前,与其德国丈夫,古斯塔夫·艾克教授一同赴美生活工作,成为蜚声海外,卓有成就的女画家和美术史教授。六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已进入人生暮年”的曾佑和女士又悄然回到了故乡北京城。望着不远处的古寺,她不紧不慢地回忆着自己儿时的经历,对中国画的创作理解和诸多人生感受,那柔和纯正的“北京话”仿佛一层洁白的雪,一下子把六十年的游子脚印覆盖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东四四条一座宽敞的宅院里,生活着曾家老少七口人:曾佑和的双亲以及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宅院,大小有五个院落,里面种满花草。夏日里,水池中还浮满睡莲。父亲酷爱听评剧和京剧,梅兰芳的戏是绝不能错过的。母亲虽是苏州人,却也十分喜欢北京……”童年美好的回忆中,同样忘不掉的还有街边小摊上那烤得焦黄的芝麻烧饼,刚出锅的油条和香喷喷的花生米。
  幼时的曾佑和性格似乎比较内向,喜静不好动,爱躲在屋中伏案持笔作画,父母见状,便予鼓励。从十一岁起,受教于末代王孙溥雪斋和其弟溥佺。那时的古城街道上,常掠过一位身背画夹,脚踏自行车的美丽少女的倩影。太庙参天古树,郊外西山墨影,都成了她写生作画的好素材。十六岁时,曾佑和考取辅仁大学女校美术系,当时的系主任是溥雪斋先生。毕业后,曾佑和被美术系教授、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先生聘为助教,后与之结为伉俪,成为轰动京城的一桩中外婚姻爱情故事。
  一生喜爱穿长衫,看起来更像是一位“中国老夫子”的艾克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对古代建筑艺术可谓情有独钟。与中国建筑大家梁思成互为知音的他,曾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绘制福建泉州的古代双塔,成为珍贵的古代建筑文史资料。而对于世界来说,艾克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他早年对于中国明式家具的关注和研究。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编写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至今在世界中国明式家具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炙手可热。那时,身为日耳曼民族但却痛恨纳粹的艾克先生常爱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在家中也常与妻子用北京话交流。
  “当时,艾克先生的教授薪水并不高,一个月才八块。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清苦,但他是一个知识丰富、懂得关怀体贴的男人,所以我非常仰慕他。我们在一起常聊中国文化,什么书法,绘画,建筑,五花八门……”成了艾克夫人的曾佑和,出国前还潜心学习了托裱中国画,“那时,厂甸一带的裱画店都不肯收我这个年轻女人做徒弟。我后来就跑到鼓楼附近的一个裱画匠家里,恳请他让我在一旁观看,学习托裱技艺。”
  这短短两周的观摩学习使曾佑和十分受益——“国外没有装裱中国画的画店,出国后自己的画都是由自己托裱。”曾佑和说,此番托裱经历使其绘画创作亦受影响,以至于“逐渐将纸之疏密层次,融入了画中”。客居他乡的曾佑和,对自己生活过的京城却始终遥想怀恋。一幅“文房四宝”图,将浓浓一缕乡愁化做水墨铺洒纸上,重现当年北平画案上的笔墨纸砚。
  按照中国古代的建筑理念,在美国建造“四合院”,是令曾佑和感到十分兴奋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她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倾情投入,完成了“九正阁”的设计建造。
  “早在周朝末期至汉朝,中国建筑结构布局即已发展得相当严谨。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门开正中,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就单体建筑而言,以长方形平面最为普遍。此外,还有圆形、正方形、十字形等几何形状平面……”
  至于曾佑和为什么把她的建造的四合院冠名“九正阁”,曾佑和说:“中国古人把九看做阳数的极数,即单数中最大的数。而我的四合院的布局就是依照古人的设计理念,由九座面积均等的正方形建筑组成,故名‘九正阁’。”
  有趣的是,像故宫一样,曾佑和设计的四合院也筑有四个两层高的“角楼”,四合院的中心设计为一个方形天井。据介绍,里面的一切,从天井花园中的一草一木,到厨房里用的橱柜,都是曾佑和与自己的学生精心设计制作的。露天的花园中,卵石错落,花草相拥,里面还摆放了曾佑和的学生用手工制作的一件陶瓷艺术品,据说那灵感来自美丽的太湖石。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雕刻精美的中国石磨盘,至少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常勾起来访的华裔友人睹物思乡之情。曾佑和说,按照古人理念,建筑,大到皇宫、寺庙祠堂,小到民居住宅,都要正南正北,这种位置取向使太阳“冬天进来,夏天出去”,真正是冬暖夏凉。
  遗憾的是,由于土地位置限制,曾佑和的“九正阁”无法做到正北正南,事实上稍稍偏西。“但身居此处,虽每日清晨无法看到朝霞升起,傍晚却可欣赏到壮丽的落日景观。特别是在晴好的夜晚,皎洁的月亮透过天井,‘落’到玻璃窗上,那天上的月亮与人间的月亮相对,构成亦真亦幻的美景……”
  这美国四合院展示的乃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意境。
  客居海外六十年,曾佑和说自己实际上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化。
  曾任职夏威夷大学美术系教授的曾佑和曾著书立说,向世人诠释中国绘画《传统中的现代》,讲解《中国书法历史》。她所撰写的《中国书道》,当年曾被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做礼物送给毛泽东主席——“海外人士对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是比较陌生的,我非常渴望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传授给不同肤色的学生。”
  在教学著书的同时,曾佑和也始终未停止在绘画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曾佑和认为,今日画家应以“承袭古人,亦出创造”为原则,以先人为师而又不拘泥于仿古,这样的创作才可萌发新意,突显个性,散发时代气息。
  年轻时代的曾佑和,曾潜心研究前辈佳作,细细描摹,功力深厚,几可乱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开始进行创造性探索。
  谙熟中国传统制纸工艺的曾佑和,对中国宣纸所特有的那种纤维质地纹路十分着迷,在她的绘画作品中,纸本身与色彩一样被视为重要的艺术成分。中国古代金石玉器的斑驳纹理,也给予了她无限灵感,成为其绘画作品中一个独特的主题。早年,曾佑和创作一幅题为“上古之乡”的水墨画,后来邂逅一块汉代铜镜,她惊喜地发现,那上面的斑驳古锈竟与自己的“上古之乡”有洽合之感。从一块晶莹璀璨的天然水晶石中,曾佑和窥见一组凹凸多角形,从而创作了题为“不同观点”的水墨作品。张大千先生在看了友人赠送的曾佑和画册后,欣然提笔赞道:“全是国画基础而又新奇独特,比之词人当是李易安(李清照),佩服。”
  一生多半时光在海外度过,从事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可回到故乡的曾佑和说,自己现在最关注的却是中国民间手工艺术的现况和发展。
  依照曾佑和的观点,民间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艺术由两个强而有力的系统组成,且各有盛事。一是所谓的‘文人’艺术,另一则是‘民间’艺术。前者是理性的结晶,与学问相关,拥有‘自我’个性,近于宗教修养,不可商业化。而民间艺术大半来自口授,与经验相关,与民生共存,非文史所能左右。”
  五彩缤纷的中国民间艺术,在这位女画家眼中,是愉悦生活、真正为生活服务的艺术,大有潜力可挖。她指着客厅八仙桌上摆放的一套图案素雅的陶制茶具说,这是她在夏威夷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制作的,它们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艺术品。
  曾佑和说,小时候受心灵手巧的外祖母影响,她始终对编织,雕刻等各种手工工艺十分感兴趣。还自己亲自设计一些饰物。除了画室之外,她在家中还另辟一间手工工作室,里面的长桌上摆放了不少用来制作工艺品的工具。工具坏了,就打电话请自己的表弟来帮忙修理。
  说到民间艺术,曾佑和还讲起了她最近从山东青岛市场上“淘”到的两个用卷起的玉米皮编织而成的精美门帘,都是出自农家百姓之手。与此相比,那种“纯艺术的创作”似乎与生活本身的距离远了许多。曾佑和非常愿意在有生之年,与那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为中国的民间艺术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却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来源:北京晚报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敬佩!终于明白吴敬琏为何祈求上天保佑中国 天涯社区 2010-07-21 20:41:59


吴敬琏是我最敬佩的中国经济学家,我敬佩他不仅仅是他经济学上的见识。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处环境下,还能能保持一份学者的良知。这在当今中国确实难能可贵。

前不久,吴敬琏老人居然抛出,祈求上天这样无奈的言语,同时指出中国产业升级太慢。这些难道是危言耸听吗?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近乎绝望的话呢?

我想也许我能算他的知音,因为我居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大家想想,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老是逼迫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如此被动?

我先分析一下,中国现在的处境:

1.出口依赖过重,中国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

现在,中国进出口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超过15万亿人民币。而中国的GDP仅仅只有34万亿。可见中国经济中,进出口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才会出现2008年低,美国经济危机,而中国沿海居然2千万人瞬间面临失业这样大影响。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面临比以前更大的贸易保护,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打击中国的出口,并且引起热钱在中国大进大出,引起中国的系列经济问题。

2.中国相对竞争优势逐渐减弱

随着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中国甚至不得不用加大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已经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很多出口企业已经站在倒闭边缘。而最近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部分出口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

3.内需乏力,提高内需难度极大

中国为什么13亿多人,消费能力却如此低下,人均消费不足美国的1/10,但是奢侈品消费却是世界第二?原因很简单:a.贫富悬殊加大。b.因为缺乏高附加值产业,造成的劳动者收入提高和出口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c.社会保障力度不足以让老百姓放心消费,放弃高储存。

所以,化解中国当今经济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内需,减少出口依赖。

如果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下降,贸易基本平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壁垒将不攻自破。因为中国只要内需强劲,出口能保持基本平衡。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上就是真正的双赢局面。因为我们内需造成的国际需求增加,对方对中国市场依赖加大,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将不再被动。

中国放弃出口依赖的前提是,中国内需相应增加。因为只有内需相应增加,代替减少的出口,才能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就业问题。


但是中国提高内需,就必须解决以下2个主要问题:

(1)大幅劳动者收入

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前提是,必须要能让中国进出口基本平衡。但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中低端制造业,中国现在提高劳动者收入,必然造成以前依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中国大量的失业。这样的结果是,很多人因为失业的收入下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将适得其反。所以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前提是,中国能保持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在劳动力大幅提前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具备相当比例的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出口放弃对廉价劳动力的依靠才可能办到。所以吴敬琏才会说他担心中国产业升级太慢。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施加巨大压力,中国的出口当前面临巨大挑战,而我们的产业升级却过于缓慢。提高劳动力收入增加内需在离开产业升级前提下,几乎不可能。

(2)减小中国贫富悬殊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是人均消费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造成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高房价,垄断行业,利益集团。而这些原因造成的分配失衡进而严重打击中国的创新和财富创造。造成中国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缺乏激励性。进而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很多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增加缓慢甚至下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不足,消费被强行抑制。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不断的加大贫富悬殊,最大限度的抑制了中国中低收入者在除房屋以外的其它消费。而且房价高企耗尽几代人的储蓄,而且高额按揭月供让他们背负长期沉重债务负担,将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还债,这种情况长期抑制中国消费的增加,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乏力,内需提高成为泡影。高房价已经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而通过高房价,让中国贫富悬殊加大,而且加大中国内在长期债务关系,必将最大限度的抑制内需的提高。(这就是我驳斥任志强房价必定上涨原因的初衷,见我以前博客文章)

世界真正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中国将来出口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但是提高内需的阻力如此之大。1,短期产业大幅升级。2,调节贫富悬殊中的利益集团的阻力。

而且,中国内部还隐含巨额热钱、资产泡沫严重等世界性的难题。

索罗斯80高龄,再次复出,并且屯兵香港。大家难道认为他是想在香港度假吗?(什么诱惑能让80高龄的索罗斯再次复出)

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刺激,只能是暂时提高内需,但不可持续,而且副作用极大。会造成中国内在债务不断加大,长期消费不振,甚至下降,让中国将来增加内需的困难更大。(见我以前写的中国经济刺激的功劳与隐患)

( 最近我将详细的分析,索罗斯屯兵香港的真正目的和下一步可能的行动。索罗斯已经派出多路人马在行动)

吴老80高龄在北京祈求天苍。而年富力强的我也只能在西藏望天长叹!


早前:吴敬琏: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21世纪》: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21世纪》: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21世纪》: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21世纪》: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

(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万维落基山人的博客



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


一般来说,大家都爱拿美国来说事,其实美国只是是西方国家之一员,对美国的评论,大都适应大部分西方国家。

那么,是谁在真正统治美国呢?一般人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美国政府在统治美国,一个是美国政府是民选的,因此,真正统治美国的还是老百姓,是民众,是人民。这两个答案都没有什么大错,但问题是,从社会结构而论,或从现实的直接观察而论,这样的答案太笼统了,也并不准确。

笔者的观点,美国的社会结构是分为三个层次,也是三极结构,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公司企业和民间团体,一个是百姓。也就是说,真正统治国家的,并不是政府一个,也不是那个分为三级的政府,即联邦,州,市的三级政府,或三权分立的政府。就真正的实际权力而言,美国的政府并不是非常重要,而是那个中层,美国人实际上是被公司企业和民间团体真正控制和管理的。

这又如何讲,难道美国的政府没有统治或控制百姓的权力吗?还真的没有。一般人都爱从三权分立来解释美国的政府的权力的有限性,因为政府仅仅是行政权力,而立法权和司法权并不在政府的手中,这种解释也仅仅是说出了一部分。而在笔者看来,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实际的统治者,是中间阶层,也就是权力真正是在公司企业的老板和那些多如牛毛的民间社团,民间团体,行会,等等社会机构手中,这些的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并不直接受政府控制,而是独立和自由存在的,而且他们的数量很大,权力也很大。据说,美国现在有150多万个民间团体和民间机构,差不多每200人就有一个民间团体。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尤其是对内的权力更小,对外还要大一些。联邦政府的权力,一方面被三权分立给分走了,只有行政权,另一方面是被下面的州和市给分走了,因为州和市都是独立的,与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州政府和市政府也是三权分立的,其行政权力也不大,那么,既然从联邦到地方政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那么在美国,到底谁是真正的掌权人呢?难道权力被分散之后,真的就蒸发了吗?不存在了吗?或者说是那个无所不在的法律在掌管一切?

真正统治美国人民的不是政府,也不全是那个法律,而是那个中层,即公司企业和民间团体和机构与行规,这些机构和组织才是真正统治美国的力量。而这些的企业公司民间团体和机构都是独立和自治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些自治的企业公司和机构在管理和统治人民的。当然,宪法还是第一位的,各种法律是第一位的。各级政府的权力是管理非常有限的大的公共的领域,也即那个全民性的公共领域,比如身份,道路,治安,福利等,而在小范围的公共的领域,都是由这些的公司企业和团体机构在管理。

很有意思吧。比如说大学,私立的大学肯定不在政府的控制中,而州立的大学,市立大学,政府可能要拿一些的钱,但管理各大学还是由大学自己说了算,而且,大学的认证,不是由政府来认证,而是由一些大学自己成立的机构来管,这些机构也是民间的组织,政府管不了这些机构。医疗也一样,包括医生的聘任和认证,都不是政府在管,而是各个医疗机构自己成立一些医学的民间组织和机构来管,比如影响比较大的美国医学会(AMA)。各个行业的企业,也都有自己的行会,或商会,有很多的民间组织,包括工程师的行会,医生,律师的行会,工人也有自己的各种工会。几乎各种职业和行业,都有自己的民间组织和机构,多如牛毛。
再比如,美国的全美长枪协会,这本是一个民间的组织,但是它的权力非常的大,连美国总统都奈何不得。美国有很多总统想要限制枪支的使用,但是都遭到了美国长枪协会的反对,他们游说国会,阻挠国会通过限制枪支使用的法律,最后,美国的几个总统也就不了了之了。
还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民间组织就是教会。教会自从16世纪经过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后,基本是政教分离了。但教会的势力现在仍然很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财力也很雄厚,并仍然对民众的信仰,道德和文化等各方面发生极大的影响。
因此,这样的社会景观是如何的呢?一方面是各个企业公司都是自治和独立的,一方面,按行业,他们又联合起来,形成各行业的联合机构,来制定自己这个行业的行规,而这个机构并不是政府的,也不受政府控制。也就是说,在现实中,美国人不是被政府组织起来的,而是被各种企业公司和各种行业的行会组织和管理起来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实际是被这个中层的企业公司和行会组织管理起来了。

美国的这种被中层的自治体系管理起来的现象,是来自那个资本主义早期,那个时候,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各个企业和公司都是独立和自治的,因此他们自己的各个行业就自己成立了各种行会来管理自己,制定企业行业的行规,凡是参加这个民间组织机构的各企业和行业必须遵守行规。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权力非常的大。大的行规也可以上升到法律,如公司法。

比如说你想学医,那么大学的医学院有多少,每个医学院可以招多少学生,都是被这些医学方面的行会控制的,同时,也是被其资助的,因此,它才能保证每年毕业的医学生不仅都能找到工作,而且可以高薪。但其数量是被严格控制的。无论你社会上在喊如何缺医生,但医学院并不轻易扩招。而中国的医学生不值钱,是因为,学生的数量是无序产生的,并没有一个医学方面的行会来管这件事,并来沟通医学院,医院,医学生,医生,还有大众,包括制定医学道德的标准,医学教育的标准,医生的认证等。如果有,也是官方的。

因此我们说,美国的民主并不是通过选举政府的领导人来实现的,那只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方面。美国的民主是通过企业公司的自治独立,以及各行业的行会和组织机构的自我管理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第一是公司企业行业的自治独立,第二是行业的契约的形成。这才是美国民主的核心。也是美国人自我管理的核心。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人在论美国的民主和学习美国的民主的时候,其方向基本是错的。中国人在谈民主的时候,眼睛盯着政府,盯着政府是不是三权分立和是不是有选举。这都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民主的核心。他们民主的核心是自治和契约的形成,而且都是民间的组织,与政府无关。

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13个州的自我管理,难道不是民主的吗?当然是民主的,而不是到了推翻英国的统治,建立联邦政府之后才有的民主吧。美国在独立战争以前,有200年独立自治的传统,这才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自治,不仅是有州和市镇的政府方面的,而且是所有企业行业的自治和自我管理以及行会的民间管理。

因此,自治和契约是美国民主的核心,而不是那个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因为自治的领域非常的广泛,从大到小,甚至可以从州一级开始,一直到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的乐队,一本小的刊物,一个小的社区,一个共管公寓,都可以自治和自我管理,然后加上一个行业的行会,大家制定一个契约,来共同遵守行规,就行了。有些行规,最后可以上升到法律。这才是美国的民主,也是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民主的核心。
因此,美国的教育或西方国家的教育,第一是教育小孩以个人为中心,第二,是教育小孩的团队精神,协作精神,这种教育的本质,就是自治和契约精神的体现,因为自治到最小的单元就是个人,契约就是团队精神。

这个中层的统治和管理,如此的重要,我们每一个到西方社会有一定时间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每天面对的不是那个见不到面的政府,而是我们公司企业的老板,如果我们干上了某一行,我们就要加入那些行业的组织,即便是工人,我们也有工会。公司的老板和行业的行规是我们的真正的管理者和统治者。当然,如果你要解决身份的问题,还要与政府打交道,如果你被辞退,要拿失业保险,也要与政府打交道,如果你超速了,出了事故,治安方面的,也要与政府打交道,如此而已。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到法庭去,而不必见政府的面。

公司和企业里是没有民主的,老板是不跟你讲民主的,那么我们的民主权力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四年一次的大选中吗?体现在议员的选举中吗?可能,但是,这些人当选与否,他们是如何被提名出来的,为什么是这些人要竞选总统和议员,是我们民主决定的吗?不是,我们的选举权,其实不过是从矬子里面拔大个而已,从几个已经被认定和推举出来的人里面选一个我们看着还不坏的人而已。我们在选举方面的民主权力更像是一个后期的认定。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美国的民主不是从那个选举中体现出来的,其原因,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基本也不归那个选举出来的人管,他的权力非常的小,一个是我们选民其实是被忽悠的,那些被选举的人,我们并不太了解,尽管有什么电视辩论,我们只是被忽悠去投一张选票而已。美国的民主以及西方世界的民主,其根本的来源是自治和契约,尤其是那个中层的企业公司及行会的管理。包括任何范围的小领域的自主自治和契约的形成,一个小的社区,几栋房子,几家人,就可以自由建立一个组织,通过一个行规。这才是美国民主的核心所在。

因此,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不需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个政府上,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那个在邓以后重新打造起来的中层上。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从宋代以来的那个自治的乡绅地主家族的统治,是民主和自由的,是中国一千年的传统,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而可以不必在意那个压在上面的大一统的政府。当然,我们需要这个政府的轻松的管理和放权的管理,将管理百姓和企业公司的权力完全下放给中层,并将小范围的公共领域的权力也都交与这个中层,由企业公司和组织来自己制定自己的行规,政府仅仅管一些非常大的公共领域。当政府的权力很小的时候,就是民主时代的到来。拓展中层空间,是非常重要的

燕京八景

2010年7月20日星期二

媒体评选中国社会习惯异象 难怪称为天朝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踏上回家的路,咋就这么难?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病从口入,不只是卫生问题,更是良心问题。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堵车,让城市居民更痛苦。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非诚勿扰”非常呈现“拜金女”。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戏说历史,新《三国》后来居上。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