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是我最敬佩的中国经济学家，我敬佩他不仅仅是他经济学上的见识。更重要的是，在他所处环境下，还能能保持一份学者的良知。这在当今中国确实难能可贵。
前不久，吴敬琏老人居然抛出，祈求上天这样无奈的言语，同时指出中国产业升级太慢。这些难道是危言耸听吗？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近乎绝望的话呢？
我想也许我能算他的知音，因为我居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大家想想，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老是逼迫人民币升值？为什么中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如此被动？
我先分析一下，中国现在的处境：
1.出口依赖过重，中国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
现在，中国进出口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超过15万亿人民币。而中国的GDP仅仅只有34万亿。可见中国经济中，进出口依赖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才会出现2008年低，美国经济危机，而中国沿海居然2千万人瞬间面临失业这样大影响。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面临比以前更大的贸易保护，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打击中国的出口，并且引起热钱在中国大进大出，引起中国的系列经济问题。
2.中国相对竞争优势逐渐减弱
随着人民币不断的升值，中国甚至不得不用加大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已经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很多出口企业已经站在倒闭边缘。而最近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对部分出口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
3.内需乏力，提高内需难度极大
中国为什么13亿多人，消费能力却如此低下，人均消费不足美国的1/10，但是奢侈品消费却是世界第二？原因很简单：a.贫富悬殊加大。b.因为缺乏高附加值产业，造成的劳动者收入提高和出口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c.社会保障力度不足以让老百姓放心消费，放弃高储存。
所以，化解中国当今经济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内需，减少出口依赖。
如果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下降，贸易基本平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壁垒将不攻自破。因为中国只要内需强劲，出口能保持基本平衡。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上就是真正的双赢局面。因为我们内需造成的国际需求增加，对方对中国市场依赖加大，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将不再被动。
中国放弃出口依赖的前提是，中国内需相应增加。因为只有内需相应增加，代替减少的出口，才能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就业问题。
但是中国提高内需，就必须解决以下2个主要问题：
(1)大幅劳动者收入
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前提是，必须要能让中国进出口基本平衡。但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主要是中低端制造业，中国现在提高劳动者收入，必然造成以前依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中国大量的失业。这样的结果是，很多人因为失业的收入下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将适得其反。所以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前提是，中国能保持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在劳动力大幅提前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具备相当比例的高附加值产业，中国出口放弃对廉价劳动力的依靠才可能办到。所以吴敬琏才会说他担心中国产业升级太慢。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施加巨大压力，中国的出口当前面临巨大挑战，而我们的产业升级却过于缓慢。提高劳动力收入增加内需在离开产业升级前提下，几乎不可能。
(2)减小中国贫富悬殊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是人均消费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造成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高房价，垄断行业，利益集团。而这些原因造成的分配失衡进而严重打击中国的创新和财富创造。造成中国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缺乏激励性。进而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很多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增加缓慢甚至下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不足，消费被强行抑制。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不断的加大贫富悬殊，最大限度的抑制了中国中低收入者在除房屋以外的其它消费。而且房价高企耗尽几代人的储蓄，而且高额按揭月供让他们背负长期沉重债务负担，将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还债，这种情况长期抑制中国消费的增加，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乏力，内需提高成为泡影。高房价已经成了财富再分配的工具，而通过高房价，让中国贫富悬殊加大，而且加大中国内在长期债务关系，必将最大限度的抑制内需的提高。(这就是我驳斥任志强房价必定上涨原因的初衷，见我以前博客文章)
世界真正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到来，中国将来出口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结构调整刻不容缓，但是提高内需的阻力如此之大。1，短期产业大幅升级。2，调节贫富悬殊中的利益集团的阻力。
而且，中国内部还隐含巨额热钱、资产泡沫严重等世界性的难题。
索罗斯80高龄，再次复出，并且屯兵香港。大家难道认为他是想在香港度假吗？(什么诱惑能让80高龄的索罗斯再次复出)
中国现在实行的经济刺激，只能是暂时提高内需，但不可持续，而且副作用极大。会造成中国内在债务不断加大，长期消费不振，甚至下降，让中国将来增加内需的困难更大。(见我以前写的中国经济刺激的功劳与隐患)
( 最近我将详细的分析，索罗斯屯兵香港的真正目的和下一步可能的行动。索罗斯已经派出多路人马在行动)
吴老80高龄在北京祈求天苍。而年富力强的我也只能在西藏望天长叹！
早前：吴敬琏：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龄的吴敬琏仍然在为此而担忧。
他担忧中国像日、韩等国那样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他担忧权贵资本经济在中国抬头的威胁;他担忧中国制造业因为升级速度不够快而陷入危机。
“所有用这个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人都错了，2006年我就说过，我希望祷告上苍，(保佑)中国是个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吴敬琏如此回答本报关于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方向的提问。
但他依然坚持对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个教员，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所能做的，正如我的老朋友江平教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所能做的是呐喊。”
这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时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虽然转型困难重重，但只要做好经济转型尤其是体制改革，希望还是有的。“体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问题，会有很大障碍。但政府要有政治远见，为了长治久安，要牺牲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动改革、去监督政府。”吴敬琏说。
经济模式二十年之痒
《21世纪》：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更有效地调配资源?
吴敬琏：有一个中央国企领导人文章你们要看，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他的文章主要分析政府强力控制经济的模式并不是好模式，现在已经很有问题。他作为招商局这个大国企领导，在这个位置上看这个问题更清楚。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里面就存在很大一个政府寻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政府对资源、企业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越过某个界限，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谓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自由交换的经济，如果所有者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支配这个交换关系，就不是市场经济了。
《21世纪》：告别出口导向型经济之后，中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吴敬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但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但这不是说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
《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坏账。
商业银行的各级人员考虑到将来出现坏账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就优先向那些有国家项目的国企发放贷款。如果出现坏账，就可以推卸责任说我是贷给国家项目的。所以去年虽然有大量贷款的发放，但中小企业仍然融资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能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一点。不要大量的注入贷款。另外还是要强调银行的独立、自主决策，而不能由管理机关要求他们发放贷款。
好的制度不能靠政策
《21世纪》：你一直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那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在短期内这种阻力会不会有削减?
吴敬琏：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阻力不行，一方面是动力不行。从阻力来说，最主要的阻力就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利益的人不愿意改革。就经济利益来说，现存体制中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政府干预经济过大，这就是双轨制，在双轨制的体制下寻租的机会就非常多。
另外一方面是动力，从政府方面来说，它需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克服阻力，要牺牲我们关联队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从我们公民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考虑长远问题考虑得比较少，虽然我们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是坦白说，我们中等收入阶层对于自己的根本利益认识不足，就是自觉性不足，觉得我有好房子、好车子就足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民意识不高，光是考虑到是一个家庭的成员，而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要去推动改革、我要去监督政府。
《21世纪》：你提到，中国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但至今进展缓慢，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总的来说两个方面：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体制性障碍，症结就是政府的资本权力太大了。利用权力支配资源，能够使GDP最快增长。如果不改变体制，要改变这两条是根本不可能。
另外，从积极方面说，我们创新、创业的环境不太好。现在技术进步非常快，如果你不能把一种技术迅速产业化，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之后，这种技术就变得人人皆知。因为新技术有很大外部性，不管有多少专利保护，其实挡不住别人获得这种技术。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技术和发明，因为不能够产业化，过一段时间就死在摇篮里，非常可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消除那些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摇篮。所谓创新、创业的摇篮，我们说就是要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最核心的一条还是市场化，因为创新主体是企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创造一个环境。
(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本次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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