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8日星期四

朗咸平啊,我们该如何评价你?


1956年出生,祖籍山东。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

郎咸平是最早公开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出批评的人,并致力于对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是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建全信托责任来解决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早在2000年,他就点出了德隆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他还先后对顾雏军并购案,海尔管理层收购,TCL集团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剖析,在中国中小股民中造成巨大影响,由于其一贯的为中小股民说话和致力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而被中国中小股民称为“郎监管”。

由于郎咸平多次公开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提出置疑,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他本身也招来很多批评,曾一度被人告上法庭,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也有人对郎咸平将研究报告直接公开表示不满,并认为郎咸平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称他是“媒体经济学家”,“外星人”。郎咸平回应称只要是上市公司就应该受公众监督,这些结论都是通过对国内数据的研究后作出的,并不存在所谓脱离国情的问题,他还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例,说明经济学家在媒体上积极发表言论的意义。

郎咸平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 以及“集体诉讼” 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 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 因此被媒体尊称为 “郎监管”。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咸平对各项法律、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根据《深圳特区报》的统计,郎咸平的观点以网页数而言列全国财经人物之前矛。
  
2003年6月提出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的问题,并被远在海外的仰融委托,出任“独立第三方”,为制度化解决日益突出的民营企业与主管部门矛盾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
   
2003年9月,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讨论进入白热化的阶段,郎咸平在广州某论坛一语“人民币应该再贬值2%以打击进入中国市场的游资”,再次惊动天下人。
  
2003年以来,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为企业高管人士进行“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父”。
  
2004年郎教授提出“中国企业如要做大做强,只会造成悲剧!”的论点,又在中国企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2004年八、九月间郎咸平教授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质疑某些企业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引起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郎旋风”。
March 03
朗咸平啊,我们该如何评价你?
最近关于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讨论比较多,许多报纸刊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有很多媒体的说法都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对经济学及其脉络知之甚少,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人信服。

对于来自香港的郎咸平来说,大陆的媒体好像说得特别多,倒是在香港本地的媒体很少说这些。对他的真实评价从来没有唐学鹏的下面这篇文章说得那么清楚:因为多数文章不是对他有太多的吹捧,就是有太多的指责。需要知道吃捧和指责基本上都是反映了自己的立场,而要跳出这个立场,那么你不仅要对朗所发表的文章有全面的认识,也需要对朗本人的学术态度有清晰的认识。

而这点在目前的中国记者中,好像为数不多。

(注:唐学鹏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论文在这里,经济学家土生土长的直觉去了哪里?
近日,华尔街电讯给中国经济学家排名。第一名是张五常,其次是钱颖一,第三名是争议性非常大的郎咸平、随后是林毅夫、邹恒甫、吴敬琏、张维迎、李稻葵、陈志武、田国强。据说,评选设计的方案是诺贝尔得主、把自己晚年的商业事业放在中国发展的蒙代尔制定的。
虽然蒙代尔和张五常都是芝加哥学派的,应该关系不错。但是张五常获得头名,的确非常恰当。张五常是(不仅仅是华人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中最具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人之一。他对科斯开创的产权理论贡献已经被谈得太多,比如他最著名的论文《企业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就表露出一种神奇的信心。他推测出中国将采取分阶段产权改革的方案。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对经济改革国家里的宪政问题有着非常超前的认识,比死去的杨小凯深刻得多(可以见他的论文:The Curse of Democracy as an Instrument of Reform in Collapsed Communist Economies)。他似乎总能踩着改革的前点行走,有如一个真正的魔术师。他经常在演讲中大肆赞美自己,严肃地说,他的语调是夸夸其谈的,但是他的内容大体上是真实的。
从学术上来说,两个香港人把持了头二名。郎咸平学术能力之强可以把十人中其他壮年经济学家都比下去。他和张五常一样,有着非常发达的学术想像力。不过,他是一个语言狂人,分泌出大量的语言箭雨。他对管制和权威主义的热衷。以及对企业国有制的过度赞美让人怀疑他基本的价值取向。他抨击中国的大股东操纵、提倡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他解析了亚洲股权金字塔结构的掠夺结构、他被热捧极具有隐喻意味,反映了人们对于之前经理人阶层MBO掠夺行为的憎恨。他让弱势群体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代言人。当然,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的值得商榷的行为也让一些改革者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感到气愤。的确,他是一个深度和肤浅、谨言与胡说共存的混合体;一个对最根本的国情现状缺乏理解的妄人;一个分不清中国改革基本走势的人。但公平地说,他在学术上要比他的对手张维迎教授伟大得太多。他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在世界最牛比的杂志上,比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研究》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面。
随便举几个例子,可以佐证郎咸平的创造力。他曾经非常震惊的攻击美国通用(GE)和国内一些著名企业,因为它们都热衷于多元化。通用既有医疗设备也生产航空器、尽管通用在多元化的领域里都做到行业前三名,但是郎还是激烈地认为,通用在毁掉自己,应该根据行业进行分拆,实行高度专业化。郎的学理支持来自于他著名的论文《托宾Q、企业多元化和公司业绩表现》(Tobin's q,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他证明了托宾Q,这个反映企业真实内在价值的指标同公司多元化是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多元化是一种毁坏企业价值的行为。通过这篇论文,郎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极端的专业化主义者。郎还在另外一篇非常证明的文章里揭示了对比欧美,东亚国家的上市公司都是类家族金字塔控股模式。他还发现,欧洲公司比亚洲公司更热衷于分配股息。股息反映了内部大股东的侵占程度。分息越多代表着大股东侵吞行为的弱化。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不分息的,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黑色东西在里面。
对待郎咸平需要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实际上,郎处于两头误解之中,有如置身于哈哈镜的两面。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因为不熟悉其在财务理论方面的牛比程度,无知地贬低他。而幼稚的民意又把他捧为一个挑战潮流的英雄,认定他是利益和良心的代表,其实他是一个说话离谱的妄人。
没有在世界顶尖杂志发表文章的是吴敬琏和张维迎。但他们一直处于改革的风暴眼里。张的毕业作业《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证明了有资产的人成为老板的关键在于他有有形资产,有信誉抵押,不是口头骗子。如果一个人在月亮底下干活很容易被监督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是拿工资的,如果一个人在树荫底下干活他就应该索取企业剩余、成为经理者阶层。他是一个语言异常畅白清晰的人,但他的产权思想并没有多大新意。他回国后受到欢迎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挖掘到了第一桶金,需要把自己变成老板。他的理论符合了这一改革的进程和阶段。由于他对私有产权的过度崇拜和对国有企业的痛恨,让他做出了一些夸张的表现(尽管他说的话大部分是正确的),他遭到了非议,蒙受了一些不应该的冤枉和诋毁。
而吴敬琏,他发表的符合西方式要求的论文更少。但是,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每一步路径上从来没有站错方向。他非常理解经济学,他的眼界异常开阔(从他主编的《比较》杂志可以看出),他总是能观察到改革中最重要的地方。尽管他说真话破坏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一些人在股市上的利益。在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上,他肯定比郎咸平要值得信赖。
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判断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同他发表的论文等级没有任何关系。一个学术优异的学院份子(比如经济学论文原教旨主义者邹恒甫,他只以论文发表的等级论英雄)可能是一个对经济改革严重缺乏贡献的人。而一些没有进入西方论文等级制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时候凭着原生态的素养,能得到一些真实质朴的结论。毕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不仅需要布满数学符号的论文、所谓的各种良心,更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直觉,与生具来的理智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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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郎咸平先生

曹建海
不少人希望我评论一下郎咸平先生。尽管我心里对他已有评价,但不愿意公开出来。要想比较完整地评论一个人,既要讲他的优点,还要说他的不足。在中国目前这个好好社会,讲优点大家都高兴,讲缺点可能就有人表示不满了。最有可能表达不满的人,不可能是郎咸平先生本人,而是他的忠实粉丝们。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支持者,如果我指出郎咸平有缺点,他们会怎么看我呢?他们会不会质问我的批评“资格”呢?他们还会不会继续支持我呢?

真是好奇一大筐。不过,为了满足朋友们的兴趣,我不能有太多的顾虑,还是尽早把谜底提交出来。好在我根本就不认识郎咸平先生,说上一些实话,郎咸平先生也不可能把电话直接打过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用知识打败“资本大鳄”的第一人,郎咸平先生被人们尊称“郎监管”,意指他的存在,至少可以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平分秋色。郎咸平敢言直言,不讲情面,开了中国近年来直接批评的先风;他的思想有大战略观,思路开阔,比较符合中国实际。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的明显漏洞。以上是我对朗的优点的总结。

但是,郎咸平先生也有三点不足,这些不足非常致命,注定阻碍他对中国影响的持续性:一是郎在走穴上投入精力过多,没有时间治学,且将过知识创造年龄;二是太惯于散兵游勇,自吹自擂,目中无人,不能团结优秀人才:三是游历于富豪官员之中,对中国下层缺乏了解。

郎咸平的缺点,似乎也可以从他对自己的评价中看出。他说:“我只是一个小教授我毫无权利,我解决什么问题呀?!我也很悲观,混到现在一事无成,什么都解决不了。我今天中午跟媒体也讲了,我人生目标也改了,不想当教授,也不研究金融炒家,完成中学时的遗愿,改作明星了,我现在最大的人生目标是参加明年的央视春晚,由我来取代赵本山演一段小品好不好?”

从这个自我评论中可以看出,就郎咸平的现状来说,他应该是消极的、颓废的。这个时候人们给予他的所谓“当代鲁迅”的赞扬,只能害了他那颗已然非常虚荣的心。目前来看,郎咸平先生的心态已经非常脆弱,因为他的强势和高傲,他不能容忍失败。但是,郎又没有自己的同盟者,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有的受市场理论影响太深,有的已经由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失去民心。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郎咸平“侠士”。

曾经自信满满的郎咸平先生,缘何也如此失魂落魄呢?这正是郎咸平先生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表现。曾几何时,郎咸平先生提出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的问题,并被远在海外的仰融委托,出任“独立第三方”,试图调解仰融和辽宁省政府之间的矛盾。然而,官僚主义的势力何其强大,岂会被你一名言论学者左右局势;否则,以后有学者的言论一言九鼎,还要这些政府官员干什么?其实,在我看来,这次“调解”,就让郎咸平触犯了官员集团的利益和势力。但是,官员们的低效率,有的时候可以表现为包容力,特别是对于来自台湾的知名学者。这使得郎咸平先生后来挑起了震惊中外的“郎顾之争”,并以顾雏军的锒铛入狱而终结。此后,郎咸平名声大震,出场费节节提升,闪光灯、鲜花、掌声成了其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风光的生活,也形成了他本人难耐寂寞的新弱点。

等闲之人都羡慕明星,但明星的情绪受制于自己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不被关注、关怀,他们就有可能陷入无助。对于明星,闪光灯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公众关注度小了,或者被新的明星顶替了,留给他们的就是失落、寂寞、颓废甚至自杀。明星更脆弱,更容易走向绝路,这是明星的们普遍的心态问题,也与他们有没有朋友开导有关。现在的郎咸平教授,离了大陆不能过,离了闪光灯不能过,惟一不想回去的,就是曾经造就他知识武器的书桌了。

当然,即使不再钻研学问了,以郎咸平先生的造诣,也是远超那些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高级官员们。为什么庸才可以治理国家,而有才华的人偏偏要承受孤独和寂寞呢?这正是中国的国情所在!人不能尽其才,是中国当前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其实,纵使是管仲再生,如果他现在的职位只是一位教授,他有可能担任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对于管仲式的人才,焦急不是唯一的办法,而是要静观时局,勤奋钻研知识,同时等待获得治理国家机会。

官场上庸才辈出的时代,大多处于太平盛世年间。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太平盛世呢?看看每年流出的不低于总产出30%的财富,30%左右的、有去无回的政府各项收入,30%的私人既得利益收入,而只有不到10%的产品为13亿工农群众获得。这种分配格局很快将掏空中国人民的每一分财富和每一滴汗水,这种局面显然是不能继续下去的。

当收拾残局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郎咸平教授,如果仍然保持着斗志和激情,他卓越的才华,将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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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论郎咸平与国企MBO
  
  尽管得到大多数网民投票的郎咸平最终连央视“2004年经济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都没有进入,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影响力。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制度缺陷与制度建设”研讨会上,没有与会的郎咸平又成为会议的焦点。

  在座的经济学家刘纪鹏、法学家江平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都不约而同地在发言中提到郎咸平。刘纪鹏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郎咸平下手太狠”。

  而法学家江平同时对几天前国资委以行政手段叫停“大型国企MBO”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在稍后的发言中给予了回应。他说,正是因为MBO目前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而现实中又有“触目惊心”的国有资产流失,才导致国资委在中央指令下,紧急叫停大型国企的MBO。

  刘纪鹏:郎咸平不了解情况

  作为著名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近10年来主持了200多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等,其中包括国家电力公司、中国投资银行、海尔、海航、李宁、天津开发区等。刘因此也有“企业股改第一人”之称。

  刘纪鹏在发言中说,郎咸平为什么引发了这么大的社会影响?至少有一个环节是赢得了民心的,那就是他突出批评了国有企业在搞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搞自买自卖式的M BO,搞官商勾结的腐败,这一点赢得了大众。

  但是,刘纪鹏话锋一转,认为郎咸平并不了解实际情况。“郎咸平非得把集体的看成国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20世纪80年代城市是民办集体,农村是乡镇集体,90年代是股份合作集体,这其实是公有形式的民营。这部分财产数额非常巨大,国家并不能调动,像郎咸平主张一定要分的话怎么分?”

  “我别的不想评论,但是(认为)郎咸平下手太狠,不太了解情况。在私有产权脆弱、大量产权不清晰的时代,他这样搞,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

  他举最近最热的两个例子———海尔和健力宝为例,认为海尔被划拨到青岛市国资委便与郎咸平风波有直接的关系。至于健力宝风波,“最近我回避了3次记者的采访,因为不好评啊。”

  相反,刘纪鹏认为他主持的李宁公司股改方案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1994年,李宁下海之后,李经纬帮助李宁搞公司。据悉,李宁公司的原始出资也是健力宝出的。

  但是,刘纪鹏当时告诉李宁,必须要跟健力宝脱钩。“李宁说,李经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怎么脱钩呢?”但是,李宁还是跟健力宝完全脱离了,最终成功在海外上市。刘纪鹏认为,如果不走出这一步,也难保两年前李宁不会步李经纬的后尘。

  江平:行政叫停方式不妥

  对于郎咸平引发的大讨论,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郎咸平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当时有的报纸说,你们法学界怎么集体失语了?我说这个不是失语,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无非就看两条:第一,违法不违法;第二,公平不公平。”

  江平说,只要交易合法、公平,任何人都无权来干预。

  但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评价是否合法也并不容易。以M BO来说,目前有多少相关的法律?即使交易,也无法可依,因此就很难评价。

  对于国资委提出的“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M BO,国有中小企业可以探索”的说法,江平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以行政手段来叫停的做法不妥。“我们不能每一个东西都是领导人讲话来决定,讲话的效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法院碰到问题,如何定位?领导人讲话有效还是无效,这是一个大问题呀!”

  对于现在国有产权交易中以评估定价的做法,江平也认为有不妥之处。“五六年前《今日说法》邀请我做节目。浙江省一个地方当时以低于评估的价格把宿舍卖了,我当时武断地说低于评估价格出卖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我现在很后悔。低于评估价格可能会造成流失,但并不是绝对的。”

  换句话说,评估不能是给国有资产定价的惟一依据。财政部曾出台了关于资产评估的准则,对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资产评估,明确其评估价并不是交易必须依据的价格,而只是参考价格,最终价格应该买卖双方决定。江平说,他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因此还撰文支持。但是,现实中,评估价格最终成为决定价格。

  不管如何,专家认为,国有产权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江平说,“某些学者”提出国有资产之所以流失是因为流通,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任何财产只有在流通中体现价值,或者增值,国有资产也是这样。国有资产之所以流失,并不是因为流通,而是因为流通制度不完善,没有建立流畅的流通机制。

  “价格公平不公平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如果有拍卖等流畅的交易场所,价格的形成自然就很公平科学。但现在没有很流畅的机制,你就靠评估机构评多少就算多少,这种办法就是保护了国有资产吗?”江平很怀疑。

  季晓南:国有资产流失触目惊心

  江平的发言,客观上使矛头部分对准了在座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他在稍后的发言中回应说,江平教授讲管理层收购要依法进行这是对的。但问题是,MBO是否合法,首先便没有相应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主管部门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就是准则和依据。中央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出台有关规范管理层收购的法律法规,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大变动大调整的过程中,而立法往往又耗时很长,等你讨论来讨论去,市场经济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所以,这是一个客观原因。而且,从这个叫停来看,实际上不是国资委而是更高层的意见了。

  对于国有企业的MBO,季晓南说,国资委的态度是,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MBO,国有中小企业可以搞,但前提一是出资人要到位,二是要明确监管机构。

  季晓南说,之所以叫停国有大型企业MBO,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国资委大量来信反映了触目惊心的国资流失,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涉及管理层收购。”问题反映最主要的两点是,一是管理层巨额的收购资金从哪里来,另外一个就是定价怎么保证公平?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悬殊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此意见也比较多。季晓南说:“郎咸平为什么能够引发轩然大波,这是值得深思的。” (李爱明)


  转自:人民网
  (editor;z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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