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浪潮喷涌不息，浮躁与创新，功利与务实，娱乐与跳跃，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像万花筒一般，展示着一幅幅抑或黑白抑或彩色的图景。
时代的特征来自于生活，也作用于生活，吃、穿、住、行，一切都在悄然改变。而我们的婚姻，作为维系社会男女的惟一合法体系，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婚姻关系正在形成，它不再只是你侬我侬、两情相悦的诗意画卷，也不再是纯粹的爱情结晶，金钱、利益、权力、欲望，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承载于婚姻之上。于是，物质主义，成为了现代婚姻的一个关键词。
爱情是账单，婚姻是跳板
不知从何时起，看一个人有多爱你，就看他肯为你花多少钱，这似乎成为了一句至理名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钱的确是一块试金石，不管男女，如果肯为爱人撒下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毫不心疼，或许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很爱你抑或很重视你。
恋爱消费，是每个在热恋中的男男女女不得不支出的一笔开销。而由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影响，这笔开销常常由他们买单。小林和女友刚相识半年，正处于恋爱的“沸腾”阶段，两人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形影不离。恋爱固然甜蜜，然而看着一天天瘪下来的钱包，小林不免有些为难，于是他认真地算了一次账：
星期一：下班后到一个爵士酒吧，聊天喝饮料，花费：85元。
星期三：买到了女友喜欢的手镯，送给她作礼物，花费：150元。
星期五：下午双双提早下班去逛街，女友收获一件无袖短连衣裙、一双凉鞋、一瓶防晒霜和一个挂件，她只要我送其中的防晒霜，价值：260元。晚上吃日本料理，花费：60元。
星期六：因为周末的关系，请女友吃了一顿好的，在一家宾馆的西餐厅，花费：200元。接着看了一场50元钱的电影。
这就是小林一周的恋爱消费，共计：805元。相比于一个月三千来块的工资，这个答案，让小林不禁一阵心惊。
据调查统计，恋爱消费已经占据了年轻人日常支出的首位，平均一对恋人一个月的恋爱消费在一千元上下。看电影、下馆子、泡吧、交通费、通讯费、鲜花礼物，这些一般恋爱模式所必备的交往项目，少则三四十元，多则高达上千元，它们随着爱情温度的上升，也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顶峰。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金钱代表我的心。爱情与金钱，真是一对永远都纠缠不清的冤家。
金钱为爱情加分，制造了浪漫和快乐，但它冰冷的外表，也让爱情和婚姻变得实际和功利。相亲大会，是都市剩男剩女们的狂欢盛宴，然而，车、房、存款，却是横在男男女女之间的一面高墙。
今年28岁的张丽是杭州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她对配偶的要求不仅仅是名校毕业、身高1.75米以上、相貌端正这些外在条件，还要求必需有100 平米以上的住房和不少于20万的存款。带着这些条件，她在骄阳下苦等了一天，可是合适的人选始终没有出现，但张丽还是充满着希望，不愿意作出任何条件的让步。
翻开报纸上大大小小的征婚广告，男性无一例外地都会写上“有房有车”、“家产百万”这些物质条件，目的无非是吸引女性的目光，而关注的眼球率也的确随着这些资产的上升而节节攀升。
征婚广告从80年代的“兄弟四人、房八间、每月工资80元、热爱工作”，到现在的“英俊潇洒、年入千万、商界风云人物”，富有是变化的核心。一批又一批的时代富翁富婆纷纷加入了征婚行列，利用手中不菲的资产和资源，打造着精美的征婚广告，希冀找到“心中的那个她(他)”。然而，那个她(他)却不是这么好找的。富翁富婆们既然占有了社会资源的大头，他们当然也希望找到一个同样稀缺的“珍品”伴侣。2004年，一则登在北京某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引发了一阵舆论狂潮。
男方条件的确出类拔萃，“男，未婚，汉族，70年代出生，1米7余，硕士学位；私企总裁，年入千万，资产过亿，现居上海”，而对女方的条件也不低，开出了“7不要”清单，“观念前卫、行为出位的性经历者不要”、“奇装异服、举止另类的‘哈韩族’不要”、“娇生惯养、自视清高的傲慢千金不要”、 “风风火火、拼抢风头的‘女强人’不要”……末了，还附加了一句最重要的—“冰清玉洁，无性经历”。
对于如此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要求，舆论一片哗然，大多数人抱以反感的态度，发出“有钱就了不起啊”的呼声。但无论舆论的声音如何，短短几天内，仍有上百女孩伸出了手中的橄榄枝，此起彼伏地投怀送抱。
颇为有趣的是，由于其中的“无性经历”一条，竟然引来了不少学生前来应聘。一名自称在上大二的女生，认为自己符合该富翁的征婚条件，但又想好好学习，希望能和该富翁先接触一下。最让人惊叹的是一个在网站上留名为“好女孩”的女子，自称是一名高中生，留言竟写着“真的好喜欢你！”并称非常欣赏这位大胆表白自己心思的富翁，如果不是因为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一定会报名应征。
一方要年轻貌美，一方要丰厚物质，一场又一场的交易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如果说女学生们还是想正儿八经地找个丈夫，只是被物欲撞了一下腰的话，那么另一种类似于古代养小妾的方式—包二奶，则实在是这个时代的无奈。
提起“二奶”，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少人打起了“饱暖思淫欲”的念头，于是纷纷开始寻找知己，过起了形似重婚的“完美”生活。
位于深圳的下沙村，曾经是盛极一时的“二奶村”，由于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一大批香港富商来此为情人安营扎寨。这些香港富商们出手阔绰，为年轻女孩们编织了富足生活的梦想，而女孩们也从钱当中，得到了物质的满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二奶们也从“懵懂”的初级阶段，走向了成熟。新一代二奶们更为“职业化”，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任何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她们隐姓埋名，背着父母和朋友，安心地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都很好，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月收入3000余元。她在工作中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坦言，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各取所需，十分和谐。她不会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二奶们之所以在现代发扬光大，位高权重的贪官可说是助了一臂之力。“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女性”，套用这种说法，“一个贪官的背后，总站着一个或一群女人”也是一条真理。统计显示，中国已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1999年的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 100%包养了二奶。
二奶成为了社会上一道独特的景致，男人和女人各取所需，互不妨碍，而二奶们也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满意，认为自己用肉体换取金钱，是一种合理的卖淫行为。
2007年赵晓的一篇《婚姻，“长期性的卖淫”？》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大众的一片哗然。
赵晓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这篇文章的题目的确是唬人得很，但内容却也反映了实际的状况。如果婚姻失去了爱情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交易，试问，这种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形式，和长期卖淫嫖娼有区别吗？
一个新课题：婚姻经济学
用经济学来分析婚姻与爱情，首创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他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同样，也应用于了婚姻。
这样的应用，刚开始被很多人所不齿，爱情向来被喻为人世间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赞美，怎么能用如此自私功利的经济学来分析呢？人们大骂世风不古，人间真情不再。
贝克尔提出婚姻经济学是在1981年，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内还对这种观点是一片倒的反对之声，那么，在现在看来，恐怕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赞同这种分析方法，并应用到了实际生活当中。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婚姻也是人们为了满足于本性并降低交易费用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组合形式，类似于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要比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
虽然经济学是冰冷和自私的，但是在数字与数字的对抗中，却可以看清楚许多爱恨纠缠中的是是非非。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也有收益，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获得规模效应。比如，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但如果结婚后就只需要一套厨具。而人们结婚与否，就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寻求平衡。
如果看懂了这套理论，也许社会的种种不正常婚恋现象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发展的高潮，许多社会问题也在这个时代突出地涌现出来。作为结婚主力军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想好好地谈场单纯的恋爱几乎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2003年，212万；2004年，280万；2005年，340万；2006年495万，这组不断上升的高校毕业生数字，就像一张大网笼罩在大学毕业生的心头。高校毕业生潮水般涌入就业市场，数量越来越庞大，几乎每一位大学生都切身感受到了就业恐慌。
然而，相较于水涨船高的毕业生人数，毕业生的就业率却连年不断下降。在一份官方提供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中显示，2003年至2005年，离校时未就业的毕业生分别达到75万、99万和120万。
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也没有几个笑得开心的，毕业生起薪预期在1000元以下的占23%，实际低于1000元的也有13%，有的大学生起薪甚至连民工都不如。
因此，面对着如此微薄的收入，大学生们不得不开始动动脑筋，想想别的生存办法。
一支以女大学生为主的“急婚族”出现在了校园之中，她们在本该辗转于招聘会间的季节，却把精力放到了“找对象”上。
“2007年毕业，要求男方年龄在38岁以下，在京工作，有家用轿车和独立住房，月收入2万元左右，无不良嗜好，不带小孩，条件合适者可立即结婚。”这是网名为“温泉静儿”的一名女大学生在网上发的帖。
北京梦缘婚介所经理张洁告诉记者：“6月份的征婚人数比上月增加了30%左右，其中在校大学生占8%左右。北京高校聚集区海淀区门市部的大学生征婚人数要稍高些，占总征婚人数的10%左右，其中应届毕业的学生居多。”
提起发布征婚帖的原因，“温泉静儿”告诉记者：“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在北京找份如意的工作太难了，要供房供车就更难了，能找到一位有经济基础的男士结婚，不仅仅在生活上有所依靠，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生活、工作压力。何乐而不为？”
就业、房子、车子……在生存压力的重担之下，女人们都算计着投入有钱人的怀抱，而美女更是如此，因为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美女嫁富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女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理应受到众人的追逐，而美女选择嫁给一个普通人，她的价值将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也就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所以，为了让这种 “贸易”得到“双赢”的局面，美女自然都选择嫁给了富翁，这样才让两人的结合产生了最大的收益。
经济学的确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但当我们在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婚姻爱情的同时，也不得不声讨一下经济自己惹得祸。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着，当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先富起来的人群后，也引来了弥漫于城市之中的“消费主义”。
据调查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奢侈品牌商店不仅现身上海、北京、广州，也可见于沈阳、天津、哈尔滨和青岛等二线城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中国城市人群的推动。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对中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是一种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是消费主义的真实写照，它意味着“钱就是生命，货币创造一切”。
然而，对于已经经历过消费主义袭击的发达国家来说，消费的本质并不是物品，而是文化。这对于还怀着“暴发户”心态的国人来说，似乎还很难理解，在他们看来，消费仍然只是钱和物之间的互动。
消费本身是一门学问，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影响力，消费理念在其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像其他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文化的断层让我们丢弃了传统的中国消费观—节俭。
在历史上，中国古代有影响的学派几乎都是主张节俭的。儒家的孔丘说：“礼与其奢，宁俭”。道家的老聃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仍然是一句真理，当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惯性的时候，就很难再轻易地从里面走出来。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就把消费奢侈品当成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中国年轻人渐成超前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不少年轻人为了购买奢侈品而不惜透支消费，内地奢侈品消费者已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消费者为年龄低于40岁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对奢侈品如此狂热，让世界为之侧目。
快节奏、贫富差距、生存压力和道德文化的落后蒙昧，这些时代特点造就了物质主义，它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掌控着我们的行为，它就像一枚炸弹悄悄地摆放在我们身边。
经济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甚至是价值观，而这种观念当然也很直接地反映到了我们的婚恋观上。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现在，因为每个时代都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滚滚向前。
但我们还需明白一点，时代毕竟是在进步，独立自信、自强不息，追求个性和自由，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产物。不依附于他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和爱人共创美好的未来，这样的生活不仅充满了爱情，也更自由和幸福，因为有尊严和负责任地活着，就意味着我们在驾驶自己的生命之船，清醒而非无知，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命享受。
婚姻，在等价交换中产生幸福
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一对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调和的矛盾。
爱情，一点点的动心，一点点的冲动，一个拥抱一个吻，世间最强烈、最难以表明和最宝贵的情感。古人对于爱情叹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于是便有了张生和崔莺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绝唱。
在现代社会，爱情更是一种感觉。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交往如此频繁的时代，爱情的出现常常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它把男人和女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男人和女人又在爱情里纠缠不清。男人和女人都离不开爱情，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人毕竟是情感动物，骨子里谁也不能逃避对爱情的渴望。
而面包，说白了就是物质，也就是我们手里的金钱和地位，到目前为止，现在这个社会中还没有多少人可以逃脱这样的诱惑。于是，在物质面前，爱情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有多少人为了物质生活的丰足而放弃了所谓的爱情，更有很多人面对物质生活甚至可以牺牲自我，目的明确地放弃了所有的世俗观念与伦理道德，爱情与亲情的前提似乎就是物质，如果没有了这样的前提，一切都那么的苍白。当面对物质诱惑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就会发热，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出现偏颇。
因此，不知从何时起，爱情与面包，这两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选择了爱情，就会放弃物质，选择了物质，就舍弃了感情。梁山伯祝英台式的爱情成了这个时代不切实际的向往，人们向往那种单纯的情感，但在面对诱惑和现实生活的时候却又无力逃脱。于是，爱情和物质，就成了人生痛苦的抉择。
然而，爱情和物质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我们站高一步或看得更本质些，也许问题就会出现转机，也许一切就会云开雾散。比如，我们承认，爱情与婚姻，事实上是一场男女双方的物质博弈游戏。
这似乎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老路，但我们不妨再用这个工具来分析一下婚姻。
著名作家柯云路说，“婚姻是等值交换”。女人和男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会在年龄、相貌、性格、人品、文化程度、金钱和家庭背景这几个方面进行互相考量，然后得出一个总体评价，如果两人对彼此的打分接近，那么他们就会互相产生良好的印象，从而有望迈入婚姻的殿堂。
譬如女性都认定A先生是最好的男人，都想找他。而A先生肯定也想找最好的女性，结果，最好的男性就和最好的女性结合了。于是再往下，第二好的B 先生和第二好的B女士又挑选了彼此。这样，男人间相互竞争，女人间相互竞争，男女间又相互选择，最后形成的结果一般是对等的。最好的和最好的在一起，次好的和次好的在一起，逐层排列下来。
这是当下社会造成的现状，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只有男女双方在一个各方面水平对等的范围内寻找伴侣，才能找得到，也才能形成最大效益的婚姻。
而这样产生的婚姻，就成为了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生产财富的企业。男女双方的合作能力是企业存在的重要前提，婚姻的经营运转则包括投资、生产、消费、分配等多种环节，只要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企业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不良影响，只有当各个环节都协调运转，婚姻才具有可持续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的确是一个企业，但婚姻真的完完全全是一个企业吗？
当然不是，婚姻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因为，它除了生产财富，还生产着幸福这样产品。
幸福和爱情一样，是一种感觉。它是婚姻所产生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产品，家庭成员对其的消费也很隐蔽，外人看不出来，但自己心知肚明。如果两个人结婚了，看起来家庭物质条件丰厚，但却没有产生足够消费的幸福，那么，这个家庭企业就不能说是优良的，它的生产合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单纯由物欲支撑的婚姻，看起来很美，但身在其中的人是否觉得很美呢？
比如生活洒脱的二奶们，她们拥有了充足的物质，可以享受高消费的生活，天天香车为伴，名牌满身，但是她们也失去了很多。首先，二奶失去了自由，她们必需隐姓埋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其次，她们受到世人的鄙视，社会的唾弃。而最重要的，她们享受不了正常家庭的生活，孤独感会随时吞噬她们的灵魂。如果这个给予物质的男人哪天走人，另觅新欢，那么她们将失去这个栖息地，所以，她们其实是悬着心而生活。
2006年冬季上映的一部影片《云水谣》引起了社会各界一阵不小的轰动。故事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台北，男主人公陈秋水去王氏家里做家教时，与王氏女儿王碧云产生了质朴而纯真的爱情，在双方家长的反对中，王碧云还是找到了陈秋水，准备结婚。这时，台湾局势动荡，陈秋水被迫逃亡大陆，二人于是约好重逢。但世事难料，陈秋水在一次雪崩中殉难，重逢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可是痴情的碧云仍然在一句“我要等秋水”中独自度过了60年的岁月。
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大陆，两人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任时世变迁，任岁月流逝，依然坚定地、平静地遵守着自己的爱情诺言，默默地承受着青春的流逝，永远地用一个最美好的回忆支撑自己。他们就像天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明明知道永远不可能进入对方的世界，但仅仅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水天交接的地方有过一次爱情的火花，就永远地伴随着、凝望着、等待着。
正是这种纯真而质朴、不掺任何杂质的爱情，打动了所有的观众，也给这个浮躁物欲的时代以重重的一击。
真挚的情感，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同样，幸福的婚姻，也是世间男女所向往的。物质是婚姻的基石，但却不是婚姻的惟一属性。
纯真的爱情，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追求，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现代，仍有很多人相信爱情是超越一切的存在，有些人在勇往直前地实践着这句话，有些人在努力朝这句话奋斗，这样的人并不少，而且我们不会说他们愚蠢。
即使它很困难，也有可能仅仅是我们单纯而遥远的希望而已，但这个遥远的希望，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希望。
因为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婚姻是惟一的坚果吗？
关注转型期多元的婚恋价值取向
爱情与婚姻，也许是世上最难解之物。
“婚姻像围城，城里的鸟想飞出去，城外的鸟想飞进来”—半个多世纪前，小说《围城》在上海出版。钱先生的笔像一把刻刀，捎带出现实的人情世故，让人看了不觉一把冷汗。一时间，钱氏的这句比喻，也成了无数人挂在嘴边的经典，被不断地复制抄写并拿来一用。
曾几何时，钱先生于《围城》中留下的那一抹婚姻的凉，惊悸犹在。可是，仍然有无数的人前赴后继走进围城，结婚、生子、过日子—在彼时的人们看来，人生的轨迹本该如此。
时至今日，什么是婚？什么是恋？却早已没有了标准答案。有了网络手段的飞跃，有了观念思维的开放，有了社会容忍的增加，婚恋方式“百花齐放”得让人眼花缭乱：有人同居试婚，有人跨国网恋，有人独身，有人“断背”，有人“丁克”，有人“一夜情”……各种新观念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增长汹涌而来，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的选项变得异常多彩。
与此同时，尊重人性选择、包容多元生活方式渐成主流。曾经，爱与不爱不重要，关键是娶或不娶；如今，结与不结不重要，关键是爱或不爱。当杨振宁与翁帆挑战传统的老少恋被世人所接纳，当“草结草离”流行，当婚前财产公证成为一种趋势时，人们赫然发现：在这个自由与平等空前发扬的时代里，一场以婚恋观念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变革正悄然发生。
恋爱：不再信奉爱情至上
“我单身，我碍着谁了？”林成钢在博客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真心喜欢的人，与其随便找个人过一辈子，误人误己，还不如一个人来得潇洒。”
旁人眼中的林成钢属于典型的“三高”人群：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生活中惟一或缺的，是在这样一个早该解决终身大事的年龄，还没有一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而在他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女朋友，下班后我可以上网跟朋友聊天、玩游戏或者去运动，一点也不觉得孤独，也没人觉得我有问题。”
但这样的潇洒，却很难被父母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万松书院替儿子物色“女朋友”，已成了林阿姨每周必修的“功课”。尽管效果并不理想，成功率很低，但为了儿子可能的幸福，林阿姨始终乐此不疲。
“见过几个女孩，没有感觉，话题也谈不到一块去。”林成钢拨了拨手上的手表，无奈地说，“之后类似的相亲也懒得去了，现在，我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享乐主义者。”
如今，像林成钢这般“炒基金养老、买小户型公寓、在堵塞的马路中开小排量汽车、把肯德基当餐厅”的自我享乐主义者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的字典里，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经步骤，如果没有爱，单身又有什么不可以？过去，30岁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传宗接代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逾此年龄的未婚者就会被认为是“异类”。而现在，“异类”的帽子早已被送给匆匆走进婚姻“围城”的人。
“这一代年轻人更愿意将婚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对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如分析，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感情需要等选择自己的婚期与伴侣。“当然，这并不表示年轻一代不再看重婚姻的形式，相反他们更强调新鲜、刺激，有纪念意义。”陈所长认为，由于年轻人文化程度和协调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活动的广泛深入，感情生活也面临着挑战，他们盼望更适合自己的伴侣。
“以前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街坊四邻、居委会、单位都会替他张罗。现在的年轻人观念都很前卫，不但自己不着急，谁替他张罗，说不定还碰一鼻子灰。”杭州某婚姻介绍所的一位婚姻规划师说，“在选择伴侣上，他们更看重的是感觉。”
对此，林成钢却并不太认同，这个“长不大”的男孩一再强调，找女朋友“感觉很重要，但关键还是要孝顺、善解人意，会体贴人。”无独有偶。林成钢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观点。早前，在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人品、才能、性格、外貌、身体状况分别列在当前年轻人择偶标准的前五位。如今，和祖辈 “政治挂帅”、“只嫁工人军人”，父辈“一米八以上”、“大学文凭”等选择条件不同的是，年轻人似乎更期望自己的另一半具有“正派宽厚”、“德才兼备”、 “善良温柔”等等特质。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恋爱也开始告别过去“地下工作式”的约会、满是“某某同志、革命敬礼”的情书而走向“8分钟约会”、“单身派对”、“电视速配”、“网恋”……
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宽松、越来越方便的恋爱环境而来的，却是持续降低的结婚率。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办理结婚登记945万对，虽然就上年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结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其中，一些人选择性独身，更多的人则像林成钢一样“被动不婚”。“社会从流动性不大的熟人社会过渡到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很多人都脱离了成长环境到异地学习工作，亲友和自身既有人际网络失效了。交际圈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表面看交友机会很多，但实际上相互了解并不深，可托付终身的人选也越来越有限。”有社会学家表示。
与此同时，“一夜情”、“未婚同居”等与恋爱自由化相生的婚前性行为，也开始趋于自然化。
“婚前性行为其实是加强双方了解的一个要素，只要不是滥交，没有什么不好的。”林成钢的朋友徐琦在一家报社做编辑，他身边的同龄人对婚前性行为基本上都不反对，而他现在正和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同居，双方家长也都知道。“我们都成年了，可以对自己的事负责，最主要的是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同。陈所长认为，由于丰厚的物质条件、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生理年龄提前，性早熟成为普遍现象，加上媒体性信息泛滥对性意识造成的刺激，年轻人青春期躁动比以前更为强烈。而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对婚前性行为的社会认可度也比从前大为提高。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试婚”现象。
小悠就是试婚族的成员之一。这个靠写字谋生的女孩，浪漫、相信爱情，又害怕失望。“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找的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这其中的变数太多。而结婚又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如果单纯从感情来考虑结婚与否，显然太理想化了。真正稳固的家庭基础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之上的，这包括我做的菜，他的工作能力，彼此的性格……”对于试婚，小悠用了两个词来描述：一个是身份，另一个是真实。所谓身份，是双方在一开始就确立了夫妻的关系；而所谓真实，是双方都在尽力营造一个家的氛围，惟一的不同，是财务的独立核算。“既然有试验的成分，所以未来也并不确定，一旦出现意外，双方谁也不愿意在钱上有什么纠葛。”至于“转正”的时间，双方早已约定，如果两年之后彼此感觉依然良好，就去登记拿证。
与小悠们觉得试婚有诸多好处相反的是，专家对这样的做法大多不能认同。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的李志海律师表示，“试婚”从法律角度来说，在财产和人身方面，都很难给予保障。对这个问题，小悠却很坦然，“坏处当然有，首先是这种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此外就是留给对方的空间大小很难拿捏，这滋味挺难受的。至于别人对试婚说什么，那倒不是什么问题。”
或许，在社会的裂变之下，任何传统都有被颠覆的可能，婚姻也不例外。
那么，在当前，在人们的眼中，这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庄严之事，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婚姻：合则聚，不合则散
1933年，老舍在小说《离婚》里写道:“革命青年一旦结婚，便会老实起来”。70多年后，这个观点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在日益开放的性观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逃离婚姻。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91.3万对，比上年增加12.8万对，粗离婚率为1.46‰, 比上年增加0.09个千分点。而与20年前相比，这个数据几乎是过去的4倍之多。
2007年，从上海、广州等地开始，年轻夫妻普遍暴露出婚姻脆弱的问题，“闪离”现象蔓延。根据杭州市下城区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小张的判断， “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已占到全部离婚人数的近1/3。”上海某区法院总结年轻人离婚现象后分析，依赖父母的独生子女们是高发人群，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料理能力差、缺乏忍耐和包容、对感情的幻想多于现实”，因此，“在婚姻生活中难以担当好一个丈夫或妻子的角色”。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的婚姻没有安全感，大多属于注重自我享受的“自由行”一族。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结婚或独身，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反正肯定都会后悔。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开始消除对离婚的恐惧，逐渐信奉“恋爱是追求；婚姻是追打；离婚是追问”的“箴言”。在杭州某邮政储蓄所工作的陈莉萍结婚 26年，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几天前，因为嫌丈夫嗑的瓜子壳儿弄脏了自己辛苦拖好的地板，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但马上又复婚)。“我实在无法容忍他的坏习惯了。”陈莉萍抱怨道，在离婚原因一栏上，她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个性不合”这个抽象的名词—
这正好印证了李银河的观点，这位著名社会性学家认为，婚姻基础不牢、婚后一方或双方发生过失、性格不合、性生活不和谐无疑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另一项可供佐证的统计也表明，在离婚家庭中，因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感情冷漠离婚的占六成左右，第三者的出现占近两成，剩下两成为性生活不和谐、夫妻社会地位悬殊等。
“离婚手续简化、社会快速转型和两性观念变化是离婚率高涨的重要因素。”有社会学家指出。
“当合伙的预期收益超过保持独身或继续寻找配偶所担负的成本时，个人便会选择结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说。而离婚，正是对这种交易方式的改变：虽然共有家庭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婚姻的风险太大，更多的人开始考虑在被套牢前赶紧平仓。并且，逃婚者的路径并不复杂。对人们来说，2003年 10月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只要带齐了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离婚的过程绝不会超过20分钟—广州一对“冲动夫妻”45天就离了两次婚。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专业化越来越高，社会流动增强，人的个性也随之增加，家庭的传统功能被弱化。“家庭的重要性和凝聚力随之降低，离婚率自然随之上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吴德清表示。
同时，现代人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婚外恋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人们对于婚外恋所持的看法也愈加倾向于接受和认可。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认为婚外恋“作为婚姻生活的一种情感补充，虽不道德，但可以理解”的人占25.3%，而总体上对婚外恋持默认宽容态度的共占38.8%。
“一旦人们的精神需求提高，夫妻间整合的难度增大，在婚姻外寻找慰藉的可能性也增加了。”有社会学家分析，“城市社会流动加剧、女性地位提高也为婚外恋的发生提供了条件。”然而，虽被宽容，这仍然是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每隔两年就产生新的爱情需要，则必须对此加以约束，以免它把自己和别人拖入无休止的悲剧性冲突之中。”恩格斯如是说。但事实上，依然有许多人，由于没有赶上好分好合的自由时代，在对此进行想象和教育时，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心灵不会出轨。与此同时，更多已经结婚的人仍然存在着“单身心态”，具有双重身份的他们，既是婚姻的拥有者，也是精神上的单身者—有的“自助婚”、“走婚”，有的施行“周末婚姻”、“伪单身”，也有的“试离婚”、做“半糖夫妻”—“我们要天天相恋，但不要天天相见，只需要悱恻缠绵，绝不要柴米油盐，有共同的生活经验，绝不用共同的房间”……
“半糖男”徐航海结婚3年，和妻子是同校不同班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二年，两人在杭州城北买了第二套房子。这时，妻子正式向他提出分居计划，他当时的反应是“一下子就懵了”。最后，徐航海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要求，决定先试一试。就这样，妻子什么也没拿，拎了个包，独自进了新家。而后，两人每周聚4 天，3天自由活动。对于被定义成“半糖夫妻”，徐航海说，现在状态不错，生活内容也丰富不少，“就当多谈几年恋爱吧。”
至于孩子，要不要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一堆问题则颇费思量。徐航海的母亲对儿子和“前卫”的媳妇只有一个希望：快生小孩，而且生两个，让家里人丁兴旺—尽管这对“半糖夫妻”还压根没有考虑过孩子的事。而在这个两代人矛盾的焦点问题上，徐航海和妻子都力主“丁克”—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的首字母缩略词，意为“两个人，没小孩的家庭”。但能“丁”多久，他心里却没谱，“我妈就我一个儿子，我能给她断后吗？……不过，现在还是顺其自然好了。”
和徐航海不同，李全兴选择将“丁克”进行到底更多考虑的则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结婚5年的他至今不要孩子，是因为在结婚后与妻子先后成为了“房奴”、 “车奴”，每个月都要向银行还3000多元的贷款。偏爱生活情趣的夫妻俩“痛并快乐着”，只有决定“牺牲”下一代，10年内不改变家庭结构。
“丁克家庭的成员一般夫妻双方大多有较高收入，学历构成100%都是大专以上。”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分析。随着社会越来越宽容，每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宽泛，合理定位适合自己的人生，并努力去完成，也成了很多人的追求。“不要孩子的年轻人可能会增加，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因为无论从人的动物性来说，还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人都是希望有后代的。”樊爱国说。
然而，尽管生育观念有回复传统的趋向，仍然不能否认，沿袭了几千年的婚姻观念已变得更加多元化，社会的细胞—家庭正发生着一场重大裂变：丁克家庭、再构家庭、单身家庭等层出不穷。转型中的社会变得宽容了，围城内外人们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减少了，许多人内心却感到更不安全，也觉得永远不能满足，困惑和迷失震荡着的，不仅是婚姻秩序，更是社会秩序。
我们的婚恋：被厌倦与被认可的
柯云路说，这是一个自由与平等空前发扬的时代，也是一个空前艰难的时代—社会转型仍处于进行时，价值观之多元化将长期持续。对与错，荣与耻，真理与谬误，没有清晰的界限，难以辨识。而对于以个人主义状态生活着的人们来说，最能体现这种艰难的，莫过于婚恋问题。
于是我们发现，在告别了“没有物质诱惑、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地位高低，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和两颗赤诚之心”的婚恋之后，当代人的婚恋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一，随着择偶标准越来越务实，择偶方式也越来越自主，一项统计表明，在当代人择偶方式的八个选项中，从第一位到第八位的选项依次为：“自由恋爱、自己做主”、“自由恋爱、父母同意”、“无所谓什么方式”、“通过媒人介绍”、“完全由父母包办”、“电视报刊征婚”、“通过婚姻介绍所”、“其它”。其二，性开放从表层走向深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鲁平在《1949—1999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一文中指出，青年对性的开放度正表现为性知识、性行为态度、人际性行为三个层次。其三，更注重婚姻的稳定性和质量。对婚姻关系宽容度的增加，正成为人们渴望在婚姻关系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保持婚姻的优良质量的体现。其四，对婚外恋的态度，既表现出极鲜明的传统性，又体现出宽容趋势。
婚恋观与婚恋行为多元化的背后，是双重转型带来的急剧变化—由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变化，而作为社会观念、文化之一的婚恋观及婚恋文化自然也将随之改变。
一方面，物质的丰富使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人们有了更多闲暇从事业余生活，也增强了一些功利化心理。另一方面，精神文化改变着全社会的婚恋观念：家庭是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满足自己“心理—文化”需求的单位，而不是传宗接代的组合；夫妻关系取代了亲子关系，在家庭中居于轴心地位；女性不再是依附、生育的工具，而成为平等的独立个体；人们对新生的婚恋现象态度越来越宽松，大众舆论关注重点发生转移，不再仅仅关注个人隐私，更多的是公众利益。此外，自我意识觉醒带来了人们性意识的觉醒，乃至出现性意识产生低龄化、对性爱质量的追求、婚姻中责任向爱情的转变、在婚姻中个性意识的追求，等等。
事实上，与老一辈人相比，现代人显然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如今，婚姻不再是从众行为，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调查表明，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当代人也更多了一些理性和冷静。对婚姻，他们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也能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逐渐地，收入多少、对家务的投入、是否生育等不再受到格外重视，双方更注重的是如何保持亲热，遵守婚姻协议，互相谅解，创造一个舒坦、静逸的安乐窝。
此外，不难预见的是，随着转变观念的人的增多，诸如此类的婚恋新内容成分也会越来越大。在不触犯法律、不伤害他人情况下的种种婚恋行为，即使现在得不到理解，也终将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摒弃一些不良婚恋动机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些新现象。”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表示，“当然，它并不会完全代替传统模式，主要的婚姻家庭模式还是传统的，也是我们大多认同的主流婚姻价值观。”
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
有这样一段故事。16年前，冰心老人曾问作家铁凝：“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回答，“还没找呢。”这时90岁的冰心老人劝告她：“你不要找，你要等。” 16年后，50岁的铁凝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华生。“自己从骨子里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人，对婚姻的期待比较高，也才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我宁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凑合的婚姻。婚姻跟人的好坏没关系，好人非常多，但他不适合你，可能你也不适合他，这就是情感的难处。”在经过了多年的等待后，铁凝最终下定决心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相恋多年的爱人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
铁凝没有透露他们相识和相爱的时间，双方都否认了一见钟情。“对相爱的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心灵相通，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契合，这是幸福的前提。”华生说。
在此之前，铁凝和华生跟朋友有过一次旅行，在苏州的山塘街—苏州最古老的街，铁凝和华生一起听评弹，听《杜十娘》，也听《太湖美》，但是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根据陆游和唐琬的词改编的古曲《钗头凤》。台上一男一女两个艺人，端庄、清雅和凛然，他们的吟唱深切哀婉。两个心怀爱情的中年人，听着陆游和唐琬的爱情绝唱，听到“内心温湿柔润”。
也许，婚姻会在流逝的岁月中嬗变，但渴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与稳定，依然会是永恒不变的旋律。这一点，我们无须怀疑。
直击中国婚庆经济：“幸福行业”的纵向观察
古诗云：“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中国人向来很重视“红白喜事”，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婚庆和送葬。特别是婚庆，更被看重。《醒世恒言》里写道：“小户人家办个酒都得破费千儿八百银子，何况是为官人家。”
时光流转，很多历史的痕迹都已被岁月掩埋。但对婚庆的狂热追求一直深扎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经济再困难的人，轮到自家人结婚，总得上酒店“办几桌”；平时再吝啬的人，一碰上亲戚朋友结婚，无不“慷慨解囊”送上礼金，“这时候都不送，面子上不好看”。
在当今这个追求经济效益、崇尚商机的社会里，商家自然不会放过婚庆这块“天然”的大蛋糕，所谓的“幸福行业”应运而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庆业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地办个酒、拍个照之类。在利润最大化前提的驱使下，婚庆服务变得更周到、更丰富、更商品化。
实际上，新兴的婚庆产业就是传统意义上仅注重婚庆典礼的婚庆行业的延伸与扩充。它不仅是一个涉及行业面广的服务综合性产业，而且是一个消费高峰期非常集中、非理性消费且消费额高的产业。有关专家介绍说：目前，婚庆产业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产品服务型商业模式，如独立的婚庆产品生产销售商、婚庆服务提供商等；一类是品牌型商业模式，如品牌连锁、网络营销；还有一类是整合型商业模式，如婚博会、结婚展等。
那么，现今的婚庆产业市场到底怎样，目前还有哪些弊病，将来的前景又在哪里？
市场：年轻人的产业，三千万元大蛋糕
带着这样的问题，观察记者走访了杭州几家著名的婚庆公司。杭州罗马假日婚庆策划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十·一”节期间的工作日程，提前半个月就已经排满。“期间我们大概要为三四十对新人策划婚礼。公司业务面向的是高端市场，所以收费自然也不会太低。不过我们为新人安排一整套的高质量婚庆策划方案，并以‘一条龙’服务打造婚庆品牌。”
在杭州五月花婚庆中心、杭州风尚婚庆中心等大型婚庆公司，记者也了解到了类似情况—长假期间，婚庆定单已满。不少新人为了办一次风光、有面子又有特色的婚礼，肯花大价钱请婚庆公司全程安排。
中国婚博会产业调查中心的廖俊国主任说，婚庆行业的火爆“已非一日”。一到休假日，婚庆公司都会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五·一’和‘十·一’这‘双节’，各大婚庆公司的场地、司仪、摄像师资源等就会出现短缺情况，不得不招聘大量兼职人员。
廖俊国认为，婚庆行业的高速发展源自当代年轻人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婚庆之所以成为朝阳产业，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结婚的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年轻人思想变化快、观念新锐，作为服务这一群体的产业，婚庆自然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年轻人对文明、时尚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直接影响着婚庆市场的走向。 “粗略统计，去年进入婚庆公司的新人比例占新婚夫妇的30%；而去年进入婚纱影楼的新人已从90%下降到70%。重视效率的年轻人宁可多花点钱‘一步到位 ’，所以传统的婚纱摄影等独立服务已经不如‘一条龙’的婚庆服务‘吃香’。”
河南省婚庆服务业协会秘书长李建琪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婚庆产业已成为目前最具前景的朝阳产业。所涉及的直接和相关行业至少有60多个门类，包括婚纱影楼、餐饮旅游、摄影摄像器材、各类家居用品、美容美发、银行贷款、保险理财等，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搞好了，可以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根据去年公布的“中国结婚产业发展调查报告”数据：全国每年有1000万对新人结婚，与结婚相关的费用达2500亿元。其中，88.40%的新人需要拍摄婚纱照；49.14%的新人计划请婚庆公司为他们举办婚礼；78.74%的新人准备到酒楼举办婚宴；36.83%的新人要为新娘购买婚纱； 67.66%的新人将安排蜜月旅游。“一辈子就那么一次，掏这个钱，新人们愿意”。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庆行业委员会总干事史康宁则认为，2500亿元的市场规模还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值应该等于甚至超过3000亿元。史康宁向记者提供了另一份新人人均消费结构表：影楼婚纱照3484元，结婚珠宝首饰5577元，婚纱礼服2007元，婚庆礼仪7610元，喜宴水平(不含酒水) 1024元/桌，新居装修56998元，蜜月旅游9227元，家用电器16680元，家具17494元,这些新婚消费已达139557元。这还不算新婚购车消费、购房消费。“数者合力，构成中国结婚产业的巨大潜在市场。其产业规模不可限量。”
但在目前，这些足以让人咋舌的市场需求数据和巨大的产业链条，是被怎样的产业现状支撑着呢？
弊病：与庞大的需求不相称，市场欠规范
中国婚庆服务业协会的抽样问卷调查显示，对婚庆公司表示基本满意的仅占10%左右。
河南郑州一婚庆公司老总何辉说：“目前，婚庆行业无论在产业规模、服务水平还是品牌的号召力上，都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无序的婚庆市场与巨大的“产业蛋糕”形成了鲜明对比。
造成婚庆行业的发展无序原因有很多，客观上来看，婚庆产业有着时间差分配不均的先天瓶颈。周末和假期的时候就恨人员少，公司职员恨不得都长出三头六臂。平常的日子却没有事情干，整个公司都成了“闲置资源”。 “从行业角度来看，公司想要节省成本的惟一捷径就是人员结构兼职多、专职少，但这又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婚庆服务起点低，人员流动性大。”一位婚庆服务公司负责人不无苦恼。
缺乏行业规范也是目前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婚庆行业的门槛比较低，上级部门缺乏统筹管理，又没有强有力的“硬标准”控制，只要会说几句台面话，懂点行规，有一台摄像机，掌握一点操作技术，便可以开张。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只有上海、河南和无锡成立了婚庆协会，其余地区婚庆行业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正是因为素质不高、缺少创新，造成了整个行业的大范围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
主观上来看，很多婚庆服务公司的服务过程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消费陷阱。
首先在婚礼摄像上，一般有单机位、双机位、多机位现场切换等多种讲究。通常情况下新人们会选择单机位婚礼摄像。单机位婚礼摄像标价为300元左右，但在整个婚礼下来后，开销可能就远不止这个数了。300元通常是一定时限内费用，超过时限要追加收费。
其次是素质高的司仪凤毛麟角。大部分司仪的说辞千篇一律，有的司仪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让婚礼大为失色。另一些司仪为了不被冷场，用低级庸俗的 “段子”逗笑来宾，结果适得其反，让人反胃。有着另一个“资深司仪”身份的史康宁对此深有感触：“很多所谓的司仪，没有经过任何培训，不过把背好的台词在每个场合重复‘播放’，大大降低了婚庆的期望值。”
另外，不少婚庆公司提供的婚车车源极为复杂，多为凭借各种关系临时找车充数，少数高档车甚至来自于揽私活的公车司机，这样遇到意外情况用车自然无法保证。
刚刚在今年“五·一”结婚的企划师小张，就向记者反映了办酒那天被婚车租赁公司“黑”了一笔的过程：“当时我和老婆想难得结婚一次，租辆加长的婚车风光一把。跑了好多婚车租赁公司，对方的报价都在1400到1500元一天。但有一家婚庆公司却给了我们1000元的低价。我老婆结婚前是幼儿教师，夫妻俩都不能算太有钱，能省则省，也就订了这家公司的车。但在结婚当天，他们却告诉我‘婚车遭遇车祸’不能参加婚礼。要我们再加600元钱，换另一辆新车。当时亲戚朋友都等着了，不可能临时去找车。”就这样，小张被迫拿出1600元的高价租金。
业内人士称，这类伎俩，常被一些不正规婚庆公司所使用，其本质就是利用了新人们的贪便宜和好“面子”心理，实施商业欺骗。归根到底，还是婚庆行业缺乏必要的管理约束所致。
前景：多项措施跟进，跨行业联盟是趋势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生育的高峰期，人口的出生率达到了21%。这21%的人口从今年开始将陆续进入结婚期，会给行业带来巨大的利润和市场发展空间。未来几年，这些“80一代”都将陆续步入婚礼殿堂，婚庆这块蛋糕，只会“越吃越大”。
有人预测，未来5年中国婚庆消费额有望在此基础上再翻一番，未来5年将是婚庆产业的丰收年。所以，总体来说，婚庆产业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所以，现在整顿婚庆经济的发展，倡导“幸福产业”走向规范成熟，为时未晚。
中原婚博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宋建勋，提倡以产业博览会的形式控制市场：“目前全国各地很普遍的‘婚典’、‘婚博会’活动，都旨在通过展示和推介名优产品和正规企业，利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规范和净化整个市场。同时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婚庆行业的产业链，催化散乱无序的市场向规模化、正规化转向。”
但实际上，成立几个婚庆协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把婚庆市场的潜力真正挖掘出来，带动相关产业的活跃发展，刺激和拉动消费，还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整合、优化配置市场资源，以专业化、个性化、特色化来进行有序的市场竞争。要想达到更大力度的产业净化，国家相关部门提高准入门槛，制定出台相关标准迫在眉睫。
据悉，婚庆行业委员会去年已接受了国家民政部的委托，正在制定一个行业规范，涉及到婚庆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标准、考核、安全等等。这无疑为婚庆业界传来一个积极的信号。
还有人提出了更先进的“主动规范市场”的手段，上海市场营销网“海派营销”首席策划钟明博士分析说：崇尚婚礼品牌、丰富婚庆形式和细化行业分工发展是近年来婚庆产业的发展趋势。要提高婚庆产品和服务质量，行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是一条出路。具体操作中，可以以产品、服务为纽带结成一种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网链，用产品与服务结合的需求拉动型产业链，派生出多种产品与服务。最终在婚庆各项服务之间形成一个链条，商家共享资源。
目前，已经有敏锐的投资者将目光放在了有关婚庆的各个商家身上，想通过“联盟整合”的方式将各个婚庆服务商家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服务终端，直接推向消费者。河南省婚庆服务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策认为：“市场化的问题必须由市场自身来解决。婚庆经济所涉及的直接和相关行业有70多个，几乎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正在一一与这些专业行业协会联络协商，争取用自身机构的优势形成一个链，把这些行业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婚庆平台。”
据悉，以婚庆服务业协会的形式进行婚庆行业联盟整合，在国内目前只有上海进行了尝试。另外，上海、北京、深圳等地近来出现了一批以婚礼综合消费为主体的行业投资项目，并引入了先进的市场经营模式，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去年2月，为新人提供婚礼各个阶段服务的婚庆综合服务机构上海天意婚庆广场开始向全球婚庆企业招商。该广场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婚庆产业综合生态商圈，产业规划从多个角度实现婚庆业上下游的全面整合。开发商表示，天意广场主要借鉴了国外商社的模式，在一个区域集中形成产业链，将婚礼各个环节的产业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了产业资源的整合、产业经营创新、产业资本运作等等。
无独有偶，去年底，深圳世贸商城全面转型，转型后将成为深圳第一家婚庆主题商场，涵盖婚俗文化、婚纱摄影、婚庆宴席等等，即将开业的商场将提供 “一站式”服务，所有与婚庆有关的项目都可以“足不出场”安排好。据悉，转型后的世贸商城铺位租金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开始看涨。另外，北京109百货也从去年底开始调整，将以婚庆、婚纱摄影及摄影器材主题广场代替百货业。业内人士还认为，婚庆行业打破无序竞争,充分利用资源，跨行业联盟将是一个大的趋势。跨行业联盟，不乏这些成功范例。
目前，已经有很多日、韩、美等国的婚庆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婚庆品牌，它们来势汹汹，主要争夺中国大城市的婚庆高端市场。中国的婚庆企业应及早在专业化服务上下功夫。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容，行业标准会逐步形成，婚庆服务的细化程度也将会进一步提高，未来婚礼产业化服务、跨行业联盟将成为必由之路。
父母包办相亲是提高婚恋效率还是“开历史倒车”
今年“七夕”节时，带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众多丰富多彩的相亲盛会在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浪漫上演。说是相亲大会，实际上到场的年轻人很少，大部分替儿女当“红娘“的父母已俨然成了相亲会的主角。对此，很多儿女们却并不领情。
有人认为：“父母包办相亲”在省了儿女时间的同时扩大了双方的选择面，并可让年轻人更好地投入工作；也有人认为父母此举是“开历史倒车“—长辈不应过多干涉晚辈的恋爱婚姻。那么，“父母包办相亲”究竟是提高婚恋效率还是“开历史倒车”呢？
相亲者众众 结亲者寥寥
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的一场相亲戏一定让很多人仍记忆犹新。男主角孤零零一人坐在中间，面对的是以女方母亲为首的浩浩荡荡十余人的评审团。虽然电影里的场面近乎夸张，但确也反映了社会现实。
每逢周六，在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结缘的杭州万松书院的相亲会上，便聚集了众多为儿女找对象的父母。两个大妈照面，先“狡黠而默契”地微笑着注视对方3秒钟……然后，一方说：“你儿子还是女儿？”另一方回答：“儿子。”第一个大妈接着问：“有没有房子？多大的？什么地段？”如果这时另一方回答的是 “没有”，或者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出现了一个市郊的名字，对话便嘎然而止。这样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场相亲会上反复出现。
揣着儿女照片、学历证书或护照等证件的父母，早在前几年就已经成为相亲会上的主力军。他们作为未来女婿、儿媳的第一位面试考官，都希望这样做能为忙于工作的儿女减轻负担。
父母充当儿女的替身，促使了相亲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然而，父母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婿或儿媳的信息，却常常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大部分儿女对父母“开历史倒车”的“包办相亲”，几乎一开始都持否定态度，后来渐渐转为不反对也不理会。
据了解，虽然每次相亲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父母来替子女相亲，但成功率一直很低，几乎不到1/10，而相亲后成功结婚的就更少了。相亲者众众，结亲者寥寥，也许是与会者们一周一次的“审美疲劳”，导致了目前颇具人气的相亲会产生如此结果。
在杭州某公园的一次相亲会上，一位家住萧山的于大伯说，为了儿子的婚姻，他已联系了100多位女孩与儿子相见，但儿子因各种原因还是与这些女孩都无缘定终身。另一位张大伯感叹：“我女儿是海归硕士，在机关工作，还有住房，这样的条件可不能随便找，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啊！”
遵父母之命是“开历史倒车”吗？
据有关部门统计，杭州市适婚而未结婚的人数约有20多万，其中男女的比例约为2∶3。人们还将“大龄白领择偶难”的七大因素概括为—选择面太窄、工作太忙、对对方要求较高、对未来婚姻感到恐惧、重视学业事业忽略生活舒适浪漫、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异性交往以及社会环境等。
在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结缘的杭州万松书院的相亲会上，几乎每期都是女多男少。很多家长苦叹：要找个合适的女婿实在太难了！该相亲会发起人陈建农说：“有些家长问我，优秀的男孩子都跑哪去了，你们怎么不去想办法组织一批优秀的小伙子来这里啊。这种心情我深深理解。现在的情况是女孩家长越来越多，而且女孩的年纪也越来越小。”
23岁女孩小梅的母亲开的基本条件就是对方必须要有房子，必须要176厘米以上，必须年收入在15万以上。小梅大专毕业后在省级医院做护士，人长得很漂亮。她妈妈说：“我们的优势就是年轻漂亮，所以要好好挑一挑。”在父母的介绍下，小梅曾经对上了一个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对方的条件基本上都符合，不仅有房有车，年收入几十万，而且小伙子选择对象的标准，就要求年轻漂亮，也似乎“门当户对”。可这小伙子的工作实在太忙，几乎天天加班，让小梅没了心情。虽说两人交往了3个月，可在一起就几次，平时都是通过电话来交流的。最后小梅的妈妈得出一个结论：不要找优秀的事业型男孩，要找个家庭型的优秀男孩。
传统婚姻中需要“三书六礼”，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并不喜欢繁缛礼节。有的父母为了儿女的终身幸福，去对方小区或单位“调查”；还有一对医生父母要在相亲现场为未来的儿媳验血，说“两人结婚，血型匹配很重要，这个验血关，我要亲自把”。
父母之命难违，这应该是现代很多单身青年骨子里的传统渊源。在“可怜天下父母心”与“尊重自我感觉”两者之间，很多人常常会感到困惑—一方面是父母，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去相亲则会让他们伤心；另一方面是自己，自己的喜好感情又没法说个准数，父母找的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如何处理好这一平衡的艺术？不仅是儿女们必须面对的难题，也让每一场父母相亲会平添了更多的戏剧性。
陈建农强调：“来这里替子女相亲的父母大都将物质放在第一位，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可。也许现在整个社会的虚荣、攀比程度在加深，但从我接触和了解的情况来看，60%的子女仍认为‘感觉’还是最重要的。”
杭州的一位高级婚姻家庭指导师认为，所有来万松书院的家长都是为子女来谈婚论嫁的，但他们往往忽视儿女的要求。家长过多地关注对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作为追求浪漫、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其实更需要的是对人生最美好的体验—那一段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经历。两代人关注点的不同直接导致他们“审美感受”的差异，于是产生的结果与提高婚恋效率的初衷恰恰相反-家长看重的，子女往往不满意，子女看重的，家长又反对。
浙江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金主任说，撇开感觉来说，父母与子女在选择上有代沟，子女们有自己的想法，但父母在今后小家庭的位置毕竟是不能取代的。
相亲会不能以结婚为目的？
与万松书院同样热闹的，还有浙江红娘网从2006年开始在黄龙洞公园举办的现场相亲。这里每周六举办一场中型相亲咨询会，每月还会有一次大型的 “浙江红娘日”活动，平均每次参加人数逾3000人，单场最高人数超过5000人。2007年5月，杭州太子湾公园等也开始举办类似的公益相亲活动。
杭州本地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并不赞同父母相亲的形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年轻人自己知道，老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过，这位教授的同事却与他观点不同：父母相亲会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万松书院相亲会发起人陈建农在一篇名叫《一个母亲的忏悔》的手记中提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过去对儿子的婚事干涉太多，不喜欢儿子找的对象，愣是“棒打鸳鸯”。儿子由此对母亲有了逆反心理，对母亲介绍的女孩子，不论对方人品好坏，一律冷淡拒绝。如今，儿子已经快40岁了，还是单身。“这是发生在万松书院相亲会上的典型故事，也许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陈建农感慨。
浙江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金主任认为，参加相亲会，不能以一定要找到另一半为目的，而是应以交朋友、拓展交际圈为主。现代青年结婚时间的推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婚姻观的改变，也是他们对婚姻的慎重促使的。父母参与的相亲大会是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更是对相亲方式的一种探索。
陈建农表示，婚姻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相亲会为年长的父母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许这正是包括万松书院在内的相亲会能持续下去的重要原因。而相亲会作为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更应该以公益为主，利益为辅，希望多些真善美，少些金钱欲。
从文艺作品看婚恋变化
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所以，通过各个时期的文艺作品来看当时的婚恋特征，是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历史时期太长，相关作品太浩淼，我们无法一一细致展开说《诗经》时代的“关关雉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婚恋爱情，也无法细说杜甫时代的新婚燕尔夫妻分离丈夫被抓去充军的苦楚，亦不能细细品味《西厢记》里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恋、《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梁祝》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绝恋、《沈园》中陆游和表妹唐琬的“错错错”，更难以展开评论名著《红楼梦》里的爱情描写……这样吧，我们还是撷取近代中国以来的一些文艺作品来看婚恋的变化特征吧。
如果要说到爱情，五四时期是大声呐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时期，在封建中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下终生大事的婚姻死水上掀起了几丝微澜。毛泽东当时为一位因包办婚姻而死的女性而写的批判檄文震动时人。鲁迅的《伤逝》对于涓生的爱情和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写得非常准确。反映那个时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写出了那个时期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道路抉择与婚姻恋爱的选择是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这与电影《大浪淘沙》反映民国北伐时期的政治道路选择和爱情选择互为关联方面有些类似。在那段时间前后，有电影《十字街头》里低层人朴素纯真的浪漫爱情表现，也有借外国话剧《娜拉》而反映中国女性婚恋何去何从的复杂爱情艰难抉择的呐喊。《早春二月》也是反映那时年轻人爱情选择的一篇。其中，那时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一代中国青年把它当作冲破封建追求幸福的鼓舞。
曹禺的《雷雨》写了当时压抑和扭曲的爱情，《日出》则写出了当时上海滩纸醉金迷生活中一些人情感的异化。而茅盾的一些作品则写出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苦于“城市太喧闹，而乡野太冷僻”无所适从的状况，他们对于婚姻爱情的追求也往往很迷茫彷徨。《子夜》里的情感描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局面。巴金的《寒夜》，也是一段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凄美的婚姻情感故事。
在这段时间的文艺作品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婚恋有着受政治道路选择、生存方式选择、价值观念选择的极大影响这一特征。因为人生前途的迷茫，爱情婚姻也不可幸免地带上了迷茫彷徨的色彩，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前途，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爱情和婚姻。那时爱情婚姻的主要特征是面对不同政治立场、观念价值取向而陷入艰难复杂的抉择。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一切以抗日为主，爱情婚姻也与此主题紧密相连。后来的电影《黄河绝恋》、《红高粱》、《滚滚红尘》等有一些这方面的侧面描写。而长篇小说《围城》则是写那个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爱情婚姻的代表作品。
《小二黑结婚》，第一次写出了中国农民追求全新生活的朴素的婚恋感情。
解放后的文艺作品对婚恋的描写，也往往都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比如写上海国民经济改造时期的《上海的早晨》，描写解放军进城后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资本家女儿以及交际花对解放军战士的勾引，战士不为所动。后来所拍的《心灵深处》写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爱情生活。近期拍摄的《云水谣》也有一段反映抗美援朝时的爱情片段。眼下热播的电视剧《我在天堂等你》反映的就是当年解放西藏、援助西藏、扎根西藏时部队女兵与官兵的爱情、婚姻故事。婚姻恋爱与祖国需要、组织安排连在一起，人们的观念难得的质朴而纯洁。而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则写了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群年轻人在建设祖国的战斗中的爱情故事。“樱桃好吃树难栽”，幸福靠辛勤劳动创造，正直、诚实、勤奋、爱劳动、争做贡献是当时选择结婚对象的主要标准。电影《五朵金花》里劳动女性的爱情成为一代年轻人羡慕的目标。电影《阿诗玛》里“我陪阿诗玛回家乡”的纯真爱情又羡煞了多少艳羡的眼睛。而《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爱情，让多少人都想像阿米尔那样，向着爱情勇敢“冲”！
毫无疑问，解放后的婚恋都与当时的时代特征紧密连在一起，人们追求的是劳动创造世界、建设创造未来的理想，爱情对象品行标准就是以卫国英雄、劳动模范为榜样的。婚姻恋爱的观念非常纯真质朴，追求保卫建设祖国的美好理想，精神追求是主要的，很少有讲究物质的铜臭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爱情在文艺作品里消失了，以至后来的国人都不知道有爱情这回事。革命样板戏里，全是高大全的革命形象。爱情被阉割了。
经过了漫长的压抑时期，冰雪融化，阳光灿烂，文革结束后的文艺作品里爱情之花怒放。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写了一个学生偷偷看爱情小说以及班主任如何对待这事的故事；电影《生活的颤音》描写了四五清明纪念周恩来逝世时一对年轻人的深沉爱情；电影《庐山恋》则写了一对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年轻人的恋爱；电影《天云山传奇》反映了文革时期女人在爱情和政治面前的选择；《燕归来》也是写文革中历尽磨难的爱情婚姻故事；电影《巴山夜雨》里，右派与妻子不能相爱，天各一方；电影《小街》里，黑五类的女儿女扮男装，与一邻居男青年之间的友谊以及朦胧爱情催人泪下；电影《我们的田野》，则描述了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爱情，如歌如诉；小说和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也是刻画知识青年爱情故事的，凄美无比；王安忆的小说《当长笛SOLO的时候》、《本次列车终点》、《倾城之恋》都写了文艺青年、回城青年特有的爱情；而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反映了没有爱情的一个时代……
那个时期的爱情，主要反映文革以来特有的政治背景对爱情婚姻的冲击，一片凄凉，伤痕累累。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对人们心灵的摧残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人类不可忽缺的爱情。此时的文艺作品，压抑过后是爆发，不吐不快，满纸泪花，遍地伤情。
随后，描写改革开放时期爱情的文艺作品多了起来。理想的主人公应该是好学上进、为四化争做贡献者。比如电影《瞧这一家子》里刘晓庆扮演的营业员因为不敬业而不被公公、婆婆欣赏；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里改革的青年受追捧；《快乐的单身汉》写了一群工人的爱情生活；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描写的则是农村改革中的爱情故事；电视剧《渴望》歌颂的是贤惠，谴责的是负情。而一些新问题也被反映出来。比如电影《大桥下面》里女青年因有私生子而生活艰难；姚云编剧的《谁是第三者》反映了第三者的问题。
此时，港台影视和歌曲对内陆的冲击不小。电视剧《上海滩》里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情醉倒了多少人，电影《甜蜜蜜》里的爱情又打动了多少人。琼瑶笔下的至上爱情成为一些人的梦想。邓丽君的歌，还有当时流行的卡拉OK里的歌曲中爱情的内容，成为年轻人内心爱情的一部分。
上个世纪90年代，主旋律影片的分量增加。我们所看到的爱情往往也是大背景下的片段或插曲、副线。深刻爱情的作品不多，大概跟这个时代人们普遍追求物质有关。倒是一部来自国外的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感人至深的爱情倾倒了大江南北的男女老少！
而在电视剧中则有了不少爱情故事。比如海岩的系列作品《死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还有王海翎的《牵手》、《中国式离婚》。
现在的爱情婚姻故事，往往都与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紧密相连，比如面对婚外情如何处置，面对财产纠纷如何应付，面对贪官腐败带来的家庭危机如何收场，面对法律纠纷夫妻如何相对等等。爱情，不再是一个纯真、单一的话题，而成为一个与物质、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复杂命题。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知道，无论任何时代，爱情和婚姻都不可脱离当时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它们受着社会潮流的巨大影响，从来就没有什么脱离社会现实的象牙塔真空里的爱情和婚姻。因此，研究爱情和婚姻，离不开对当时社会的研究。要有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必定首先要有美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因此，想要创造美好的爱情婚姻，首先还是要创造美好的社会环境。而一个人个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却是决定爱情婚姻是否美好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为任何人都脱离不了爱情婚姻，而爱情婚姻又如此复杂而多姿，才会成为作为“人学”的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而这些作品都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特征。要了解每个时代的爱情婚姻特征，通过文艺作品来观察，也不失为一种便捷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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