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
2010年2月19日星期五
揭秘民国时期中国丐帮大本营 影响之大令人深思
据日本人彭阿木的观察,“在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北风凛冽的时候,在西藏路上,大世界前一直延至法租界民国路一带,鱼贯地立着求乞的约五千以上,这一带,不过是上海乞丐区中的小部分。”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乞丐大本营,乞丐数量之多,乞讨规模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深思。
乞丐原本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但丐亦有群,丐亦有道,群体性乞丐类似帮会,有领导,有部署,有分工,有合作,对社会影响也远比零散乞丐为巨。丐帮,即乞丐的行帮,是一种以民间职事集团面目出现的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形式。
基本概况
旧社会的上海被称作是“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的确,三十里春申,有巨大的工厂、高高的洋房,有光怪陆离的一切。但在这繁华的背后,潜伏着社会危机,社会出现了许多病态的东西,如“标金投机的过度,工厂商店的歇业,盗劫绑票的增多,淫风赌窟的蔓延,离婚自杀的习见,贪污贿赂的盛行,土豪劣绅的勾结,学校风气的腐败”。走在上海的街头,人们经常会遇到在街头乞讨的乞丐。据日本人彭阿木的观察, “在除夕之夜,大雪纷飞、北风凛冽的时候,在西藏路上,大世界前一直延至法租界民国路(现人民路)一带,鱼贯地立着求乞的大约有五千以上,这一带,不过是上海乞丐区中的一小部分。”在每条马路上,尤其是在热闹的区域,可以看见向人哀求的乞丐——老的、幼的、男的、女的、身体强健的、疾病残废的,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其中一部分也有把行乞当作一种职业的。民国时期,无疑是社会生活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为动人心魄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富强,从衰亡走向复生,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最关键时期。然而,这一时期,乞丐的问题并未因封建腐朽的清王朝倒台而减轻,相反更加严重,而上海又是当时中国的一个乞丐大本营,乞丐数量之多,乞讨规模之广,影响之大。令人深思。
乞丐,俗称“叫花子”、“要饭的”、“顶沙锅”等,由来已久,其演变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乞丐,上海人谓之“瘪三”。上海的小瘪三发源于洋泾浜上的郑家木桥一带,所以上海人常用“郑家木桥小瘪三”一词骂人。何以有“瘪三”一词,其传说不一。一说只能穿件布衫的穷人饿得瘪塌塌的而得名;另说因他们的衣食住皆无,故称之。也传说“瘪三”之词是从英文“Empcy cents”的译音(译意是空无一文)而来的。“瘪三”们在洋泾浜一带抢窃扒拿,异常活跃,逐渐形成地痞流氓式的团伙。
上海乞丐聚集的大本营,主要是在城隍庙一带,其次是十六铺,在南市、闸北也有许多乞丐集中点,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则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租界里不允许有乞丐行乞。城隍庙内的乞丐,大致可分正式和“副业”两种,但是衣衫褴褛,向人伸手乞讨的乞丐,没多时就被取缔了。因为公安局取缔的缘故,他们不敢冒然地向人求乞,大多是变相的乞讨,在九曲桥、天官牌楼、大殿、星宿殿等地,一方面替那些年纪大的香客,尤其是妇人跑跑腿,例如代香客买香烛、叫黄包车等,另一方面替那些摆香烛的小贩。招揽生意。这些乞丐能够在两面取利,一天的收入,倒也可观,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城隍庙,其它出名的庙宇,象虹庙、海潮庙、玉佛寺、关帝庙、广福寺,也是乞丐穿梭繁忙的地方。
南市一带的乞丐,大都在小弄堂里居家的后门口行乞。他们大都住在城外南站,沪军营、煤清路、薛家浜、斜桥等地方,白天到城内商店集中的地方行乞,因为城内是商业中心,来往的行人很多,收入也颇为可观。闸北也是乞丐集中地带,在沪战以前,那里的乞丐草棚遍地皆是,后被战火摧毁,于是都迁至太阳庙、柳营路、顾家湾、八字桥一带。其它地段,如曹家渡、苏州河一带,乞丐也很集中。甚至在商业中心,如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变相的乞丐也穿梭来往,为人开关汽车门索讨酬劳。在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新老垃圾桥等地方也聚集着许多十五六岁的童丐,替人推黄包车上桥而获取报酬。
组织管理
乞丐最初是一群匿名性的伙众,他们的乞讨行为大多是以个人方式出现的,发展到后来,始出现了群讨群要,分工合作的集团形式。各类丐帮组织大体相同,仅有地域差异、称谓差异。
民国时期乞丐增多,谋生日益困难,使得乞丐的组织化、专业化加强,逐渐成为一个有团体精神、严明纪律,有基本固定经济来源,按级别享受一定权利和履行一定义务的层次分明的社会边缘团体和组织。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各省来沪的乞丐按照省籍成群活动,形成了内部的帮派和体系,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江北帮、江湖帮和本土帮。帮中又以大小丐头所示“行乞之诀”而形成不同的门派,如“钉靶派”(尾随行人乞钱者)的夏天向人打扇,“训子派”的 “告地状”(地上写自身的哀启),“硬矗派”(开天门吞剑一流)的欺侮善良,“唱春派”(如唱道情及小调者)的声调悠扬,“哀党派”(尾随妇女之后哀求施舍者)的假装残疾涕泪流涟等等,都有相当“专业”训练。
中国各行各业都要来个“祖师爷”,在乞丐一行中也不例外。据说乞丐的祖师是释迦牟尼佛,有“经”为证:“尔时进真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域乞食于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饮食乞,收衣钵。”在上海,各门的“祖师”因“派”而异,如“硬矗派”以赵匡胤为祖师,“唱春派”以方卿(弹词《珍珠塔》的主人公)为祖师,还有以金松、朱元璋、百里奚之妻为祖师者,虽然荒诞不经,但各有所据。这就使乞丐行帮具有相当高的“专业化”程度。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描述上海的丐帮时,指出:“你决不能知道上海的叫化子是有组织的,是有专利权的,便是那些小叫化子也都是属于一位叫化子首领所管辖。你也决不能知道那些女叫化子特地用针去刺她手中所抱的小孩,使他哭泣。你决不能知道这位叫化皇帝是具有怎样大的势力。你不要看不起他,你有时还须求助于他哩!例如,你倘若遗落一包物件在你所坐的黄包车上,你只须去找到这位叫化皇帝便得了。他的部下曾留意你在南京路乘上车子,曾留意你这辆车子走过西藏路直到静安寺路,在跑马厅之前下车。他们早已留意这辆黄包车,并早已认清拉车的人。你只要捐出一笔小款给这位皇帝的国库,你的那包物件便能原物奉还。这些事情,你在把一个铜板掷给一个叫化子时,你当然是完全不晓得的。”
“鱼有鱼头,蛇有蛇精,蚂蚁有主,蜜蜂有王,俺们这些人也得有个窠,有个头”。民国时期,上海有陆、周、钟、王、二沈、二赵八个著名的丐头,这八人掌管着全上海乞丐。丐头的产生。是由地方上管事地保推选,地方上地痞恶棍稍有办事能力者去充任,子孙相传,并无限制。丐头坐收渔利,调解争端,协调各帮及外界各方的关系,规范乞讨活动,平均利益,以严厉的帮规约束下属。丐帮中,丐头往往收入颇丰,“凡丐头各商铺有月规、年规等给发,生活颇为不恶。”每个丐头部下,都有六个大头目,有三十个小头目。乞丐中间,又有一种领袖,称爷叔,名称虽在小头目之下,实际上他的权利,只比丐头低一点。
丐帮们把整个上海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区域,每两个丐头管理一个区域。丐帮采用的是丐头独裁统治,无所谓权利的分解与制约,所以在辖界内有很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威望,可以自立“法规”;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管理乞丐,二是与界内的商店交涉接洽。影响最大的是一派本乡本土的“老弟兄”丐帮。整个“老弟兄”丐帮由无数个小集团组成。每个小集团都有一个颇有资历的爷叔为首领,下面管辖着十多个乞丐,占有一个大本营。爷叔收养的一些乞丐,大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人称“小鬼”。这些流浪儿一经由人担保,交给爷叔收养,从此就成为乞丐。他们五六个一帮,沿途乞讨,或是在桥头附近帮人推车,向客索讨,“白渡桥上之拉桥头者,骤行增多,总数约百余人,分立桥之南北,年龄均在十至二十岁之间,亦有组织,其组织法即先至较大之乞丐处登记,以后即将乞求之钱以若干交与其首领(即爷叔)”。如有隐瞒,或是多得少报,将会遭到爷叔残酷的毒打。有些本性横暴的爷叔甚至规定,每天交帐的数额,无论刮风下雨,都不得短少。有时童丐没完成一天的指标,知道回去爷叔是不会饶过的,只好偷偷地向同伙借贷填补,日后有余再还。爷叔为了防止童丐们隐瞒钱财的数额,每天交帐时还得挨个搜身。童丐们白天外出行乞,晚上睡在弄堂里或是屋檐下,有时甚至把棺材也当作床铺。只能等若干年后,有自立的能力,方才摆脱爷叔的控制,也可自领小鬼,登上爷叔的地位,享受众丐的供奉。
丐帮有种种帮规、准则、条令、禁忌等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明确规定行乞地域、方式,用以强化帮内群体成员的和睦稳定,禁止其成员的偷窃、抢劫等越轨行为。上海丐帮的法规极其严厉,赏罚分明,倘若在一年内,不违反法规,除二、八两月的津贴外,另外再加发一个月的津贴,以示鼓励。如有与法规相违背的行为,将招致严酷私刑的拷打。各种私刑,名目繁多:有捆绑手脚,不给饭吃的“扎馄饨”;用板子插入背骨的“板抽背”;板子刺额头的“板入额”等,甚至还有毒打致死的死刑,所以每个乞丐在丐头的控制下,只能是惟命是从。但是,由于乞丐来自不同的地方,内部冲突也时有发生,例如“湖北人鲁少峰、吴五金同为江湖流丐,以飞刀、唱歌等技沿门求乞。前日在王家宅地方乞得铜元数十枚,因分派不均大起冲突”。
丐帮是一种以乞丐间首属关系为结束而组合起来的初级社会群体,它是乞丐在长期的同质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传载着乞丐亚文化,表现了乞丐的基本行为特征,它既具有帮会式的社团功能,又具有行业协会的功能。丐帮的入帮仪规与若干帮规,虽然零芜杂沓,但也大多体现了封建行帮中的家长式管制原则,强调帮主丐头的权威,强调帮群的团聚意识,有时也借助传统“义”文化中的某些内容,鼓吹“金兰结义”以团聚丐群。
收入来源
民国时期乞丐增多,谋生日益困难,使得乞丐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加强,逐渐成为一个有团体精神、严明纪律,有基本固定经济来源,按级别享受一定权利和尽一定义务的层次分明的社会边缘团体和组织。在这种非血缘关系构成的“家长式”统治模式中,其经济关系是丐头占有制,丐头之下即实行赤裸裸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的弱肉强食型的“分配”方式。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丐帮组织的经济来源也就是丐头的经济来源,丐头仅是通过丐帮来实现自己的经济“乞讨” 的。
1、店铺的收入
每年的二、八两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丐头就派人到各店铺,按照商店的规模以及经营范围收取乞丐费。每天由丐头指挥,属下的乞丐向周围的地段开始行动。先是向这些地段的店家老板和摊贩打拱作揖,陪笑脸,向他们暗示,意思是说:“我是派来管辖本地段的,一切请多关照。”每逢年节,丐头出面向这些店家和摊贩讨赏钱。如不能如愿,丐头将会指挥手下终日登门,强索硬要,使店家摊贩做不成生意,久久不得安宁,直至丐头满意为止。每个乞丐每日所得钱财如数上缴丐头。再由丐头拿出一部分分发给每个乞丐,大部分由丐头积存起来。
2、徒弟的敬奉
乞丐行乞需要拜丐头为师傅,拜师要收费用。小乞丐们自愿要拜某某为师傅,必须要送他三百六十个大饼,为进见礼,逢年过节,还得要送礼物孝敬师傅。丐头们一般收徒三、五十人,有时多达一百多人。丐头属下不但有众多的徒弟,而且还收养了一大批童丐。这些童丐是丐头们的“摇钱树”,童丐每天讨要来的钱物,必须如数上交丐头。如果乞讨不到每天所规定的数目,就会被丐头毒打。另外,一些爷叔自己并不出去行乞,靠小乞丐们行乞为生。如“山东经营的人,要在码头上设立一个豆腐摊,必须纳一些‘丐税’给爷叔们。否则必受界内小乞丐们的欺侮,非但白吃食物,而且收碗或食物抑弃于黄浦江里。”小乞丐们每日要孝敬爷叔二三百文。倘若无理由不儆,就要受到爷叔的私刑。
3、富贵人家赏钱
富贵人家婚丧喜庆的赏钱等也是丐头经济的主要来源。在青浦,一个丐头靠人们的婚丧喜庆付给的谢仪,积累了不少钱财。他不仅娶了一妻纳了妾,而且每日要吸食一两鸦片。同时,对于家人的衣着打扮,也不吝金钱。他的女儿在节日出外游玩,竟然衣着绸缎,珠翠琳琅,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是位大家淑媛。
就大多数乞丐而言,除了向店老板、摊贩们索讨外,他们主要的生活也依靠“抢冷饭”。上海的店家吃包饭的很多,一日三餐都由饭店包送,那些吃剩下的冷饭,就成了乞丐们的佳肴了。在内地,乞丐都是向住户人家讨饭的,在上海一般有钱人家都有保姆、车夫,剩余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因此乞丐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只能在店家的包饭上打主意。但他们的方式不是讨而是抢。乞丐们抢到残羹剩饭,首先得上交一份给丐头,然后才能受用剩下的那部分。“抢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乞丐不管如何强硬,毕竟是社会最低阶层,一旦送饭的伙计被围困,他们就拿起挑饭的扁担来殴打那些乞丐。抢饭的小鬼们,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毫不在乎地忍受着无情的毒打,依然拼命地抢,直到抢光为止”。丐帮也有他们抢饭的“理论”:“你们作包饭生意,已经赚足了钱票,剩下的冷饭已不是属于你们的了,是留下来养活穷人的。”乞丐拦路抢冷饭已成为包饭业的一个祸害。于是老板们就把包饭的需要量尽可能地算得精确一点,伙计送饭归来时两桶空空。也免遭乞丐的围抢。这种作法对乞丐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等于是扼断了他们的生命线。为了生活,乞丐也不得不改变方式,拿钱来贿赂饭店伙计,让他们把包饭数尽量提高一点,这样剩余也就多一点。这笔贿赂钱都由丐头支付。
丐帮无所谓有一个固定的经济储备,以作为服务于组织宗旨的活动经费的需要。但丐帮毕竟是一个集聚一定数量的成员,并形成一定相互关系的“组织”,尽管它可以没有一个服务于组织宗旨的活动经费的需要,却不可缺少一个维持组织成员生存与消费的生计经济的需要,丐头豪侈的生活也需要一个经济来源。因此,丐帮既作为一种“组织”的存在,就有其一定形式的组织经济来源的需要。
关系网络
每一个团体或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网络中,都会形成关系网络,只不过关系网络的大小不一样而已。丐帮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可能不和外界发生任何联系而孤立地存在。这种关系网络也是丐帮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1、内部关系
乞丐对于地盘,划分得十分清楚。乞丐在开始求乞时认得地方,以后便得死守在那里,偶有越过界限,是要受处罚的。譬如“在中央大戏院那一段,一个乞丐跟着乞讨,起点从中央起,终点到爱多亚路终止,行人只要走过了中央大戏院,或是爱多亚路,那个乞丐,便不会烦你了。”所以,上海虽乞丐繁多,但各有各的行乞区域,“分门别类,各有派头,各守门户,不相侵犯”。在其管辖下的乞丐,如逾越乞丐一行的“不成文约法”,这是要“吃生活的”。
在热闹马路上的钉靶乞丐,“除了钉行人。讨布施之外,是不许作第二种讨钱行径的,而且所钉的地段,除了甲马路至乙马路中间一段的某一面人行道之外,是不许越出范围的”,其活动区域和势力范围泾渭分明。但为了争夺地盘,冲突时有发生。在上海,这样的丐帮小集团多如牛毛,争抢地盘就成了每个丐帮小集团成立之前的首要任务。上海人口稠密,里弄鳞次栉比,每条里弄中,前后总有空余之地,这些地方都成“老弟兄”们争夺的根据地,但这些都是露天之地,每逢刮风下雨,就不得不转移别处。因此里弄内过街楼下的地方,更受乞丐们的青睐,成为拼命争抢的黄金地盘。丐帮小集团不断的增加,里弄数量有限,粥少僧多,无济于事。而且里弄为了保持清洁,禁止乞丐在里弄中建立“桶子”,派置警察看守。这样一来,一些后起的丐帮小集团,因无“桶”谋生,不得不发动“侵略战争”,向一些有桶子的丐帮提出无理的要求。对方无法接受,于是双方调集兵力,大打出手。谁夺得“桶子”谁就胜利。失掉的一方,岂肯罢休,重整旗鼓,再度侵占。有时为了本方的利益,流血惨剧也时时发生,例如“前充丐头之周益生一(即周益官)被江湖流丐俞阿宝(即赖皮阿宝)等,向索漏规不遂,将周殴打越时毙命”,反映了丐头被乞丐毙命的情况。
乞丐原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赘生”现象,不事生业而坐食社会,其产生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也有自甘沉沦乐处其间的,作为一种个体的现象也未曾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然而,一旦乞丐的自发性组织——丐帮出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丐帮产生之后,乞丐间凭借“组织”的纽带作用建立一种较稳定的相互联系,帮规帮俗与世俗共同意识又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这种联系。乞丐正是利用这样的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2、外部关系
民国以来,青红帮因曾参加辛亥革命有过贡献,红极一时,后官与帮勾结利用,成为近代中国猖獗一时的一股黑社会势力,为患颇重,这其中,即与各地丐帮也纠结到了一起。在社会生活中,乞丐团伙往往为官府利用,亦常与其他黑社会团彳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危害社会。上海乞丐的“老头子”,又大多是黑社会中的骨干人物。也就是说,乞丐团伙始终与各种黑社会的势力一样,对内实行强权统治,对外为非作歹,这是江湖诸流氓无赖团伙的共同特点。
由于官方的政策和措施往往是临时和肤浅的,在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对乞丐而言是天高皇帝远,而真正起点实际作用的倒是得到官方默许的、生命力颇为顽强的丐帮组织。就像历史学家包德威(David Buck)指出的那样:“有一个由头目带领的乞丐队伍是中国城市的普遍特点。”上海的乞丐不但有着大量的帮派组织,而且还常常与社会上的流氓、警察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色社会网络。为了能够在上海滩上立足,上海的乞丐常常拉一些流氓头子来当靠山,拜他们作“老头子”。乞丐与警察,既是冤家又是亲家。他们常常买通一些地方上的警察和巡捕,使那些警察和巡捕对他们的乞讨行为不予干涉,不多过问,如“垃圾桥、河南路桥、乍浦路桥等桥面上有一股乞丐群鹄,守桥之两端,见有车辆上桥时,代为挽推车上桥中,将下驶时,向乘坐者乞钱,不给,动辄以谩骂或投掷污物,为乘客困扰,警察见之若无睹也。”在很大程度上,乞丐的组织与官方想要控制流民的意图或目标不谋而合,但却基本上无需政府花费,或花费不多。丐帮的效力在各地不尽相同,但对其成员都有一种可称是“控制”和“关心”并用的双元法。丐帮把其属下的乞丐限制在它所控制的地盘内。用帮规帮法来管理他们,同时用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租界当局对乞丐群体是既禁止又怂恿。禁止只是租界治安条例上的用语,以不妨碍租界当局及其母国的利益为限。而采取以华治华,以毒攻毒的措施,客观上给了乞丐群体的合法地位。被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的黄金荣曾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后“荣任”为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其办案的“社会基础”即为乞丐、流氓、地痞无赖。巡捕房政治处主任程子卿亦曾是郑家木桥小瘪三头目。乞丐们当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租界里的乞丐也逐渐多了起来。法租界在磨坊街、菜市街一带行乞的很多,尤其是在八仙桥,大世界那一个区域内。公共租界在西藏路、海宁路、大沽路、六马路、梧州路、嘉兴桥一带,乞丐也很多。乞丐群体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帮规与互相关系的浓重的封建色彩,与上海帮会黑社会组织结构与控制方式如出一辙,因此,乞丐向流氓的转化、乞丐群体与黑社会势力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乞丐与黑社会往往互为交叉,互为渗透。两大社会边缘群体的合流。不仅使其能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也使之成为破坏上海都市秩序的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丐帮。以乞讨者共同的生存方式为基础,将乞丐拢聚于一起,建立了一个非血缘关系的“家”。丐头是“家”长,具有最高权威,丐民经济、人身裁于一手;丐民的生老病死。冬雪无讨之日的“抚恤”、“安置”,也在体现着丐帮之“家”对丐民的“养济”、“送终”职能;丐民外出结势强乞硬丐,也体现着丐帮之“家”那种独特的“互助生产”的职能;丐帮中习见的祖师崇拜也不仅仅是一种攀附争脸的行为,其幻构的目的还在于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方乞丐,提供一个可供共同皈依的“先祖”;入帮必不可少的拜师仪式,则更直接表现为一种对“师生如父子”观念的转译,而灌输丐帮即“家”,丐头、丐民关系如父子的思想,此外,如严禁与自己本家(帮内)女性通奸,帮内特有的隐语及衣着习惯等等帮规帮俗,都从不同的角度在做着确认丐帮为“家”的潜移默化的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丐帮组织对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文化的移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自觉的行为,是一种潜在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本文来源:文史月刊 作者:《文史月刊》-罗国辉)
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
世界相邻国家之间是如何互相挖苦的
语言上的障碍使两个西方人都会产生文化隔阂,更不用说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之间的隔阂。本文作者翟华通晓英、法、日三国外语,在海外25年间积累了大量跨语言文化间的交流经验,他说:“语言更像是一扇扇窗户,掌握不同的语言就会推开不同的窗户。如果再对流一下,一定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让我们跟随他,打开世界一扇扇窗……
唐朝诗人王勃有诗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说好朋友即使远在天边,也感觉像邻居一样亲近。但是要讲国家或民族间的关系,咱老祖宗早在战国时就发明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似乎专跟邻居过不去。且不说古今中外邻国之间兵戎相见大动干戈的例子,就说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谈笑风生,也可见一斑。我在国际组织工作,有来自五大洲的同事、朋友,似乎谁都觉得自己的民族比别的民族风趣幽默,尤其是喜欢调侃相邻的民族。
印度VS巴基斯坦
长途电话&本埠电话
有一次,我的印度朋友一本正经地问我:“知道吗?我们印度总理去巴基斯坦访问去了。”没错,我是好像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消息了,本想问问他的看法,却不料他滔滔不绝地自己讲起来了:
我们总理去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理非让他参观巴基斯坦的高科技通讯中心,说是能与阴曹地府打电话,建议他与那边的已故总理尼赫鲁联系一下。印度总理半信半疑,结果一试还真行!通话效果特好,而且收费仅一个卢比。我们总理回去以后,命令科研部门立即研究同样的通讯设备,绝不能落在巴基斯坦人后面。
结果等巴基斯坦总理回访时,印度总理同样请客人参观高科技通讯中心,与在阴间的已故总理布托联系一下。结果发现美中不足的是通话费用高得惊人。等贵宾离去以后,印度总理生气地问:“怎么搞的,这不是丢我们印度人的面子吗!”一位印度科学家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报告总理先生,从我们这里往地狱打是长途电话,而从巴基斯坦往那边打可属于本埠电话。”
美国VS加拿大
自己行动&依赖国家
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上积怨甚深,宗教又不同,互相之间冷嘲热讽本是免不了的。令我奇怪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历史文化相近,也互相挤兑。我们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人,碰到一起就拿对方开涮。据加拿大人说,美国人都怕死,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到了阴曹地府怕付不起房租和水电费。那美国人则讲了一个故事反唇相讥: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犹太人因为卷入一起车祸,受了重伤。送到医院以后,抢救无效 ,三人一同见了阎王。那阎王爷见到美国人说:“这么年轻就到这里来了?你给我500美元,我就送你回去。”那美国人二话不说就付了钱。阎王爷也说话算数,当时就把美国人打发回人间。美国人在手术台上一睁眼,倒把医生吓坏了:“你怎么活过来了?”
美国人于是一五一十把见阎王的事说了一遍。那医生接着问:“那另外两个人呢?你们不是一起上去的吗?”美国人说:“没错,我们一起上去的。我听见那阎王爷也向他们要500美元。我离开的时候,那犹太人正在跟阎王讨价还价,而那加拿大人还躺在那里等政府替他付款呢!”
短短一个故事把美国人的实际、犹太人的狡黠和加拿大人对福利制度的依赖都反映出来了。
法国VS比利时
城里人&乡巴佬
在欧洲,法国民间创作了许多有关邻居比利时人的故事,处处透着高贵聪明的法国城里人对卑微愚蠢的比利时乡巴佬的嘲弄。这里信手拈来一则:
有一位比利时人去巴黎看望在这里念书的表兄,临走时想买一架手风琴带回去。那表兄自告奋勇地说:“我在巴黎时间长了,说话已经是纯粹的巴黎口音。我替你去砍价,省得法国店主欺生。”
在商店里,那表兄问:“这手风琴多少钱?”老板盯着买主看了看,反问道:“你是比利时人吧?”那两个比利时人大惑不解:“你怎么知道?”老板说:“我其实很想把这东西卖给你们,只可惜这不是手风琴,而是暖气片。”
面对层出不穷的法国版“比利时笑话”,比利时人是怎么想的呢?我的一位比利时朋友耸耸肩膀说:要是法国人没有别的乐趣,那就让他们说去吧!不过他马上告诉我一个关于法国人的比利时笑话:
比利时人发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妙方: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法国人,然后再按这法国人自己对自己的估价把他倒卖出去即可。
一次周末聚会,一位法国人又兴高采烈地给我讲了个法国版比利时笑话:
说是有两个比利时人租了条船去河边钓鱼。其中一个比利时人说:“哇,这里的鱼真多,咱们在船上做个记号,下次还来这里钓鱼。”另外一个比利时人听罢不解地问:“你以为下次我们还一定会租到这只船吗?”
哄笑之间,这法国人突然问我:“你们中国人喜欢取笑哪国人呢?”我想了半天,把中国的邻国想了个遍,实在没有答案,于是老老实实地说:“中国人只喜欢开自己的玩笑。”然后给他讲了“刻舟求剑”的典故。那可是我们中国人说自己的事,没拿哪个邻国当笑料。
2010年2月15日星期一
海归运动的战略战术 或将深刻影响社会变革
海归运动的战略战术 或将深刻影响社会变革 中华网社区
中国海归运动的战略战术问题:
海归运动是北美海飘们的永恒得话题.春节正巧是长周末,笔者再来凑凑热闹鸣放几句.上文提到这七八年里因各种原因造成的中国房价飞涨,从根本上来看是一场比十年文化大革命,五年解放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更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这场“房产大革命”在社会上造成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绝对不亚于解放战争,受到影响的人口比例(经济地位明显上升或下降)大大多于解放战争。“房产大革命”已经重新安排了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房产大革命以后回去的新海龟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穷人在“房产革命”后翻身得解放,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富人在“房产革命”后的垂头丧气。现在有不少人希望房价稳中有升,这些人就象解放战争以后贫农当上村长,乡长的。现在也有不少人希望中国房价崩溃,这些人就象解放战争以后地主,资本家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
在中国炒房地产,收益要比贩毒高很多,风险要比贩毒低很多,世界上从来找不到一个地方,房子可以大规模地,全面地,长期地炒成这个样子的.候耀文死后遗产二千万,其中一千多万是一套房子.候耀文在房子上赚的比他一辈子说相声赚得还多,上海交大华山路上的几幢教师住房在拆迁时,每人拿到几百万拆迁费,如果不是大牌教授,一辈子工资也没有这么多.苏州随便找一个工人,在十年前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赚的很可能比他一辈子上班的工资收入还多,如果当时买了两套,那他就是两辈子的人了.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买了三套,那他就已经活了三辈子,远远活够本了.苏州某邻居劳教三年出来后找不到固定工作,跟一个台湾老板搞土方,十年前在苏州三元坊买了别墅并协助他两个兄弟也买了附近房子,房价上去以后,三套房子如果没有一千万至少也有八百万.
中国房子炒成这个样子的.已经彻底的把老经验老常识颠覆了.解放前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文革中讲"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中国现在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早买房子两三套".据报导,中国围棋第一人古力,去年全部收入两百多万.
在北京的住房是四十几平米.因为他年轻没有占到房产革命的光.江苏某城市的供电局,在十来年前开始为职工建造住房.每个职工只能买一次,价格比市场价便宜不多(百分之十左右).因此当时不少人还不想买.笔者了解一对老工人,夫妇子女都在里面工作,无非是看看门,爬爬电线杆的.当时一咬牙,一垛脚,贷款买了三套别墅.现在都是三百多万一套了.目前中国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乱了套了.判无期,判死缓的也不过就是一不小心多拿了几百万,上千万,这种人平时活得比较紧张,比较累.据说即使没被抓进去,也容易得病.笔者本科一老师,多弄了一点钱,跑了成本税收,最多也就是两百万人民币,事发后抓起来,倒没有判无期,因为案子是发生在美国,美国判得轻一点,实打实四年半,六十八岁进去,要到七十二岁半才能出来.但是运气好的在中国爬爬电线杆的工人,挖挖土方的劳教释放份子和干部,教授,围棋世界冠军在经济上好象相差也不远.最多社会知名度低点,但是工人阶级没有心理负担,活得心情舒畅,不容易得病.更可能比候耀文,赵丽蓉,高秀梅长寿,这玩意儿你找谁去说理去?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房产大革命呢?笔者估计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了WTO以后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什么是全球化?说白了就是自由贸易下的商品交换.过去美国和中国进行商品交换的时侯,美国的产品科技含量高,有不少高溢价,从而带动了价格的提高,也带动了生产者的工资.同样一件事,在北美各位的工资比中国要高,大厨比中国的高,剃头的也比中国挣得多.讲得难听点做鸡的在美国也可以比在中国挣得多.这本质上都是靠者商品交换时的科技含量的.现在北美科技产品领先的地位逐步失去.两边制造的东西也差不多.零九年中国汽车销量超过美国,GM和FORD在中国同比销量提高一倍和一倍多,而他们在美国本土则差点倒闭.这就是宏观上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当然微观上的例子也很多.笔者知道一位台湾教授在蒋介石搞改革开放后六十年代首批自费留美.在美国当二十来年教授当烦了,五十来岁提前退休海龟到台湾,又干了十几年.常到大陆去,在上海.杭州都买了房子.台湾和美国承认双重国籍,到美国用美国护照,到台湾用台湾护照,到大陆用中国台胞证,生了病到美国来看.不用办签证,进出方便,三头通吃,还好此人身体不太好,作风正派,没有象杨教授那样弄个合法的二房,三房.否则,酒色财气,人生四大要素都给他一个人占尽了.全球化的结果必然是有人快乐有人愁.没有轮到你,抱怨也没有用.
西方老压制中国人民币升值,这些年里多多少少也升了一些.但升值太快有太大的弊病,出口就业都会很快受到影响和冲击,这会引起动荡.估计政府会采取慢速通货膨胀,轮番提高房价,工资,退休金,同时加大医疗,养老福利.只要不造反,房价升些没有关系.大不了学香港多造些廉租房给穷人住.笔者几个学经济的网友判断中国今后大概不会让人民币升值太快,但会更快的印人民币,更快的涨工资.理论上中国的物价(包括房子)至少还有涨价三,四倍的空间.回国都抱怨东西贵,中上等以上的饭店旅馆价格不比北美便宜,买点开心果之类的干货,中高档衣服,价格要比北美贵很多.小孩照个百日照,二十四张一套,要一千五,北京涉外离婚判决,2007养大个孩子要四十八万人民币,2009年就得六十四万了.在物价的后面的深层次的因素就是经济全球化.
笔者二十六年前来北美当民工,十年前听到的IT人士的高薪也就是八,九万.在过去的十年中如果你不是干石油等特种行业,如果你没有升上企业管理阶层,或者开公司创业成功,你在北美的工资的变化一般不会很大.笔者到去年好象也没有听到朋友们在讲八,九万是低年薪.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北美的物价如,房子,汽车,保险费,和各种服务费好象涨得挺快,我们这边工资基本未动,那边工资一直在涨,什么时侯结束呢?直到两边相对平衡,因此,我们这边的苦日子这才刚刚开始了不久.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己必须有中,长期计划.尽早决定自己的投资大方向.战术错了,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战略搞错了,搭进去的就是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最后还要得到大家的嘲笑.
二十年前苏联体解,美国绝对独大.十年前美国好象还有伊拉克战争的余威.去年和今年中国房子涨价了以后,在春节联欢会上就开始在调佩美国"前夫"缺钱了.十年以后正好是成语"三十年河东河西"之时.弄不好在北美的"各位前夫前妻们"到时真的差钱了.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各位一定要尽早决定自己的投资战略大方向.不要忘记烧香拜佛,请求全球化的速度不要太快.请上帝保佑至少十几年后各位退休后回中国还请得起保姆.还可以过得上中上水平的生活.
先师孔子云"一等泡妞,二等泡吧,三等泡网,四等泡面".本人是属于四等半白相人,在此仿先帝毛君之"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敷衍几句凑成此文.谈论海龟必然牵扯到人们的具体经济收入,政治情绪,一不当心,弄不好还要得罪人.公众人物的事可以指名道姓.亲朋同学的事就只好非常当心,隐匿其名了.但绝对是真人真事.在此并无任何得罪人的企图和意思.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拒绝癌症其实很简单:从餐桌下手
一、许多人去了
你可能蓦然发现,这几年这么多亲朋好友走了,是因为一个人类还没办法对付的东西――癌症。
走的人跟我们的感情有某种联系,给我们留下对生命的困惑和疑虑。
我一位官至省长助理的同学,前几天一直处在伤感之中,他的博士生导师、在国内颇有建树的著
董老先生还是高寿离去,在他之前不长时间里,接连有三位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因癌症去世。其中一位才三十多岁,临死前还对看望他的董老先生说,「真羡慕您,如此高龄还能从事自己的事业。我多想再多活一阵子……」可没多久董老亦追自己的学辈而去。
还是这段时间,我国一个级别非常高的单位,接连两届办公厅主任被癌症夺去生命。有一位刚提拔不久,就离开人世。家人痛绝,无济于事。
癌症似乎也是演员中的最高杀手,比如李媛媛、梅艳芳,还有在病痛中的李雪健等。
癌症几乎成了我们蓬勃发展的现代社会的第一杀手。任你才高八斗,名震邦国,它让你什么时候走,就得什么时候走,它不会等你,也不耐烦什么功业未完,稍缓时日的请求……
癌症是怎么来的?难道真是一种去不掉的文明附加物?标准答案是:癌症跟肉食正相关!
二、可怕的肉毒
看了下面的文字后,你不用医生和科学家的研究报告(虽然有大量这方面的报告)你就能天然感觉癌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再嗜爱食肉的话,就有点冒死吃河豚的味道了。而且这些材料还是出自在食品检验和预防方面比中国大陆要严格十倍的美国。
「我为什么成了素食者?」
一个美国作家这样写道:「当您真正了解肉类是污秽不洁的,又是有传染病的尸首时,您能再面无惧色的狼吞虎咽吗?
我不吃任何肉食和任何维他命丸,也健康的活了半辈子。我在美国旅行多次,常在饭馆和别人家中吃饭,弃肉吃素的经过,未曾使我难受,让我慢慢道来吧。
在旅行时,有一天吃肝咬了两三口,觉得味道不对劲,再用刀子一切,真把我吓了一跳,脓包里竟有一窝小虫,早己煮熟了。从那天起,每逢看见肝我就反胃。但是牛肉仍是我所喜爱的,直到一件事震撼了我,我才全然断绝牛肉!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邻居从牛群中挑了一只最棒的母牛,供应他自己的牛奶。某天,卫生员来检验,说这只牛有结核病,应予销毁。邻居说他不相信,置之不理,后来,另外的检验员又来检查,报告的情况相同。我的邻居勉强的把牛送往一个较大的屠场,获得许可,观看切割。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整叶被结核菌蚀烂了的肺……
此事过后不久,我领着班上的学生去远足,路过该屠房,我就问那位作向导的政府验肉员:“请问老兄,如果一头牛害结核病,一叶肺烂坏了,您们怎样处理呢?” “我也请问你,你的苹果上有个烂斑,你怎么办?你还不是把它削掉,然后吃下去吗?”
我注意到学生们脸上吃惊的表情。等出了屠场,我问他们削苹果和割牛肉是否相同。“不同,开玩笑!”他们异口同声地否定。他们说:“病肺的血液会周流全身。”于是我又指出另外的不同点:“动物的病菌会寄生在我们的人身上,而苹果的霉菌只会活在果菜上面。”这样一来,过去使我讨厌的某些肉食,越发使我讨厌了。
过去我爱吃鸡。但参观附近的一个养鸡场之后,这方面的食欲也没有了。我看到,养鸡人天天巡视鸡房,把病鸡和少下蛋的鸡挑出来,送去市场。那些垂头丧气、屁股潮湿的家伙,都进了加工厂。使我吃惊的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检验工作。胃好像告诉我,别再把死鸡送进我的皮袋里去了!
某次,同朋友去亚利桑那州某山涧钓鱼,搞不清到底怎么了,所钓到的鱼中,将近二分之一是有肿瘤的,或在内部,或在外部,看了令人倒胃口。查阅有关资料,才从政府报告得知,有些山涧里,鱼癌流行,尤其是鳟鱼。其染病率有的高达百分之九十。」
目前,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天空要纯净多了,水也干净多了,即使如此,美国的鱼类还染上了癌症,那中国的动物呢?可想而知。
现在,中国一个北方汉子就着二锅头嚼的猪头肉跟楚汉相争时樊蒯啖的猪腿已大不一样了。现在的动物尸体是内外均沾毒:现代农业广施化肥和农药,动物吃植物,毒素进入动物的体内,人又以动物为食,人便成为有毒物质的最高富集者。没办法,食肉者位于食物链的最高环节。
毋庸讳言,植物上有农药残留,但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肉类中的DDT等杀虫剂残留物的含量是植物的13倍,即食肉者身上的农药残留量可能比食素者高出13倍。更何况植物上的农药残留物可以洗涤,动物肉内的农药残留物则无法洗掉。
有一句话说,现在吃大闸蟹和河塘鱼的都是勇敢的人。
农场主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成麻袋地往动物饲料和湖溏江河中倾泻化学药品,刺激畜禽鱼虾生长,强迫喂食、注射荷尔蒙、在饲料中加开胃药、抗生素、镇静剂、防腐剂(这类含硝酸盐的肉,喂猫都很危险),根本不顾这些化学物质的致癌作用,这样的肉,食肉者睁眼闭眼地享用了。
还有一种毒,叫肉毒。「肉毒极为害人!」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的负责人张女士在目睹一次杀动物的场景后再一次呼吁人们警惕。
北京某地狗市。张女士形容是一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看的血腥地方。屠夫当着其他狗的面,将带锯齿的利器一把扣在某狗脑袋上,令其致昏,吊起来,一刀捅死,立即剥皮。鲜血淋漓的冒着热气的狗肉就挂在群狗面前。张吕萍清楚地看见同是天涯沦落狗从集体狂吠到沉默,狗眼含泪。眼神惊恐、悲伤、哀怨、愤怒、诅咒……「如果它们会说话的话」,她说:「它们一定在咒骂屠夫禽兽不如。」
这样的狗肉对人健康有百害而无一益。最可怕的是动物被杀时分泌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对人体非常有害,现代科学研究这是一种有害的肾上腺素物质。同样,注水猪、牛、甲鱼、鸡等被杀时不仅分泌应急毒素,还有体内污水,如此肉食,谈何安全?
癌症、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SARS等疾病,在张女士看来皆与动物肉毒直接关联。都是动物冥冥之中的某种反抗。
三、癌症跟肉食正相关
这就是说,吃肉越多,越可能得癌。一个由协和医院等单位的著名医师组成的医疗委员会调查显示,肉食与癌症有正相关。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北京市癌症发病情况,1996年是1955年5.2倍。
我们调查了城区的医院、居民,上个世纪大肠癌患病比例是十万分之十以下,八十年代十万之二十,九十年代十万之二十四,2001年十万之六十点四五。为什么城市里的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跟饮食有关,吃肉多了,不吃粗粮,纤维素少了……癌症的增长率跟肉食的增长率曲线相似……」
另一个医学调查小组的报告说:「我国原是大肠癌的低发区,不足十万分之十,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食物结构的改变,肉食量的增加,发病率不断上升,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四点三一,相当于国际上中等发病水平。据研究估计,2000年以后,大肠癌发病人数将比八十年代高出1.45倍。上海地区大肠癌死亡率从1972年到1989年增加了75%,2000年以后,大肠癌发病数将比八十年代高出1.45倍。」
「五成癌症跟饮食有关」。在「2004年天津市肿瘤防治宣传周」上,专家如是说。「天津市癌症年新发病例为1.6万,并呈增长和年轻化趋势。据介绍,癌症尽管与遗传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由包括饮食在内环境因素引起,如吃肉多了,主食吃得精细了,缺乏纤维素,即粗粮、杂粮等食入少,导致大肠癌发病率的升高;高脂肪、高蛋白的摄入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发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约有75%的头颈部癌是由饮酒和吸烟造成的……」
国外研究也证实,癌症跟肉食关系密切。根据一九九五年英国素食学会的研究报告发现,素食者早逝的机会只有非素食者的一半,且素食者较不会得心脏病和癌症,主要原因是素食者血中胆固醇含量低的缘故……
肉里到底有什么,为什么会致癌?除了公认的医学理论,许多学派和专家都把致癌物指向肉中之毒。上面已经说过,肉毒可怕,但这个事怎么强调都不过。中国著名的环保专家、北京麋鹿苑负责人郭先生说:「我举一条证据诸位就可明白:无论大小畜生被人捆缚要杀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多么怨恨。既起了嗔恨心,毒素就会流遍全身,所以肉食多含有毒素。这种毒是很厉害的。比如喂乳的妇人,若是生气,乳汁就含有毒素,婴儿吃了就易害病。不信你若看到有婴儿的妇女发怒生气的时候,把她的乳汁挤出一点来放在太阳里晒一会,就变绿色,正常的乳汁被太阳晒是白色的。」
四、素食是如何防癌的呢?
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医院的约翰逊博士经过多年埋头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凡是平日摄取大量钾的地区,人民患癌者总是偏低。原来人体细胞里,钾的含量时常是钠的十倍,细胞在分裂之时,钾含量下降而钠含量上升,癌细胞也不例外,每次细胞受伤时,钾由细胞之中漏出来,癌细胞即开始繁殖。人患上了慢性病,若有办法提高体内细胞的钾含量,生癌的机会则减少。相反,老年人体内的钾特别容易由细胞膜漏出来,所以患癌的机会随年龄而增加。医学研究进一步发现,如果在有些癌细胞的培养液中加进了钾,它会突然变成正常细胞。老鼠的血癌细胞本来不能造血,可是将其培养液中的钾提高到十倍以上时,就有造血的现象出现。由此证明,钾和钠的比例是癌细胞形成的关键……
近年食疗防癌的秘诀,正是根据这个原理,多钾少盐。食盐和味精(一种钠盐)都含有大量的钠,而蔬菜与豆类则含有大量的钾,所以多吃蔬果豆类少吃盐和味精,也是防止癌症、血压高、糖尿病的重要举措。
五、上天让我们吃素
这个说法流传很多年,已经得到了许多医学机构和专家的同意和默认。那就是从人的构造和机能上看,人可能更适宜吃素。因而有人说,人原来是一个素食动物,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人才吃起了肉,结果报应连连,百病丛生。
医学界做过这样的研究,比较食肉动物与人的肠子,以老虎为例,它的肠子看起来又短又直,没有许多皱折。我们知道,肉易腐败,所以上天给老虎短的肠子,使肉的消化残余物不会在肠子停留太久。而人的肠子总共约30尺长,光是大肠就五尺长,接近老虎的三倍,因此人不宜吃肉类;因为肉类容易腐败,在肠子的温度下更易腐败与发酵,这一点,我们可由草食动物的粪便没有肉食者的那种臭味而想像到。腐烂的肉类在人的肠子里会生出多少致病菌毒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草食动物如牛、羊,上天给了它们好几个胃,因为他们只吃草,而草的纤维很多,消化时间长,且需要大量进食才能维持身体机能……所以它们有好几个胃来反刍,肠子比人类还要长。上帝不要人吃草,我们有五谷、硬壳果、豆类、水果等为食物,这些食物的纤维素不及草那么粗而难消化,不必反刍,所以一个胃就够了。
再有一点,人的臼齿发达,适合磨碎食物,也就是说,适合吃五谷、豆类;而食肉动物,门牙尖锐,犬牙交错,明摆着要用于攫取生命,咬碎肌体……了解了这一点,人们或许明白人类为何会百病丛生了,因为人违背了大自然的意旨,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六、素食营养会不足吗?
对于这个忧虑,素食者最常见的反应是笑而不答。他们可能乐于与肉食者比谁更健康。毫无疑问,从各个角度看起来素食者更健康:他们的身体更轻盈,他们的反应更敏捷,他们的脑力更充沛,他们更容易入睡,他们所需的睡眠时间更少,他们心情更开朗因而较少得抑郁症,他们更少得感冒一旦得了好得更快,他们不容易缺钙,更妙的是他们不容易得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一个重要肇因就是肥肉导致的血管畸变。今年国家的一组数据显示,北方比南方比例高,而女性多于男性。最危险的人群是北方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正好是肥肉馅的购买常客……
理论上讲,素食能够获得比肉食更优质的营养。
首先要打破人们的一个成见:肉类比素食蛋白质高。其实许多素食品的蛋白质比肉类含量高:比如,各种坚果、瓜籽中的蛋白质达30%,谷物约含10%,豆类中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近40%,是肉类的两倍,豆皮的蛋白质更高达50%,且大豆中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更易为人体所吸收。
人们开玩笑,广东人煲肉汤,还不如一个北方汉子吃馍(馒头)壮。人们常常用肉类进补,其实,肉类不仅蛋白质不如豆类多,而且也是各种食物中最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豌豆、小麦、燕麦所含的铁是牛肉的两倍,几乎每样植物中的铁质都比肉类高;肉类的钙质也不如素食多:每百克食物中所含的钙质,鸡肉为5(毫克),牛肉为8,猪肉为12,鱼为30,豌豆为71,香菇为125,木耳为207,紫菜为850……中国人普遍缺钙,或因爱吃肉而致钙磷比例失调。
即使是肉类最擅长的脂肪,也总被素食盖过。如核桃含油高达66.9%;花生达48.7%,芝麻达48.23%,黄豆达20.20%……脂肪酸共有13种,动物性油脂中含6种,植物性油脂却含全部,且动物性脂肪为饱和脂肪,胆固醇含量高,易引发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并利于癌细胞繁殖;植物性脂肪为非饱和脂肪,能促进胆汁酸排泄,减低胆固醇,避免心脏病和各种心血管病。
素食不缺营养,长寿的素食者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一个美国医学组织要对素食进行对比研究,肉食组好找极了,而要找到纯粹的素食者并不太容易。于是他们到了中国的寺庙里,到了四川和湖南偏僻的寺庙里,一问不要紧,吓了他们一大跳,那些老和尚,那些作为对照组的老和尚都多大年龄?平均80多岁……
了解事实真相后,相信您会主动地摒弃对人类来讲,非自然的、且有害无益的肉食。
祝福您身体健康、越来越有活力!
王晓文
2010年2月11日星期四
潜艇的历史
潜艇是能潜入水下活动和作战的舰艇,又称潜水艇,它具有良好的隐蔽性,较大的自给力,续航力和较强的突击威力,潜艇按战斗使命区分,有普通鱼雷攻击潜艇和战略导弹潜艇;按动力区分,有常规动力潜艇和核动力潜艇。
在很早以前,人们就探索能在水下行驶的船只。有确切记载,并得到人们公认的世界上第一艘能在水下航行的船只由荷兰人C·德雷贝尔于1620年发明的。德雷贝尔是名物理学家,他在英国制作了一艘木制框架,外包有皮革的小艇,艇峰外涂油,艇内有羊皮囊。向囊内注水,艇就下潜,可潜3-5米的深度把囊内水排出艇外,艇就能浮上水面。艇身有桨孔,由12名水手划桨行进。这是世界上第一艘人力潜艇,也是现代潜艇的雏形,它曾在泰晤士河成功地潜航了2个小时。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美国人D·布什内尔建造了一艘单人驾驶,以手摇螺旋桨为动力的木壳潜艇“海龟”号,能在水下停留约30分钟。1776年,“海龟”号潜抵英国战舰“鹰”号舰体下,全力固定炸药炸毁它,但未能成功。这是使用潜艇袭击敌舰的首次尝试。
1863年,法国建造了“潜水员”号潜力艇,它以压缩空气瓶内的压缩空气推动活塞式发动机作为动力,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机械动力潜艇。1881年,爱尔兰籍美国人约翰·霍兰建造了一艘安装有一台15马力汽油内燃机的“霍兰-II”型潜艇,这是世界上第一艘内燃机动力潜艇。这种潜艇还装备了鱼雷,曾在哈德逊河上成功地进行了试航。1884年,俄国工程师C·K·维捷斯基发明了使用蓄电池电动机的潜艇,艇上还装有潜望镜和空气再生系统。现代的常规动力潜艇在水面航行时使用内燃机,在水下航行时使用电动机,正是霍兰和维捷斯基等人的发明,为现代潜艇的诞生提供了动力装置方面的物质条件。
一般认为现代潜艇诞生是瑞典人诺德费尔特与英国人加莱德使用设计建造的“诺德费尔特-1”号开始的。这艘潜艇于1881年开始建造,1885年下水。它以蒸汽机为动力,当潜入水下时,锅炉熄火以剩余蒸汽作为动力。该艇还装有鱼雷发射装置。“诺德费尔特-1”号是当时比较大,也是比较成功的潜艇。
霍兰在“霍兰-II“型取得了成功后,又制造了更为先进的“霍兰-III”型,这种潜艇采用水面以汽油内燃机,水下以蓄电池为动力的双推进系统。该艇机动灵活,操作方便,并装有多枚鱼雷,攻击力强,后来的潜艇,除了改用些油之外,基本上都沿用霍兰的设计。1898年,美国海军订购了6艘“霍兰-III”型潜艇,并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潜艇部队。1897年,美国人S·莱克建成了第一艘双层壳体潜艇,在两层壳体间布置有可使潜艇下潜上浮的水柜。
20世纪初,潜艇已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主要海军国家共拥有260艘潜艇。这些潜艇大多采用柴油内燃机一电动机双推进系统和双层或部分双层壳体,航速和续航力有了明显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潜艇就投入海战。战争期间,潜艇共击沉舰艇192艘。潜艇在攻击海上运输船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战果,仅被德国击沉的运输船就有1300余万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又有很大提高。活动范围几乎遍及各大洋,战争后期,潜艇装备了雷达和自导鱼雷,这使潜艇的攻击能力大为增强。德国潜艇还首先采用了荷兰人发明的通气管,大大增加了潜艇在水下的续航力和航速。
核动力潜艇-简称核潜艇。核潜艇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发动机功率和水下航速都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核潜艇水下续航时间和距离几乎不受限制,而普通潜艇在水下活动一段时间后就必须浮上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潜艇才是真正的潜艇。
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是由美国科学家海曼·里科弗积极倡议并研制和建造的。他被称为“核潜艇之父”,1946年,以里科弗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开始研究舰艇用原子能反应堆。第二年,里科弗向美国海军和政府建议制造核动力潜艇。1951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制造第一艘核潜艇的决议。“鹦鹉螺”号核潜艇于1952年6月开工制造,1855年1月开始试般。到1957年4月止,“鹦鹉螺”号有没有补充燃料的情况下边疆航行11万余公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水下航行。1958年8月,“鹦鹉螺”号从冰层下穿越北冰洋冰冠,从太平洋驶进大西洋,完成了常规动力潜艇所无法想象的壮举。这之后,美国宣布以后不同志制造常规动力潜艇。此后,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相继制造了本国的核潜艇。
战备导弹潜艇-是用艇载核导弹对敌方陆上重要目标进行战备核袭击的潜艇。它大多是核动力的,主要武器是潜对地导弹,并装备有自卫用鱼雷。战备导弹潜艇与陆基战备导弹,战略轰炸机共同构成目前核军事在国核威慑与核打击力量的三大支柱,并且是其中隐蔽性最强/打击突然性最大的一种。
潜对地战备导弹分弹道式和巡航式两类。美国从1947年开始研制“天狮星-I”型巡航潜地导弹,1951年在潜艇上发射成功,1955年正式装备潜艇部队,第一批战略导弹潜艇由此诞生。苏联于1955年9月首次用潜艇在水面发射一枚由陆基战术导弹改装的弹道导弹,1958年首先在常规动力的Z-V型弹道战备导弹,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弹潜艇。1960年7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潜艇首次水下发射“北极星”A1潜地弹道导弹,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战备导弹核潜艇。1982年10月,中国用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说明中国拥有自己独立开发研制的潜地弹道式战备导弹和战备导弹潜艇。
美88岁老汉有5个老婆285个后代 全家福很壮观
美88岁老汉有5个老婆285个后代 全家福很壮观(图) 国际在线
乔杰索普和他的庞大家族,中间白圈标出的人为乔杰索普
据德国《图片报》2月8日报道,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88岁老人乔杰索普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至少在服从他们的“教义”方面看起来是这样……
杰索普是一个庞大家族的元老,他有5个妻子、46个子女以及239个第三代成员。杰索普是“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的支持者,该教会是一个从摩门教分裂出的邪教,它允许拥有多个妻子,服从一个已入狱的“先知”。
在上世纪最初几十年中,仅仅是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交界地带出现了一些“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从犹他州南部的边境一直延伸到50多里远的大峡谷北部边缘。山下面就是希尔戴尔镇和科罗拉多市的农田和一些农庄。乔杰索普把这两个地方并称为肖特克里克(Short Creek)。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记者采访时,乔杰索普表示:“当时,我的家人和其他搬来的住户目的是相同的:服从一夫多妻制的教规,建立神的国度。尽管我们被全世界遗弃,但我要说我们干得不错。”
然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摩门教领导人决心摆脱其过去的“一夫多妻制”,并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后,许多一夫多妻家庭仍定居在这个横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地方。1935年摩门教给这些居民发出最后通牒:放弃一夫多妻制或被逐出教会,而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拒绝放弃一夫多妻制,包括乔杰索普的家庭,结果他们都被逐出摩门教。
美国司法部门从2008年开始,对“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所存在的乱伦和一夫多妻制状况进行调查。上述两种行为在美国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国际在线)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章立凡
【摘要】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三个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又都出现“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主题词:国进民退 科学发展观 经济民主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一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9年12月4日 重写
2009年12月14日改定
《财经文摘》2010年第一期
《文史参考》总第三期
[1] 黄逸峰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表4。
[2] 王向钦主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7页。
[3] 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4] 《敌伪经济事业之接收处理》,1946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 毛泽东:《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8页。
[6]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7] 财政部:《关于合营企业私股股金股息是否退还问题的复函》([79]财企第11号)1979年1月19日。
[8] 中共中央统战部、商业部:《关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营业用房问题的处理意见》,([83]商管字第5号)。
[9] 《中国中小企业逆境生存调查报告》,慧聪邓白氏研究《销售与管理》,2009年第07期,http://qkzz.net/magazine/1009-8585/2009/07/3623336.htm
[10] 《银行业界:中小企业客户效益是大客户的2.8倍》,中国B2B研究中心 2009年6月15日,http://www.xqw.gov.cn/html/2009-06/195497.html
[11] 张奚若:《揭发官僚主义根源和四种偏差》,新华社1957年5月15日讯。
从美国历史发展看自由民主体制建立的前提或必要条件。
现在很多人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就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是美国繁荣富强的原因,那就是把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的特征当作其繁荣富强的原因,而不是认识到这些要素是由综合原因促成的繁荣富强美国的特征。这些要素究竟是导致美国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还只是促进因素?这都是值得研究的。刘晓波、余杰等人大谈国家危机论,主张宪章主义,还有三农、腐败问题亡国,他们的单一的思维认为只要中国进行结构调整,中国就能走上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繁荣富强的道路,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用多党制、新闻自由、三权分立来推翻专制的GCD的统治。
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多党制、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究竟是导致美国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还只是促进因素?这都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民主人士”看来这些就是一个国家走上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繁荣富强道路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美国建国的历史,看这些要素是否是美国走上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繁荣富强道路的必要条件或前提条件。
“五月花”号带着第一批开拓者(“开拓者”这个词具有文学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中则充满暴力血惺)来到北美,受到印第安人的接待。但随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北美印第安人在屠杀中丧失殆尽。1.5亿中的1/3黑人被成功运到包括北美在内的新大陆作奴隶。无论在美国内战前奴隶制是否阻碍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无偿生产经营中为美国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缺乏这样的经历,所以只能靠工农业发展的剪刀差来实现这种积累,这就是大家关注的三农问题,不过美国奴隶制过去许久了,也就没有人来抨击它了。1775年,英国的殖民掠夺终于导致北美13殖民地的革命起义。我们来想,如果13殖民地经过改良,继续做英国殖民地,那不用流血,英国现在是否仍然强大。但13殖民地没有听信改良派,他们选折了革命起义。美国建国后,最初是三权分立的框架,但是仍然毫不留情的镇压了谢司起义。最初,妇女没有选举权直到19世纪后半叶,黑人是奴隶,被排除在考虑之外。黑人一直受歧视,3K党虐杀黑人而逍遥法外。建国初,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经济上奉行国家干预经济贸易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不是贸易强国英国宣扬的世界贸易经济自由主义,使脆弱的国家民族工业得到扶持保护,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在对外关系上,奉行脱离欧洲纷争埋头发展国内经济的孤立主义。建国后,除了4年的内战外,美国没有经历过更多的战争。建国后,美国西部南部领土的扩张,引来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数量巨大的欧洲移民,这些来自世界文明中心的人们,不仅带来了技术、资金,还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理念。年轻的美国成为世界先进文化、技术、以及巨大资金的吸收地。然而,在人们印象中,美国的发展好象就是由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人们有梦想,有干劲,有追求,个性自由发挥及至;但他们却忘了资金、技术以及人才,当然还有600万的黑人奴隶。没有战争的威胁,美国陆军在整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处于人数军费比较低的水平,同时没有军备竞赛。这一切都归公于美国两大洋的庇护。当然。还有美国人民的勤劳、自由的奋斗精神,即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但为什么没有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华人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来,并且主导当地经济命脉?此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本土安然无恙,还大发战争财,而中国在二战中不仅死了几千万人,国土作为战场,几成废墟。因此,美国成为战后老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建国就确立三权分立,多党政治,那为什么南方的奴隶制还是用战争方式解决的。法国1789年建立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为什么还会出现雅各宾派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以及1853年的拿破仑3世帝制??权力怎么还是不能制约。同样是民主制的一战后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德国的民主选举上台的。中国建立一个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新闻自由,中国就万事大吉了?中国从此就没有腐败?没有三农问题?没有以权谋私?恐怕所谓的这些问题,不能从体制上去找根源,而应该是从社会、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的“安全困境”中去找根源吧?苏联民主化带来苏联解体,社会经济倒退,民主制倒是建立起来了,但人口由于营养、饥饿锐减,很多过去的官僚在私有化过程中转移国家财产成为新贵,但国民生产总值从苏联的世界第二排到现在世界第14,连巴西都不如。现在经过所谓民主化的俄罗斯,总统的权力在集中,普金的政党把持政权的民主制和中国的共产党一党制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考察历史可以看出,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并不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并且保持社会公正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
因此不考虑历史,只简单的认为建立美国的体制,就会走上美国的繁荣富强,那简直就是认为一个去做了整形手术的女人就可以赢得“世界小姐”桂冠或能成为电影明星般的幼稚。
但是“民主派”、“自由派”始终认为,美国现在的法制、民主比中国健全,中国就应该向美国学习。当然,我们是要学,但问题是不能全盘美化美国的法制、民主。因为美国的民主法制是美国在铁与血、眼泪、痛苦与微笑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她经历了西进运动、独立战争、废奴内战、五一工人运动、1929年大危机、反越战以及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磨合和整同。美国现在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的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美国自身历史发展整合的产物,它有着一套复杂但又适合本国权力分配运作的游戏规则,而我们只是简单的照搬美国的模式,那只能重新开始一场痛苦而灾难的磨合过程。而实际上,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与美国发展相似有了类似的磨合历史过程,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共内战、大跃进、十年文革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磨合的历程。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些痛苦的磨合过程,已经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照搬别人的东西,还要经历一次可能永远使我们处于2流国家的阵痛呢?就像俄罗斯的前车之鉴。
直言:GDP和“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来”
星辰的翅膀的“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来”非常有见地,点到了大家也许听得耳朵都起茧子的GDP这一经济指标背后通常不注意的一面。
不过,星辰同学有笔误,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混淆起来咧。国内生产总值(GDP = 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经济活动产出的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GNP = Gross National Product)则是GDP加上该国在境外投资的净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而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或其国民的实际经济收入。
中国政府发布的通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俗称鸡的屁。鸡的屁是一项重要经济指标,但只是一个很粗、很片面的描述,有许多盲点或局限性。
GDP的盲点或局限是它并不衡量产出的经济意义或社会意义。前者关系到是否会带动经济增产的持续性、是否会带来巨大的、甚至正常社会不可承受的环境、社会成本,后者则是社会公正和人民的福祉,是一个社会经济增产的根本目的。
具体地说,GDP在计算时不区分来源是政府兴建豪华的“小白宫”式的办公楼、还是改建破旧不安全的学校而带来的产出。不区分公款或大腕们花天酒地、数十万元吃大餐、买上万元的白金月饼、或者逛洗脚城的一叠叠厚厚的百元大钞,还是农民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血汗钱;不区分太子党、大腕、二奶们疯狂抢购世界名牌奢侈品的一掷千金,还是小屁民倾家荡产为亲人医治绝症的家里面最后一个铜板;不区分汤臣一品或上海紫园8号动辄上亿的热钱、或者是北京大而无当的大裤衩、咸鸭蛋的天文数字投资,还是蜗居式的城市平民买一栖身之地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带着体温的积蓄。不幸的是,中国目前构成GDP的产出,类似这些例子里前者的绝大部分平民并不参加直接消费、只能远远地艳羡一哈的是相当高的。
尽管任何对GDP的贡献都会在短线创造就业机会,GDP仅仅是一个只衡量经济活动总量,不显示其构成是否合理、公正的冷冰冰的数字。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民主国家是不多的。非这些国家的具体领导人不想,体制牵制、制约而不可为也。
自从万公公的邓副主席铿锵有力地说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平平淡淡的GDP在中国就带上了特殊的光环,具备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官员来说,从封疆大臣到九品芝麻绿豆官,要仕途得意,在本份内拿不出鲜亮的鸡的屁成绩单,又不幸没有红朝太子党背景或其他过得硬的后台,是没有什么戏的。
中国政府过度追求GDP,除了中国人爱走捷径的小聪明思维,有其难言的苦衷。
由于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对人民施行经济上的实惠,换取人民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社会不公、官场腐败和权力导致的贫富巨大悬殊的容忍。GDP的增长岂止是被赖以当作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几乎成了中国这辆年久失修、问题多多的庞大的老爷车唯一的闪亮的独轮,只有维持高速运动才能避免彻底失去平衡,轰然倒地。
海外有不少同学看到中国的鸡的屁高速增长,高楼拔地而起,不断创造亚洲、世界第一而为祖国感到自豪、热血沸腾,无可非议、可以理解。本人也是如此。而且也必须承认追求经济发展,哪怕其方法多么不尽人意,与中共开放前的违背天意、剥夺人民追求经济自由相比,是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个别同学就此轻飘飘地进入盲目自大的中华帝国心态,一览群山小,甚至认为是专制战胜了民主制度,则不光是超前消费,而是想当然咧。因为中国经济上至今取得的进步,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人民用其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再加上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人为干预的节制,一不小心证明了西方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
中国经济至今的发展,主要是原始资本积累,在国际食物链上处于低端。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上移,追求更高的生产附加值。这就意味着要有科技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需要整体社会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和健全的法制。而全方位的创造力,需要一个政治、文化上相对开放、宽松的大环境。法制社会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分权和权力制约。如果说,原始资本积累可以在一个政治上专制的社会完成的话,中国经济后续的发展需要的政治环境,政体上专制、思想和信息封闭的社会能提供吗?I wouldn’t bet my money on it. 嘿嘿。
再说,经济定位的升级,也需要有高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而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小学普及教育,在一个以GDP为终极目标的社会,是不可能根本改善的,因为中小学普及教育对GDP没有直接帮助。
星辰同学由洪水灾害的重建可以推动GDP,引申出“用核弹把上海炸平了,再造一个上海岂不是可以拉动GDP二十个百分点”,原本荒诞不经。但是,当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以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红色江山为宗旨的政权,将GDP作为信条、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且当相当数量的人们也认同时,却不幸听上去有点像一个寓言。
附:星辰的翅膀: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来!
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447091&blog_id=55001
不过,星辰同学有笔误,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混淆起来咧。国内生产总值(GDP = 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一个国家一年中所有经济活动产出的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GNP = Gross National Product)则是GDP加上该国在境外投资的净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而国民生产总值(GNP)衡量的是一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或其国民的实际经济收入。
中国政府发布的通常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俗称鸡的屁。鸡的屁是一项重要经济指标,但只是一个很粗、很片面的描述,有许多盲点或局限性。
GDP的盲点或局限是它并不衡量产出的经济意义或社会意义。前者关系到是否会带动经济增产的持续性、是否会带来巨大的、甚至正常社会不可承受的环境、社会成本,后者则是社会公正和人民的福祉,是一个社会经济增产的根本目的。
具体地说,GDP在计算时不区分来源是政府兴建豪华的“小白宫”式的办公楼、还是改建破旧不安全的学校而带来的产出。不区分公款或大腕们花天酒地、数十万元吃大餐、买上万元的白金月饼、或者逛洗脚城的一叠叠厚厚的百元大钞,还是农民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血汗钱;不区分太子党、大腕、二奶们疯狂抢购世界名牌奢侈品的一掷千金,还是小屁民倾家荡产为亲人医治绝症的家里面最后一个铜板;不区分汤臣一品或上海紫园8号动辄上亿的热钱、或者是北京大而无当的大裤衩、咸鸭蛋的天文数字投资,还是蜗居式的城市平民买一栖身之地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带着体温的积蓄。不幸的是,中国目前构成GDP的产出,类似这些例子里前者的绝大部分平民并不参加直接消费、只能远远地艳羡一哈的是相当高的。
尽管任何对GDP的贡献都会在短线创造就业机会,GDP仅仅是一个只衡量经济活动总量,不显示其构成是否合理、公正的冷冰冰的数字。因为这个原因,世界上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民主国家是不多的。非这些国家的具体领导人不想,体制牵制、制约而不可为也。
自从万公公的邓副主席铿锵有力地说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平平淡淡的GDP在中国就带上了特殊的光环,具备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官员来说,从封疆大臣到九品芝麻绿豆官,要仕途得意,在本份内拿不出鲜亮的鸡的屁成绩单,又不幸没有红朝太子党背景或其他过得硬的后台,是没有什么戏的。
中国政府过度追求GDP,除了中国人爱走捷径的小聪明思维,有其难言的苦衷。
由于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对人民施行经济上的实惠,换取人民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社会不公、官场腐败和权力导致的贫富巨大悬殊的容忍。GDP的增长岂止是被赖以当作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几乎成了中国这辆年久失修、问题多多的庞大的老爷车唯一的闪亮的独轮,只有维持高速运动才能避免彻底失去平衡,轰然倒地。
海外有不少同学看到中国的鸡的屁高速增长,高楼拔地而起,不断创造亚洲、世界第一而为祖国感到自豪、热血沸腾,无可非议、可以理解。本人也是如此。而且也必须承认追求经济发展,哪怕其方法多么不尽人意,与中共开放前的违背天意、剥夺人民追求经济自由相比,是个巨大的进步。
但是,个别同学就此轻飘飘地进入盲目自大的中华帝国心态,一览群山小,甚至认为是专制战胜了民主制度,则不光是超前消费,而是想当然咧。因为中国经济上至今取得的进步,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人民用其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再加上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人为干预的节制,一不小心证明了西方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
中国经济至今的发展,主要是原始资本积累,在国际食物链上处于低端。要进一步发展,必然要上移,追求更高的生产附加值。这就意味着要有科技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需要整体社会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和健全的法制。而全方位的创造力,需要一个政治、文化上相对开放、宽松的大环境。法制社会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分权和权力制约。如果说,原始资本积累可以在一个政治上专制的社会完成的话,中国经济后续的发展需要的政治环境,政体上专制、思想和信息封闭的社会能提供吗?I wouldn’t bet my money on it. 嘿嘿。
再说,经济定位的升级,也需要有高素质、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而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小学普及教育,在一个以GDP为终极目标的社会,是不可能根本改善的,因为中小学普及教育对GDP没有直接帮助。
星辰同学由洪水灾害的重建可以推动GDP,引申出“用核弹把上海炸平了,再造一个上海岂不是可以拉动GDP二十个百分点”,原本荒诞不经。但是,当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以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红色江山为宗旨的政权,将GDP作为信条、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且当相当数量的人们也认同时,却不幸听上去有点像一个寓言。
附:星辰的翅膀: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来!
http://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447091&blog_id=55001
忘掉了常识的中国经济学家
忘掉了常识的中国经济学家――从马斯洛心理学谈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是俺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虽然他始终和俺同样喜欢的弗洛伊德较劲。有一次,我刚刚开始接触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有点顿悟,觉得耶稣的话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这个见解虽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神学,但当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碰巧,一个人在海淀教堂问我耶稣的事情,我就迫不及待地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来解释对耶稣的信仰,虽然我当时也是一知半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那人一听我提到马斯洛,眼睛一亮,问我是怎样知道马斯洛的。俺就告诉他,我读了一本老马写的叫作“动机与人格”的书。他兴奋地说:“那书是我翻译的”。他就是许金声,中国社科院某个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斯洛心理学专家。我立马觉得自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班门弄斧呀。俺今天又要班门弄斧一次,面对马斯洛心理学专家,也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专家。
这个帖子的缘起是俺写了一篇“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的帖子。有网友直接说是烂帖,也有比较专业,说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炸掉一个大楼确实可以增加内需,连奥巴马都是利用凯恩斯理论来拯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的。
我不太懂凯恩斯经济理论,知道的一点皮毛也是从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获得的,有一点印象就是:在经济危机中,私人商业活动萧条了,失业增加了。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政府就应该变成一个投资者,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入,人为增加商业活动。据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应用了凯恩斯理论分别来解决德国和美国的大萧条(http://blog.creaders.net/shengleiwu/)。希特勒式的废除货币和强迫劳动,俺实在不敢认同。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活着。强迫劳动式的全民就业比失业还可怕。)
虽然俺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一贯本着尊重常识的精神不迷信专家。俺就问一个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GDP那个数字吗?要是如此,俺有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增加GDP。政府组织人口中的一半,去挖一个巨大的坑,每天都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工程肯定需要计算GDP。同时,叫另一半人口去填这个大坑,也发工资,也计算GDP。如果这个坑的工程定价是10万亿美元,一挖一填就是20万亿美元。但一挖一添之后,一切归于白干,经济增长了吗?毛泽东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这样增加GDP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很多人相信毛泽东时代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七位,就是相信这种质量的GDP。
现代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很纯朴的,和原始人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为了实现GDP世界第一的强国梦想,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浸泡在马克思主义中多年,中国领导人竟然比我还快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和人类需要是直接挂钩的,这就连接了马斯洛心理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到社交需要和受到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可否认,人需要首先“栖居”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但人的需要不是“日益增长”的吗?如果你吃饱穿暖之后,就满足了,那不是和猪差不多了吗?连孟子亚圣都说了,饱暖思淫欲,显然淫欲是比饱暖更高层次的需要,是人更高的梦想。当然,最高的梦想就是自我实现,就是“成为你自己”了,嘿嘿。那些认为“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人,是把自己等同于猪了,却天天喊着说这才叫以人为本,这错得就太远了,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真正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需要层次的提升。如果我把你穿得好好的衣服扒掉,给你买一件类似的,那叫不叫经济发展了?显然没有嘛,你还是停留在满足穿这个层次上嘛,你的高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嘛。
同样的,大洪水冲毁了许多房子,经济学家非说这是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建筑工程、水泥、道路、电力的订单。本来,我明明有房子住,正想将生活提高到看看电影,读读小说这个层次的时候,突然洪水来了,房子没有了。我不得不花钱重建房子。我可怜不可怜?我还得等房子建好,才能恢复到我原先的水平,更别说我希望的看电影读书了,我的钱都花在建房上面了!那些经济学家却喜气洋洋地说“保八”有望了。我呸,什么狗屁经济学家!
这样的经济学家连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给忘掉了,还配做经济学家吗?经济不是靠剥夺人们的需要,然后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发展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我的政治成绩常常在不及格的边沿挣扎,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常识!中国的某些学者,不仅丧失了良心,也失去了常识。
那么是凯恩斯理论有问题吗?我认为不是,虽然我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社会的常态。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经济活动中的投资者。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把凯恩斯理论当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发展经济成而不是维护公正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把GDP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与毛泽东把钢铁数量当成赶英超美的重要参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下去,中国的灾难不远了。
人家凯恩斯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无论个人还是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不会干我假想的“挖坑填坑”这样不满足任何人需要的不理性经济活动。因此,凯恩斯一定不会想到中国人会认为“炸掉一个仅13年曾被评为优秀建筑的22层四星酒店,为了建一个25层的五星酒店”是一种理性行为。
那么,中国人是不理性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不能重新装修一下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这里面牵涉成本计算的问题,一定是炸掉比装修更合算。那些炸掉四星级酒店的人一定是理性的,经过严密计算他们的收益的。通过炸楼他们一定得到比他们付出的更多!虽然,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获利的,但俺相信他们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够把一个明显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变得“合理”的制度是可怕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局部的理性带来的总体的不理性?似乎,俺今天是说不完了,这个题目是越来越复杂了,嘿嘿。在一个社会中不合理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成为合理的事情。波士顿的房子可以用上百年,中国的酒店十几年就炸掉了,社会制度不同使然。
如果GDP成了官员实现“自我实现”(升官)的手段,那么即使GDP妨碍了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住),那么理性的、自私的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拆掉百姓的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百姓只好“理性”地做出自焚这样看上去不理性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筹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再次向大家推荐吴思写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那里描述了官员和民众之间利益(需要)的博弈。民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更不是为了国家领导人讲话可以大声一点,而是为了让不同利益的团体可以和平博弈,讨价还价,达到妥协共存。和你的敌人共处的艺术,叫做政治。
忘掉了常识的中国经济学家
忘掉了常识的中国经济学家――从马斯洛心理学谈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是俺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虽然他始终和俺同样喜欢的弗洛伊德较劲。有一次,我刚刚开始接触圣经,读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有点顿悟,觉得耶稣的话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唯一道路。这个见解虽然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神学,但当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兴奋。碰巧,一个人在海淀教堂问我耶稣的事情,我就迫不及待地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来解释对耶稣的信仰,虽然我当时也是一知半解,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那人一听我提到马斯洛,眼睛一亮,问我是怎样知道马斯洛的。俺就告诉他,我读了一本老马写的叫作“动机与人格”的书。他兴奋地说:“那书是我翻译的”。他就是许金声,中国社科院某个研究所的研究员,马斯洛心理学专家。我立马觉得自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班门弄斧呀。俺今天又要班门弄斧一次,面对马斯洛心理学专家,也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专家。
这个帖子的缘起是俺写了一篇“炸出一个世界第一富国”的帖子。有网友直接说是烂帖,也有比较专业,说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炸掉一个大楼确实可以增加内需,连奥巴马都是利用凯恩斯理论来拯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经济的。
我不太懂凯恩斯经济理论,知道的一点皮毛也是从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获得的,有一点印象就是:在经济危机中,私人商业活动萧条了,失业增加了。为了增加就业,刺激经济,政府就应该变成一个投资者,增加对公共工程的投入,人为增加商业活动。据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应用了凯恩斯理论分别来解决德国和美国的大萧条(http://blog.creaders.net/shengleiwu/)。希特勒式的废除货币和强迫劳动,俺实在不敢认同。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活着。强迫劳动式的全民就业比失业还可怕。)
虽然俺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一贯本着尊重常识的精神不迷信专家。俺就问一个问题: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GDP那个数字吗?要是如此,俺有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增加GDP。政府组织人口中的一半,去挖一个巨大的坑,每天都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工程肯定需要计算GDP。同时,叫另一半人口去填这个大坑,也发工资,也计算GDP。如果这个坑的工程定价是10万亿美元,一挖一填就是20万亿美元。但一挖一添之后,一切归于白干,经济增长了吗?毛泽东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这样增加GDP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很多人相信毛泽东时代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七位,就是相信这种质量的GDP。
现代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很纯朴的,和原始人其实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是为了实现GDP世界第一的强国梦想,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浸泡在马克思主义中多年,中国领导人竟然比我还快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和人类需要是直接挂钩的,这就连接了马斯洛心理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马斯洛说,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到社交需要和受到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可否认,人需要首先“栖居”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但人的需要不是“日益增长”的吗?如果你吃饱穿暖之后,就满足了,那不是和猪差不多了吗?连孟子亚圣都说了,饱暖思淫欲,显然淫欲是比饱暖更高层次的需要,是人更高的梦想。当然,最高的梦想就是自我实现,就是“成为你自己”了,嘿嘿。那些认为“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人,是把自己等同于猪了,却天天喊着说这才叫以人为本,这错得就太远了,我就不多说了。
既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真正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需要层次的提升。如果我把你穿得好好的衣服扒掉,给你买一件类似的,那叫不叫经济发展了?显然没有嘛,你还是停留在满足穿这个层次上嘛,你的高层次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嘛。
同样的,大洪水冲毁了许多房子,经济学家非说这是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建筑工程、水泥、道路、电力的订单。本来,我明明有房子住,正想将生活提高到看看电影,读读小说这个层次的时候,突然洪水来了,房子没有了。我不得不花钱重建房子。我可怜不可怜?我还得等房子建好,才能恢复到我原先的水平,更别说我希望的看电影读书了,我的钱都花在建房上面了!那些经济学家却喜气洋洋地说“保八”有望了。我呸,什么狗屁经济学家!
这样的经济学家连经济活动的目的都给忘掉了,还配做经济学家吗?经济不是靠剥夺人们的需要,然后满足人们的需要来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发展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我的政治成绩常常在不及格的边沿挣扎,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常识!中国的某些学者,不仅丧失了良心,也失去了常识。
那么是凯恩斯理论有问题吗?我认为不是,虽然我认为凯恩斯理论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社会的常态。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责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经济活动中的投资者。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把凯恩斯理论当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发展经济成而不是维护公正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把GDP当成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与毛泽东把钢铁数量当成赶英超美的重要参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下去,中国的灾难不远了。
人家凯恩斯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无论个人还是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不会干我假想的“挖坑填坑”这样不满足任何人需要的不理性经济活动。因此,凯恩斯一定不会想到中国人会认为“炸掉一个仅13年曾被评为优秀建筑的22层四星酒店,为了建一个25层的五星酒店”是一种理性行为。
那么,中国人是不理性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不能重新装修一下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这里面牵涉成本计算的问题,一定是炸掉比装修更合算。那些炸掉四星级酒店的人一定是理性的,经过严密计算他们的收益的。通过炸楼他们一定得到比他们付出的更多!虽然,俺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获利的,但俺相信他们是理性的投资者。能够把一个明显不符合常识的行为变得“合理”的制度是可怕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局部的理性带来的总体的不理性?似乎,俺今天是说不完了,这个题目是越来越复杂了,嘿嘿。在一个社会中不合理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成为合理的事情。波士顿的房子可以用上百年,中国的酒店十几年就炸掉了,社会制度不同使然。
如果GDP成了官员实现“自我实现”(升官)的手段,那么即使GDP妨碍了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住),那么理性的、自私的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拆掉百姓的房子。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百姓只好“理性”地做出自焚这样看上去不理性的举动,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筹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再次向大家推荐吴思写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那里描述了官员和民众之间利益(需要)的博弈。民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国家的强大,更不是为了国家领导人讲话可以大声一点,而是为了让不同利益的团体可以和平博弈,讨价还价,达到妥协共存。和你的敌人共处的艺术,叫做政治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陶弘景与《养性延命录》
资料来源:未知 作者: 周贻谋
《养性延命录》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养生名著,共分上、下两卷,总计六篇,每卷各三篇,前有序文。序文中说,宇宙间只有人最为宝贵,而人所宝贵的则是生命。生命是元神的根本,形体是元神的表象。元神使用过多必定衰竭,形体过于劳累就会死亡。如果能够游心于虚静之域,减少思虑,恬淡自然,每天于子时以后便讲究呼吸吐纳,在静室中导引按摩,重视摄生调养,注意服食良药,那么坐享一百年之耆寿乃是正常的限度。倘若恣意沉湎于淫声美色之中,役使自己的智慧而去追求富贵得失,经常心中急切思虑、躁动,不时干扰虚静的生活,不能遣散贪图之心,不受礼节约束,饮食毫无节制,那么,又怎么能够避免夭折早死的祸害呢?有鉴于此,陶弘景便反复批阅晋代张湛等人编撰的《养生要集》,从中吸取精华;同时努力搜集历代名人、道家、养生家的摄生言论,包括上自神农、黄帝、彭祖、老子,下至魏晋之际的诸家养生论述,首先全面记录下来,然后加以筛选整理,删去杂芜,这才编成《养性延命录》一书。所以此书实际上是历代养生名家精粹言论的汇集。序文最后说,希望有缘读到此书的人,能够从中得到实际的补益和帮助。
《养性延命录》的上卷收有《教诫》《食诫》《杂诫》三篇,从饮食起居和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叙述了违反养生原则所带来的诸多祸害。并且明确指出,凡讲究养生者均应注意趋利避害,尤其要严格遵守禁诫,属于养生的“护法”之论。下卷收载了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三篇,乃是养生方法的正面叙述。书中保存了不少后世已经散佚的早期养生学资料,有的实为千锤百炼的养生格言,堪称座右铭。这些论述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养生的原则、方法及其实施办法都有非常具体的论述,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我国古代著名的华佗五禽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具体导引术式和动作,多赖此书得以保存;古代讲究呼吸吐纳的行气方法,特别是吐气的六字诀如吹、呼、唏、呵、嘘、呬等呼气方法,亦赖此书的记载得以流传下来。
由于本书具有独特的养生功效,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特别是道家、儒生、居士等遵而行之,视为益寿良友。由于其书撰成于梁代,距今已近1500年了,文字比较古奥,一般人难以阅读,致使此一养生文化瑰宝不易进入寻常百姓家。笔者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对《养性延命录》一书所述的主要内容,一一予以具体介绍,以飨广大读者。
首篇为《教诫》篇。本篇选录了历代养生家的许多名言,有的从正面阐述,指出在饮食、起居、房室、行动、思想等方面应当怎样做,诠释了正确的养生方法,因而称为“教”;有的从反面加以论述,同样指出在饮食、起居、房室、行动、思想等方面有哪些做法会造成危害,令人引起警觉,所以叫“诫”。所谓“教诫”,归结起来就是劝导人们遵循养生之道,绝对不要干违反养生规律之事。
在《教诫》篇里,引用过历代许多养生格言。本篇一开端就引述古本《神农本草经》说,吃五谷杂粮的人智慧聪明,吃药石的人肌肤润泽而不显苍老,服食灵芝则使人延年益寿,讲究呼吸吐纳则可推迟衰老而助人长寿。这就表明,不论何人,只要注重养生,自然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
本篇又引古代道教经典《混元妙真经》(后世不见)说:“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已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几句话看似简单浅显,其实涵义很深。意思是说,人们经常违背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然规律抛弃了人;人们经常干些损伤生命之事,而不是生命故意要远离人。所以愿意养生之士,一定要严格谨慎地遵循自然规律,不要干损伤生命之事,使自然规律长期与生命相守,互相起着维持和保护的作用。这些话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值得重视。
本篇复引《道机》说,人的生命之所以有长有短,并非上天所造成。凡早衰早丧者,全是由于自己保养身体不谨慎,饮食质量太差,色欲过于放纵无度,违反阴阳变化的规律所致。精气衰竭,生命损伤,各种疾病因而萌生,所以不能尽终其天年,也就是不能享受到正常的年寿。
三国时有位隐士叫胡昭,精于养生之道,他曾说过:“目不欲视不正之色,耳不欲听丑秽之言,鼻不欲闻膻腥之气,口不欲尝毒刺之味,心不欲谋欺诈之事,此辱神损寿。”《教诫》篇之所以引述这段话,无非是劝导人们要远离有害之事,因为这一切只会污辱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势必损伤人的寿命。胡昭还指出,一般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不做事情,但应保持内心平和,排除杂念,周身安静,减少思虑。凡属扰乱精神或危害修身养性的想法或做法都要摒除掉,只有这样,才算是合乎爱惜精神的养生方法。
《教诫》又引用《中经》(即道家著作《老子中经》)说,安静的人长寿,躁动的人短命。若安静的人不注意养生,也会减损寿命;躁动的人倘能注重养生,亦可延年益寿。然而安静者容易驾御,躁动者则难以控制,只有顺应自然而颐养得宜,才能做到长寿。《中经》的此类论述很合乎辩证法,至今仍然能给人以积极有益的启示。
老子曾经说过,人的生命大致以一百年为期限,懂得节制和爱护的人却可以达到一千岁。这就好比用油脂点灯火那样,灯芯纤细者,燃烧的时间就长;灯芯粗壮者,燃烧的时间必定缩短。众人大声说话,而我轻言细语;众人烦恼不休,而我安静省事;众人惊悸暴怒,我则内心平和安泰。不以人间诸多杂事劳累心志,不为名利权势去与世争夺,处事淡泊,无为而行,从不计较得失,神气自然充盈。我把这些全都当做长生不死之药看待,可惜人们对我的这番心思并不了解,更不理解。老子的这番话很富有哲理性,值得人们反复琢磨体会。
《教诫》篇中还有这样一段养生名言:“始而胎气充实,生而乳食有余,长而滋味不足,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寿;始而胎气虚耗,生而乳食不足,长而滋味有余,壮而声色自放者,弱而夭。”这段话虽属文言,却像白话一样好懂,值得反复诵读玩味。其中心意思是说,一个先天禀赋雄厚的人,后天在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又都很有节制,这样的人必定身体强健而能长寿;倘若先天禀赋薄弱,后天在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又毫无节制,任意放纵,这样的人势必体弱多病而损寿短命。人们倘能经常读读《教诫》篇的这类论述,也许能够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二篇为《食诫》篇。主要论述了饮食的原则、方法和禁忌。其实在《教诫》篇里,也有不少论述饮食的内容。综合起来,在饮食养生方面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食不过饱,饮不过多。《食诫》篇写道:“青牛道士言,食不欲过饱,故道士先饥而食也;饮不欲过多,故道士先渴而饮也。”所谓“青牛道士”,系指西汉时人封君达,此人精于养生,曾入山修道,享年一百余岁,因常骑青牛,故号为“青牛道士”。他认为凡养生之士都应少食,不可饱食,主张先饥而食,也是为了防止过于饱食。因为已饥或饥甚而食,则进食必多,最易造成过于饱食。关于饱食之害,在本书《教诫》篇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焉。”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节制饮食有益,而过于饱食则伤身损寿。当然,所谓少食,也应吃七分饱至八分饱,亦不可走极端,并非越少越好。若因过于少食而引起营养匮乏,那样就会损伤健康,是与养生之道相违背的。故每次进食的多少,总以适度为宜。《食诫》篇又说:“食欲少而数,不欲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意即每天进食应当少食多餐,不可少餐多食。一天可吃三餐、四餐或五餐,但每餐进食的量都不多;绝不可每天只吃一餐或两餐,而每餐的进食量却很大,那样很有害。这一条对于老年人及体弱多病者来说,是非常适用的。每个人进食以后,当以保持一种似饥似饱或半饥半饱的感觉状态最为良好。
至于饮水,同样应先渴而饮,因为盛渴乃饮,饮必过多。历代养生家都主张“饮必细呷”,即每次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最为得益,既解渴,又能滋补身体。“饮水勿忽咽之,成气病及水癖。”饮水不要忽然之间急暴吞咽,因为“大饮则气逆”,狂喝牛饮最易发生咳呛,势必损伤肺气,同时一次饮水过多,又会加重心肾负担,甚至引发心肾疾患。在此特别要指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大多因口喝的感觉不大灵敏而饮水不够,每天的饮水总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每天早、中、晚都应当注意饮水,尤其是早晨起床后先应饮足够的水;白天不口渴也要饮水;夜晚要饮充足的水,不要怕起床小便。这对防止血黏度过高,防止发生中风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每次饮水确实应当小口小口地喝,不要猛喝,防止发生咳呛或其他副作用。饮水亦以多次少量地饮用效果最佳。
第二,主张常吃热食和熟食,少吃冷食和生食。首先是冷热要适度。《食诫》篇说:“热食伤骨,冷食伤脏;热物灼唇,冷物痛齿。”意即过于热食则损伤人体骨骼,过于冷食又会损伤脏腑;食物温度太高会灼伤嘴唇和口腔,食物温度太低则引起牙齿疼痛。这就说明,饮食的温度要适中,一般以略高于体温而不烫嘴较为适宜。总的来说,食物的温度以保持在42℃左右为佳,最好不要超过45℃,最高不要超过48℃。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舒适,食物易于消化,且不会给人体造成损伤。所以本篇又说:“凡食欲得恒温暖,宜入易销,胜于习冷。”表明热食胜于冷食。老年人脾胃虚弱者居多,更应坚持常吃热食,少吃或不吃冷食。至于一般人吃热食或冷食的次第,应当是先吃热食,再吃暖食,最后再吃冷食,这样可以防止脾胃骤然受到冷食的损伤。
《食诫》篇还说:“凡食,皆熟胜于生,少胜于多。”历代养生家一贯主张多吃熟食,少吃或不吃生食,老年人尤其应该如此。享年103岁的陈立夫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怎样才能活到100岁》,文中有这样几句:“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我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我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陈立夫先生此说,恰恰与《食诫》篇的上引论述是相吻合的。
第三,劝人莫吃肥肉。《食诫》篇说,人们吃肉,不要取上面最肥的部分,那必定是众人首先看得见的,但吃了以后会使人气血结滞,又易患痴呆和疫症等疾病。肥肉是高脂肪食物,常食易患动脉硬化症,又可直接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故该篇的劝诫是有一定道理的。《食诫》篇又说:“多酒食肉,名曰痴脂,犹狂无恒。”认为经常大量饮酒并吃肉食,必使人痴呆和造成脂肪积聚,情绪也无法控制,经常会因大量饮酒而丧失理智,甚或因酒风而发狂,其害处是人所共知的。
第四,力戒食后便卧,提倡食后散步。《食诫》篇说,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便卧,否则令人损寿。又说,饱食即卧,生百病,食物难以消化而造成积聚病。有鉴于此,故饭后应当散步,如该篇所说:“人食毕,踌躇有所修为为快也;食毕当行步中庭,如数里可佳;食讫踟蹰,长生。”这里所说的踌躇或踟蹰,都是指来回踱步即散步之意。又说,饭后行数百步,可使脾胃受益。还说,暮食毕(即晚餐后)行五里许乃卧,令人除病。此类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故至今犹有“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之说。
究竟饭后立即走不走,后世颇有争议。现今人们逐渐得出共识,刚吃完饭,不宜立即散步;饭后应先休息20分钟左右,然后再去散步较为有益。这是因进食时血液集中于消化器官,如食后立即散步,又迫使血液从消化器官流散,那样反而对消化不利。若饭后先稍事休息再散步,则可趋利避害。
第三篇为《杂诫忌禳害祈善》篇(以下简称《杂诫忌》篇)。本篇所论包括日常生活杂事中应当遵循的禁诫,以及如何驱邪避害与祈善求福等等。通过对人们日常起居作息、行止坐卧、视听言语、思想情志等各个方面的概述,从正面阐明养生经验,从反面指陈其禁忌和教训。其中有的很合乎科学道理,也有若干论述杂有迷信内容,当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
本篇一开始就说,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说明不论视、卧、立、行、坐,都要适可而止,不可过久,过久则伤人。接着又指出,不论思虑、谋划、忧郁、愤怒、悲伤,都应有变,过度则伤人;即使是喜乐,也应适可而止,倘若狂喜狂乐,引起兴奋与抑制严重失衡,同样会损伤人体健康。
本篇十分重视人的睡眠,其论述颇多,如说:“夜卧勿覆头,即夜晚不要用被子蒙头睡卧,尤其是寒冬腊月更应注意这一点。否则妨碍人的正常呼吸,非常有害。又说,凡欲眠,勿歌咏,不祥。起眠讫,勿大语,损人气。凡卧,春夏欲得头向东,秋冬头向西,有所利益。凡人睡,欲得屈膝侧卧,益人气力。凡卧,欲得数转侧,微语笑,欲令至少语,莫令声高大。以上所论表明,将睡时不可大声歌唱,如引起情绪兴奋则难以入睡,故曰不祥。刚睡醒过来准备起床,也不要大声说话,否则损伤人的元气。睡眠应讲究方向,春夏头朝东睡,秋冬头朝西睡,对人体健康有益。现今知道,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生物小磁场,要与地球这个大磁场相适应,当以头朝北脚朝南的方向躺卧为最好。至于睡卧的姿势,则应以右侧卧为主,也可不断变换睡姿。睡卧贵在高度安静,即使是轻言细语也应尽量减少,切忌高声大语。至于就寝与起床的时间也有讲究,春天早睡早起,夏、秋两季晚睡早起,冬季则早睡晚起,这样才有利于健身。但早起别在鸡鸣之前(即不要在天初亮之前起床),晚起也不要在日出之后。睡眠既要与四季天气变化相适应,又必须长短适度,睡眠过多或过少都是有害的。
《杂诫忌》篇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对“温足冻脑”的论述。如说:“冬日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此乃圣人之常法也。”这里的“温足冻脑”,古代又称为“寒头暖足”,这是临床治病和养生保健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则。人体有十二条经脉,包括六条阴经和六条阳经,六条阳经全都交会于人的头面部位,故曰头为诸阳之会。人的周身,各个部位都怕冷,唯有头面部位不怕冷,即使是寒冬腊月,头面也是裸露在外的。因此,一年四季头部均应保持寒凉。在采取艾灸或温针疗法时,头部一般是禁忌使用的。故一年四季特别是冬季应当坚持用冷水洗脸,可以大大提高抗寒能力和预防伤风感冒的能力。笔者亦有同样的体会,以往也是常患感冒,改用冷水洗脸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了。其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每天清晨先打一大盆冷水,然后吸足一口气将头面闷入水中,能呆多久即呆多久,可反复多次,再将双手浸入冷水中二三分钟。头面和上半身遇冷后,血管便收缩,这样就能大大提高耐寒能力和抗寒能力,如有鼻塞不通之症亦可立即解除,促使呼吸通畅,且能有效地预防感冒。
汉字中有一个结构巧妙的“烦”字,由“页”与“火”会意而成。“页”即倒立的首字,指的是头部,言头边有火则心烦头痛,故《说文》曰:烦,热头痛也。因此必须去掉头边之火热心才不烦。这个“烦”字造得十分科学,说明头部当以保持低温状态为佳。国外曾经有科学家做过试验,他们设计一种枕头,用电池控制温度,让头部的温度降低10℃,结果受试者都能提前入睡,并可提高睡眠质量,因而称之为催眠枕。可见采取“寒头”或“冻脑”的措施,其保健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暖足”或“温足”,同样很合乎科学道理。因为足部离心脏最远,又直接与地面接触,因而散热最快,故足部最易受寒。人们常说“寒从脚上起”,这话是很正确的。所以一年四季特别是冬季,都要注意足部保暖。晚上就寝之前要用热水濯足,可适当多浸泡一些时间,这样就会使周身感到温暖,同时可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抗寒能力,并可帮助安眠和提高睡眠质量。可见经常采取“暖足”或“温足”的措施,其保健作用也是很突出的。
《杂诫忌》篇又说:“食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所谓玉泉即口中唾液,提倡在鸡鸣时、早晨、正午、下午、黄昏、睡前、半夜七次吞服玉泉。还提倡“干过梳发,发不白;朝夕啄齿,齿不龋。”意即每天梳发千次以上,可使头发不白;每天早晚坚持叩齿,可预防龋齿等牙病。这些都是很有实际参考价值的。
第四篇为《服气疗病》篇。本篇辑录了《元阳经》《玄示》《彭祖经》《服气经》等已佚道家著作的有关论述,专论通过呼吸吐纳等行气方法来健身疗病的问题。诸如以鼻纳气、行气,闭气纳息,食生气(有生发作用的清气即氧气)而吐死气(有害的浊气),吐故纳新,存气保精,长息(行深呼吸)吐纳,六字吐气(指吹、呼、唏、呵、嘘、呬六种呼气法)等服气疗法,一一加以介绍和阐述。这些,在我国历代气功吐纳操练者中,都曾发挥过重要的养生保健使用,素来受到重视。
本篇开端引《元阳经》说,宜经常用鼻孔接纳空气,含在嘴里漱口,使唾液不断产生,然后一一咽下,一昼夜能咽下一千次最好。应节制饮食,以少吃为佳,若饱食则气逆,会使百脉封闭。百脉封闭则气行不畅,气血瘀滞就要生病了。
又引《玄示》说,人的意志乃行气的统帅,气是充实身体的要素,讲究行气的方法就要轻柔地活动,力求自我节制。活动人的身体,调和人的气血,一切都要轻柔缓慢地进行,切忌猛动急躁。形体端正,心意专一,牢固地安守住内关诸窍与对外的门户,上下全都关闭,使神气遍布形体百骸,流溢调畅;严格守住元穴,使精气饱满而充实,于是各种邪气就能自动地从体内排出了。
本篇引述彭祖的话说,他经常闭气纳息,从早晨到中午,用跪坐的方式擦拭两目,按摩身体,舐着嘴唇,吞咽唾液,服气好几十次。接着站起来行走,又说又笑,偶有疲倦不适,即导引闭气,使气攻其异常部位,必令正气存于周身,包括头面九窍,五脏四肢,直至毫发之末,皆存有气。这样一来,就可使体内神气澄净平和,不必施用针药也自然会使身体健康。凡属行气除病,当使用意念的方法,头痛意念在头上,足痛意念在足上,用平和之气去攻击疾病,自然可使疾病消除。若为时疫之气所伤,体内觉冷,可以闭气取汗,汗出之后症状即可解除。行气的原则是保持空虚,不可饱满,过分饱满则气有结滞,缺少流动的空间,反而容易致病。就像是源泉,切不可堵塞。如果吃生鱼、生菜、肥肉,加上喜怒忧愤不除,那样要想行气就极易出现气逆,是难以收到行气效果的。
本篇所引用的《服气经》,更是道家一部重要的气功著作,原书已佚,多赖《养性延命录》的引文才使后人能有机会窥见其要点。《服气篇》说,道就是气,能保护好气,就可以得道,得道则可长存。神就是精,能保住精,则神明可得,得到了神明,也就可以长生。精是通畅血脉的河流,也是守护骨骼的灵神。倘若失去了精,骨骼就枯萎了,骨枯以后人就会死亡。因此学道的人,必须格外珍爱自己的精。每天从夜半至中午,是生气(即清新有益的生发之气)形成和旺盛之时;从中午到夜半,是死气(即混浊有害的损生之气)形成和加重之时。经常在生气当令之时正面仰卧,握固两手(像婴儿的拳手,用四指把拇指押住),闭住气而不呼吸,心中默默地数数,一直数到二百下,就用口把气吐出去,可每天逐渐增加息气的次数。这样不断地练习下去,将会使身体和神气都好,五脏也会安康。倘能增加到闭气二百五十下才吐气,眉毛也会显得明亮,耳、目将变得分外聪明,全身没有疾病,邪气也不能侵犯人。
大凡学习行气,当用鼻孔把气纳入,张口把气呼出去,微细地导引之,名叫长息。纳气即吸气的方法只有一种,而吐气的方法却有六种。所谓“吐气有六”,指的就是吹、呼、唏、呵、嘘、呬六种吐气方法。此法最早记载在《服气经》里,但该书已佚,多赖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引述这段文字才得以保存下来。
《服气疗病》篇的最后一段说,凡是疾病,总离不开五脏,归根结底,都要和五脏联系起来。心脏患病,冷热无度,可用呼、吹两法治之;肺脏患病,胸背胀满,可用嘘气法治之;脾脏患病,遍体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可用唏气法治之;肝脏患病,眼疼,忧愁不乐,可用呵气法治之;肾脏患病,阴精亏损,当用呬气的方法治之。在行使六种吐气方法时内心要恭敬端正,认认真真地去做。当用鼻子吸气,口中吐气,吐气时按照六字的读音分别发出吹、呼、嘘、呵、唏、呬的轻微声音,这样就能达到防治疾病和健身长寿之目的。
第五篇为导引按摩篇。本篇介绍了多种导引术式和按摩手法,诸如啄齿(叩齿)、吞津、握固、摩腹、梳发、熨眼、吐纳、干浴、体操等。特别是对东汉华佗所创“五禽戏”及其具体术式有详细的描写,使其才得以保存下来。
本篇引《内解》说,平常每天早晨叩齿三十六次,令人齿坚不痛。其次用舌头搅漱口中的津液,满口即咽之,连做三次。接着按摩手指部位少阳经腧穴,使之变热,用来热熨双目,满十四次即止,使人眼睛明亮。每天早晨刚起床,用两手叉住两耳,不断上下揉搓使之发热,反复做十四次,令耳不聋。再牵引两鬓上举七次,两手手指将头发向上梳耙到边极,共梳七次,令人气血流畅,头发不白。还有将两手摩擦生热,再用热手从上到下摩擦脸部,反复多次,可以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泽。又有一法:将两手摩热,随即从上到下摩擦身体,这叫“干浴”。此法能战胜风寒,可防治时疫疠气、发热头痛等多种疾病。夜晚将卧之时,时常用两手手指按摩周身,采用这种干浴法能避风寒邪气。
东汉名医华佗善于养生,弟子吴普、樊阿都跟从他学习养生方法。他对吴普说,人的身体要经常活动,但不能过度疲劳。经常活动则血脉流通,不会生病。我有一个健身术,名叫“五禽戏”。一叫虎戏,二叫鹿戏,三叫熊戏,四叫猿戏,五叫鸟戏。这些都是用来祛除疾病的,也可当做一种健身的导引术式。若身体有哪里感到不舒适,便选择其中一禽之戏来操练,让身上微微出汗,再敷上一些爽身粉,身体便感到很轻快了,还可增强消化功能,提高食欲。吴普依法操练,后来活到九十多岁时,依然耳目聪明,牙齿坚固,食欲旺盛。
所谓五禽戏的具体术式又是怎样的呢?多赖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作了详细记载,否则后人无法知道。依《导引按摩》篇所述,五禽戏的具体术式和操练方法是这样的:所谓虎戏即四肢紧扣地面,躯干向前挪动,连续三次,再向后退却两次,挺腰侧足向上蹬,再收拢回来。这两个动作各做七次。鹿戏则四肢撑在地面上,伸长脖子回头看,向左边回头看三次,再向右回头看两次,向左边伸出右脚,再向右边伸出左脚,一伸一缩,也是左边伸三次,右边伸两次。熊戏即正面仰卧在床,用两手抱住膝盖下,抬起头,左边用力离开床面七次,右边也用力离开床面七次,蹲在床上,用左右手托着床面。猿戏即用手攀在物体上,把自己悬空,将身体一伸一缩,一上一下,各做七次,再用脚把攀援的物体勾住,倒悬在空中,左脚勾物七次,右脚勾物七次。复用手勾住攀援物,然后退却,站立在地面上,用左右手分别按头各七次。所谓鸟戏,即双手直立,把一只脚向外翘起,然后伸展两臂,扬眉用力,向上挺举,翘左足做十四次,翘右足做十四次,然后坐下,将双脚前伸,用手挽住足趾,挽左足做七次,挽右脚做七次,伸缩左右二臂各七次。这就是五禽戏的基本术式。由此看来,所谓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动作所做的仿生导引术式,实际上是锻炼头和躯干及四肢的一种健身体操。今天看起来不足为奇,这在古代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造。
第六篇为《御女损益》篇。这是我国古代一篇重要的房事养生文献,经常为后世诸家所引用。本篇有两段话非常值得重视,如本篇引《道林》(古代道家佚书)说:“房中之事,能生人,能杀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死矣。交接尤禁醉饱,大忌,损人百倍。”认为房事有二重性,房室生活适度则能促进身心健康,有利于延年益寿;房事过多过滥就会成为灾害,不但损伤健康,而且使人夭寿短命。在醉酒和饱食后,更要严禁过性生活,否则不但严重损伤自身健康,而且对于生育后代很不利。
本篇又引彭祖曰:“凡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生百病。”有人问彭祖:“人年六十,当闭精守一,为何尔否?”彭祖回答说:“不然。男不欲无女,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同损寿。”古代养生家彭祖认为,凡健康的成年男女,包括健康的老年人,都应当有正常的性生活,如果采取强行抑制的禁欲主义态度,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健康,甚至损伤寿命。上面所引的几段话,都很合乎现代医学,至今对搞好房事养生仍能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
世纪大讲堂20100206 -- 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
黄宗智过去一直强调中国农业在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和"内卷化 "困境。而这种机遇在未来10-25年将可以改变农业劳动力过剩 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成分就业机会和小 康生活水平,突出了农业本身的经济潜力。 他还指出,今后农村出路既不在于纯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在于回 归原来计划经济。未来将使用市场机制来激发农民通过市场牟利的积 极性。
世纪大讲堂20100206 -- 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
2010年2月5日星期五
醒目狗会“变脸” 见主人即温柔瞇瞇笑(/视频)
这是正宗的“烚熟狗头”!活灵活现地演绎这句广东俗语的,是日本冈山县仓敷市的柴犬“阿智”。别看“阿智”站在一角,只是条普通的狗,其实牠极之醒目,远远见到65岁主人田中胜夫,已经一脸期待盯着他,等主人一走近,蓄势待发的“阿智”不只劲摆尾,更讨好地瞇起双眼,弯起嘴角,脸上堆满笑容!如此“识时务”,主人自然乐于带牠去散步了。
苹果日报引述英国太阳报报道,更厉害是,“阿智”的“变脸”原来只为主人而设,若旁人走近,就算是怜爱地轻抚牠,牠也不会流露笑容;只有当主人在身边时,牠才会温柔地瞇瞇笑。最近有电视台访问了“阿智”和主人,几日之间片段已在网上热播超过30万次,令“阿智”成为仓敷市明星。
西方将用“第四种资本主义”摆平中国?
万维读者网记者林孟编译报道: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破绽百出,中国经济模式后来居上,美国和西方十分不爽。英国《泰晤士报》2月4日刊登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的文章,为此出谋划策。(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他在文章中表示,西方如果不想沦落,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来和中国较量。在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比1930年代和1970年代更大的转型期。但上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支配世界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激烈改革版,还是某种集权国家主导资本主义模式的变种?后一种模式受到当今中国、俄国和相当大一批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宠爱。(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自从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旧的、以促进民主和自由经济为特点的华盛顿共识失去兴趣。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商界领袖都在谈论新的北京共识——即兼顾繁荣和权力的中国道路。西方必须提出坚持我们政治价值的新资本主义模式。我们要么脱胎换骨,要么完蛋。
对这一挑战有几种应对方式。最容易的方式是直接了当地拒绝改革。这很容易将焦点集中在过去,而不是考虑未来;容易对规则模棱两可,对谁应当受到谴责争论不休。而更诡谲的方式是,声称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并不存在真正的差异——在商言商,既然问题的实质是大家都要赚钱,因此两种资本主义没有很大的差别。这正是在中国投入巨资的所有商人,尤其像微软的比尔·盖茨等的标准观点。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政府的官方方针——两种资本主义模式能够和谐共存,共同繁荣,互相尊重。(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是错觉。西方无论是否寻求商业活动、经济政治、人权政治或地缘政治利益,都会和中国发生冲突。虽然两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数十年内不会发生严重冲突,但从长远看,两种模式是不相容的。中国为赚取巨额出口盈余,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低价向美国和欧洲出口消费品,导致美、欧失业严重,负债累累。在人权方面,中国更加坚定地抵制西方式民主,对极权主义政治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有信心。中国在朝鲜半岛、伊朗、西藏、苏丹、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和西方发生摩擦。(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西方或者承认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比美国和西欧更成功,今天只不过寻回其昔日的全球领导地位;或者不否认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但认真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便获得制胜之道。西方必须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前年金融海啸的深刻教训上,停止小打小闹的银行改革。因为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不仅是银行规章制度的缺失,而是撒切尔夫人-里根时期创造的整个市场原教旨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这种模式臆断市场永远是正确的。
但失败并不意味着改革是错误的。因为那是对1930年代所创造的政府主导、工会控制的凯恩斯模式的改革。而凯恩斯模式资本主义,又是对造成1930年代大萧条的古典放任型资本主义的改革。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资本主义的第四个版本。它应当既保留古典模式、凯恩斯模式、撒切尔夫人-里根模式的精华,又符合21世纪的需要,尤其具有和中国式极权主义模式竞争的实力。
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美国经济有20个定时炸弹 或引第二次大萧条 万维读者网 2010-02-04 12:46:24
万维读者网记者唯一编译报道:MarketWatch刊登专栏文章说, 现在美国经济中有20个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将引发第二次大萧条。(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20个定时炸弹是:(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1. 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布什/切尼政府将美国带进了债务的黑洞,而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债务上升了100%,从2005年的7.8兆赤字上升到现在的14.3兆。预期不久美国的债务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0%之多。(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2. 美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虽然现在美国与外国的贸易逆差有所降低,但是总数字仍然在4000亿。外国人拥有2.5兆美国政府债券,其中中国就拥有1.3兆。
3. 美元疲软,渐渐失去主要外汇储备地位:中国人民币和其它国家货币很可能取代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霸主地位。
4. 美国信誉率降低,利率上升:由于联邦储备大量印钱,很多经济学家相信不久美国政府债券的信誉率会被降低,而利率会大幅度上升。
5. 世界性房地产危机:现在Dubai最高的楼基本上是空的,很多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比美国的还严重,美国目前的商业房地产泡沫可能达1.7兆,这些都是定时炸弹。
6. 人口爆炸,石油需求达到新高:中国和印度各自需要再建500座新城市。联合国预期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比现在增长50%,也就是说到时候将有30亿人口要买车,石油将供不应求。
7. 社会福利需求上升:政府能做的就是减少福利,或者增税。预期到2035年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医保将用掉所有的政府预算。(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8. 医保:预期仅处方药这一项,五年内将从35兆升到60兆。
9. 医疗保险:现在很多公司将这项负担转移给雇员,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通货膨胀。
10.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2010年这部分预算达到1100亿,预期2011年将达到1780亿,除此之外还有4500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养老金。
11. 企业养老金:2009年各类公司养老金赤字达4090亿,有92%的公司养老金都出现亏欠。
12. 消费者债务加重:即使在经济危机中,美国人花得仍然比赚得多。消费者债务现在已经达到2.5兆。(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13. 个人存款几乎接近零:美国人过去基本不存钱,存款率几乎是零。现在人们开始存钱了,同时又降低了消费,使经济复苏减缓。
14. 战争和军事花费:每年美国要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花费2000亿,目前已累计达到3兆。
15. 国土安全保障费用:为保障机场,码头,边界以及化工厂的安全,这部分预算还在不断上升。
16. 政府救助银行的费用还在增加:预期这部分花费将达到23.7兆。
17. 议会游说者的影响:Paulson, Goldman, Geithener等原华尔街人士不断通过游说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美国现在成了新的公司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个人投票已经失去意义。
18. 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产品:华尔街的金融衍生产品几乎毁灭了经济,但是现在他们仍然要求政府不要加强管理。(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19. 两党政治失去功能:美国现在的两个政党其实都不是为公众服务,他们的目的只是挑对方的毛病,给对方难看。(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20. 社会反抗情绪:现在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所谓“为社会做好事”是一句空话。
十分怪异的战术:日军鬼子拼刺刀退子弹的真正原因
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说起来这是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 (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对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 (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刁难中国的真正原因:原来是美国吃了哑巴亏? 强国网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而后方能“百战不殆”。反过来,如果不知彼也不知己,估计或肯定是“百战有殆”了,甚至“一战一殆”。
老实说,过路者不喜欢抗议,尤其一个大国,不停、不断地抗议,显得很可怜,既让对手瞧不起,也让国人很无奈。说明外交方略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一提起美国,中国人好似有说不完的委屈。但细数美国之恶,却好象又没那么具体。美国人侵略过中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好象有过。
美国人抢夺了中国?钱是中国人自己借给它的,问题是,你干什么要借钱给美国呢?美国包围中国?肯定有过。
冷战时期,不仅是美国,还有前苏联,也都包围过中国,甚至前苏联还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核战争。中美之间发生过国家战争吗?实质上有过,形式上却没有。朝鲜战争,一方是联合国军,一方是志愿军。也就是说,双方都不曾宣布进行了一场国家战争。
“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台湾要维持地方政权,甚至还幻想上升到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这实质上是其它任何国家都左右不了的,是中国人自己在整事。惟其如此,“新疆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西藏问题”也同样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甚至“香港问题”,那就更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因此,与分裂分子谈判,等于与虎谋皮,不如杀完了事,等别人来抗议。说难听点,抗议有个鸟用?我们自己能够独立维护的核心利益,如何需要得到对方承认和支持?事实上,西方鬼子与中国的谈判筹码是中国人自己给的。如果你非要逼迫他人支持你的想法,或用时下外交术语叫“维护双方的核心利益”,那好,拿东西来“交换”。
如果你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为什么别人一定要支持你?因此,一句话,大国之间毫无实质性的利益交换,即“核心利益的交换”,大国之间永远是竞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有下决心彻底根除隐患,天下才能太平。
说到“处世哲学”,或简而言之的大白话叫“与人相处”,无外乎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制订规则并强迫他人遵守,自己则可遵守可不遵守,遵守者以德信王道治天下,不遵守者以霸道治天下;第二种,他人制订规则,你被强迫遵守规则,并且不得不遵守规则,也即属于“政策对象”;第三种是参与规则制订,迫使双方都遵守。
对于第一种方式,是独裁的霸主;第二种是独裁下的百姓;第三种是共和。对于国际政治,独裁的霸主很难做,也很难维持。
冷战时期,美苏二霸都没真正做成为世界的霸主。后冷战时期,美国也受到所谓”多极世界“的困扰。无论怎么比画,大多小国都属于国际政治独裁或大国共和体制下的“百姓”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大国,或直接点,一个地区强权而言,最佳的方式是共和。
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和谐”世界。和谐不等于平等,仅仅是大国之间凭借实力的一种股份制模式或分红模式,或者是实力背景下的一种利益交换体制。
如此,我们来理解现在的中美外交对峙,明显是中国的“多极世界”或“和谐世界”与美国试图维持国际政治独裁体制所产生的核心利益的冲突。直接以互相冲撞其“核心利益”为相互威胁、逼迫对方就范的手段。粗粗一看,类似的情景,过去好象也演绎过多次,实无大惊小怪之处。
然而这次与以往又有明显的差别。换句话说,如果之前只是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冲突,这次则是有着双边关系破局的危险。过路者以为可能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找寻其中的原由或“知彼”的途径:
(1)在经济危机出现之后,中国政府的250亿美元贷款,帮助俄罗斯缓解燃眉之急,被美帝国主义认为“冲撞了”美国的全球战略核心利益。此后出现了“南海问题”,甚至东海一度紧张,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2)不顾东北亚地区整体安全的北朝鲜的核试验,冲撞了美国的西太平洋区域战略的“核心利益”。好在中国也有同感,难得“同仇敌忾”了一回。但北朝鲜之所以有恃无恐,中国被普遍认为或被普遍定义为是“背后的因素”之一。
(3)中国与俄罗斯签定东北亚地区中俄合作协议以及那个扯淡的“中俄远东管道项目”,有实质帮助俄罗斯开发远东并维持俄罗斯远东社会稳定与安全的价值,严重影响了西太平洋未来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地区安全格局。即,有帮助俄罗斯成就实质性的跨欧亚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大国的意义。显然,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区域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同样严重冲撞了美国的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的核心利益。
(4)美国希望跨越伊朗高原,影响并进而控制环里海地区的能源和区域政治格局,并从高加索地区突入俄罗斯中南部。
此举对美全球战略意义重大而关键:一是帮助俄罗斯中南部“民族地区”争劝独立”和“解放”,二是全面牵引独联体的中亚诸国外交政策取向,三是更进一步为进入阿富汗的“北约联军”寻求另一个“战略犄角”。
因此,一个不屈服的伊朗显然将使得美中亚战略变得难以为继。中国既无能力说服伊朗与西方政治上实现媾和,也不支持美国领导下的制裁伊朗战略,并事实上替俄罗斯强出头,将毫无疑问地冲撞美全球战略的核心利益。
虽然还可以列出若干条,限于篇幅,过路者也不罗嗦了,但仅从以上四点,我们显然可以看出美国之所以不顾一切地试图以中国的“核心利益”威胁中国的“重要原因”或 “理由”。对此,我们又能看出点其它什么呢?有两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1)美国黑哥所谓的从阿富汗撤军构想,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军不仅不想撤,还在做大举进入的前期准备。理由有二:一是通过清剿巴基斯坦北部的塔利班“部落武装”,稳固后方;二是紧紧抓住伊朗并希望通过突破伊朗,企图稳固其在俄罗斯战略腹地的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掘进进程”。
中国要避免与美在“核心利益”上对决的唯一途径是试图说服伊朗与西方实现政治媾和,既维护中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也帮助伊朗体面地融入区域政治与国际社会,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否则,就准备放手对决。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做足了功课和心理准备?对美国而言,有专家说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国的实力,并因而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对手,过路者以为目前的中国还不够格。
俄罗斯仍旧是美国第一全球战略对象。中国阻挡美全球战略的实施,就必须付出代价、精力、财力和时间。这个战略代价就是过早地结束发展的 “战略机遇期”、胎毒势力将重新猖獗、西北西南和南海甚至东海将内外麻烦不断,等等等等。
(2)美对俄战略,概括起来四句话:东方求稳、西方求进、中间谋攻、以拖促变。亚洲是美国的全球重要市场,也是主权资金/本的最重要来源,任何妄估中美对决都是肤浅的。跨大西洋的美欧联盟仍然是稳固的,遏止俄欧在资本-市尝能源及原材料-技术的整合是美国的首要目标。
2010年2月2日星期二
克鲁曼、史蒂格里兹∶下半年 美恐二度衰退
雷曼兄弟银行2008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声请破产保护,自此掀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风暴,直到去年下半年才乍现复苏的曙光。包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曼及史蒂格里兹均表示,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二度衰退。
【摘要1.4.2010.陈柏诚 自由】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2008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声请破产保护,自此掀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风暴,直到去年下半年才乍现复苏的曙光。包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曼及史蒂格里兹均表示,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二度衰退,全球经济纵使已自低谷反转,仍不可掉以轻心。
国际货币基金(IMF)将今年全球经济成长调升到3.10%,不过提出警告表示,已发展国家经济复苏速度趋缓,将造成亚洲出口萎缩,加上全球金融系统依然存在的问题,都有可能对亚洲经济前景构成威胁。
联合国《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比较悲观,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将缓慢复苏,预估只能成长2.4%,而且前提是振兴经济措施必须持续。
美国 失业率仍高【摘要1.4.2010.苹果】据彭博经济学家预估,失业率由前月的10%小幅上升到10.1%,自从美国经济在2007年12月陷入衰退以来,为撙节支出,企业纷纷祭出裁员大刀,累计裁员人数已达720万人。
尽管美国企业已明确停止裁员,但经济复苏力度仍不足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经济学家预估,今年上半年美国失业率仍将超过10%。美国总统欧巴马,上个月才推出1套以创造就业机会为宗旨的方案,希望能通过扩大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提供中小企业减税优惠等措施,创造任务机会,藉以拉低失业率。
欧企业领袖警告 前景仍说不准【摘要2010/01/04 中央社】根据英国权威媒体「金融时报」对多位欧洲重要企业领袖的调查,2010年将是企业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由于担心世界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减缓,前景充满说不准性。企业领袖警告,虽然2009年获利持稳,那是因为组织重整及调降工本所致,但是今年的前景仍说不准,同时市场需求提高的迹象也不明显。
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Renault)与日本车商日产(Nissan)都表示,不论是经济或汽车产业,2010年将不会是美好的一年。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厂商,瑞士艾波比公司(ABB)财务长戴玛瑞(Michel Demare)说,「当前所看到的获利,都是因为删减工本,而非市场大量需求」。
许多企业认为,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企业不愿意投资,欧洲的经济复苏仍将很脆弱。荷兰生命科学集团DSM运行长斯贝玛(FeikeSijbesma)指出,公司收到的订单,较经济危机发生前来得晚,造成预测困难。预估,经济发展前景充满荆棘,将会历经阵痛,「我不排除经济可能出现第二次衰退,或完全没有成长的可能」。
欧元区债信调降 乌云涌现【摘要1.4.2010经济日报╱廖玉玲】正当大多数人还沈浸在迎接2010新年的喜悦时,欧元区却已响起债务危机的警钟。欧元区16国中有半数债务逼近高风险水准,但经济复苏疲软,如何降低债务,并持续刺激经济,是更棘手的问题。
为救经济脱离衰退,各国政府大幅举债拚经济,但债务水准眼看就要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欧盟执委会警告,预算赤字飙升、成长率低和提供银行纾困,已让公共债务水准大幅提高。执委会预估,2010年的欧元区平均公共债务水准将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84%,比2007年增加18个百分点,也远高于该委员会规定的60%上限。
各国政府从2010年以后的当务之急,将是解决债务和赤字,但同时要持续带动经济复苏。国际信评机构,已准备调降更多欧元区经济体的债信评等。如果各债务国政府的努力不够,其借贷工本随时可能提高,加重偿债负担。今年各国的失业率和经济,恐怕仍无法大幅优化,政府不可能靠加税来还债。未来随着老年人口愈来愈多、医疗相关福利支出只增不减,政府财政势必更吃紧。
分析师也警告,如果太快开端紧缩财政,恐怕会扼杀经济复苏。同时,先前为振兴经济而释放出的资金,已在新兴市场和商品、甚至不动产等市场,创造出新的投机泡沫。部分人士担心,欧元区没有政治力,无法约束各国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更凸显各种问题。欧元兑美元汇价,从去年12月初希腊开端传出债务危机后,一路从兑1.51美元跌到1.43美元。
五国经济雪上霜 复苏好难【摘要1.4.2010.经济日报╱庄雅婷】冰岛、希腊、爱尔兰、杜拜和西班牙五个国家,去年受到信用危机重创,经济惨遭灭顶,如今又面临「赤字和失业率」恶化的窘境,使复苏之路显得颠簸难行。
冰岛,债务向上飙。距离冰岛三大银行破产已逾一年,但冰岛的经济危机并未稍加减缓。当前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去年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GDP)破纪录萎7.2%,更糟的是,冰岛国债可能已膨胀至60亿美元。
由于国内金融业形同瓦解,冰岛只能仰赖传统渔业和地热等天然资源恢复经济实力。然而,就业市场低迷不振加上政府财政紧缩,冰岛今年将面临人口外流的问题。据统计,18到25岁的年轻人有半数考虑移民,专业人才也可能出国查找高薪任务。
希腊,赤字压力大。12月遭三家信评机构调降债信等级的希腊,今年被多数投资人行入观察名单。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削减赤字计画缺乏具体属性,仍旧无法平息市场对希腊财政的疑虑。
爱尔兰,预算再紧缩。有「塞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称号的爱尔兰,过去靠房市热潮和金融业咸鱼翻生,但最后也因此遭金融海啸重创。为解决政府「税收锐减和失业率攀升」等难题,财长雷尼罕(Brain Lenihan)几周前提出历年来最严格的紧缩预算计画,属性包含公务人员减薪,以及减少失业补助和育儿津贴等,希望能把明年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11.6%。
杜拜,融资更困难。全球最高的杜拜塔5日正式启用,造价41亿美元的杜拜塔于2004年动工,当时房市一片热络,杜拜也成为百万富翁的大本营。可惜好景不长,去年杜拜房地产暴跌,国营企业「杜拜世界」周转不灵,被迫向数家英国银行融资50亿美元,并和债权人商量延后偿债。
虽然杜拜世界已获得阿不达比当局纾困100亿美元,但分析师认为,杜拜的复苏脚步将会很缓慢。Beltone金融公司在最新报告中指出,杜拜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日后表现可能落后其他国家,且由于信誉遭到重创,融资困境将更恶化。
西班牙,面临再衰退。房市热潮消退也重创西班牙,如今许多民众背负巨额房贷,导致家庭财务告急,经济成长也一蹶不振。
在消费者和建筑业修补财务状况之际,先前蜂拥至西班牙谋生的外来移民,也陆续返国,这都意味西班牙短时间内很难否极泰来。经济学人智库(EIU)预期,西班牙经济今年可能再度萎缩。
經濟學人駁克魯曼對中國指責
諾獎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指斥“中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重傷世界經濟”,並呼吁其他國家“和中國打一場貿易戰”,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激蕩。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發表專文,反駁克魯曼的論點,認為與美國相比,中國在金融海嘯中對全球經濟貢獻良多,但批評者對此往往視而不見。與此同時,該刊認為中國出口貨物佔全球的份額在可見的將來會持續提升,難免進一步加劇西方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情緒,2010年將會是多事的一年。
克魯曼在該篇題為《中國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中開宗明義說:“我預測2010年將是屬于中國的--但這並非一件好事。”他說,中國現已成為經濟大國,卻沒有大國風范,一味採取重商主義,把匯率人為壓低、保持高的貿易順差,無異于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掠奪,這些受害者們應該“和中國打一場貿易戰”。
“重商主義”是一種經濟政策思想,重視對外貿易,認為政府應採取主動角色,使用補貼和關稅等手段,刺激出口並遏止進口,以達到促進國家富強的目的。
《經濟學人》發表題為《龍之恐懼》(Fear of the Dragon)的文章,駁斥克魯曼的論點。該文指出,許多批評中國的人都只看到錢幣的一面(one side of the coin),而忽略了另一面。例如,中國外貿佔GDP的比重,事實上由2007年的36%下降至去年的24%;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亦由11%降至 6%。三年前,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達3%,而在去年,則是負貢獻(即拖累)3%。
與此同時,外國人亦往往忽略了,中國的進口趨勢其實比出口更加強勁。據最新數據,去年11月中國進口總額同比增長高達27%,而出口則仍然未止跌勢。此外,以克魯曼最關心的美國經濟為例,去年截至十月,美國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最大市場的出口劇跌了14%,對中國這個第三大市場的出口,卻大增了 13%。
換句話說,與克魯曼所講的中國“抽乾了疲弱的國際貨物需求”、“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相反,在去年這一段金融海嘯後的艱難日子當中,中國對于支撐世界經濟渡過難關是貢獻良多。
文章引述裏昂證券(CLSA)分析員Chris Wood指出,對于重新平衡(rebalancing)環球經濟而言,中國的貢獻遠比美國為大。因為世界經濟現在最需要的是兩件事--中國人多花一點,美國人多儲蓄一點。在這方面,中國已經透過買車補貼、家電下鄉和醫療改革等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果。相反,美國政府仍繼續印鈔票、發債券救市,國民儲蓄率現僅為GDP的10%,是十年前的一半,這對于環球經濟的平衡弊多于利。
目前中國的出口貨額佔全球約10%,已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一,亦接近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巔峰期的歷史高位。不幸的是,日本出口此後無復當年勇,佔全球的份額一路跌至今天的5%。那麼,同樣面對貿易保護主義和貨幣升值壓力等威脅,中國會否重蹈日本當年的覆轍?
該刊認為,答案為“否”,有三大原因。首先,中國目前的出口主力多為低技術、低增值的廉價貨品,有很大的升級空間,現在中國廠商大舉投資于電腦晶片和汽車等項目,將會對于出口的增長有很大貢獻,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在廉價貨品市場的飽和。第二,與當年的日本相比,中國今天的優勢是對資本管制(capital control)的態度更加審慎,不會像日本般魯莽,在1985~1988年間讓日圓暴升了逾100%。
第三,中國的優勢亦在于幅員遼闊、人口龐大。可以說,在中國國境之內,存在著幾個成熟度差別很大的經濟體,包括非常發達的沿海地區和仍很落後的一些內陸地區。日本當年進軍高增值制造業時,無可避免大幅拉高工資水平,導致紡織等本來很有優勢的舊制造業喪失競爭力,中國的處境則好得多,因為內陸的工資水準仍然很低,沿海的紡織廠、鞋廠西遷後,仍可以保持很強的競爭力。
文章最後說,現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中國的進口在大幅增加,中國的本土消費正急速提升,中國的出口仍會持續增長。然而,對于這三個事實,正處于經濟困境的外國往往只會著眼于最後一項,而這將導致保護主義情緒進一步升溫,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難免愈趨高漲,2010年很可能是新仇舊恨交集的一年。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忽悠了谁——时评367
香港《台商》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吴东华
写于2009年10月22日 我的博客http://wudonghua020.blog.163.com
2008年7月之前,美元一路贬值,全球非美元货币平均贬值20%左右,东南亚小国货币升值更是升上天,怎么办?搬出1997年之前克鲁格曼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处方,也即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但是,东南亚多国抛出本币买进美元,无疑如蛾扑火,自找死路,美元还是贬值。只到欧洲出现大量问题,才终于引发欧元大跌、美元上升,这才是去年7月半以后美元升值的转轨动力。
然而,美元一路升值,变成全球热钱虹吸,非美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拉低全球股市、楼市,外汇顿缩,苦不堪言,那怎么办呢?想起克鲁格曼的话,借入美元来抛出,买进本币,变成借上涨后的美元成本太高。问题是也救不了本币,劳命伤财,克鲁格曼的外储干预论又一次失败。只到今年3月美联储开闸大量买进美国国债时,美元才应声而落,这才是美元贬值的转轨推动力。
然而美元一路贬值到今年10月份,很多国家货币升值升得很厉害,出口困难,造成失业率上升,于是多国又抛出本币买进美元。然而美元依然我行我素,克鲁格曼的外储干预论再次失败。笔者认为只有等到欧洲出现重大坏消息时,或者美国股市反弹回落时,才是关键的转轨的推动力。
然而,今年上半年克鲁格曼中国行,出场费超过布莱尔、克林顿,当然这是因为克鲁格曼是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热度。然而颇具讽刺的是,在获奖当年,竟然在年初和下半年发生两次外储干预无效,而且今年又上演东南亚国家外储干预无效。笔者认为,明年美元大涨,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20%以上,又要进行抛出美元买进本币的政府干预了,但依然是无效的。
行文至此,克鲁格曼的外储干预论是无效的,预测东南亚危机准确,但是给东南亚开出的处方,在实践中已经失败,明年即将上演四连败。那么,国内一些媒体、学者,紧抱克鲁格曼的大腿不放,是不是一种无知呢?看来,中国不是被克鲁格曼忽悠了,而是被他头顶上的光环忽悠了。当笔者这样说时,国内一些人还说,人家得诺奖,你又没得诺奖,言下之意十分明了。然而整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一种偏袒,或者说排斥东方。为什么拿诺奖的重镇美国救不了自己?从这种结果也说明,学术界崇洋媚外很严重。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诺奖得主纳什却说博弈论与生活作用微乎其微。那么,国内紧抱西方诺奖得主大腿是不是无地自容?克鲁格曼忽悠了国内崇拜者一目了然。
克鲁曼: 中国重商主义 重伤世界经济 2010-01-02 10:19:31
克鲁曼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中心尹德瀚摘译)
现在是专家学者照例对来年做预测的季节,我预测二○一○年将是属于中国的一年,但这不是恭维。
中国已成为金融与贸易大国,但和其它经济大国不同,中国依循重商主义政策,以人为手段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在现今世界经济低靡不振下,这种政策讲白了就是掠夺。
人民币不像币值自由浮动的美元或欧元,而是根据官方政策以近六.八人民币兑一美元的价位钉住美元,这个汇率让中国制造业与对手竞争时有极大成本优势,从而累积庞大贸易顺差。
正常情况下,来自顺差的美元流入会推升人民币币值,除非被民间资金大量外流抵消。如今民间投资人都在抢进中国,但中国政府限制资金流入,即令它本身大量买入美元并存在国外,使其外汇存底超过二兆美元。
在这同时,中国贸易顺差从不景气的世界经济吸走大家亟需的需求。我粗略估算,未来两年中国的重商主义将导致美国丧失一百四十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拒绝认知这个问题。最近温家宝总理针对外国的抱怨驳斥说:「一方面你们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你们又扬言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确实,其它国家正采行(温和的)保护主义措施,而原因就是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未来有更多这种举措也是完全合宜。
为何大家不对抗中国的政策?我听到的通常有两个原因,但都经不起检验。
第一个说,我们不能对抗中国,因为中国会藉抛售美元搞垮美国经济。这大错特错,不单因为中国这么做自己也会蒙受巨大损失,更因为让中国重商主义造成目前如此重大伤害的同一股力量也意味,中国没有什么金融影响力。
现在全世界便宜资金泛滥,所以如果中国开始抛售美元,没理由会大幅推升美国利率。这样做也许会造成美元兑其它货币走弱,但对美国的竞争力和就业率有利无害。
第二个原因是说,保护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好事。如果你相信这种说法,那你的经济学入门显然没学好,因为当失业率居高且政府无法恢复充分就业时,常规不再适用。
已故的当代经济学大师萨谬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论文写道,「当就业率不够充分…所有已被扬弃的重商主义论述」(指的是所谓国家补贴出口实等于从别国偷取工作机会),「就变成有正当性」。他进一步论称,持续被扭曲的汇率会「对自由贸易的辨正造成真正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是让汇率回到应有水平,但中国就是不肯这么做。
归根结底,中国的重商主义是个与日俱增的问题,而其受害者如果与中国搞贸易对抗并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我奉劝中国政府不要再冥顽不灵,否则它现在抱怨的温和保护主义只是开端,未来会严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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