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气候下，6名经济学专家指出了2012年最重要的趋势，不确定仍是反复出现的主题。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加里·伯特利斯认为，美国会出现政治分化，随后会缺乏对当前经济萧条有力和连贯的政策反应；外交学会访问学者迈克尔·斯彭斯准确指出了以欧洲为风险中心的全球动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中国在2012年的增长轨迹将降低，且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上台，其经济政策将经历考验；纽约大学的金融学副教授托马斯·菲利蓬和摩根士丹利的市场风险分析部负责人阿什利·莱斯特认为，2012年将是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的一年，他们的选择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后果；而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相信，事实上，贪婪将战胜担忧——至少在欧元区如此。
加里·伯特利斯：
美国进入政策不确定期
美国总统、整个众议院和三分之一的参议院都面临改选。如果某个政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那么执政党的选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后果。两党之间日益加大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分歧构成了对今后经济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与商界打交道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曾号召行动一致。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逐渐放弃曾经治疗萧条的标准方法。他们现在选择治疗经济停滞的方法包括大幅降低公共开支和新一轮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但这些策略遭到了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两党之间的深刻分歧使得它们难以选择和执行一种连贯的政策来应对萧条。
我们可能会面临一场政治僵局，使得政府没有履行基本联邦职能的预算和为正常运行提供资金的借款能力。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政策不确定期，除非某个党派获得了毫无疑问的选举优势，否则这个时期还将继续下去。
迈克尔·斯彭斯：
全球风险中心位于欧洲
2012年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动荡。这是一个两种情况几乎势均力敌的环境，而全球风险的中心位于欧洲。
在一种情况中，欧洲央行对主权债务市场进行直接干涉，防止收益提高把一个可控的财政和增长挑战变为一个偿还能力的问题，从而支持核心欧洲通过意大利等关键国家的改革计划来成功稳定主权债务市场。在另一种情况中，欧盟就财政集中化展开争论，同时收益上涨，破坏银行资本化、改革动力，并最终影响欧元区的稳定。
在第一种情况中，美国将出现增长缓慢和高失业率，直到总统选举后才会采取大量政策行动，造成财政稳定、增长和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无人过问，结构调整落入私营部门手中，而没有大量公共部门的投资或支持。新兴经济体降至接近危机前的增长模式，并仍是全球经济不完整的增长引擎。
在第二种情况中，核心欧元区开始破裂，导致经济增长急剧下降，然后传导到美国脆弱的复苏以及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阻力。
黄育川：
中国在重重压力下崛起
历史将表明，2012年标志着中国转向一个放慢的增长轨迹，以及新领导人的上任。这些事件出现在中国面临艰难的内外挑战时期。
大约8%的增长速度会减少政策上的选择，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可能更好。更持续的发展结果将缓解中国民众对日益增长的差距、腐败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的担忧。如果中国加大消费引导趋势，它就能改善全球贸易紧张局面。
但是，许多人预测欧元区持续的危机会导致经济崩溃，而其他人则认为北京能够避免急剧的下降。但由于其薄弱的金融机构和基础设施主导的增长模式受到批评，它可能不具备实现其目标的所有工具。
托马斯·菲利蓬和阿什利·莱斯特：
投资者寻求安全的资产
把自2007年以来连续出现金融危机归咎于投机者和不负责任的债权人具有启发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最近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可能与寻求安全资产而不是寻求风险更加密切相关。
与互联网泡沫不同，家庭和主权信贷繁荣更多地受到了安全承诺的推动，而不是巨大增长梦想的驱使。人们设想金融管理可以把风险抵押变成安全的房产和 3A级别的债券；同样，人们设想欧元可以把之前不负责任的国家变成遵守德国财政纪律的模范。
随着这些假象的破灭，2012年将出现储蓄者偏好和借款者需求的差距加大。由于世界经济风险更为突出，储蓄者会更加努力寻求安全资产。他们所购资产的安全性可能会跟3A次级债务的安全性一样虚无缥缈。
雅各布·柯克加德：
欧元区对风险的新欲望
自2009年年底以来，金融市场上日益加剧的恐慌逐渐把欧元推向了今天这个地步，即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公开质疑这种统一货币的存亡。
2012年欧元区的新趋势会在金融市场上显露，而不是在政治领域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欧元区的基本经济原则——以及欧元区政府杂乱的政策反应——肯定会造成渴望受益的投资者的贪婪超越对高收益但有风险的意大利之类政府债券所引发的市场担忧。
投资者们将开始抛弃安全但回报率极低的德国债券(考虑到通货膨胀的话其实是负利率)，转而购买高收益但不再那么具有风险的意大利债券。那样的话，意大利的利率就会开始下调，降低实施新紧缩计划的必要性，从而可能把意大利以及整个欧元区经济从当前的“劣均衡”转向一种更好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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